盛德如海 大公至正——讀《難忘的二十年——在習仲勛身邊工作的日子裡》有感

盛德如海 大公至正

——讀《難忘的二十年——在習仲勛身邊工作的日子裡》有感

聶公佐

“他的胸懷像大海一樣寬闊，人品像青山一樣崇高”，他傳奇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英勇奮斗、無私奉獻的一生。作為黨員干部，通過品讀《難忘的二十年》一書，追思習仲勛同志“一生光輝、歷經坎坷”的奮斗歷程，我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忠誠二字的責任和分量。

再次滿懷敬仰地打開了《難忘的二十年——在習仲勛身邊工作的日子裡》一書，我伏案細讀，心緒久久不能平靜。本書作者張志功同志在“文革”前和改革開放后先后兩次擔任習仲勛同志的秘書，前后加起來正好20年，是習仲勛同志光輝歷史的目擊者和見証人。在書中，作者回顧了同習仲勛同志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日日夜夜。全書篇幅不長，文風朴實，亦如習仲勛同志的為人——純朴、簡單、真實。翻開書頁，同作者一道感受習仲勛同志的喜怒哀樂、嬉笑怒罵，感受他起起伏伏、波瀾壯闊的一生，令人不禁動容感慨。

惟其忠誠方能信仰篤定，信念如山

信仰必經萬般委屈而不悔，忠誠必經嚴峻考驗而不改。沒有堅定的信仰信念，忠誠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品讀這本書，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什麼是信仰信念，什麼是忠誠堅貞。該書開篇就講了習仲勛同志蒙冤受屈的那段艱難歲月。1962年9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身為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因“小說《劉志丹》問題”遭誣陷，被扣上“習仲勛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等莫須有罪名，受批判、審查長達16年之久，其間竟有7年沒有見過家人。但在這樣一種痛苦無處訴的情況下，他仍以頑強的意志堅持學習理論，堅持鍛煉身體，相信自己的問題一定能夠得到公正解決。艱苦生活的磨練、身陷囹圄的磨難和種種不公正待遇，沒有改變他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沒有改變他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忠誠，彰顯了一個真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堅強品質和崇高氣節。1978年4月，在還沒有得到公開平反的情況下，他服從組織決定，毅然南下廣東省委主持工作，毫不計較個人的委屈和得失，用行動踐行了自己的承諾——“一個共產黨員，還有什麼比能為黨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書中還記錄了一段他和好友班禪的對話，習仲勛和班禪的冤案在平反后，老友重逢，感慨萬千。班禪很不安地說：“因為我的《七萬言書》，把你給連累了，真對不起。”習仲勛同志卻對他說：“這不是誰連累誰的問題，我們都受到了鍛煉和考驗，增長了見識，黨對你是了解的。”朴實的話語，透著對黨的無限忠誠，表達著對組織的無比熱愛，令人肅然起敬。人生能有幾個16年啊？習仲勛同志完全有理由為自己所遭受的不白之冤表達自己的委屈，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把“16年冤屈”當作“鍛煉和考驗”，始終對黨保持忠誠之心。支撐他至死不渝對黨忠誠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麼？是信仰。是信仰決定了他沒有把職位用於謀求個人利益，而是用來為黨工作、造福人民﹔是信仰決定了他把個人榮辱寓於黨的事業，始終把組織需要和組織安排置於個人意願之上。

惟其忠誠方能秉持真理，矢志不移

習仲勛同志是從實踐中成長起來的群眾領袖，最懂得實踐的重要性，最講實事求是，不論什麼時候都講實話、講品德、講良心，更講黨性，從不說違心話做違心事﹔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認為既然是錯誤的東西，不管來自誰的決定，不管有多大壓力，都要徹底糾正。他在廣東平反冤假錯案時，以革命家的勇氣，以雷厲風行、一抓到底的作風，頂住層層壓力，堅持實事求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在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問題時，有人問他“有人說你為‘地方主義’翻案，你知道不知道？”他擲地有聲地回答：“知道，我做這件事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是把平反‘地方主義’搞成。”他在廣東主政3年期間，通過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使多達20萬干部群眾得以平反昭雪，而當時他自己的冤案還沒有得到公開平反。他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和堅持真理的革命情懷，也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感染了他的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后，他的秘書張志功也遭到秘密逮捕，被隔離審查了近兩年時間，歷經苦難折磨，但他牢記習仲勛同志的教誨，始終不為自己過關而歪曲事實、無中生有。這就是黨性，就是忠誠，就是共產黨人的堅貞和偉大。此情此景，今天讀來仍讓人不禁潸然淚下。

惟其忠誠方能大公至正，胸懷天下

對黨忠誠必然涉及“公”與“私”的問題。隻有一心為公、事事出於公心，才能坦蕩做人、謹慎用權，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習仲勛同志從入黨的一刻起就將一生獻給黨和人民，從不將個人利益凌駕於黨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有時甚至因公廢私、公而忘私。1944年，他在新婚燕爾之際就對妻子說：“從此以后，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願陷在小圈子裡，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顧不了你。”解放戰爭時期，夫妻相隔幾百裡，長時間不能團聚，他常常隻能寫信給妻子，一面傳遞思念之情，一面鼓勵她安心在基層工作。有一封信是這樣寫的：“農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上世紀80年代初，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那時有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響經商，有的違法亂紀，在社會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嚴重損害了黨的威信，他對此十分憂慮，認為糾正黨風，首先要從自己做起、從自己的家屬做起，因此治家很嚴，甚至有些不近人情。1983年，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光英籌建“光大公司”，想調習仲勛同志的女兒乾平去工作，他謝絕了，說：“你這個‘光大’公司名氣太大，眾目睽睽，別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還是不要調她去為好。”他還嚴肅而委婉地開導女兒：“人隻要有本事，在哪裡都可以發揮作用，就怕你沒有本事。因為我的身份，你去‘光大’難免會有議論。你是我的女兒，就要學會低調做人。”作為一名丈夫、父親，對妻子、兒女的愛是真摯而純粹的，特別是多年的革命生涯、起起落落，愧欠家人太多太多，如何彌補都不為過，但作為一名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在黨和國家的利益面前，個人情感拋之一邊，即便調動工作這等小事都不講情面。看似絕情實則大義，他是真正用堅強黨性和不二忠誠支撐自我的大寫的共產黨人。

惟其忠誠方能不忘初心，心系蒼生

共產黨員對黨忠誠，就是對人民忠誠，就是踏踏實實地為人民干實事，向人民交出滿意的答卷。“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習仲勛同志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農民那種勤勞、勤儉和朴實無華的作風。他幾十年如一日，過著簡朴、平常的生活，卻時時牽挂著基層勞動群眾的疾苦，始終“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認為人民群眾的事情，不論大小，都是國家大事的體現，都要認真對待，馬虎不得。1960年3月，革命老區陝西省耀縣黑田峽大隊派人到河南洛陽購買膠輪馬車，途經澠池縣時，被疑為投機倒把，人被扣留，款被沒收。他得知后，詳細詢問了事情的經過，親自調解澠池縣退還了被扣的馬車款。他視人民群眾如父母，始終以熾熱之心為人民群眾服務，甚至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依然初心不改。1967年，在被批斗期間，他還兩次上書毛主席，反對“文攻武斗”，建議恢復春耕生產。這樣一位被紅衛兵看管、失去人身自由並遭到輪番批斗、身心極度疲憊的“反黨分子”，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冤情，而是制止武斗和恢復春耕生產這樣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逃港潮”泛濫，他經過深入調研后認為，不只是沿海人覺悟出了問題，主要還是經濟上出了問題。因而，他一方面堅決反對把偷渡外逃的群眾視為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加快改革步伐，推動特區建設，用發展這把鑰匙破解群眾溫飽問題。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體察民間疾苦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讓人欽佩。他還十分注意同群眾溝通的方式方法，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善於傾聽群眾的聲音，用一點一滴的“小事”，詮釋了一個黨的高級干部對群眾極端熱忱、對人民極端負責的品格和情懷。

惟其忠誠方能務實擔當，不計得失

唯有擔當，方顯忠誠。擔當精神是共產黨人的魂，是精神脊梁，是對黨忠誠的根本體現。黨員干部對於應該做的事，頂著壓力也要干好﹔對於應肩負的責任，迎著風險也要履行。習仲勛同志在工作上從不攬功諉過，敢於承擔責任，總是為他人遮風擋雨。比如，在蒙冤受屈的日子裡，他對所謂“反黨”問題抱著盡量少牽扯別人的態度看，能攬過來就攬過來，寧可自己一個人承擔責任，也盡可能不連累別人，他說：“我身上的芝麻，放到別人身上就是西瓜﹔別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即使對那些做過錯事，甚至傷害過他的人，也從來不計較，更不打擊報復。“文革”期間，他被西安造反派從洛陽揪到西安批斗，拼刺刀會，拳腳交加、推搡凌辱，百般侮辱，但他對這群紅衛兵並無怨恨，多年以后還為他們開脫說：“他們年輕幼稚，不懂得革命道理，單憑一股熱情，容易受蒙蔽上當，不能怪罪他們。”胸襟之博大、氣度之恢弘令人崇敬。上世紀70年代后期，他主政廣東期間，面對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現實，順應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團結和帶領省委一班人，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有利形勢，賦予廣東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試辦特區，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這一建議被中央採納，經濟特區由此而生，“殺出了一條血路來”。在這段驚心動魄而又蕩氣回腸的歷史進程中，他說過：特區之特，關鍵在敢於改革，敢於試驗，敢於犧牲。這個特，不是指在生活上特，不是要脫離群眾。敢試，有時候可能會試錯，這沒有關系，頂多不就是一個烏紗帽嘛。敢想、敢干、敢於擔當。這種果敢與實干，源於他對黨的事業的高度責任感，源於他對民生福祉的關切。

“對黨忠誠”“永不叛黨”，是共產黨員入黨時的庄嚴承諾。是否忠誠於黨忠誠於人民，是每個共產黨人都要自省自問的問題。習遠平同志在回憶父親習仲勛的文章中寫到：“父親為什麼能夠天天如一地無畏面對，是因為在他心裡，人民至上，黨至上，為黨和人民而戰斗、奮斗，是他心裡的無上快樂。‘戰斗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斗，天天快樂’，這16個字是他晚年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順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品讀這本書，我們看到了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既鐵骨錚錚、光輝偉岸又平易近人、舉重若輕的形象，他有志存高遠的追求，有百折不撓的意志，有擺脫名利束縛的定力，任何時候都不移對黨和人民的忠誠，任何情況都不改對組織的信任。斯人已逝，精神長留。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

（來源：《學習時報》201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