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與南昌起義——賀曉明訪談錄
賀龍與南昌起義
——賀曉明訪談錄
楊 琳
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立場，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斗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楊琳：（《百年潮》編輯）：南昌起義雖然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幟，但真正策劃組織發動起義的完全是共產黨人，起義的實際領導者12人中，周恩來、朱德、葉挺、劉伯承等都是共產黨人，為什麼唯獨擔任起義代總指揮的您父親賀龍不是黨員？
賀曉明：這個問題應該是周恩來同志回答的。我父親是1926年8月初向周逸群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南昌起義時，他還不是黨員。會昌戰役后，在瑞金一所小學內由周恩來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前，周恩來到二十軍軍部看望我父親，向他傳達了南昌起義的決定。我父親非常堅定地答復周恩來：“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樣干我就怎樣干！”這句話隻要涉及南昌起義的書裡都會看到。有人問過我，你父親當時這麼講，是不是不動腦子、有點愚忠呢？事實上，要是了解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就可以理解了。
我父親出生在湖南省桑植縣。他身上有湘西農民的特性：無畏、機智和自信。我爺爺是個裁縫，家裡很窮，吃不飽飯、穿不暖衣，寒冬臘月打赤腳，飽嘗清政府大小官員和地方衙役的盤剝和欺負，窮人的痛苦我父親知道得很深。受壓迫就要反抗的精神在他身上反映得非常強烈。人家和他講孫中山的主張如何如何好，中華革命黨如何反對帝國主義、平均地權，他就印手印，參加中華革命黨。20歲時他已經在很多地方搞了農民暴動，打土豪劣紳，反對反動軍閥，為農民爭取利益。但是農民起來以后怎麼干，沒有章法。在長沙，他打算行刺湖南統治者譚延闿，但事敗被捕，沒多久被釋放，但正如他后來說過的話：“這事件給了我一個教訓。它使我認識到，搞暗殺是無益的，沒有軍事力量，在中國就成就不了什麼事。我認為我必須著手建立一支革命軍隊。”
於是我父親又回到家鄉，集合一些朋友，組織起一支軍隊來，參加湘西起義的很多人也加入了這支軍隊，他是指揮人，從地方行政官那裡奪取了軍事權力。我父親帶領的是一支殺富濟貧的民軍、義軍，所以土豪劣紳罵他是土匪。關向應在回憶我父親這段經歷時講過：“常常聽到別人說賀龍這時是個土匪。這是無中生有。他一生任何時候從來沒有干過盜賊的勾當。他從19歲起，就是孫中山的革命黨同盟會的一個首領，什麼時候有可能就奪取軍事權力，像他從地方行政官那裡奪取軍事權力一樣，乃是革命黨的綱領的一部分。”
父親的隊伍開始時人很少，后來發展擴大，他成為旅長。他兩次帶這個旅到四川去打仗。那時候，他的軍隊打的旗幟是國民黨旗。他的政治顧問是著名的同盟會會員石青陽，石后來成為南京的高級官員。上級軍官是國民黨的四川邊疆司令官熊克武，我父親任當地駐軍指揮。
1925—1927年間的大革命浪潮深深地影響了我父親。他離開四川，回到湖南。在四川打那麼多年仗，他看到的盡是軍閥政客爭權奪利、腐化墮落，他感到個人政治上沒有出路，整個軍隊也無出路。他后來在回憶那段經歷時說：“我認為這樣打來打去，不但不能為民除害，戰爭反而給老百姓帶來災難，這樣干下去是沒有出路的……”
當年張國燾堅決反對發展我父親入黨，他的理由是“賀龍投機革命”。彭真后來講的一段話很能說明問題：“賀龍同志在北伐戰爭前當過旅長、師長，當過鎮守使，后來為什麼能夠走上革命的道路？有些人強調了賀老總出身貧苦。我認為不光是出身苦。出身苦僅是一個條件。許多人出身不好為什麼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些出身苦的人為什麼卻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賀龍同志成為共產主義者，成為南昌起義的總指揮，不僅是因為出身苦和性格，而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
我父親用種種方式同舊社會斗爭，他找過孫中山，接觸過汪精衛。對於蔣介石在上海四一二大屠殺和許克祥在長沙馬日事變大屠殺，汪精衛嘴上反對、心上支持，被屠殺的都是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這些血淋淋的事實最后讓他徹底認清了他們的反革命本質，而恰在這段時間，他有機會接觸共產黨人，了解共產黨的主張。在斗爭中找出路的過程中，他最終選擇了共產黨。
他最早是1914年駐軍湖南桃源時從留洋學生方（花）漢如那裡知道共產主義和共產國際。之前的革命戰爭經歷讓我父親感到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無法實現，他就問方（花）漢如有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政黨，方（花）漢如告訴他：“有，就是國際黨。”他對這個印象很深，這對他的思想啟發很大。
1923年，我父親任旅長，駐軍貴州銅仁，他朋友的弟弟到廣東黃埔軍校學習，給他們寄來很多談到廣州和黃埔軍校情況的信，還寄來了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簡章。這對於他是第二次思想上的推動。
1924年，中共湘區委員會根據中央“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的斗爭中，決定要素是吸引廣大農民參加這一斗爭”的指示，在各地尋找有革命傾向的部隊，並派陳章甫到湘西了解部隊情況。陳章甫找到我父親，談得很融洽，這是他與共產黨人的直接接觸。
大革命時期，我父親曾邀請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赴宴，請他們各自發表對時局和國家前途的見解。聽了雙方意見后，我父親明確指出：“還是共產黨的主張對。”
1926年8月，當時廣州的國民黨政府派了一個宣傳組到他那裡影響他的軍隊，這個組的組員有很多共產黨員，組長是黃埔軍校學生周逸群。周逸群到我父親隊伍的第三天，我父親就和周逸群說他要參加共產黨。周逸群對他說，隻要夠條件，一定有人找你。這樣一位高級將領積極要求加入共產黨，還要帶領他的二十軍全體起義，黨組織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盡管在白色恐怖下黨組織遭受巨大損失，急需恢復，但是發展他，組織上意見不一致，一些同志存在不理解和懷疑，組織上還是慎重再慎重。據說黨內有規定不要在左派將領中發展黨員。我父親晚年曾經說：“有的材料寫著我七十次找黨，算上歷次的要求，我也記不清了，沒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幾十次吧。”黨對他是有一個觀察、考驗的過程的。他從1926年8月提出入黨申請后，一直在接受黨的審查。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夏斗寅、許克祥紛紛叛變。我父親那時在河南和奉系軍閥作戰，他找到周逸群說：“現在時局緊張，我堅決執行共產黨的決議和政策，服從共產黨的領導。在我這個部隊工作的共產黨員，不要離開，要繼續做政治工作。”他處理部隊中的反動分子，掩護被迫捕的共產黨人和農協會員。保存了黨的大批干部和武裝力量。當時武漢公眾對他的評論是：比共產黨左派還左派。周逸群在他的部隊裡發展黨員，他早知道，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一次，周逸群發展一個下級軍官入黨，這位軍官跑去問我父親：“可不可以加入？”他說：“趕快去參加。”
南昌起義以前，他拜訪了林伯渠。林伯渠告訴他：“汪精衛正加緊做反共准備，他步蔣介石的后塵，叛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父親對他說：“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我相信和擁護共產黨。今后汪精衛、唐生智等人公開反對共產黨，鎮壓工農群眾，我決不會跟他們干。”周逸群還問我父親：“武漢工人糾察隊解散了，槍也被繳了，他們想要投奔我們部隊，還有共產黨員，你看要不要？”我父親果斷答復他：“我們部隊缺的就是工人。不論是共產黨員，還是共青團員，我們全部收下。’結果他把武漢、鄂城、大冶的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和被其他部隊清除出來的共產黨員1000余人招收進了二十軍教導團。其中有陳賡、唐天際、段德昌、黃霖等300余名共產黨員……
共產黨和我父親有一個相互了解、相互磨合的過程。周恩來讓我父親當南昌起義代總指揮的依據就在這裡。這好比春天播種，夏天除草，到了秋天該收獲了。
楊琳：南昌起義前，賀龍不是黨員，如何參與起義的具體計劃的？
賀曉明：據我父親回憶，至少在1927年7月初黨內黨外就有人在議論起義。1962年在南昌接受檔案館同志採訪時他講：“起義是在武漢就決定了。沒有暴動是不行的。當時有部分人不願意搞軍事，隻願當政工人員，給張發奎、唐生智擴大部隊，自己不要。結果反動派一翻臉就完了，不拿武器不行。在武漢原本有兩個機會：一個是武漢開第二次北伐陣亡將士追悼會上搞掉汪精衛﹔一個是我們幾個新軍長就職典禮，但沒搞成功，很明顯后來沒被批准，所以再到南昌來起義。四一二后反動派更猖狂，解散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的隊長沒處藏身我就收留起來。從武漢到南昌時我收留了300多個‘紅帽子’（公開的共產黨員）。”
但對於起義的具體時間，我父親是不清楚的。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派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等去九江開展工作，准備動員共產黨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力量，聯合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回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李、鄧等人到九江后，發現張發奎已經倒向汪精衛一邊，於是決定獨立發動反南京和武漢國民黨政府的南昌暴動。
當時共產黨可以動員和領導的有葉挺的第十一軍二十四師、第四軍二十五師大部（北伐時葉挺獨立團骨干編成），第十師三十團是共產黨掌握的。我父親的部隊這時在九江。7月23日，譚平山將在南昌舉行暴動的計劃告訴我父親，打探我父親的意見，我父親表示支持。
我父親那時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他的主張早就和共產黨一致。
7月17日晚，我父親在連以上軍官大會上講話：“我們的隊伍，是工農大眾的隊伍，是工農革命的隊伍，我們已經鬧了多年的革命，現在我們還要不要革命？現在擺在我們面前有三條路：第一條路，是我們自己把隊伍解散，我們大家回老家去。這條路行不行？”大家回答：“不行！”他接著說：“第二條路就是跟著蔣介石、汪精衛去當反革命，屠殺共產黨，屠殺人民，屠殺自己的工農兄弟。這條路行不行？”大家異口同聲回答：“不行！”我父親最后再說：“第一條路是死路，自殺的路﹔第二條是當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殺的路﹔還有第三條路：我們要為工農勞苦大眾的解放而戰斗！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我們要走革命到底的路！堅決跟著共產黨走，走到底！”會上群情激昂，他還和大家一起高唱《北伐戰歌》。這是二十軍全軍關鍵的轉折。后來周逸群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自七月十五日武漢政府正式反動后，文字上之宣傳非常厲害。當時可為吾人所用者，唯二十軍及十一軍之一部分，但二十軍在大冶時其部下亦非常動搖。所幸其部下封建思想極濃厚，自師長以下莫不視賀氏為神人，故當時唯有利用賀之主張及言論以為宣傳之資料。”所以，我父親的態度是共產黨爭取二十軍中下級官兵的決定性因素，而他的態度和行動是與共產黨同步的。
7月24日，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李立三等在九江商定28日晚舉行暴動。中間由於張國燾對張發奎存有幻想，起義時間一再被推遲。
7月26日下午，我父親率部開往南昌。算是與汪精衛政府徹底決裂了。進了南昌城，他派人到江西大旅社找老板，簽合同訂房子，清退客人，准備食宿。
7月27日，中共前敵委員會在南昌江西大旅社二十軍第一師師部成立，以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四人組成，由周恩來任書記。周在江西大旅社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朱德、劉伯承、惲代英、彭湃、葉挺、聶榮臻及江西省黨組織負責人等均參加，討論南昌起義部署，決定7月30日晚起義。
這是南昌起義非常關鍵的一天，也是我父親最尷尬的一天。不是一家人吃在一個鍋裡，是一家人窗戶紙到這時還沒捅破。大旅社人來人往，除了軍人以外還有不少共產黨的其他同志。他那時不是黨員，葉挺、朱德是黨員，為什麼前敵委員會不設在他們那裡而要設在賀龍這裡？雖然這是對我父親最大的信任，但是同志們在一師開會沒通知他參加，他還要給會議布哨，很尷尬。大家在討論起義計劃，他這個就要當起義軍代總指揮的缺席，他后面的工作算什麼呢？也很尷尬。
7月28日，周恩來到二十軍指揮部會見我父親，把行動計劃告訴了他。他毫不遲疑地回答：“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黨要我怎樣干我就怎樣干！”這時接到周恩來任命他為起義軍代總指揮的任務。
30日下午4點多鐘，他把部隊中團以上的軍官都找來，宣布：“國民黨已經叛變了革命，國民黨已經死了，我們今天要重新樹立革命的旗幟，反對國民黨，反對反動的政府，打倒蔣介石，打倒汪精衛。我們大家在一塊都是很久了，根據共產黨的命令，我今天起義了，願跟我走的，我們一塊兒革命，不願跟我走的，可以離開部隊。我們今后要聽從共產黨的領導，絕對服從共產黨的命令。”接著他宣布了起義計劃，並把下邊某些不可靠的連長都換成共產黨員。他的二十軍當晚解決省政府和司令部，葉挺的部隊解決第六軍。
對於這段歷史，張發奎后來是這麼回憶的：“葉挺無疑是南昌暴動的領導人，他在共產黨內擁有很高的地位，並且指揮正規部隊。然而，如果沒有賀龍與蔡廷鍇，他不會具備足夠的力量發難﹔如果他單獨採取行動，他一定會失敗。我認為，葉挺不能掌控他的二十四師。如果在后方，他的部下會迫使他離開。南昌暴動被稱為‘賀葉暴動’絕非偶然。”
楊琳：南昌起義前后，賀龍的軍隊已經很有規模，各系軍閥對他沒有爭取麼？
賀曉明：北伐中，我父親先后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獨立第十五師師長，率領部隊大戰臨颍、朱仙鎮、許昌，橫掃奉系張學良部。獨立第十五師從廣水打到開封，一路攻必克，戰必勝，立下赫赫戰功。蘇聯軍事顧問說：這支部隊是“由富有戰斗力的戰士組成的”，所以打起仗來“異常奮勇”。汪精衛也說：“賀龍的獨立師，戰績最大……”賀師被稱為“鋼軍”。
南昌起義前，局勢十分緊張。汪、蔣之流都企圖把他率領的部隊抓到自己手裡。
蔣介石派人找過他。1927年3月初，蔣介石密派秘書長李仲公等到武漢策動一些將領反對武漢國民政府，與他一起反共。駐漢口的賀師秘書長嚴仁珊獲悉后，電告正在巡視部隊的我父親。李仲公一到嚴仁珊家，我父親就將他逮捕，押送到了唐生智的總指揮部。后經鄧演達作保，唐生智才把他釋放了。
四一二政變發生后，我父親奉命率獨立十五師集結武漢，准備二次北伐，開赴河南前線。出發前，獨立十五師參謀長陳圖南暗中與蔣介石勾結，利用汪精衛政府九個月不給發餉、士兵不滿的機會，唆使少數人鬧事，企圖謀殺我父親，投靠蔣介石。我父親果斷處理，平息騷亂。6月間，部隊長驅北上，直搗開封。鄭州會議以后，形勢逆轉，我父親奉命回師武漢，蔣介石陰謀於途中將其部隊繳械，我父親機警地採取了防范措施，使蔣介石的陰謀沒能得逞。回到武漢以后，蔣介石派朱紹良潛入漢口，通過他們安排在我父親部隊的人員向他提出，隻要擁蔣，就立刻任命他為江西省主席。我父親斷然拒絕了利誘。
汪精衛也通過整編我父親的部隊派人滲透監視。1927年2月中旬，在武漢的國民政府對北伐軍進行了整編。北伐軍中有一個軍擴編為兩個軍的，而我父親的隊伍不僅未擴編，反被限編為五個團。獨立十五師原有步兵三個旅九個團，騎、炮、警衛各一個團，共十二個團，兩萬余人。這次整編，須裁減七個團。編余三個旅長、六個團長及一大批的營連干部、官兵要資遣還鄉。我父親隻好將一些干部降職留用，並勸說一些老部下返鄉組織民軍，以待時變。整編后，獨立十五師轄五個團、三個直屬營，兵力1.1萬余人。在北伐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把戰功卓著的賀部裁減逾半，其中奧妙，我父親心裡是有數的。他敏銳地感覺到左右兩派的斗爭正在不斷發展，並且已經直接波及自己和自己率領的部隊。我父親的部隊雖被裁減，然而他的力量仍舊不容忽視。我父親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后，汪精衛指定陳浴新到二十軍任參謀長，以控制他。
唐生智也勸我父親和他合作，派葉琪和唐生明拉攏他。他們“奉勸”我父親，共產黨過左，要我父親與唐生智合作，許他國民黨師黨部委員。我父親回答：“唐總指揮對我很好，因為我們兩戰鄂西，為武漢解了圍嘛。可你那個國民黨，我還是不想加入的。”他后來說：“我自加入中華革命黨后，從沒有轉過國民黨，也沒有填過証書，怎麼會當起國民黨師黨部委員來了，可見國民黨組織一向是如何馬馬虎虎的了。”就是在起義前的7月9日，唐生智還約我父親在武漢見面，唐生智雖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但我父親那時的政治傾向已經很明確，他率部離開鄂城，有意避開了唐生智。
“文革”中專案組讓我父親交代怎麼投機參加革命？我父親敲著桌子罵起來：我投什麼機？我把軍隊全交給黨了！父親不但把自己的部隊交給了黨，還把全部家產捐給了黨。
楊琳：賀龍將自己辛苦打下來的軍隊交給共產黨，在革命處於低潮的時候入黨，他的決心和勇氣從哪兒來的？他考慮過失敗麼？
賀曉明：這和家風、家史有關。我講一件小事：在我們老家湖南桑植洪家關，有一座石木結構、富有我們白族特色的橋，就在我們家門口，是我爺爺他們為方便村裡人出行散盡家產修的。為了這個橋，賀家兩代人把錢全捐光了。這個橋現在還在用著。賀家兩代人傾家蕩產修橋修路，留給我父親的是貧窮，收獲的是大愛之心。
對起義結果，父親是有准備的。北伐前，他在農村搞農民暴動，大起大落多次，這點挫折對他來說不算什麼。起義以前，他曾對徐特立說過：“張發奎無用，怕失敗，我不怕失敗。南昌暴動無論勝利與否，我都干。如果失敗了，我就上山。”
南昌起義南下從湯坑撤退時他說：“這十年是我垮了又來，再垮再干，越干越大，為什麼？就因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敗。干革命，人民就擁護。我們可能被殺，人民卻永遠殺不絕。現在情況很嚴重，我隻有兩句話：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第二，寧可站著死，哪能跪著活。”
在中國，不了解農民沒辦法搞懂革命，我父親出身農民，越來越認同共產黨的主張，他之所以選擇在黨處於低潮的時候加入共產黨，還是基於一種認同。他一旦認定了要做的某件事，絕不會后悔。
1927年7月31日早晨，張發奎給我父親和葉挺發電報，通知我父親8月1日到南昌。這份電報給前委不小壓力。我父親說：“我們若要拉張（發奎）則不必干（暴動），若要干則不必拉張，因為我們此舉（指南昌暴動）是張氏不願干的。”這是1927年周逸群給中央報告中的內容。當時周逸群和譚平山對我父親的意見還不完全理解。他們認為我父親“對張並不願拉攏，其本心欲取張之地位而代之（二十軍屬張發奎第二方面軍下轄的部隊）”。后來事實很快証明我父親的看法是正確的（1927年11月28日，中共廣東省委秘密向下屬組織發出了號召暴動的宣言，幾天后，廣州起義爆發，張發奎狼狽逃入李福林部隊，暴跳如雷的他一逃出包圍，就調兵遣將反扑，血腥屠殺參加廣州起義的革命群眾）。當時他不會在意別人怎麼看他，關鍵意見一定要講出來。
1927年8月1日上午6時，經過四個小時的激戰，駐守南昌的敵軍3000余人全部被殲滅或繳械投降，南昌起義取得了勝利。晚上7時，起義軍在第二十軍軍部召開參謀團會議，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及隨第二十軍行動的蘇聯軍事顧問等參加，討論部隊南下廣東的具體計劃和政治綱領。其實這是一個中共中央早在武漢就訂好的計劃。
在會上，父親第二次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部隊移師湖南較南下廣東更為有利，因為湖南的農民運動搞得好，有群眾基礎，兵員也容易補充。雖然這已經是個不可逆轉的決定，但是作為起義軍總指揮，對於部隊的行軍計劃，他還是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盡到了總指揮的責任。我父親當時作為一位非黨同志，提出不同意見，給人印象深刻，當年他才31歲。
楊琳：周恩來說賀龍是“大戶”，二十軍作為南昌起義的主要參戰力量，是一支什麼樣的隊伍？
賀曉明：我父親有自己的治軍思想。他很早就注意整飭軍紀，開辦軍官講習所，早在護法時期，他22歲，任靖國軍第五軍營長時就辦講習所，每天“三操三課”（三節軍事課，三節文化課），讓士兵學習戰術、兵器、地形、戰史和文化課程。我父親率領的軍隊無論駐防到哪兒，都軍紀嚴明，不偷不搶，隻向大戶派捐。他還派軍官到其他地方學習，曾派賀子林、余願學等20人到雲南講武堂速成班第18期深造。
北伐中他從旅長做到師長，指揮獨立十五師，從廣水打到開封，一路攻必克、戰必勝，立下赫赫戰功。血戰逍遙鎮小商橋回到武漢，又榮升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他不是一個隻帶空銜到處跑的軍官，他的隊伍人強馬壯有實力。
1927年，武漢國民政府派出“點驗委員會”，到鄂城對我父親的部隊進行點驗，還是比較能說明問題的。點驗的結果是：獨立十五師實有官兵1.1萬多人，士兵精壯，槍械齊全，沒有“空缺”。
這支軍隊很早就受到共產黨的影響，前面提到，1926年8月初周逸群帶領國民革命軍左翼宣傳隊在他的部隊發展黨員。我父親還聽從周逸群的建議，成立政治講習所，改造部隊。講習所的政治課程有“孫中山主義大綱”“資本論入門”等。這個政治講習所辦了一年多，直到南昌起義才結束，先后培養了2000多名部隊基層骨干。
因為我父親的部隊比較左，共產黨早就留意著他。
1926年9月20日，中共湘區省委給中共中央的《湘區政治報告》中指出：“川黔軍在湘西……其首領袁（祖銘）、王（天培）、彭（漢章）、賀（龍）各不相上下，入湘部隊實力以王、賀較大……我們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軍事上扶賀制王。第一點有三個理由：1.軍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離湘是他們的出路。第二點有兩個理由：1.我們對他們不能消極，必須拉一個有力者，於袁、王、賀中擇一﹔2.袁在歷史上絕無希望，王為保定系，賀比較與我們有聯系，且對民眾亦較好。”
11月9日，在中共中央軍委和中共湖南軍委工作的顏昌頤報告鄂西情況：“湘西方面有九軍彭漢章、十軍王天培及賀龍三部。賀龍名雖隸於彭，實不受彭指揮。比較有戰斗力的，當以賀龍部為好。他有兵二萬余人，有槍一萬余支，能用者七千多支，其部下皆能受賀指揮。賀兵……現在的紀律較王、彭為好，不亂拉夫，不亂籌餉。”
也正因為我父親軍隊實力強、有戰斗力，又比較左，國民黨右派很難容忍他。湘軍頭目何鍵不斷唆使部下向他挑舋，還勾結地主、大商人到武漢誣告我父親。國民黨中央的右派也企圖借機解散我父親的部隊。
1927年1月，國民政府派中央委員吳玉章進行調解，我父親的部隊從宜昌移往漢口、鄂城等地駐扎。
二十軍南昌起義前擴軍的情況有很多資料記載。《黨在湖北地區革命斗爭資料》裡記載：黃岡在革命前，城鄉都有地主的民團、保衛團和團防局，他們騎在人民頭上為非作歹。農會成立后，就把他們的槍支奪了過來，解散了團防局，清洗了其中的流氓地痞，逮捕了團總，全縣成立了擁有2000多條槍的農民武裝。大革命失敗后，這支隊伍編入了賀龍領導的教導團，其中不少人參加了南昌起義。《北江農軍遠征述評》也有記錄：北江工農軍在武漢完全明白了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對待工農沒有兩樣，覺得萬分不對路，又沒法自己離開武漢﹔同時，得到共產黨及一切革命分子與賀葉鐵軍有在南昌另組革命委員會，提兵南下廣東，實行土地革命，解放農民，建立工農革命政權的消息……於是，一部分編入賀龍部第三師第六團，一部分編入政治保衛處特務隊……
在南昌起義中擔任重要角色的一些人物，也是當時被陸續收編到我父親隊伍中來的。
南昌起義中任軍官教育團分隊長的涂國林回憶：武漢農政訓練班，坐船去九江，宿於九江的勃蘭地教堂，第二天就編到二十四師的教導隊。由九江乘火車到涂家埠。在這裡住了大概兩天，又改編到二十軍教導團，團長是侯鏡如。
南昌起義中帶領全班活捉敵軍團長的向河回憶：“總工會被解散了，我同另外幾個同志拿著他的（向忠發總工會領導同志）介紹信報考了賀龍同志領導的二十軍教導團。我被指定為二連的一個班長，在江西永修縣的涂家埠經過一段短暫的訓練，7月下旬開進南昌城。”
李湘九回憶：“奉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向忠發命令，考進了二十軍教導團。這個團除了一部分中學生和個別工會干部外，大多數是武昌農村訓練班的學員。”
正因為二十軍有很好的基礎，又經過長時間思想和組織上的准備，我父親的態度一貫明確，掌控力度強，才能使整整一個軍的兵力全部投入到起義中去。
經過幾小時的戰斗，在1927年8月1日的早晨，紅旗已飄揚在南昌的城頭。起義以后，由於敵人力量強大，革命軍隊往哪裡去？這實質上是武裝斗爭的方針與路線問題。我父親晚年回憶說：“由於我們當時對於毛主席的武裝斗爭和軍隊建設的思想體會很少，領導武裝斗爭的經驗不多。起義軍隊又沒有與湘贛高漲的農民運動相結合，所以在向東江前進中，遭到了挫折。直到井岡山，與毛主席親自領導的秋收武裝起義的工農群眾武裝會合以后，在毛主席天才的領導下，才創造了中國人民武裝斗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完整路線。從此，中國人民才開始了勝利的武裝斗爭。”
（作者賀曉明：賀龍之女）
（來源：《百年潮》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