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論怎樣抓科研和學習
葉介甫
徐特立是我們黨的老一輩革命家，他一生“自己學而不厭”“對別人誨人不倦”，是“中國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怎樣抓好科研
1940年，黨中央為了培養科學技術人才，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學院。學院成立后，黨中央委任徐特立為院長。當時，對於如何進行我們黨的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建設，在自然科學院甚至在黨內出現了不同的看法。而邊區科學技術人才缺乏，在開展大生產運動以后，這個矛盾更加突出。
為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邊區陸續建立了一批工廠，如石油廠、紡織廠、化工廠、機械廠、造紙廠、煉鐵廠以及兵工廠等，都迫切需要技術人員。就當時那麼一點技術力量，怎樣使用？是統籌安排，讓一部分科學技術人員參加生產建設，一部分科學技術人員搞好科學教育工作、培養新生力量呢，還是隻顧眼前生產建設的急需而不辦、緩辦科學教育，或者隻顧辦科學教育而不考慮當前生產建設的迫切需要呢？有人主張隻搞生產建設，不必辦正規學校。如果辦學校也隻能搞短期的技術教育，不必搞系統的教學。他們甚至主張把自然科學院改為比較高級的職業學校。
然而徐特立堅持要把自然科學院辦下去，他認為，既要支援當前生產建設的需要，又要統籌兼顧，不能隻顧眼前，不考慮長遠需要。我們黨的科學技術和教育工作，像政治、經濟、軍事等工作一樣，每一步驟，既要從我們當前的實際需要出發，又要照顧將來。“見近不見遠”或“見遠不見近”都不可取。他還主張加強基礎科學知識教育，教給學生系統的科學知識。
徐特立多次語重心長地說，要善於吸收前人的和外國的經驗教訓，眼光要看遠一些。他在邊區的《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寫道：“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后曾進行設計教學，廢止科學系統，結果兒童所了解的只是個別問題的經驗，而科學降到最低的水平。在第一次五年經濟建設前不久停止了設計教學而提出系統化的口號。”
在徐特立的精心培育下，順利地開展了教學工作，同時還抽出了一部分力量參加了邊區科學調研查研工作。雖然由於形勢發展很快，同學們大多數未能在自然科學院完成全部學習計劃就離開了延安，但都已打下了一定的科學知識基礎，高年級學生還取得了一定的專業知識。全國解放后，不少人通過進一步的學習與實踐，掌握了一門專業本領，成為新中國的一批科技工作骨干。
怎樣搞好學習
在學習觀上，徐特立始終堅持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檢驗真理的標准是實踐而不是成規。
他認為，理論必須與實際密切結合。他說：“研究科學如果停止在書本上（即原則上），與停止在解決目前的生活問題上，同樣是非實際的。”他還把讀書、鑽研學問生動地比作打仗，要注意兩點：第一是“攻堅”，第二是“掠野”。所謂“攻堅”，就是要像攻克敵人的據點一樣，掌握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最新成果。古今中外，凡是在學術上有成就的人，都是下苦功夫、長期刻苦鑽研的結果。但是隻“攻堅”還不夠，還必須更廣泛地學習新的知識，擴大知識的廣度，這就是“掠野”。學習就“像作戰一樣，其中心對象是守住中心據點，一切掠野是為著攻堅，是為著守這一據點”。
從1942年開始，我們黨在延安開展整風運動。徐特立積極地參加了這個運動，對王明一類自謂神聖、自命不凡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嚴肅的批判，指出他們“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可是有一句最主要的沒有讀，即《費爾巴哈論》上說的‘一切東西在辯証法面前沒有神聖’”。他們雖然滿嘴馬克思主義的口頭禪，其實並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徐特立認為判斷一個同志是否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不是看他嘴巴上能否背誦馬列主義的詞句，而是看他行動上是否能以辯証唯物主義為武器解決革命工作中的實際問題。他說：“離開職業事業專憑一己的意見議論人們的政治水平，必然要把馬列主義空洞化、庸俗化、書本化。”
徐特立曾告誡廣大青年：“一切事業一切學說一切前人的遺產擺在你們面前，你們都不拒絕都歡迎，但那都不是神聖的，都要經過你們的腦來分析，經過你們的手來試驗。檢查的標准不是成規，而是你們革命的大多數人的行動……同時一切要經過自己的腦，不是盲目的服從而是自覺的服從，一切不經過腦的信仰是迷信。對於一切真理都要經過自己的腦加以分析，加以集體的討論，不把任何真理神聖化，還要經過自己的手及群眾的手執行過，在革命過程中，還要加以補充，加以發展。”
1958年，黨領導開展了一個勤工儉學和教育革命運動。徐特立根據我們黨的革命經驗，針對當時的錯誤傾向指出：“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提倡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當然並不是否定讀書和書本知識的意義。書是一定要讀的，正確的書本知識也是極為重要的。不讀書，我們如何繼承和借鑒旁人積累起來的許多斗爭經驗呢？”
在當時片面強調實踐、強調生產勞動，忽視書本知識、忽視課堂教學的情況下，徐特立這些意見顯得難能可貴。
（來源：《學習時報》2017年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