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與“科學十四條”

聶榮臻與“科學十四條”

周均倫

1960年冬、1961年春，毛澤東從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看到了“左”傾思潮泛濫、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等極其嚴重的問題，因而號召各行各業各級領導，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倡大家要敢於講真話、報實情，反對虛假浮夸，並且要求工業、農業、科學等各條戰線，制定出一些條條來，以便有關方面切實遵循。毛主席當時主要關心的是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1960年冬，出台了“農村工作十二條”，1961年3月又出台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

聶榮臻遵照毛主席的要求，領導科技界於1961年7月制定了《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學十四條”（以下簡稱“十四條”）。

早在1960年冬，看到“農村工作十二條”時，聶榮臻就有制定若干科研工作條條的想法。在此之前，1960年4月，他向中央寫報告建議，公開報道我國實現機械化、半機械化、自動化、半自動化運動成就時，要實事求是，留有余地，以免助長浮夸風。5月，他又向中央建議，我國的超聲波、管道化研究還處於初期階段，技術上很不成熟，不要主動對外宣傳，以免被動和助長浮夸。兩個報告都獲得中央肯定並批示各地遵循。同年10月，他向中央寫了《關於尖端、精密生產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潔和秩序問題》的報告，提出“安安靜靜、干干淨淨”文明搞科研、搞生產的口號，同樣獲得中央批准。1960年12月13日，聶榮臻在報經周總理同意后，簽發了《國務院關於在科學研究機構中堅持八小時工作制和保証科學研究工作時間的通知》。中國科學院（簡稱“中科院”）隨即組成北京和上海兩個“時間問題”調查組，分赴兩地科研單位調研。1961年1月3日，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指示中央科學小組成員、中宣部科學處處長於光遠通知中科院，調查工作要擴大范圍，除時間問題，關於科研隊伍問題、紅與專問題，等等，廣泛聽取意見，爭取搞出一些政策條條來。

1961年1月13日，聶榮臻出席中央工作會議，聆聽了毛主席關於要大興調查研究，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使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的重要指示。當天下午，聶榮臻（時任中央科學小組組長）即召集中央科學小組會議，與科學口的領導人韓光（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張勁夫（中科院黨組書記、中科院副院長）、於光遠等同志共同研究了如何貫徹毛主席的指示，進行調查研究，貫徹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爭取制定出適合科技工作的若干條條來。這些是制定“十四條”的最早由來。會后，聶榮臻去了廣州、福州、上海等地調研。

聶榮臻在關於“十四條”向中央的匯報提綱裡說，摸情況的工作，最早是從五院（即現在航天科技、科工集團的前身）開始的。我當時在國防科委給秘書長安東當秘書。安東和當時的聶榮臻辦公室主任兼國防科委辦公室主任范濟生，對五院的情況很熟悉，經常向聶榮臻匯報。五院的科技人員對科研時間不足，政治學習流於形式，常被安排去迎送外賓，參加各種體力勞動等與科技工作無關的活動，意見很大。聶榮臻又經常聽取五院領導的工作匯報，常到五院去視察工作，所以他對五院的情況了然於胸，早就有了制定科研工作條條的想法。

中科院上海調查組，在上海市副市長兼上海市科委主任劉述周、市科委秘書長舒文領導下，組織上海科技界的1000多位黨內外專家座談。為使與會者不要有顧慮，他們把座談會稱作“神仙會”，宣布對提意見的人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所以會議開得生動活潑，暢所欲言，大家心情舒暢。聶榮臻看了不斷送到的會議簡報，很受鼓舞。2月15日，他在廣州打電話給秘書甘子玉，要他轉達：1.中科院上海的“神仙會”很重要，值得注意，不要事無巨細，都由黨員包辦，要發揮黨外負責人的作用，要貫徹黨委領導下的廠長（所長）負責制，黨委討論和決定科技工作問題，要征求科技人員的意見，並通過他們去執行。2.請中科院認真研究“神仙會”反映的意見，提出改進的辦法。據此，在張勁夫、杜潤生（中科院秘書長）領導下，於2月20日擬出了《對當前工作的若干條意見》，共15條，這是“十四條”的第一稿，也稱“二月稿”。

3月中旬，聶榮臻到廣東、福建各地，與省科委的領導進行了座談，於3月23日到達上海。在上海先休息檢查身體，4月3日他聽取劉述周、舒文等同志匯報上海“神仙會”的情況。4月8日，聶辦記事本上記載：“首長（即聶榮臻）最近腦力勞動較多，因科學工作條例問題，經常考慮，健康要注意。”4月10日，聶榮臻到了杭州。

聶榮臻到上海時，我正好跟安東在上海，當晚，我們到上海火車站迎接聶榮臻一行。3月25日我們去了杭州，住在空軍療養院。兩天后，安東告訴我，他要在杭州休息幾天，還要參加聶榮臻主持的會議，研究科學工作條例問題，要我先回北京。

4月上旬，中科院會同國家科委、北京、上海科技界的同志，共同擬訂了“十四條”初稿，稱為“四月稿”。4月13日，甘子玉到杭州，向聶榮臻詳細匯報了“四月稿”的內容。4月15日，韓光、劉西堯（國家科委副主任）到達杭州，又向聶榮臻匯報了“四月稿”中一些難以把握的問題。聶榮臻見“四月稿”已基本成熟，當即通知張勁夫、杜潤生、劉述周、舒文等於4月19日趕到杭州。4月20日至22日，上述成員同安東在西子湖畔的杭州飯店接連召開三天會議，字斟句酌，逐條研究了“十四條”的內容，意見趨於一致。4月25日，聶榮臻同張勁夫、甘子玉從頭到尾對“十四條”的內容又理了一遍。4月27日，由聶榮臻主持，全體成員到西湖西側的花港招待所開會，一致通過了“十四條”初稿，確定由中科院在北京、上海、東北等地，組織有關科研單位試行，廣泛聽取意見，力爭內容更加充實完善。

在杭州研究“十四條”時，聶榮臻主要關心三個問題：1.科學研究機構的根本任務是什麼？他認為，要力爭避免研究機構光講政治，不重視出成果、出人才這個根本任務，使研究機構的工作流於形式主義。2.紅與專的關系，紅的標准究竟應該怎麼界定？為此，他讓甘子玉專門查閱毛主席關於左、中、右三類人的論述。他認為，要特別注意處理好處於中間派狀態知識分子的紅與專的問題，因為這是知識分子群體中的絕大多數人。3.黨應該怎樣正確領導科研工作？他認為，當時科技戰線的絕大多數領導同志不是科技專家，所以黨的領導主要應該體現在決定科學工作中的大政方針，具體的科技工作怎麼做？應該傾聽科技人員的意見，由他們作決定﹔黨的基層組織隻起保証作用，以避免黨員個人瞎指揮。聶榮臻的這些思想，都較好地體現在“十四條”中。

開完會，聶榮臻隨即離開杭州，途經蘇州、無錫、南京，視察了幾個科研單位后，於5月16日回到北京。回京后，得知各試點單位的廣大科技人員對“十四條”普遍反映很好，聶榮臻很高興。他對“十四條”的文字，又仔細推敲一遍，還請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張際春，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統戰部部長徐冰，國務院副秘書長龔子榮等從理論原則到文字進行把關。6月19日，他又會同韓光、張勁夫、杜潤生最后敲定了“十四條”初稿，於6月20日正式上報中央審批。

聶榮臻上報中央報告的標題是《關於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共8000多字，從“十四條”中抽出七個重點條文，加以說明：1.自然科學工作者的紅與專問題。2.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問題。3.理論聯系實際的問題。4.培養、使用科學人才中的“平均主義”問題。5.關於科學工作的保密問題。6.保証科學研究工作時間問題。7.研究機構內黨的領導方法問題。

“十四條”是以聶榮臻報告附件的形式上報的，由國家科委黨組、中國科學院黨組聯名起草的報告全名是《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十四條”內容的標題是：1.提供科學成果，培養研究人才，是研究機構的根本任務。2.保持科學研究工作的相對穩定。3.正確貫徹執行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4.計劃的制訂和檢查，要從實際出發，適應科學工作的特點。5.發揚敢想、敢說、敢干的精神，堅持工作的嚴肅性、嚴格性和嚴密性。6.堅持保証科學研究工作時間。7.建立系統的干部培養制度。8.加強協作，發展交流。9.勤儉辦科學。10.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1.團結、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12.加強思想政治工作。13.大興調查研究。14.健全領導制度。每一條又分若干條說明，共約一萬字。

“十四條”上報中央前夕，我於6月14日剛調到聶榮臻辦公室任秘書，見証了聶榮臻為“十四條”忙碌操勞的過程。

那幾天，聶榮臻常與甘子玉研究“十四條”的上報文字。甘子玉參與了“十四條”起草和研究的全過程。他文字功底好，1956年參與了《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研究起草工作，1958年由國家科委調聶辦當秘書，對科學口的情況很熟悉，科學知識豐富，一直協助聶榮臻分管民用口的秘書工作。“十四條”上報后，他又協助聶榮臻准備向中央匯報時的口頭說明提綱。這個提綱約4000字，后來以《在政治局會議上關於兩個文件的說明提綱》為標題，也收錄進聶榮臻的科技文選。一般人隻知道有聶榮臻的報告和“十四條”兩個報告，以及中央對聶榮臻報告的批語，不知道還有一個說明提綱。所以當年參與“十四條”起草工作的龔子榮在回憶聶榮臻的座談會上驚喜地說：“過去隻知道‘十四條’是個‘三合一’（即聶榮臻的報告、‘十四條’原文、中央的批語）的文件，現在‘十四條’應該是‘四合一’的文件，而且說明提綱對當時存在的問題說得更尖銳、更深刻。”

7月5日，我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中央政治局於7月6日下午開會，研究“十四條”問題，請聶榮臻參加並作說明。

7月6日上午，聶榮臻一直與甘秘書研究說明提綱。下午在政治局會議上，聶榮臻就三個問題作了說明：

1.關於知識分子政策，他說：我們對研究所、對科學家的要求是什麼？過去很不明確，這次提出，根本要求是出成果，出人才，為社會主義服務。對科研人員紅的標准是什麼？過去也不明確，這次明確提出，紅的初步標准：“一擁護黨的領導﹔二擁護社會主義。毛主席六條政治標准的核心是這兩條。”現在普遍的偏向是寧左勿右，對知識分子要求過高過急。他舉了大量例子說明科技人員受到的不公遭遇：微生物所所長戴芳瀾，是位黨員科學家，表現好，也受到批判，在所內像個“小媳婦”，不敢說話﹔31歲的洪水皆，1955年大學畢業，業務上拔尖，僅僅因為心臟病不願下去勞動，對開會學習時間太長不滿，就被認為是政治危險分子﹔32歲的張裡千，與波蘭科學院士合作寫數學研究論文，蘇聯也譯載他的文章，就因為一些小事，被扣上反對黨的領導的帽子，工作調來調去，不讓搞業務﹔科學家周家熾，去過延安，后因病回昆明，一直擁護黨，就因為堅持要系統研究病毒，反對黨員副所長浮夸，被扣上反黨帽子。現在研究機構中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許多同志，用帶兵帶農民的辦法搞學習開會，研究室裡都是大學、中專以上文化程度，卻非要一個人念報，大家聽，流於形式。還用大量時間參加下鄉勞動、迎送外賓等活動，浪費了大量科研時間。還有培養使用人才中的平均主義問題，反對科技人員成名成科學家。他舉例說，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報》有篇《搞臭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社論，片面提出，“力爭成為世界聞名的科學家”這句話，是“一個具有濃烈麻醉作用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口號”。這就偏了，其實我們現在世界聞名的科學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2.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他說：在執行這項政策時，有的把學術問題引申為思想問題、世界觀問題，弄得科學家們不敢講話，亂貼標簽之風盛行，例如：把摩爾根學派，扣上“唯心主義”“資產階級”的帽子﹔在許多大學裡，批判牛頓力學﹔還有人要打倒歐幾裡德，把數學體系打亂﹔去年3月，農業科學研究院在長沙開會，公開批評“疏花疏果”是資產階級思想，適當“疏花疏果”本是科學之舉，農業部居然把“保花保果”作為政策來推行，使下面無所適從﹔生物學家朱洗，寫了65萬字的《生物的進化》一書，論述古今中外生物進化的事例，材料豐富，很有價值，隻有少量地方宣傳生物互助互愛，就曾經想拿來登報批判。這些都是沒有在學術領域認真執行“雙百”方針的結果。

3.黨的領導方法要改進。他說：現在研究機構中的領導同志，大多熱情高，很辛苦，但方法不對，做了許多蠢事。今后要規定：（1）黨組織對學術問題，要充分調動科學家的積極性，由行政和學術組織作決定，要科技人員去執行，我們不要包辦代替﹔（2）科技工作要貫徹科技人員負責制，現在許多研究機構中，科學家、工程師沒有發言權，也就沒有責任，都是書記或首長獨斷，這是不對的，以后技術問題要技術人員負起責任來﹔（3）黨員個人的學術見解，不代表黨，黨員要完全自由平等地參加學術討論﹔（4）研究室的黨支部，不是一級領導組織，隻起保証作用。

在聶榮臻匯報后，張勁夫作了補充匯報，政治局成員進行了熱烈討論。第一個發言的是李富春。他說：文件我看很好，文件中提的問題和情況有普遍性。不僅科研中是這樣，文教、高校中也都存在這些情況，工業上也是這樣。我建議文件可發給工業系統參考。對人的政策，主要是個紅與專的問題，這方面有偏向，空洞地要求紅（劉少奇插話：空談革命是帶引號的革命）。工業方面，在技術政策上自由爭論沒有了，技術責任制也鬆弛了。工廠應該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些工廠實質上形成書記責任制了。我看這個文件應該發到工廠。

鄧小平說：我看是個好文件，很有必要，可以試行。試行后在實踐中加以修訂補充，使其成為科學工作中的憲法。隻提一點意見，黨的領導方法，內容可以充實。黨怎樣做工作？要創造一個生動活潑、人心舒暢的局面，出科學成果。黨的領導干部要和科學家交朋友，關心幫助他們。依我看，24小時都有工作做，怎麼能說這樣一來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做了呢？我看就是要老老實實當好勤務員，為科學家服務，替他們解決困難。這個報告，相當大部分的內容，可以向黨外做口頭報告，索性把政策講清楚。

周總理說：這個文件，財經、文教等系統也都可以發。要向我們的干部講清楚，我們為科學家服務好了，科學家就為社會主義服務得好。總而言之，都是為了社會主義。

彭真說：要提倡科學家學馬列主義哲學，這對自然科學研究有好處。輕率、頻繁的政治排隊的做法是不對的。我看干脆寫明確，兩三年內，各研究機構就不排這樣的隊。

劉少奇說：要堅決貫徹“十四條”，如果有些人上面的話不聽，下面的話也不聽，工作可以調換一下。究竟成績是否偉大？有沒有虛假？錯誤必須糾正，實事求是必須堅持。假成績必須否定，而且自己否定，趕快檢討。現在的問題是有偏向，要承認，有偏就要糾。這幾年黨成為執政黨，是好事，是成績，亂指揮人家也聽你的。但是繼續這樣搞下去，是要跌下台的，再不能這樣搞了。我們上台了，問題是指揮方法沒有掌握客觀規律。我們的任務是進一步掌握科學技術工作的規律性，不要瞎指揮，不要不懂裝懂。既然有偏向，就要糾偏。正確的當然不糾，有偏就糾，無偏不糾。

會上也有爭論。康生說：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沒有講過。“十四條”中提出，“不要提無產階級科學體系”，“自然科學中大量爭論不是世界觀問題”，這些提法是不對的。科學院黨委要搞清楚，一有理論思維就有哲學的問題，不要盡量說自然科學沒有世界觀問題。陸定一當即反駁說：自然科學不要涉及世界觀，外科醫生有唯心主義，但是會開刀，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有成績。

最后，劉少奇讓中科院代擬一個中央批語。這項任務落在了龔育之身上。目前引用的該中央批語比較簡單：“中央認為，‘請示報告’中提出的各項政策規定和具體措施是正確的，在自然科學中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應該把報告中的主要精神，由領導人結合本單位的具體情況，向黨外講清楚。同時，這個文件的精神，對於一切有知識分子的部門和單位，也都是適用的。”實際的中央批語有三頁，共1000多字，除前述100多字外，還有三個部分：1.“十四條”作為草案，各單位在試行中可提出補充意見，使之進一步充實完善。2.做好知識分子的工作很重要，對他們要注意方法，和風細雨，講民主，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學術工作中貫徹“三不”政策，過去處理錯了的，要堅決糾正，使他們敢於講真話。3.領導要努力學習科技知識，逐步由外行變內行，盡量避免瞎指揮。

中央批語和“十四條”，經毛主席批准后，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傳達，受到科技人員的熱烈歡迎。

7月17日上午，聶榮臻到人民大會堂向五院7000多名科技人員作“十四條”傳達報告。這個報告分五個部分：1.科研部門的根本任務、科技人員紅與專的標准與要求﹔2.學術上要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3.要貫徹技術民主與技術責任制﹔4.領導要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方法﹔5.希望大家加強團結、加強學習。這個講話按記錄稿整理約1.2萬字，對“十四條”作了深入細致的說明，后來以“關於貫徹科學十四條”為標題，收入聶榮臻所著的科技文選裡。

“十四條”對我們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科學技術政策來說，是一個意義深遠的歷史性文獻，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以國家科委、中科院名義上報的“十四條”原文，共近萬字。人們在貫徹這個文獻的精神時，顯然不可能全文照搬，本文在作說明時，也大多隻引用了原件標題。那我們究竟應該怎樣來理解和掌握“十四條”的精神實質呢？聶榮臻對此煞費苦心。我1980年起幫助聶榮臻整理回憶錄，見証了他字斟句酌，對“十四條”作的約1200多字概述的過程，《聶榮臻回憶錄》關於這部分的原文引述如下：

1.研究機構的根本任務是，提供科學成果，培養研究人才。后來簡單的提法叫“出成果，出人才”。這一條特別說明，當時我們正處在科研攻堅階段，必須做好工作，把科研成果拿到手﹔必須提高研究工作質量，提高科研工作的水平。

2.保証科研工作相對穩定。要求在當時的基礎上，經必要調整以后，做好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務、定人員、定設備、定制度，以保障研究工作能走向深入，擺脫“大躍進”后以上五個方面頻繁變動帶來的不利影響。

3.正確理解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這一條主要是重申了學科與基礎理論研究兩者不能偏廢。科研部門必須保証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鍵性科學技術過關，又不排斥一些探索性的項目和基礎理論的研究。

4.計劃的制訂和檢查要從實際出發，適應科學工作的特點。這一條主要強調科研工作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靈活性，既力爭先進，又留有余地，訂計劃要尊重科學家的意見，使科學家在大計劃下有小自由。

5.發揚敢想、敢說、敢干的精神，堅持工作的嚴肅性、嚴格性和嚴密性。后來人們簡稱為“三敢三嚴”精神。這一條要求科研工作既要解放思想，勇於革新、攀高峰，又要尊重事物的客觀規律，以“三敢三嚴”精神搞科研。同時要貫徹“文明生產”精神，科研工作環境要保持秩序安靜，講究清潔衛生。

6.堅決保証科學研究工作時間。這一條就是要保証科研人員有六分之五的時間搞研究工作。規定把政治運動、政治學習、黨團和工會活動、行政會議壓縮在每周隻佔一天時間，強調行政干部能做好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員做，業余時間讓科研人員自由支配。

7.建立系統的干部培養制度。提出要著重加強對青年科研人員的培養，要訂出科研業務和外文的學習提高計劃，並通過論文、工作報告、業務鑒定、考試等定期考核，對成就突出的科學家和優秀青年，要重點支持和重點培養。

8.加強協作，發展交流。這一條強調科研部門、生產單位、高等院校要緊密協作，正確處理保密與交流的關系，不要互相封鎖，以促進國家整個科研工作的進步。

9.勤儉辦科學。提出要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科研機構要力求減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員，增加科研人員的比重。

10.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條指出，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在自然科學學術問題上，鼓勵自由探討和辯論，不戴帽子，不貼標簽，不用多數壓服少數，允許批評、反批評和保留意見，指出“雙百”方針是黨發展科學文化的根本政策，是科學工作的群眾路線。

11.團結、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這一條主要講知識分子初步“紅”的標准是，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用自己的專門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隻專不紅不對，隻紅不專也不對，紅與專必須統一。這一條是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擬定的，使人們對知識分子的偏見有所澄清。今天，知識分子已經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就不要提“團結、教育、改造”的口號了。

12.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條強調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科研工作中，針對知識分子的特點，用座談討論的方式耐心細致地做好政治工作。並強調要做好生活服務工作，使之成為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13.大興調查研究。這一條要求科研機構的黨政領導干部要堅持學習和調查研究，使自己由外行逐步變成內行。

14.健全領導制度。這一條規定，研究所由黨委全面領導，貫徹技術責任制，學術工作由行政和學術領導組織（主要是指科學家）作出決定，黨的室、組一級基層組織隻起保証作用。黨員要尊重非黨科學家的意見。

“十四條”與1962年3月廣州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兩項重要政策，廣受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被譽為迎來了中國科學技術界的春天，對“兩彈”攻關與其他科技工作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中央強調要貫徹科學發展觀。知識分子作為發展科學技術的主體，認真貫徹“十四條”，仍然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貫徹“科技興國”的政策方面，“十四條”同樣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作者周均倫，原聶榮臻辦公室秘書）

（責任編輯：王雪）

　（來源：《百年潮》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