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的文化自信思想及其時代價值

李大釗的文化自信思想及其時代價值

高樂樂

李大釗不僅是革命家、政治家，還是偉大的文化啟蒙者。縱觀李大釗短暫的一生，從幼時受中華典籍啟蒙到就義前發“以利文化”的遺願，他的一生都在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並且表現出“難得的文化自信”【侯且岸：《大釗精神永存》，《北京黨史》2009年第6期。】。李大釗的文化自信思想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對當今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也具有珍貴的參考價值。

一、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的內涵

（一）從歷史價值上肯定中國文化為世界文化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

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歷甲午慘敗、辛丑之恥的部分中國人，對於民族文化已經毫無自信可言。甚至連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陳獨秀，也一度產生過這種傾向。他通過考察數千年來中國的政治文化狀況，指出“若而國家實無立國之必要，更無愛國之可言”【《愛國心與自覺心》，《陳獨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頁。】。針對這種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虛無主義狀況，李大釗有不同的認識。他認為，雖然中華文明有不足之處，但這並不代表中華文明沒有輝煌的過去。他說：“秦皇、元代之雄圖，……當其盛時，豐功偉烈，固莫不震赫於當世。”【《厭世心與自覺心——致〈甲寅〉雜志記者》，《李大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51頁。】“堂堂黃帝之子孫，……前此四千余年，吾民族既於天演之中，宅優勝之位置，天道未改，種姓猶存。”【《國民之薪膽》，《李大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頁。】“吾之國家若民族，歷數千年而巍然獨存，往古來今，

罕有其匹。”【《〈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李大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頁。】“中國於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及於高麗，乃至日本，影響於人類者甚大。”【《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頁。】從其中“堂堂”、“優勝”、“獨存”、“罕有”、“偉大”等詞語可以看出，李大釗對中華民族文化有著發自內心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這說明李大釗充分認識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輝煌成就及其對世界文化作出的重大貢獻。這對於當時失去民族文化自信的很多中國人來說，無疑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二）從現實地位上闡釋中國文化應該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擁有一席之地

從文化屬性上看，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平等的。愚昧的、落后的文化必然要被文明的、先進的文化所取代。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關於中國文化性質的論爭，就一直困擾著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形成涇渭分明、截然相反的兩個派別。一派是以陳獨秀、胡適、陳序經等人為代表，認為同近代西方文化相比，中國文化屬於古代文化，是“古之遺”，是落后的文化。因此，應該“棄舊圖新”、“全盤西化”，用近代的西方文化取代屬於古代的中國文化。另一派是以杜亞泉、林琴南、梁啟超等人為代表。他們基本上將中國文化看作是精神文明，將西方文化等同於物質文明。因此，他們認為中國文化優於西方文化，甚至應當用中國文化去拯救處於水火之中的西方文化。在這場爭論中，李大釗沒有傾向於任何一方。李大釗認為，從文化的質性上來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本無絕異”的，是平等的。他認為，雖然在中西文化之間存在著新舊之異、甚至是社會性質上的差別，但這些不同屬於類的不同，在本質上“本非絕異”。他認為，在新舊之間性質相同，所差者隻存在量的多少，即“同質而異量”。他認為，新舊文化之間不應該“相崎相峙，相攻相搏”，因為它們“所秉持之質性本無絕異，且全相同”【《調和之法則》，《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頁。】。

從文化內容上看，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具有互補性。李大釗認為，中西文化之間不但不存在本質上的差別，而且它們之間還存在著互補的關系。他指出：“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於無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頁。】。李大釗用“車之兩輪”、“鳥之兩翼”這兩個生動的比喻，來說明中西文化之間既是平行又是互補的關系。對於中西文化各自出現的問題，李大釗認為，中西兩種文化本身應該徹底地覺悟到各自的不足以及對方的優長，在取長補短中創造新文明、“演進於無疆”。他指出：“所謂本身之覺醒者，即在東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靜的世界觀，以容納西洋之動的世界觀﹔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質的生活，以容納東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312頁。】在李大釗看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並不存在優劣之分，兩者之間都存在相互學習的地方。也就是說，從文化的性質上看，李大釗自信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平等的，都有各自存在的價值和相互學習的地方，因此，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一樣，應該佔有一席之地。

（三）從未來發展方向上指明中國文化為世界文化再次作出重要貢獻的道路

李大釗的文化自信思想，既體現在對歷史上中國文化成果的自信、對現實地位上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可以並存的自信，還充分體現在對中國文化可以為世界文化作出新貢獻的自信。盡管在他看來，“中國文明之疾病，已達炎熱最高之度，中國民族之命運，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但他深信，“吾民族可以復活，可以於世界文明為第二次之大貢獻”【《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頁。】。他指出，應當打破東西文化的偏見、拋開種族血系的分別,在鏟除種族根性偏執、驗察延續下來的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啟發科學的精神以索真理，奮其勇氣以從事於動性之技藝與產業”，“時時創造，時時擴張”【《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頁。】。這樣，在“自信獨守”的同時，做到“容人並存”【《新舊思潮之激戰》，《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頁。】“，以創造新文明，從而為世界文化作出新貢獻。

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李大釗確信馬克思主義可以和“中國實境”相結合，從而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明，進而有所貢獻於世界文化。通過觀察世界革命形勢和深研馬克思主義學說，李大釗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和科學性。通過俄國十月革命，李大釗既看到馬克思主義是俄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又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普遍性。他明確地指出：“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不獨是俄羅斯人心變動的顯兆，實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顯兆。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Bolshevism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367—368頁。】俄國十月革命也讓李大釗意識到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可能性。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和歷史學說等的學術研究，李大釗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及其實現必然性的認識。

李大釗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他指出：“本來社會主義的歷史並非自馬氏始的，在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會主義者，不過他們的主張，不是偏於感情，就是涉於空想，未能造成一個科學的理論與系統。至於馬氏才用科學的論式，把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証明與從來的個人主義經濟學截然分立，而別樹一幟。”【《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頁。】后來，他又通過研究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發現，“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理愷爾的歷史哲學》，《李大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頁。】,正是通過這種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歷史學說等科學性的認識，李大釗從學術研究上逐漸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信仰。

通過理論和實踐的雙向探索，李大釗堅定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信心。經過對馬克思學說的理論研究，李大釗深刻地認識到它產生的社會環境。他說：“平心而論，馬氏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馬氏時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發現。我們現在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於我們生存的社會。”“我們批評或採用一個人的學說，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就是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頁。】他進而指出，由於時代和環境的變化，在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時必須要與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再論問題與主義》，《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頁。】他還說，社會主義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個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李大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頁。】。這裡的“實境”、“特性”等詞匯，當然包含著中國的傳統文化。

正是基於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刻研究，李大釗確信，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產生實際效果，必然要與中國社會的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文化也必然要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通過實踐探索，李大釗認識到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他指出：“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再論問題與主義》，《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頁。】在深入農民運動的實踐中，李大釗也認意識到中國農民地位的特殊性。他指出：“在經濟落后淪為半殖民的中國，農民約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佔主要的位置，農業尚為其國民經濟之基礎。故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中國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土地與農民》，《李大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8、107—108頁。】正是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時代性和中國社會特殊性的認識，使李大釗堅信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文化必須要與包含中國傳統文化在內的中國的“實境”相結合。

二、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的生成機理

（一）良好的文化品格奠定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的心理基礎

李大釗出生在瀕臨灤河入海口的河北省樂亭縣，北部是廣闊的濱海平原，東部是一望無垠的大海。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有助於李大釗形成包容、開放、進取等優秀文化品格。李大釗的家鄉地處清王朝推行“新政”的中心范圍，同時也是袁世凱的老巢和他培養北洋勢力的基地，還是資本主義經濟入侵的重點區域。這些因素匯成一股合力加快該地區文明開化的步伐，增強地區人們的開放心態。樂亭縣古屬燕趙之地，燕趙地域文化最明顯的特征是慷慨悲歌、任俠豪爽。李大釗也受這種文化的深刻影響，以至后來改用“‘李大釗’這個名字，以燕趙慷慨悲歌之士自命”【韓一德：《愛國主義是推動李大釗走向共產主義的動力》，《河北學刊》1984年第5期。】。樂亭縣因距離京師較近，有著濃厚的讀書人仕的傳統。據記載，僅自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到光緒二年（1876年）的170年間，樂亭縣就出過16名進士、142名舉人和226名貢生【朱志敏：《李大釗傳》，紅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頁。】。在李大釗的家鄉，學齡兒童通常都“雅重讀書”，如縣志記載，“村氓衣食稍足，亦必令子弟就塾”。少年時代的生長環境，使李大釗養成包容、開放、進取、創新、獨立自主等優秀文化品格，為后來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的產生奠定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礎。

（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澱構成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的前提

文化自信思想形成的前提，首先在於對所自信的文化有著充分的了解，否則隻能是盲目的自信。李大釗6歲進入私塾，開始接受傳統儒家典籍的教育。他的第一位塾師是秀才單子鰲。單秀才不僅有學識，品格也著稱鄉裡。第二位塾師是具有增廣生員資格的趙輝斗。他為李大釗“幾乎傾盡了畢生積累的知識和心血”，使李大釗“不到三年就成了遠近聞名的文童”。第三位塾師是曾讀書於北京國子監的優貢生員黃玉堂。在他的教育下，李大釗又苦讀3年【中共唐山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李大釗與故鄉》，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4一45、48頁。】。到1905年參加科舉府考，李大釗接受了長達10年的為科舉應試而准備的傳統私塾教育，“給他的舊學打下深厚的根底，寫的一手好的詩文”【許全興：《李大釗哲學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積累下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正是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真切感知和系統訓練，為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的產生奠定深厚的傳統文化基礎。

（三）對西方現代文明成果的汲取開闊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的現代化視野

真正的文化自信，還需要有廣闊的現代化視野，否則隻能是坐井觀天般地盲目自大。1905年，李大釗進入永平府中學堂，開始學習“啟蒙科學”【《我的自傳》，《李大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頁。】。主要科目有英語、數學、格致學，以及西方國家的政治、歷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識。此時，李大釗仍對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維新思想非常痴迷。據他的同學回憶，李大釗“受課之余，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編，日無暇息”【中共唐山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李大釗與故鄉》，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頁。】。1907年，李大釗進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后，閱讀大量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報刊文章，如《中國報》《民心報》和《克復報》等報刊上的文章。經過資產階級現代思想和革命實踐的進一步洗禮，李大釗全面提升自身的現代思想文化水平。其間，李大釗還加入中國社會黨，開始接觸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1913年冬，李大釗赴日本留學。在日本，他不僅系統地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啟蒙文化，還深受當時日本社會流行的大正民主主義文化的影響。早稻田大學的課程和學術傾向，使李大釗對英國式的立憲政治產生濃厚的興趣，特別認同穆勒的秩序民主思想。李大釗在早稻田大學學習《國家學原理》《政治評論》《應用經濟學》《經濟學原理》《民法要論》等課程，主要涉及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的內容。李大釗也關注到當時日本社會興起的托爾斯泰研究熱潮，並受托爾斯泰非暴力思想的影響。日本學者市村贊次郎對中國人文化性格中矛盾性的分析，對李大釗調和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河上肇、堺利彥等人的譯文或著作對李大釗了解馬克思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解救民族危機的強烈願望深化李大釗對民族文化的自信

作為一個有著深厚民族文化感情的愛國者，李大釗始終以拯救中華民族作為其思想的出發點。他以民族復興和國家強盛為己任，在實踐中努力探尋拯救民族危亡和實現國家富強的道路。尤其在近代中國積貧積弱、任由西方列強宰割的歷史背景下，李大釗更傾向於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理性的“自反”，希望從中發現民族復興的內在動力，增長人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自信。李大釗以“鐵肩擔道義”為己任，在他為北京師范大學的學生梁容若所藏的《三民主義》一書題詞時寫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梁容若所藏〈三民主義〉一書的題詞》，《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頁。】這幾句話是李大釗從少年時代就樹立起來的人生信念。正是這種強烈的民族文化情懷，使李大釗始終以拯救民族的危亡為出發點和目標指向，對李大釗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五）西方文明弊端的暴露和國內復辟帝制的鬧劇是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后果，使資本主義文明的弊端顯露無疑。這不僅使西方學者開始反思自身文化的缺陷，也使中國學者重新看待西方文化，並在反思中發現中國文化的價值所在。與此同時，一些西方學者開始關注中國文化，肯定中國文化的重大價值，如英國哲學家羅素、美國哲學家杜威等。中國學者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從斷壁殘垣的歐洲游歷回來的梁啟超。他明確指出，西方文化已經破產了，並且需要中國文化去解救。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李大釗對西方文化也進行了很大程度的反思。李大釗指出，西方文化因為其“動的文明”而受物質生活的重壓，達於“不無趨於自殺之傾向”。他進而提出，要清醒地認識到西方文化的不足，從而在學習西方文化時要有所選擇，有所警覺。從國內政治狀況來看，辛亥革命后先后出現兩次帝制復辟，其中，袁世凱更是意圖通過“定孔教為國教”來為帝制復辟証明，並籠絡一批國內外學者，妄圖証明民主共和制度不適合中國文化。這些都在極大的程度上刺激著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的產生。

三、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的重要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

（一）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的歷史意義

李大釗的文化自信思想突破全盤西化派和國粹派的兩種極端范疇，客觀、理性地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價值，有助於時人確立科學的民族文化自信的理念，從而恢復當時幾乎被徹底擊碎的民族自信心。李大釗還指明，在未來文化的發展方向上，既要有“容人並存的雅量”，更要有“自信獨守的堅操”，從而為當時困惑於東西文化問題的知識分子指明中國未來文化發展的理路。

李大釗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改變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新文化”的方向，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提供了最高形態的現代化理論的指導，增添了全新的活水源頭。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指導思想也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文化思想逐漸轉變為馬克思主義。后來，毛澤東在回憶這段歷史時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因此，也可以說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文化來指導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中國人在推動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觀念上也由被動轉入主動。

李大釗的文化自信思想有力地推動中國共產黨文化自信的起源。李大釗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研究和宣傳，奠定中國共產黨文化自信的文化哲學基礎。他從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和歷史理論的學術研究過程中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為中國共產黨文化自信的起源奠定學術文化基礎。他對俄國十月革命的熱情宣傳，向人們闡明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信的起源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學說時代性和中國社會特殊性的認識，向人們証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性，從而為中國共產黨文化自信的起源奠定重要的理論基礎。李大釗還通過將馬克思主義傳播給中國工人、農民等眾多社會階層的實踐探索，積累豐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經驗，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道路，奠定中國共產黨文化自信的實踐基礎。

（二）李大釗文化自信思想的時代價值

當代青年群體應當提升自己的人文主義情懷。李大釗的文化自信思想彰顯強烈的人文主義情懷，“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釗一生的真實寫照。五四運動后不久，李大釗寫道：“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犧牲》，《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頁。】李大釗認為，生命的意義就在於奉獻，哪怕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犧牲自己的生命都毫不遲疑。當今時代，特別是青年群體，應當像李大釗那樣甘心為國家、為社會奉獻自己的青春和熱血，而不應當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當代青年應當在為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展示自己的才華，勇於擔當起時代賦予的責任，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進程中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

對中西文化都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李大釗認為，無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對外來文化，都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能盲目地崇拜孔子之道、釋迦之說或耶穌之教，要以真理為標准有選擇地吸收，即“孔子之道有幾分合於此真理者，我則取之﹔否則，斥之。釋迦之說有幾分合於此真理者，我則取之﹔否則，斥之。耶穌之教有幾分合於此真理者，我則取之﹔否則，斥之”【《真理（二）》，《李大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7頁。】。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李大釗也同樣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平心而論，馬氏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我們批評或採用一個人的學說，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就是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頁。】當下，對傳統文化的學習熱潮再度興起，但是很多人是沒有選擇的盲目學習，甚至有“全盤承受”的意味。李大釗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啟示我們，應當用現代文化的精神，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新審視傳統文化，合理的、優秀的要學習，不合理的、落后的就應當堅決拋棄。對外來文化也是一樣，應當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的基礎上，摒棄媚外的心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深入社會生活，重視社會實踐。李大釗認為，知識分子不應該成為不勞而食的文化游民，要主動與勞動人民打成一片，在具體實踐中將先進文化傳播出去。他說：“不勞而食的智識階級，應該與那些資本家一樣受排斥的。”【《“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頁。】他主張，接受先進文化的青年，要主動到社會實踐中去，以先覺帶動后覺，將先進的文化傳播給廣大的人民群眾，帶動更多的人有“徹底的覺悟”。李大釗還主張，在傳播先進文化的過程中，要深入了解當地的民風、民俗，利用人們易於接受的形式進行傳播。他說：“到鄉間去的同志們，應知利用農閑時間，尤其是舊歷新年一個月的時間，作種種普通常識及國民革命之教育的宣傳。為使此項工作多生效果，圖畫及其他淺近歌辭讀物，均須預備，並須要聯合鄉村中的蒙學教師，利用鄉間學校，開辦農民補習班。”【《土地與農民》，《李大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頁。】當前，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宣傳和教育，也需要深入社會各個階層，利用他們易於接受的形式，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給他們。這樣，既可以擴大傳播和教育的范圍，又能夠增強實際效果。

（本文作者：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4級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5）

(來源：《北京黨史》201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