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與《紅旗周報》述論
瞿秋白與《紅旗周報》述論
韓同友 衡朝陽
一、瞿秋白和《紅旗周報》的淵源
瞿秋白是“中共第一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宣傳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唐寶林、陳鐵健：《陳獨秀與瞿秋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頁。】，他對於黨的理論宣傳貢獻集中體現在主編黨的刊物、提出黨的宣傳政策、親自撰文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方面。1923年瞿秋白從蘇俄回到國內，就成為中共中央刊物《新青年》、《前鋒》的主編，還參與編輯《向導》，國共合作初期參與領導國民黨報紙《民國日報》的改組工作。五卅慘案后，瞿秋白根據中央決定創辦《熱血日報》，1927年作為編輯委員會主任兼總編輯創辦《布爾塞維克》。此后，直到1934年，瞿秋白到中央蘇區，在那裡他再次擔任《紅色中華》主編。期間，盡管瞿秋白沒有主編過黨的刊物，但他在黨報、黨刊繼續發表大量的文章，其中就包括在《紅旗周報》發表的文章，對黨的思想理論宣傳做出了巨大貢獻。
《紅旗周報》的前身是1928年11月創刊的《紅旗》三日刊和1930年8月改版的《紅旗日報》。這一段時間瞿秋白在蘇聯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他顯然能夠看到一些《紅旗》報刊。瞿秋白和《紅旗》的關系最早要追溯到1929年底，當時還在蘇聯的瞿秋白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對黨的報刊《布爾塞維克》、《紅旗和海上日報》提出建議，其中談及《紅旗》，“我覺得《紅旗》的文字還太深奧了一些——編輯上應有大大的改良”，他還建議幫助工人寫作，組織工人通信員到工人區域收集通信【《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2月15日），《翟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8~719頁。】。1930年8月瞿秋白回到上海，他先后在《紅旗日報》發表短文《辛亥革命紀念和蘇維埃政權——擁護中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0年9月30日)以及《反對國民會議的欺騙》（1930年10月17日）。當時瞿秋白的長篇文章多在《布爾塞維克》上發表。
1931年1月初，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因為所謂針對“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路線”遭到全面批判，他被迫做公開的自我批評，並被排擠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盡管在1931年11月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代表大會上仍然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在隨后當選為中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但即便到1934年初赴中央蘇區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也已經游離於政治核心圈之外。巧合的是，正是在1931年3月初，張聞天將《紅旗日報》改版為《紅旗周報》，由羅綺園任主編秘密創刊發行，1933年在停刊5個月后於8月31日在中央蘇區出版第59期半月刊，改為張聞天任主編【《紅旗周報》短暫停刊的原因是臨時中央遷往中央蘇區。見方克主編：《中共中央黨刊史稿上卷，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頁。】，1934年3月初停刊，共出版64期。《紅旗周報》出版發行的3年和瞿秋白離開中共中央政治舞台的3年基本重合。這3年中瞿秋白花費大量時間在文藝理論和文藝作品的翻譯和創作以及左翼文化戰線的領導工作上，他對於革命政治的參與主要反映在為《紅旗周報》、《斗爭》、《布爾塞維克》、《中國與世界》等黨的刊物撰寫文章。其中在《紅旗周報》上瞿秋白發表的文章一共有18篇，這些文章集中於1931年底至1932年5月間，最早的一篇是1931年10月30日在《紅旗周報》第22期發表的《陳獨秀的“康庄大道”》，最后一篇是在1933年8月31日《紅旗周報》遷往蘇區的第1期即總第59期發表的《在瓜分混戰之下的中國西部》。
瞿秋白和《紅旗周報》的關系還在於《紅旗周報》曾發表文章專門對翟秋白展開批判，這就是1933年的“《斗爭》事件”【石源華：《王明路線在1933年對瞿秋白的“批判”》，《復旦學報》1983年第4期，第81〜84頁。】。針對瞿秋白在《斗爭》上發表的十幾篇時評文章，1933年10月30日《紅旗周報》第61期發表社論《白區黨在反對五次“圍剿”中的戰斗任務》和署名文章《粉碎五次“圍剿”與反傾向斗爭》，批判瞿秋白，從而把對瞿秋白的批判從上海推廣到蘇區。這也徹底宣告了瞿秋白政治生涯的終結，此后瞿秋白再“沒有發表過像過去那種文風嚴謹、暢論通曉、觀點深刻的論文，而且對於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表現在政治、軍事上的路線斗爭往往‘有著特別的敏感’”【梁化奎:《瞿秋白與“〈斗爭〉事件”述論》，《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06年第7期，第4頁。】。事實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收錄瞿秋白此后的理論文章隻有寥寥幾篇，且包括給中央表明進一步反省的信、在國立沈澤民蘇維埃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開展春耕運動等違心或應景之作，多簡明扼要。瞿秋白經六屆四中全會打擊而身心俱疲，但尚能鼓起余勇勉力支撐，再經“《斗爭》事件”則徹底心灰意冷，歷經滄海的瞿秋白深刻感受到“宇宙和社會是那麼陳舊，無味”，一時間感慨“生命沒有寄托的人，青年時代和‘兒時’對他格外寶貴”，因而懷念因為“無知”而“可愛”的“兒時”【瞿秋白：《“兒時”》，《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95〜96頁。】。自此瞿秋白大概“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了【瞿秋白這是描述自己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后的精神狀態，看來有些夸張，准確說這還應該是“《斗爭》事件”即1933年10月以后瞿秋白的心理狀態。見翟秋白：《多余的話》，《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01頁。】。
二、對《紅旗周報》有關瞿秋白文章文本的梳理
瞿秋白在《紅旗周報》發表的18篇文章中有13篇被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即：
史鐵兒：《陳獨秀的“康庄大道”》（1931年10月30日，第22期）﹔
范亢：《巴黎會議和瓜分中國的陰謀——進攻蘇聯的積極步驟》（1931年12月3日，第25期）﹔
范亢：《國民黨的兩個四全大會——反革命的大競賽》（1931年12月10日，第26期）﹔
范亢：《南京新政府的下馬威——十二月十五日槍傷三十多學生的大屠殺！》（1931年12月17日，第27期）﹔
范亢：《注意巴黎會議的結果——瓜分中國和進攻蘇聯的急進步驟》（1931年12月17日，第27期）﹔
范亢：《談談工廠小報和群眾報紙》（1932年3月11日，第31期）﹔
范亢：《從馬佔山到蔡廷鍇》（1932年3月11日，第31期）﹔
范亢：《國民黨出賣上海的無恥勾當》（1932年3月16日，第32期）﹔
范亢：《國民黨還配談領導權嗎？》（1932年3月25日，第33期）﹔
范亢：《中國的假革命黨和中俄復交問題》（1932年4月1日，第34期）﹔
范亢：《工人階級和上海和平會議》（1932年4月8日，第35期）：
范亢：《國難會議和民憲協進會的丑態——地主買辦軍閥資產階級進攻工農的兩種策略》（1932年4月25日，第37、38期合刊）﹔
范亢：《申報的武斷宣傳》（1932年5月2日，第39期）。
綜上可見，這13篇文章一篇是以史鐵兒的筆名發表，其余都是以范亢的筆名發表的同樣以范亢筆名發表的《日本對於蘇聯的不斷挑舋》（1932年5月15日第40期）則沒有收錄：《瞿秋白文集》收錄的是該文的《斗爭》版，是瞿秋白以狄康筆名發表在更早的《斗爭》上（1932年4月20日，油印第10期）。
此外，瞿秋白以何史文筆名發表的3篇文章和以狄康筆名發表的一篇文章則為《瞿秋白文集所遺漏，分別是：
何史文:《蘇維埃政府和滿洲事變（1931年11月20日，第23期）﹔
何史文：《國防政府還是蘇維埃政府?》（1931年11月20日，第23期）﹔
何史文:《紀念列寧》（1931年12月17日，第27期）﹔
狄康:《在瓜分混戰之下的中國西部》（1933年8月31日，第59期）。
與《日本對於蘇聯的不斷挑舋》一文收錄不同版本不同，上述4篇屬於《瞿秋白文集》編者的遺漏和疏忽，需要在以后重編《瞿秋白文集》時增補進去。因此.目前能夠確定的是，瞿秋白在《紅旗周報》共發表文章18篇。
另外，《紅旗周報》發表對瞿秋白的批判文章有兩篇：
社論:《白區黨在反對五次“圍剿”中的戰斗任務》（1933年10月30日，第61期）﹔
浪:《粉碎五次“圍剿”與反傾向斗爭》（1933年10月30日，第61期）。該文隨后也以海浪的名義發表於《斗爭》第33、34期（1933年11月5日、12日）。
上述這20篇文章就是瞿秋白和《紅旗周報》最直接的聯系。
三、關於《紅旗周報》有關瞿秋白文章內容的研究
瞿秋白是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過去9個月后開始在《紅旗周報》發表文章的，這9個月裡他也僅在《布爾塞維克》上發表了一篇政治理論文章【瞿秋白：《國民會議上蔣介石說些什麼？》（1931年5月10日），《布爾塞維克》第4卷第3期，轉引自《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第134-145頁。】。經過六屆四中全會的瞿秋白顯然需要好好思考下一步的工作。重新投入“戰斗”的瞿秋白，方式、方法開始有了轉變。這種轉變或者是由於身份的變化，或者是出於瞿秋白的自我保護。這種轉變首先體現在瞿秋白回歸蘇俄文學的翻譯和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的思考﹔其次在瞿秋白政治理論文章落腳點的變化。此前，他的此類文章主要落實到中國共產黨和工人農民如何做，採取怎樣的策略【以六屆四中全會為界，參照《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對比瞿秋白前后的政論文章，可以清楚看出這一現象。當然，此前瞿秋白較多文章是中共中央主要會議的報告或發言、政策規定、策略指示較多，突出體現出該特點。】。而此后瞿秋白的政論性文章主要指向國際帝國主義、國內國民黨反動派、托陳取消派等對立面，落腳點在批判。回避對中共政策、策略的批評建議，集中於對敵人的攻擊。這一方面反映出瞿秋白由黨的領導核心成員到邊緣人的身份變化，也體現出瞿秋白在極端打擊下的自我保護策略:批判敵人顯然不太容易犯錯誤。這樣的基於角色轉變而改變政治參與的方式、方法，以及革命理論思考的視角，值得引起關注。
從具體內容來說，縱觀瞿秋白在《紅旗周報》發表的18篇文章，關於蘇聯的文章最多，主要是在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黨投降的基礎上重點提出保衛蘇聯，這樣的文章有5篇:《蘇維埃政府和滿洲事變》、《巴黎會議和瓜分中國的陰謀——進攻蘇聯的積極步驟》、《注意巴黎會議的結果——瓜分中國和進攻蘇聯的急進步驟》、《中國的假革命黨和中俄復交問題》、《日本對於蘇聯的不斷挑舋》﹔批判申報對蘇聯消息的刊載視角問題一篇:《申報的武斷宣傳》﹔批判國民黨反革命政策的有4篇：《國民黨的兩個四全大會——反革命的大競賽》、《南京新政府的下馬威——十二月十五日槍傷三十多學生的大屠殺！》、《國民黨出賣上海的無恥勾當》、《國民黨還配談領導權嗎?》﹔宣傳蘇維埃政府反對國防政府的一篇：《國防政府還是蘇維埃政府？》﹔批判托陳取消派的一篇:《陳獨秀的“康庄大道”》﹔關於群眾報紙的語言形式、內容要求問題也有一篇：《談談工廠小報和群眾報紙》﹔紀念列寧的文章一篇：《紀念列寧》﹔提出反抗國民黨的投降賣國政策號召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文章有4篇:《從馬佔山到蔡廷鍇》、《工人階級和上海和平會議》、《國難會議和民憲協進會的丑態——地主買辦軍閥資產階級進攻工農的兩種策略》、《在瓜分混戰之下的中國西部》。這些文章以維護蘇聯、批判國民黨的內容較多，對中共革命策略的討論幾乎沒有。
瞿秋白在《紅旗周報》最早發表的文章是1931年10月30日的《陳獨秀的“康庄大道”》。作為陳獨秀親自選拔從蘇聯歸來的瞿秋白，對於陳獨秀的感情顯然也有別於常人。瞿秋白自己說我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后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瞿秋白：《多余的話》，《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第696頁。】。隨著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黨，瞿秋白對陳獨秀的態度也慢慢改變。最初，作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瞿秋白針對中共中央關於陳獨秀問題的來信，以共產國際決議一筆帶過【瞿秋白說，國際“已有一決議，其中提到中國黨內反右傾的任務，認定反對陳獨秀的取消派外，還要知道主要的黨內危險是暗藏的機會主義”。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30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六卷，第649頁。】，在其專文討論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時，仍然把“機會主義者的領袖陳獨秀”和“中國的托洛茨基派”區別開來，認為他們是“雙方並進和聯合行動”，因而對陳獨秀也是從思想理論方面進行黨內的批評，甚至因為在批評中連帶對魏金斯基和布哈林的批評而降低了對陳獨秀批評的針對性【瞿秋白：《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1929年11月6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六卷，第652-653、665、684頁。】。對於隨后的少年國際駐華代表建議開除陳獨秀問題，瞿秋白也僅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簡單傳達，並未有自己的意見【瞿秋白傳達“少年國際駐華代表（英國人）的口頭報告”，其中有“至於獨秀，則必須採取‘組織上的決定’，提出開除的問題。因為他是完全的取消主義，已不成其為黨內派別”。這裡瞿秋白應該是直接引用和間接引用結合闡述少年國際駐華代表的意見。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1月14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六卷，第697〜698頁。】。開除陳獨秀出黨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后，瞿秋白認為，“對於反對陳獨秀的問題——理論上的斥責（並非討論）的問題，既然他將他第三封信公布了，就成為重要的問題了”，但還是認為，“這裡的意見，大致表示在我的文章（即前述《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引者注）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I2月15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六卷，第716頁。】，並沒有進一步的意見。此后為了和中央保持一致，瞿秋白在文中也經常把托陳取消派和一切反動勢力放在一起批判，卻再沒有系統批判陳獨秀及其托陳取消派。對陳獨秀的態度應該反映了瞿秋白當時對於大革命失敗原因的不同看法及其對陳獨秀的情感。
1931年11月下旬以后，直至1932年5月中旬，瞿秋白在《紅旗周報》發表了16篇文章。這些文章的首要特點是緊扣時政熱點，都可以稱做時評，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理論方法對巴黎會議、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南京國民政府1931年12月15日槍傷學生事件、一·二八事變、偽滿洲國成立、國難會議進行分析。這些事件涉及國家前途民族命運，都是當時重大的政治問題，瞿秋白通過自己的敏銳觀察和深刻剖析，為大眾破解迷局，為無產階級指明革命道路，字裡行間充滿了戰斗精神。第二個特點是中心思想高度統一，主要圍繞揭露一切反革命的真實面目、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保衛蘇聯展開。九·一八事變后國際聯盟召開的日內瓦會議、巴黎會議是英美法日研究討論“是否已經必須由英、法、美、日四國帝國主義直接來統治中國——瓜分中國”的分贓會和“積極地進行進攻蘇聯的戰爭准備”會，而面對瓜分，國民黨軍閥還是“竭力屠殺民眾”、“討好帝國主義”【《巴黎會議和瓜分中國的陰謀——進攻蘇聯的積極步驟》（1931年11月20日），翟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第191〜193頁。】﹔對於《申報》，瞿秋白也以階級斗爭的敏銳嗅覺，發現其“國民黨的官場機關報”的“后備軍”本質而致力於“揭穿它的假面具”。通過對《申報》有關文章的分析，瞿秋白認定，“《申報》的‘左傾’，事實上不過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別動隊”，《申報》對於蘇聯的宣傳“表面上暗示著對於蘇聯的崇拜和同情，這同樣是收買人心的手段”，它對於蘇聯的態度，無論怎麼掩飾，“始終暴露了根本敵視的立場”【《〈申報〉的武斷宣傳》（1932年4月24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第435-437頁。】。對於一·二八事變中蔣光鼐、蔡廷鍇的抗日斗爭，瞿秋白號召“勞動民眾和兵士們，千萬不要再相信地主資本家的軍閥之中有什麼‘愛國英雄’，千萬不要相信國民黨的將軍之中有什麼能夠真心反抗帝國主義的人”，“解決一切問題的力量……在我們自己”。蔣光鼐、蔡廷鍇軍隊的撤退進一步証明瞿秋白的分析，“國民政府和蔣光鼐、蔡廷鍇，聽著國際帝國主義的命令，服從日本天皇的上諭，強迫上海的兵士退卻二十公裡”，他們的賣國罪狀完完全全暴露在中國民眾面前【《從馬佔山到蔡廷鍇》（1932年3月11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第407頁﹔《國難會議和民憲協進會的丑態——地主買辦軍閥資產階級進攻工農的兩種策略》1932年4月9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七卷，第424頁。】。顯然是受中共的政策影響，瞿秋白的這些文章中也充斥著“左”傾錯誤，簡單化地把一切中間力量都推向國民黨一邊，認為他們都是欺騙大眾、投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幫手。
即便如此和中央保持一致，瞿秋白仍然難逃厄運。針對瞿秋白1933年在上海版《斗爭》以筆名狄康發表的十幾篇時評短文，上海臨時中央局予以尖銳批判，並最終通過《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批判瞿秋白“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錯誤”，是“偷運和繼續他過去的腐朽的機會主義”，“客觀上，他是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虫”，號召對瞿秋白“開展最無情的斗爭”【轉引自石源華：《王明路線在1933年對瞿秋白的“批判”》，復旦學報1983年第4期，第81頁。關於《斗爭》上海版和蘇區版的考辨，見梁化查:《“〈斗爭〉事件”中的〈斗爭〉版本考》，《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06年第8期，第6-7頁。】。
《決定》發出一個月后，已經轉移到中央蘇區出版的《紅旗周報》發表社論和署名文章對瞿秋白展開批判，從而把這一事件擴及到蘇區。社論《白區黨在反對五次“圍剿”中的戰斗任務》，在列舉了白區黨的主要任務后，指出要完成上述任務，“必須大大的發展黨內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與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隨后，社論對於“羅明路線”隻字未提，卻將矛頭直接指向狄康（瞿秋白）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強調“必須開展最無情的斗爭”，“給以最嚴重的打擊”，並且引用高爾基的名言，“敵人不願意解除武裝，我們就必須消滅他”。社論關於翟秋白右傾機會主義結論的証據是：瞿秋白認為當前時局的中心是軍閥混戰，而非蘇維埃政權和國民黨政權的尖銳對立﹔翟秋白認為“國民黨不敢派白軍去打紅軍，隻能用經濟封鎖與狡猾的手段”﹔瞿秋白“污蔑紅軍蘇維埃的力量”，否認國民黨棉麥借款的目的是第五次“圍剿”，等【《白區黨在反對五次“圍剿”中的戰斗任務》（1933年10月30日），《紅旗周報》第61期，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紅旗周報》同期還發表署名“浪”的文章《粉碎五次“圍剿”與反傾向斗爭》，在對羅明路線、何叔衡錯誤觀點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對狄康（瞿秋白）機會主義給予全面的列舉和批駁，認為“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主要的也是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過分估計敵人的力量，輕視革命力量。首先是對於紅軍力量不相信.而表現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動搖”【浪:《粉碎五次“圍剿”與反傾向斗爭》（1933年10月30日），《紅旗周報》第61期。】。這兩篇文章粉碎了瞿秋白的一切努力。
瞿秋白最后的努力應該是在《紅旗周報》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即《瓜分混戰之下的中國西部》。該文是在上海臨時中央局做出《決定》之前發表的，其時臨時中央已經向瞿秋白指出他的錯誤【石源華:《王明路線在1933年對瞿秋白的“批判”》，《復旦學報》1983年第4期，第83頁。】。顯然是根據臨時中央局的批評意見，1933年8月31日瞿秋白發表《瓜分混戰之下的中國西部》，批評“四川有些同志，以為‘現在四川反革命軍閥混戰是主要的革命任務’，反帝斗爭仿佛退到第二位了”，“這是極嚴重的錯誤”，並且指出四川軍閥混戰之中相互指責“放縱赤匪的蔓延”，搶著勾結帝國主義，聯合進剿紅軍，和南京軍閥與西南軍閥沖突中又一致圍剿中央蘇區。這些錯誤正是《決定》批判瞿秋白的，甚至和后來《紅旗周報》批判瞿秋白的社論及署名文章對瞿秋白的批判完全一致，因此這一段顯然是根據臨時中央局意見的自我糾正，但瞿秋白沒有就右傾機會主義進行重點反思隻能引起臨時中央的更加不滿。《決定》發布后，瞿秋白已經沒有退路，他迅即在《斗爭》（上海版第52期）發表《我對於錯誤的認識》（1933年9月27日）對自己的機會主義立場進行反思。但緊接著就是上述《紅旗周報》社論和署名文章的無情打擊，它對瞿秋白的顯而易見的影響是更少的理論著述以及寥寥的幾篇時政文章。據不完全統計，1934年瞿秋白的政論文僅有短論《節省每一粒谷子來幫助戰爭》（3月29日）、社論《努力開展我們的春耕運動》（4月3日）、短論《階級斗爭的教育》（5月30日）等“寥寥三篇奉命應景之作”【蔡桂林:《秋之白華：瞿秋白傳》，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頁。】。
《紅旗周報》見証了瞿秋白在極左思潮打擊下的積極尋求突破和消極被動適應的努力與失敗。而隨著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形勢的緊張，《紅旗周報》也於1934年3月宣告停刊，之后中央紅軍開始了漫漫長征。瞿秋白和《紅旗周報》產生聯系的3年，見証了極端“左”傾政策打擊下中國革命的危機，從而見証了這一時期中國革命“左”傾政策走向了破產。
（本文作者：韓同友,淮陰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衡朝陽,淮陰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江蘇淮安 223003）
（來源：《黨史教學與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