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隨師北伐

葉劍英隨師北伐

張廷棟

1926年，隨著東征的勝利、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工農運動猛烈發展，人民群眾要求國民政府出師北伐，用武力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統治的呼聲越來越髙。這年2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特別會議，確定黨從各方面推動廣東國民政府出師北伐。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頒布了出師北伐的動員令，發表了《北伐宣言》。

北伐戰爭直接打擊的目標是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當時的北洋軍閥內部，已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況中，但從表面上看，仍然是一個龐然大物，存在著三大勢力：

直系軍閥首領吳佩孚，控制著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河北保定一帶，約有兵力20萬人，它的主力一時還在北方的南口一帶，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

原屬直系，后成獨立勢力的孫傳芳，盤踞於江西、福建、江蘇、浙江、安徽五省，號稱“五省聯帥”，有軍隊20萬人，戰斗力比吳佩孚強。

實力最雄厚的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著東北三省，熱河、察哈爾、京津地區和山東，兵力有30萬人。

這三大軍閥勢力總兵力約70萬人。而國民革命軍，經過整編，組成八個軍，蔣介石任總司令，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第二軍軍長譚延闿，第二軍軍長朱培德，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第五軍軍長李福林，第六軍軍長程潛，第七軍軍長李宗仁，第八軍軍長唐生智。葉劍英所在的第二十師，歸第一軍建制。當時國民革命軍的總兵力約13萬人。

針對敵我力量對比的實際情況，國民革命軍利用軍閥內部的矛盾，兵分西、中、東三路，集中兵力先打吳佩孚，后打孫傳芳，再打張作霖。

西路軍從廣東向湖南、湖北進軍，主要攻擊目標是吳佩孚的軍閥部隊。中路軍從廣東向江西進軍，東路軍從潮汕向福建、浙江進軍，主要矛頭指向孫傳芳的軍閥部隊。最后，北上解決張作霖的軍閥部隊，統一全國。

根據這一作戰方針，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東較場舉行隆重的誓師大會。會后，兵分三路陸續出師北伐。

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

北伐出征之初，蔣介石讓何應欽率部駐防汕頭，任命他的親信、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王柏齡代理第一軍軍長。不久，他又令第一軍擔任總預備隊，王柏齡任總預備隊指揮官，負責指揮第一、二師，隨他北伐。葉劍英被調任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

總預備隊沿粵漢鐵路乘車向北前進，經湖南郴州、衡陽，於8月12日抵達長沙。這天，蔣介石偕蘇聯顧問加倫將軍在長沙召開軍事會議，決定迅速進攻湖北，主力直趨武漢，對江西暫取守勢。王柏齡、葉劍英奉命於8月25日由長沙向岳州出發。攻下岳州后，蔣介石以岳州為北伐軍后方，命王柏齡、葉劍英率總預備隊在此鎮守駐扎。

北伐軍於9月6日攻克漢陽、漢口。翌向江西進軍。王柏齡、葉劍英率總預備隊第一師自岳州開到瀏陽集中，隨即進佔江西銅鼓城，配合第六軍東下攻打南昌。

首戰南昌

9月10日,北伐軍程潛的第六軍第十九師向南昌發起進攻，王柏齡、葉劍英率總預備隊第一師助攻支援。由子得到南昌工人、學生及省署警備隊的內應，一舉攻克南昌。

孫傳芳聽到南昌失守，大為震驚，迅速組織優勢兵力由南方夾攻南昌，並調來兩艘軍艦，親自登艦指揮。北伐軍在城內，兵疲彈盡，堅守數日后撤出。

南昌爭奪戰中，王柏齡以蔣介石的嫡系自居，不聽第六軍軍長程潛調遣。他指揮預備隊第一師縱深迂回到牛行車站附近，在那裡同南潯路增援敵人打遭遇戰，傷亡過半。

北伐軍在南昌鏖戰，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到前線向王柏齡、葉劍英了解情況后，提議休整兩周，待重新部署力量，組織進攻。但是王柏齡不聽加倫的勸告，為了挽回面子，爭功逞能，急於反攻。

葉劍英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敵我態勢，認為孫傳芳部據守的人數比北伐軍多，地形條件對我也不利，力主暫時不打。他向王柏齡一再建議：“孫傳芳的精銳部隊都集中在南昌。南昌三面環水，地勢險惡，即使我部孤軍深入，打到城內，如果敵人斷了我軍的退路，進去了也出不來﹔再加上我軍剛退，士氣消沉，緩攻為好。”

一向剛愎自用的王柏齡拒不採納葉劍英的意見，貿然下令部隊反攻，孤軍突進。一部分部隊入了城，由於失去群眾的支援，加上地形不熟悉，遭到敵軍猛烈反扑，被分割包圍，無法立足。王柏齡見勢不妙，貪生怕死，率先逃跑。葉劍英和團長薛岳等隻好組織部隊連夜倉促撤出，部隊遭到了慘重損失。當時葉劍英帶著護兵司徒發沖出來，迎面來了小股敵兵，他眼明手快，按倒司徒發隱蔽，正好一排子彈打過來，戰后，司徒發說：“好險啊！是參謀長救了我一條命。”

王家鋪戰斗

10月中旬，北伐軍再次發起攻打南昌的戰役。葉劍英與第一師代師長王俊奉命率部從奉新出發，參加南昌西北的王家鋪戰斗。當時，廣西李宗仁的第七軍與孫傳芳的部將陳調元所率三個師在王家鋪南約五公裡處，鏖戰幾天幾夜，不分勝負。蔣介石聞訊，恐第七軍獨立難支，即派第一師前去增援，葉劍英協助第一師代師長王俊指揮部隊，從白山繞出昆侖台側背，迅速趕到山腳下。他觀察戰場，從望遠鏡中看到敵軍陳調元部踞守鋪南一列高地，負隅抵抗，桂系第七軍全線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雙方都打得精疲力竭。

葉劍英了解到敵情和地形后，便向王俊建議說：“他們已經打三天三夜了，我們稍加砝碼，敵人就退了。”他提議將部隊主力迂回到敵人側后去，正面用一小部分兵力佯攻，命炮兵向山上開炮，迫使敵人退卻，在運動中殲滅之。

王俊急於表功，隻求速決，說：“那不行，時間不允許，我不能分兵！”結果將部隊全部拉到正面，發起進攻。雙方剛接上火，敵軍看到北伐軍援兵到來，連忙撤出陣地向后逃跑。王俊得意地喊起來：“敵人退了，我們追吧！”葉劍英強忍著憤怒，說：“還追個啥！等你下去，人家已經跑幾十裡路了，什麼也繳不到。”

這次戰斗，由於王俊不聽葉劍英的意見，打了一個消耗戰，隻繳到幾隻破炮筒子。參加戰斗的黃埔學生軍十分氣憤，把這事報告了蔣介石。

10月下旬，武昌方向的北伐軍主力到達江西前線，參加第三次攻打南昌。南昌終於在11月8日攻克，全殲江西總司令鄧如琢防守南昌的部隊。9日，蔣介石率總司令部移駐南昌。由於王柏齡臨陣脫逃，葉劍英率總預備隊指揮部，隨一師駐守南昌。

新編第二師代師長

北伐軍在南昌之戰，俘虜孫傳芳部軍官數百名，士兵數萬余人。蔣介石為了擴充實力，決定將收編過來的贛軍組成新編軍，任命葉劍英為新編軍第二師代理師長。葉劍英不便推辭，隻好受命。

葉劍英從組建該師之日起，就接近左派軍官，推行黨代表制，他提出“不要錢、愛百姓、不怕死”的口號，還規定了軍官不准打罵士兵等。部隊成分雖然復雜，經過一段整頓，政治素質有所提高。

新編第二師組成后，奉命開赴吉安。

在吉安，葉劍英雖然與共產黨組織沒有直接聯系，但時常能接受部隊左派軍官和秘密共產黨員的思想影響。他以極大的熱情出席地方上的總工會、商民協會等組織、團體的會議，支持革命和進步的活動。他還讓黨代表、進步的軍官與學生聯合會、婦女聯合會等進行聯歡，演出節目。

葉劍英身在吉安，時刻關心著全國政局的發展，尤其關心著武漢與南京兩個方面的政治動向。正當北伐軍基本消滅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勢力、威震全國之時，革命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開始激化。對此，他十分憂慮。

1927年春，葉劍英因患傷寒病，離開吉安，去南昌住院治療。治療期間，他親眼看到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的種種丑惡表演，了解到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日益高漲的新形勢。那時全市先后建立了73個行業工會，會員發展到四萬余人。彭湃到南昌，並作過多次演講。各種進步團體組織，如青年工作團、青年互助會、文學研究會、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會，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南昌工人、農民、學生及各界群眾團體數萬人，在皇殿側旁的公共體育場舉行“二七”紀念大會。南昌總工會在江西大旅社舉行隆重的歡迎會，歡迎國際工會參觀團（蘇聯、英國、德國工會代表）。郊區農民在百花洲舉行批斗惡霸地主的大會……

這些革命活動，使葉劍英耳濡目染，受到深刻的教育，增強了對革命前途的信心。

“四一二”后的抉擇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政變后，江西的局勢也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吉安的反動分子在全城實行戒嚴，查封工會、農會、學生會、報館等革命機構，強行押送國民黨左派和革命團體負責人出境，並收繳了縣農協自衛隊的武器，共產黨人被迫轉入地下活動。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擺在葉劍英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榮華富貴的路。這就是繼續留在蔣介石嫡系部隊，為蔣效命，升官發財。另一條是艱難曲折的路。這就是脫離蔣介石，另尋出路。

當時武漢國民政府仍然打著國共合作的旗幟，擺出反蔣的姿態，而在南京的蔣介石則已公開反對武漢政府。是去武漢，堅持北伐，還是歸南京，投靠蔣介石？在兩條道路面前，需要迅速作出抉擇。

葉劍英經過反復觀察，再三思索，終於冒著砍頭的危險，選定了反蔣的道路。

葉劍英決心一下，便與幾個左派軍官談了自己的想法和態度，與師參謀長佴凰、參謀李明、秘書鄧世標等取得了一致意見后，即召集全師軍官開會。會上，葉劍英分析了武漢、南京的局勢，聲討了蔣介石的叛變行為。他慷慨激昂地說道：“弟兄們，現在一個武漢，一個南京，願意革命的，擁護武漢政府的留下！擁護蔣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請自便！”說完從懷裡掏出一份親自起草的致武漢國民政府的電文，當眾宣讀，表示“至誠擁護中央”，反對蔣介石，通電全國。他把電文交給秘書發走后，告訴大家，從即日起，正式辭職，暫由參謀長佴凰代行其事。在場的軍官，聽了葉師長的這一番話，有許多都表示願意跟著他，留在二師，聽武漢政府的號令。也有一些右派軍官表示反對，當即退出會場。

二師的右派軍官和“孫文主義學會”分子激烈反對葉劍英，並與當地右派勢力勾結起來，准備鬧事。葉劍英與左派軍官緊急秘密商議，決定二師舉行武裝暴動，拉隊伍北上，投向武漢國民政府。同時，他作了如下部署：迅速查明各團、營官兵的動向，以及駐地情形，擬出分頭襲擊、扣押右派軍官、收繳槍械計劃﹔挑選特務營手槍隊、教導隊可靠人員分頭執行襲擊、扣押人員和收繳槍械的任務﹔完成任務后，舉行誓師大會，迅速編成四個團，取道贛北、武寧、咸寧，向武漢進發。

部署以后，風聲越來越緊。葉劍英在吉安處境困難，同時，他也考慮先到武漢政府報到，領些槍械和軍餉，以備隊伍北上之用。於是，他決定帶護衛司徒發先去武漢。

葉劍英走后，二師左派軍官成立了臨時革命軍事委員會，於5月6日通電討蔣。電文載當日漢口《民國日報》后，即遭到右派軍官的激烈反對，雙方劍拔弩張，師陷於分裂狀態。臨時革命軍事委員會經過多方面醞釀，緊急磋商，於5月13日舉行了武裝暴動。左派軍官以敏捷的動作逮捕了反動軍官，控制了部隊。

5月20日，在吉安市的中山廣場召開軍民聯歡大會，聲討蔣介石，擁護武漢革命政府，號召農工群眾起來，繼續北伐，革命到底。大會有幾千人參加，其中有士兵、工人、農民，也有普通市民，情緒激昂，口號聲、歌聲連成一片，氣勢很盛。但是，由於右派軍官組織暴徒突然向群眾大會會場開槍，企圖反扑，當場打死兵民十余人，造成極大的混亂，加之缺乏經驗，孤軍無援，很快就被朱培德第三軍的楊竹軒、楊如軒所部包圍繳了械。

7月28日，南京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第十七次常務會議，決定將葉劍英等“永遠開除”出黨，隨即將呈文轉給南京國民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經8月5日第一一二次會議討論，決定咨請南京國民政府通緝。同案被開除國民黨黨籍並被通緝的還有張克、鄒泰安、杜若、魏燮元、王彬、劉世璋、陳世光、丘維漢、樓勝利、吳潔等，他們都是吉安起義的發動和參加者。

出任“鐵軍”參謀長

葉劍英一行從吉安乘船經九江抵達武漢。

武漢國民政府，除了汪精衛這個剛剛;復職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主席之外，還有一個實力人物譚延闿。他雖然自汪精衛當權便不再代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黨政府主席之職，但仍實權在握。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暗中和蔣介石勾結。汪精衛、譚延闿之流偽裝革命，在當時迷惑了相當一部分人。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推行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步步妥協退讓。武漢形式上是國共合作的天下，實際上是國民黨假左派當家。

葉劍英乍到武漢，一時摸不清底細，為了找個立腳點，隻好先去找譚延闿，向這個政府的軍事部長述職。他向譚延闿報告了新編第二師和吉安的現狀，請求接濟槍械和糧餉。譚延闿這個老投機家，此時正玩弄多年做湖南都督的故伎，腳踏兩隻船，怎肯資助反蔣的二師呢？他勸葉劍英暫時留在武漢，看看局勢的發展再說。

葉劍英暫時下榻在武昌朝陽旅館。這個旅館是廣東人開辦的。廣東籍的客人出出進進，多有聯系。一個偶然的機會，葉劍英巧遇梅縣同鄉李世安，他是秘密的共產黨員。1924年6月在廣東大學（后更名為中山大學）讀書時入黨，畢業后回到梅縣任教。在廣州時，他和葉劍英就見過面。后來，他回梅縣，在東山中學和學藝中學同時兼任訓育主任和國文教師。1925年第一次東征期間，葉劍英任梅縣縣長，多次去過母校東中學和新辦的學藝中學，兩人再次相見,建立了友誼。

李世安還結識了東征到梅縣的周恩來、鄧穎超。李於1927年2月5離開梅縣到上海，在上海又見到了周恩來。后來他轉到武漢，在武漢市公安局當主任秘書，他以這個公開的身份作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葉劍英在武漢見到李世安，頓時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在交談中，李世安發現葉劍英的思想很進步，同情共產黨，就借機向他介紹國共兩黨在武漢存在分裂的危險，宣傳共產黨的主張，並告訴他要警惕國民黨右派。從此以后，兩個人常常會晤，成了知己。

葉劍英在武昌沒住幾日，突然接到一個通知，是軍事部派人送來的，讓他出席武漢政府召開的國民議會。會議由譚延闿主持，討論寧漢分裂后的形勢和前途。

會上，葉劍英講了自己對當前形勢的看法。他說：“有人說我是蔣介石的嫡系，蔣待我不錯，蔣介石給了我一個‘巴掌’(職權），我拿這個‘巴掌’打老蔣，這不合人情，對不住老蔣。其實，不是我對不住他。他在上海殺害了那麼多人，我怎能還跟著他干呢？我們是總理的信徒，誰反對總理，我們就反對誰！”他的發言博得了一片掌聲。

在這次會上，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十五師師長賀龍慷慨激昂地發表了反蔣講話。這是葉劍英與賀龍第一次見面，對他的講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國民議會之后，葉劍英動身返回吉安，到了南昌，正趕上當地駐軍部分反蔣軍官舉行集會，邀請他參加。葉劍英出席這個會議，有機會見到了第三軍軍官教導團（即南昌軍官教導團）團長朱德。葉劍英在會上作了即席講話。他激動地說：“有人問我反蔣圖什麼？我說我反蔣不圖什麼，隻圖個革命。我們革命的槍口要對准反革命。蔣介石自己跑到我們槍口上來，他自己當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對蔣介石不是因為有什麼個人恩怨，而是因為他反革命。我們就是要討伐反對革命的人……”

朱德聽完葉劍英的講話，在掌聲中走了過去，緊緊握住葉劍英的手說：“葉師長，講得好，講得好哇。蔣介石現在已經反動透頂了，你應該反，反得好！”

葉劍英第一次見到這位在軍界久負盛名、具有農民般朴實和學者般智慧的戰將，頓時肅然起敬，尤其聽到他對自己的夸獎，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感到很受鼓舞。他當即站起來，按照軍人的范式，立正敬禮，虛心地向朱德討教。

會后，葉劍英打聽到吉安局勢不穩，隻好從南昌又折回武漢。他回到武漢后，又陷入苦悶彷徨之中。此時，張發奎在武漢，他聽說葉劍英來了，便派人邀請他來行營敘舊。

張發奎在參加北伐后，因戰績卓著，升任被譽為“鐵軍”的第四軍軍長。此刻他正躊躇滿志，到處網羅人才，想做一番大事業。張發奎與葉劍英過去同屬粵軍，知道葉劍英能文能武，是個杰出的將才，邀請他到第四軍任職，葉劍英表示同意。

這時，寧漢分裂后的斗爭日趨激化，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現了武漢、南京、北京三方對峙的局面。代表革命勢力的武漢政府統治著湘鄂贛三省的廣大地區，得到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全力支持，國民革命軍主力部隊中的絕大部分當時也還是擁護這個政府的。但是，武漢政府的領導集團嚴重不純。汪精衛假反蔣、真反共，再加上外交、軍事和財政等困難，加速著領導核心的分化。蔣介石以南京為中心，盤踞閩浙蘇皖的廣大江南地區，建立起完全背叛:孫中山革命政綱的反動政權。在北方的奉系軍閥進兵河南，集結於豫南的許昌、郾城、汝南一帶，組織對武漢的進攻。

在這種形勢下，武漢政府是東征討蔣，還是繼續北伐？不能兩個拳頭打人，必須先打一路。最后的決定是與西北的馮玉祥國民軍配合，先打奉軍，再打蔣介石。

1927年4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在武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第二次北伐誓師大會，繼續北伐。

北伐軍5月13日下達總攻擊命令，以唐生智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張發奎為前敵總指揮，率第四軍、第十一軍、第二十軍（軍長賀龍）沿京漢路向河南開封進發。馮玉祥也同時從陝西潼關出發。第四軍於5月中旬到達駐馬店集結，開始出葉劍英隨張發奎的前敵總指揮部出征，與第四軍副軍長黃琪翔、鄧演達以及軍事總顧問加倫等一起參與指揮作戰。北伐軍經過上蔡之戰、東西拱橋之戰、逍遙鎮之戰、宋庄之戰，特別是漯河、臨颍的激烈戰斗，於6月1日擊退奉軍，與馮玉祥的國民軍會師於鄭州。不久，葉劍英隨軍從河南班師回程武漢，被正式任命為第四軍參謀長（軍長黃琪翔）。

投入中國共產黨的懷抱

葉劍英在第四軍軍部這一段時間，生活在進步環境裡。第四軍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國民黨左派比較多，政治工作比較活躍，黃琪翔當時對共產黨的態度也比較好。葉劍英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對時局有了新的認識。他看到了汪精衛、譚延闿這些人已經越來越走向反動，國民黨官僚隻謀一己私利，腐化墮落。隻有共產黨人大公無私，真心實意為工農大眾謀福利，隻有依靠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把革命進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堅定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心。然而，此時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向共產黨，要冒很大風險。“道路艱險何所懼，隻身偏向虎山行。”盡管前進道路上布滿荊棘，但這條救國救民的道路他是走定了。

形勢錯綜復雜，到哪裡去找共產黨呢？有些公開的共產黨人並不熟悉，又多隱蔽起來，一時找不到﹔即使找得到，共產黨能夠吸收曾經是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高級軍官嗎？過去申請加入共產黨不就是因為這件事擱置起來？葉劍英困惑著、思索著。

其實，他還不大知道，當時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有兩個因素妨礙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除了“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高級軍官”之外，還有一個就是“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對這個問題，當時曾在國民黨軍內任職的中共黨員包惠僧回憶1925年第二次東征后一段經歷時說：“我同葉劍英這一次共事才認識的……他是雲南講武學校畢業。同王柏齡有師生關系，因此我們的同志都把他作為孫文主義學會的人看待。他曾到政治部同我談過兩次話，並借閱馬列主義書籍，我們經過了多次的接觸，有相當的了解，但是當時我們對他重視不夠，沒有吸收他入黨。”

盡管如此，葉劍英沒有放棄入黨的念頭。這可以從1924年前他在黃埔軍校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時的情形得到証實。那時，熊銳受黨的委托找他談話，希望他能經得起長期考驗。從那以后，他一直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准要求自己，爭取早日加入共產黨的組織。從他在北伐戰爭中隨身珍藏的《少年先鋒》（旬刊第一卷第六期，1926年10月21日出版）這本油印的共產黨地下刊物裡的筆跡中也可以看出，他第一次要求加入共產黨組織雖未獲得批准，但他並未灰心，思想仍然堅信共產主義，靠攏黨的組織。正因為他有這個思想基礎，才想到列寧的故鄉去探求共產主義。他聽說鄧演達同蘇聯大使館有聯系，便前去找他尋求幫助。

鄧演達自北伐以來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曾身兼數職，成為國民政府的風雲人物。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鄧演達主持武漢30多萬人的群眾大會，聲討蔣介石，積極開展反蔣斗爭。蔣介石派人拉攏他不成，就通電解散以他為主任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對此，鄧演達毫不理睬，繼續堅持反蔣斗爭。他多次深夜去找汪精衛申明大義，但都被汪精衛拒絕。他曾打算拋開汪精衛，與吳玉章、宋慶齡、彭澤民組織革命行動委員會，挽回局勢，繼續革命，但因為汪進行破壞，未能成功。鄧演達對大革命深感失望，又因遭到排擠，心灰意冷，正在考慮出洋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葉劍英向他傾訴了自己內心的矛盾和革命願望，請求他介紹自己到蘇聯去學習。

鄧演達雖然與葉劍英是老朋友，對葉一向抱有好感，表示贊成他出洋，但考慮到形勢復雜，要自己出面介紹，比較為難。因此，鄧演達沒有答應介紹葉劍英去蘇聯學習。葉劍英隻好去找共產黨員李世安。

當葉劍英見到李世安，緊緊握住他的手，把自己渴望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和幾年來在找黨、入黨問題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惱一一都告訴了李世安，希望李世安能想辦法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世安了解葉劍英的過去，也了解葉劍英的現在。他從在第四軍的廣東同鄉柯麟等人那裡早已聽說葉劍英的政治表現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過要跟共產黨革命到底的決心，便答應他說：“好！劍英同志，我相信你，我願意作你的介紹人。”於是，李世安帶著葉劍英的熱忱和希望，秘密找到周恩來，向他匯報了這件事。

周恩來回憶起自己同這位年輕將領的交往，當即肯定地說：“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們應當表示歡迎。”

就這樣，又過了一段時間，1927年7月上旬，經周恩來同意，中共中央批准葉劍英為中共正式黨員。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黨組織暫時要他不與其他黨員進行聯系，暫不公開他的身份。

就在葉劍英入黨前后的一段時間裡，武漢的革命形勢急轉直下。7月14日晚間，汪精衛不顧宋慶齡、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勸阻，秘密召開“分共”會議，部署反共與“清黨”。15日，汪精衛反動集團進行瘋狂大屠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倒在血泊之中。革命的武漢一夜之間變成了反革命的橋頭堡，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被葬送了。

在這種形勢下，成千上萬的共產主義戰士英勇犧牲了，而有些號稱革命家的人逃跑了，叛變了。武漢報紙每天都在顯赫的位置上登載個人或聯合聲明、啟事，宣布與共產黨脫離關系。但是，那些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卻在這關鍵的時刻勇敢地投入了共產黨的懷抱。“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葉劍英正是這樣的共產黨人。他在大革命失敗的低潮中，迎著反革命逆流加入中國共產黨，表現了堅定的革命信念和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

葉劍英加入共產黨以后，便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積極投入新的戰斗。

（本文作者：葉劍英秘書）

（來源：《百年潮》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