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家葉劍英

軍事家葉劍英

金立昕 關 泠

葉劍英元帥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長期擔任黨、國家和軍隊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他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黨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勛。作為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葉劍英的軍事理論與實踐，特別是在人民軍隊的創立與發展、人民戰爭的運籌與指揮以及軍事謀略、參謀工作、教育訓練、軍事科研等方面豐富而獨特的建樹，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理論瑰寶，永遠值得后人敬仰和珍視。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

葉劍英少年時代就對軍事問題具有強烈興趣，曾在《論兵》《油岩題壁》等詩文中，闡述“兵之物，大矣哉”的見解，抒發“也曾拔劍角群雄”的壯志與情懷。1919年他從雲南講武學校畢業后，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民主革命，參加了桂林整軍、改造舊軍隊、創辦黃埔軍校等活動和東征、北伐戰爭。在大革命的時代洪流中，他隨軍征戰，馳騁疆場，展現了出眾的軍事才華，成為當時頗有聲望的青年將領。1927年7月，在大革命失敗的嚴重關頭，葉劍英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一名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國民黨高級軍官轉變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

南昌起義前夕，身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的葉劍英獲悉汪精衛等企圖以開會名義把賀龍、葉挺召集到廬山，並解除他們兵權。他秘密從廬山趕赴九江，與葉挺、賀龍商量對策，決定不執行將所轄部隊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隊開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區。葉劍英與賀、葉等人的這次會議，史稱“小劃子會議”，對保証起義領導人的安全和起義部隊主力及時開往南昌起到了重要作用。八七會議以后，葉劍英根據黨的指示，參加領導廣州起義。他親自培養和領導的第四軍教導團成為起義的主要武裝力量。起義爆發時，葉劍英擔任工農紅軍副總指揮，協助總指揮葉挺組織作戰，同敵人進行了頑強的戰斗。葉劍英機智勇敢地策應南昌起義，參與領導廣州起義，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兩次起義與秋收起義一起，開始了我黨創造紅軍和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新時期。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葉劍英多數時間工作在中央紅軍的指揮中樞和參謀部門，參與指揮了中央蘇區第二至第四次反“圍剿”作戰、長征、直羅鎮戰役、渡河東征作戰等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葉劍英忠心耿耿地協助和輔佐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領導人，參與運籌了一系列行軍、作戰方案，組織指揮了一系列戰役戰斗，經歷了諸多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關鍵時刻。特別是他獲取張國燾企圖危害黨中央的“密電”並報告毛澤東，促使黨中央連夜率紅一、三軍北上，脫離險境，為挽救黨和紅軍立了大功。毛澤東后來多次稱贊葉劍英在關鍵時刻“救了黨，救了紅軍”。周恩來也曾用“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這兩句古語贊揚葉劍英。這代表了黨和人民對葉劍英這一重大歷史功績的高度評價。

從1936年起，葉劍英為建立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紅軍到達陝北不久，他受中共中央的派遣，開始同東北軍、十七路軍進行聯絡和談判。他協助周恩來，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及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七七事變爆發后，他任八路軍參謀長，在西安、南京、武漢、長沙、南岳、重慶等地參加黨的領導工作。他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向國民黨軍官和各界人士闡述共產黨的政策，有效地提升了共產黨、八路軍的形象，擴大了我黨我軍的影響。他多次同國民黨政府進行軍事問題的聯絡和談判，善於把談判斗爭與軍事斗爭配合起來，機智靈活地與對手斗智斗謀，為我黨我軍贏得一次次的主動和勝利。1941年2月，葉劍英回到延安，一直在中央軍委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我軍對日作戰，參與了軍隊建設、根據地建設、作戰指揮以及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決策，為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后，葉劍英協助周恩來同國民黨談判，達成了停止內戰的協議。隨后在北平擔任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中共代表，與國民黨方面、美國方面進行了極其艱難復雜的談判。他身居虎穴、臨危不懼，廣泛接觸和團結愛國民主人士，揭露受美國支持的國民黨當局破壞停戰、發動內戰的事實，贏得了國統區人民的尊敬與景仰。全面內戰開始后，他奉命到晉西北領導中央后方委員會，主持軍委參謀部機關的各項工作，運籌組織了繁重的偵察、情報、通信、兵員、后勤等工作，保証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同志轉戰陝北，勝利地指揮全國范圍的解放戰爭。隨后，他擔任華北軍政大學校長，為全國解放戰爭培養了大批急需的軍政人才。1949年8月，葉劍英奉命揮師南下，先后指揮解放廣州和海南島戰役，取得完滿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以后，葉劍英從領導華南、中南軍區的工作到先后幾次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作出了多方面的建樹，特別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面對復雜而嚴峻的國際形勢，他多次及時地向黨中央、毛澤東提出戰略性建議，並被採納，為維護祖國領土與主權完整、捍衛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文化大革命”中，葉劍英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為維護軍隊穩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74年1月，葉劍英同鄧小平一起指揮了西沙群島自衛反擊戰。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的斗爭中，葉劍英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葉劍英同鄧小平一起，領導對全軍進行整頓，清除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恢復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貫徹執行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為把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推進到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在長達70余年的戎馬生涯中，葉劍英結合自身經歷，就人民軍隊建設與發展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理性探索，形成了寶貴的思想觀點。他始終認為：人民軍隊是革命的生命，要革命就要抓軍隊，必須建立一支區別於一切舊式軍隊的新型人民軍隊﹔軍隊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成為中國共產黨實現其綱領、路線的有力工具，而決不允許向黨鬧獨立性﹔要適應現代戰爭的特點和鞏固國防的需要，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國防軍，使中國人民解放軍逐步實現由單一兵種向統一的諸軍種、兵種合成的現代化軍隊轉變。這些思想觀點，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現實指導意義。

我黨我軍著名的軍事謀略家

“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葉劍英長期工作在我軍最高統帥部，處於參與決策指揮的重要崗位。在協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他高瞻遠矚、深謀遠慮，表現出高超的軍事謀略才能和戰爭指導藝術。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葉劍英針對紅軍建軍與作戰的實際，適時地向中革軍委提建議、出主意，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高度贊揚。全軍上下都尊敬而又親切地稱他為“葉參座”。

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歲月裡，葉劍英一直在中央軍委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我軍對日作戰，在一系列重大戰略性、全局性問題上發揮了重要的“智囊”作用。1941年起，日軍以強大的兵力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窮凶極惡的“掃蕩”“蠶食”和“治安強化運動”，實行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根據地逐漸縮小，困難日益嚴重。針對嚴峻的形勢，葉劍英領導軍委作戰部經過周密的研究論証，與王稼祥共同主持起草了《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下達各戰略區。隨后，他又主持軍委一局收集整理了華北、華中各戰略區主要領導人的意見，並針對敵后各根據地的不同情況提出了具體貫徹建議和要求。上述指示和意見，適應了形勢的發展變化，有力地指導了各地的對敵斗爭。

同年6月22日，德軍突然向蘇聯發動全面進攻，此時，日本也在積極調集兵力蠢蠢欲動。如何判斷日軍的戰略動向，是關系到八路軍、新四軍戰略基點和整個中國戰場前途的一個重大問題。8月，葉劍英領導軍委一局的同志們，對整個形勢作了反復研究，認為：（1）蘇德戰爭對中國戰場有重大影響，日軍北進趨勢減小﹔(2）南下可能性增大﹔(3）日本對解決中國問題在加快。基於上述分析，葉劍英提出，在戰略思想和戰爭准備上要預計到日軍北進、南下的兩種可能，但目前應是對付南下。隨后，他把日軍可能南下進攻的戰略判斷上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為中共中央制定有關方針決策起了重要作用，后來的戰爭進程表明，上述判斷是正確的。

1944年下半年，根據日軍打通粵漢線后原國民黨統治區變成敵佔區的情況，葉劍英領導軍委一局，經過多次分析研究，建議中共中央派一支部隊南下發展抗日根據地，阻敵進犯，以利今后斗爭。中共中央決定派第三五九旅組成八路軍南下支隊，開辟以衡山為中心的湘中抗日根據地﹔令東江縱隊北上挺進粵北，依托五嶺山脈創建根據地。在隨后近一年的時間裡，葉劍英隨時掌握南下支隊的行軍作戰情況，及時下達指示，幫助南下支隊沖破日軍和國民黨頑軍的重重封鎖，終於到達廣東北部。后因日本投降，形勢變化，葉劍英遂及時建議中央指示南下支隊北返，與新四軍第五師會師。第二、第三支隊進至河南后轉赴東北。南下支隊一路勢如破竹，既打出了八路軍的軍威，開創了湘鄂贛邊抗日根據地，擴大了我黨我軍的影響，又保存了南下支隊的基本力量，增強了中原我軍的主力軍，對鞏固和發展中原解放區起了積極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葉劍英高度重視在政治斗爭、軍事斗爭和外交斗爭中運用謀略。20世紀50年代，他預見到“抗登陸戰役，是我們打敗侵略者進犯的第一仗。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指揮員，必須學會組織和指揮抗登陸戰役這一門本領”，親自領導了遼東半島抗登陸演習﹔60年代，他意識到“郭興福教學法”“可以把我們二十多年來經過流血犧牲總結出來的優良傳統經驗通過這個方法得到繼承和發揚”，是我軍教學方法的重大革新，建議軍委在全軍推廣，從而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性練兵比武熱潮﹔70年代，針對林彪集團對我軍軍事訓練工作造成的嚴重危害，葉劍英提出“要以辦教導隊作為在全軍恢復軍事訓練的突破口，把沒有打過仗的基層干部普遍輪訓一遍”的設想﹔在大辦教導隊的同時，面對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的嚴重軍事威脅，他又提出高度重視“三打”（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和“三防”（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武器）訓練，特別要加強打坦克的訓練，強調“把打坦克之風吹遍全軍”。

葉劍英“多謀善斷”的軍事謀略家特質及思維特征，充分體現在他的軍事論著中。戰爭年代，他對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作了許多理論概括。他指出:必須把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地位，實施靈活機動的游擊戰原則，戰略與戰術要相輔相成。新中國成立以后，葉劍英思考最多的是關於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問題。他始終認為：人民戰爭是人民解放軍克敵制勝的法寶，過去依靠它，現在依靠它，將來仍然要依靠它。他指出：中國未來反侵略戰爭，第一是人民戰爭，第二是現代戰爭，把這兩者邏輯地聯系起來，就是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在未來的反侵略戰爭中，要把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貫徹於作戰和戰場建設的全過程，要正確地運用唯物辯証法，研究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葉劍英提出的這些真知灼見，凝聚著他深刻的謀略智慧，對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我軍司令部工作和參謀事業的奠基人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時，葉劍英是第一任總參謀長。此后，他相繼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八路軍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謀長。他一向把加強司令部建設視為軍隊建設迫切而重要的任務，並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

紅軍時期，他適時地向中革軍委提出“要建設精干的統率機關”的建議。隨后，他和劉伯承密切合作，研究制定了中國工農紅軍領率機關的體制，編寫了人民軍隊第一代條令條例，培養了一批我軍最早的參謀人才，從而使紅軍總參謀部建設逐步走上正軌，並為紅軍各級司令部的建設奠定了基礎。1932年8月，紅一方面軍樂安、宜黃戰役結束后，周恩來在致蘇區中央局的信中，高度肯定了葉劍英領導下的參謀部的工作：“本來過去軍事行動向無方案的，所謂長於機動而不果決，這次我們力矯此弊，本著方案去做，實現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戰計劃，收獲偉大勝利，這完全是正確的。”

1941年皖南事變后，葉劍英回到延安，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他對軍委參謀部的工作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改革，進一步提高了參謀部的工作效能。他還對八路軍各級司令部的任務、組織、分工和工作制度提出明確要求，使我軍司令部建設不斷得到加強。當時，他直接領導的軍委局，是中央軍委參謀部（1941年9月改稱“中央軍委作戰部”）的核心部門，承擔著極其繁重的工作。在原有各項業務工作基礎上，葉劍英主持建立健全了會議、匯報、值班等一整套制度。與此同時，對部隊的報告制度也作了明確規定。1941年6月，葉劍英專門以軍委名義下發了《對各種報告種類及時間的規定》。《規定》要求：各戰略區對日偽軍的情況匯報、國民黨軍的情況匯報、戰斗統計均每月報一次﹔本軍情況匯報、人員武器統計均每三個月報一次﹔以上報告的材料收集至當月25日，28日前上報﹔“戰役要報”於戰役結束后7至10天上報。如此周密細致的工作制度，確保了葉劍英和其他軍委首長及時掌握情況，全局在胸，知己知彼。毛澤東看了這些材料后很高興，說這樣做“大有幫助”。

解放戰爭時期，葉劍英在擔任中央后方委員會書記期間，卓有成效地領導了軍委參謀部機關的各項工作，有力地促進了我軍司令部工作由組織指揮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他十分重視情報工作，經常聽取情報部門的匯報，及時給予指示。有些重要的軍事情報，葉劍英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中央報告。后委的情報工作不僅保証了中央和軍委耳聰目明，有效地進行指揮，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軍各戰略區的作戰行動。王震曾經回憶說：“那時毛主席、周恩來、任弼時在陝北打圈圈，彭老總帶我們在前邊打仗，劍英同志在山西三交的窯洞裡，默默無聞地擔負著中央后委工作。不只是管后方保障，更多的是做參謀部工作。每天，我們軍隊的行動，敵人兵團的運動，雙方態勢的變化，都得及時掌握，並向統帥部通報。那時，后委實際就是軍委的參謀部，中央的‘耳目’，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贊揚。”

新中國成立以后，葉劍英從加強軍隊建設的總體要求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一整套關於司令部建設的理論，闡明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司令部的地位與作用，司令部的思想、業務、作風建設以及參謀人員應具備的素質，這些理論觀點對把我軍各級司令部建設成適應現代戰爭要求、精干高效的指揮機關具有重要意義。由葉劍英總結並倡導的參謀“六會”（指會“讀、記、算、寫、畫、傳”），至今仍是我軍各級參謀人員的基本功。

杰出的軍事教育家

葉劍英一生中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在軍事教育的領導崗位上度過的。他是黃埔軍校的籌建者之一，並擔任軍校教授部副主任。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到解放戰爭時期，他先后擔任過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延安軍事學院副院長、華北軍政大學校長，為我軍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

新中國成立后，葉劍英長期主管全軍的教育訓練工作。他深入探討新的歷史條件下全軍部隊訓練和院校教育中的實際問題，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對教育訓練在我軍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方針、原則、內容、方法作了深刻闡述，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軍事教育理論。

葉劍英堅定地認為：軍事訓練是我軍在和平時期的中心工作，是部隊建設和戰爭准備的一項經常性的重要工作﹔部隊必須經過嚴格的訓練，才能出戰斗力。訓練的指導思想是：訓練是為作戰，訓練也是打仗。要根據實戰要求，在敵人可能使用原子、化學等武器的現代條件下，從難、從嚴訓練部隊。軍事訓練的對象既有軍內院校、部隊和機關的干部戰士，又有軍外的民兵、學生等人員﹔全軍訓練的重點在干部，部隊訓練的重點在軍士，特種兵訓練的重點在技術﹔訓練內容（政治、文化、技術、戰術等）要元整系統﹔訓練方法要正規統一﹔訓練制度要嚴格健全﹔要以自己編寫的條令、條例作為訓練的依據，同時學習和借鑒外國軍隊的訓練經驗。關於訓練的目標和要求，葉劍英獨創性地提出了“四個結合”，即“紅、專、健”結合，技術訓練與戰術訓練結合，訓練與科研結合，院校訓練與部隊訓練結合。要從各軍種、兵種實際出發：海軍要做到“在港苦練，出海精練”﹔空軍要做到“地面苦練，空中精飛”﹔陸軍要做到“在營苦練，野營精練”。加強海、邊防部隊的訓練，做到邊防部隊同民兵相結合。要研究解決現代條件下近戰、夜戰問題。各級領導必須不斷研究解決訓練內容、時間、空間和器材等保障方面的矛盾。他主張改進訓練方法，堅持運用課堂教學法、直觀教學法、軍事演習法。干部的技術、戰術訓練，要堅持“摸、爬、滾、打”和“抓、鑽、操、演”的方法。要繼承和發揚群眾性的練兵傳統，培養典型，推廣和普及“郭興福教學法”。

葉劍英一貫主張軍隊院校要成為培養軍事人才的基地。他汄為，院校工作是軍認建設中心工作的中心，必須加強領導，明確院校的訓練任務、內容及學制等，切實辦好院校。要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針的辦校指導思想，加強德育、智育、體育全面訓練，總的是要“紅、專、健”結合。他高度重視培養一支優秀的教員隊伍，認為辦好院校的關鍵在教員。對於建立和完善教學體制問題，葉劍英主張：院校教育實行“兩股繩”的訓練方式，即將軍官訓練區分為“速成訓練”和“完成訓練”兩種。與此同時，要選好課題，編好教材，改善教學方法，堅持教學改革，發揚教學民主，不斷提高教育質量。

中國軍事科學研究事業的開拓者

戰爭年代，葉劍英就注重研究軍事科學。新中國成立以后，鑒於世界軍事科學的發展和我軍建設的實際，他向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提出建立軍事科學院，全面系統地開展軍事科學研究的建議。經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的批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於1958年3月15日正式成立，葉劍英任院長兼政治委員。

葉劍英領導全軍開展軍事科學研究，對軍隊建設、國防建設所面臨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進行了研究和探討。他在長期領導軍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實踐中，堅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探索軍事科研工作的規律，創造性地提出關於軍事科研工作的方針、內容、方法和科研機構建設、人才培養、科研管理等一套具有我軍特色、符合我軍實際的軍事科學研究理論。

葉劍英認為，要建設現代化的國防，不僅要發展先進的軍事技術，改善武器裝備，而且要研究軍事科學，發展軍事理論。如果隻掌握現代化的軍事手段，而沒有正確的軍事理論作指導，也不能有效地對付現代化的敵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價。因此，要把加強軍事科學研究、發展中國的無產階級軍事科學作為准備打仗、實現國防現代化的一項迫切任務來完成。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研究的指導方針和根本任務，應是完整准確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軍事思想，總結經驗，認真研究敵人，有選擇地吸取外國軍事上的有益經驗，探索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指導規律，為軍隊建設、國防建設和未來反侵略戰爭的需要服務。要堅持“以我為主”，即以總結人民解放軍的經驗為主，有選擇地吸收其他國家軍隊的先進經驗。葉劍英十分重視建立中國的現代軍事科學體系。他反復指出，中國的無產階級軍事科學的思想體系在當代是最先進的。軍事科學是研究戰爭和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爭和戰略理論是其骨干。軍事科學研究的范圍大體上可以劃分為理論科學和技術科學兩個部類。理論科學包括軍事思想和軍事學術。軍事思想主要研究戰爭和軍隊的基本問題，軍事學術主要包括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軍制學、戰爭動員學、軍事地理學、軍事訓練學等。技術科學主要是研究軍事技術，如各種武器裝備的構造、原理、性能和使用等。要把編寫各種軍事條令、條例作為重大科研工程，長期堅持搞下去。他強調，要加強軍事科研隊伍建設。要實行領導與群眾相結合，專業研究機構與廣大指戰員相結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全軍動手，建立和健全軍事科學研究機構，培養又紅又專的研究隊伍。軍事科研要與戰備、訓練緊密結合。軍事科學院要成為“學習、研究、生產”三者統一的機構。要注重科研成品的質量，不出“廢品”。軍事科學研究要有科學的方法。要運用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思想方法，並借鑒自然科學中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試驗的方法，整理和總結人民解放軍幾十年斗爭的經驗，使之升華為科學理論。在研究工作中，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做到“不孤（立）不空(洞）”﹔要注意各方面的知識積累，做好“學術准備”﹔要發揚學術民主，敢於“攻關”，解決學術研究中的難題﹔科研工作要區分主次先后，計劃“生產”，統一規劃，全軍動手。

葉劍英不僅是我軍軍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卓越領導者，而且是一位治學嚴謹、博古通今的學者。他以杰出軍事理論家的學識，親自研究解決許多重大的學術問題，對軍事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諸如戰略學、戰役學、戰斗條令、軍隊政治工作、軍事歷史以及外國軍事研究等，都提出過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意見，推動了我國軍事科學的繁榮和發展。

為表彰葉劍英對革命戰爭和軍事建設方面的功勛，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矢志共產宏圖業，為花欣作落泥紅”。葉劍英元帥的軍事理論與實踐，是人民解放軍的一筆重要財富，他的卓越功勛、崇高品格和革命風范，將永遠銘刻在我黨我軍的光輝史冊上。

（本文作者：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軍事百科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