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董必武《關於黨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
如何培養人民群眾的守法意識
——讀董必武《關於黨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
葉介甫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在中央蘇區，他曾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長、工農檢察委員會副主任，成為中央蘇區司法工作的重要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后，他成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基本理論為指導，努力探索和建立健全人民司法制度，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是公認的新中國法制建設的主要奠基人。
培養群眾法律意識
1954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心任務是討論如何宣傳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8日，70歲高齡的董必武應邀到會，以《關於黨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為題發表了重要講話。
他在講話中說：“思想工作有許多方面，現在我隻談一下黨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其中更主要的是談一談黨在培養群眾法律意識方面的任務問題。”
“黨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培養群眾法律意識”，這對長期以來隻注意培養群眾“政治意識”的宣傳工作者來說可謂是全新的任務。董必武把“政治意識”與“法律意識”的內在聯系及兩者的區別作了論述。他說，群眾政治意識的提高對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也是有幫助的。列寧曾經說過，法律是政治的一種手段，也是政治。所以那種把政治和法律對立起來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法律仍有它本身的范疇，不能說黨把群眾的政治意識提高了，就等於把群眾的法律意識也提高了，所以那種把政治意識和法律意識完全混淆起來的看法也是不對的。
為什麼必須培養群眾的守法思想？董必武結合勞動人民的心理因素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勞動人民在解放以前對一切反動的法律存在著極端仇視和不信任的心理，這種心理一直延續到人民取得了政權之后。他說，“如今，勞動人民已經取得了政權，就必須建立革命秩序，遵守按照自己的革命意志定下來的法律秩序。但是，這一點是不容易很快做到的”。然而，“這種心理繼續到革命勝利以后，那就是很不好的現象”。因此，“我們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要想辦法使人民從不信法、不守法變成信法、守法，這雖然是比較困難的任務，但是我們必須完成這個任務”。
更重要的是，董必武站在革命歷史發展的高度，結合革命過程、特別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正面作用及負面影響，論述了培養人民群眾信法、守法的必要性。他說，“人民奪取政權是不依靠法律的，依靠法律是不行的。列寧說，要想依靠法律來解決這個問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革命就是廢除舊的法律。這話是很對的”。循此道理，董必武用一分為二的辯証方法，實事求是地指出，在過去各種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我們都勝利地完成了任務，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也應當肯定地說，在這些運動中間也不免有些副作用。不搞運動可以不可以呢？那是絕對不可以的，因為大規模的革命運動是群眾運動，沒有這些群眾運動是不行的。比如土地改革，僅靠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一個法律而不動員人民群眾是不行的，必須發動群眾，讓群眾來參加，問題才能解決得比較徹底。鎮壓反革命更不待言，比如北京的天橋有五霸天，如果不是把群眾發動起來我們是沒有辦法打倒他們的。所以，沒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革命是不會徹底勝利的……至於“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民主改革這些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對我們政權的鞏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但也有副作用。因為群眾運動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對他們自己創造的表現自己意志的法律有時也不大尊重。
董必武還特別指出，在黨員干部中，甚至在高級干部中，還有不少人守法觀念不是那樣強。在我們黨內，恰恰有這樣一些同志，他們認為：天下是他打下來的，國家是他創造的，國家的法律是管別人的，跟他沒有關系，他可以逍遙法外、不遵守法律。董必武認為，清除一些黨員和黨的干部的特權思想，是培養人民群眾守法思想的工作重點。
最后，董必武還從憲法即將公布的現實，論述了培養人民群眾的守法思想的必要性。
黨員和干部必須帶頭守法
黨員和黨的干部“必須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這是董必武號召培養人民群眾守法思想的關鍵。他說，“對守法這個問題，目前應該很嚴重地提起國家工作人員的注意，大家應該守法並領導人民群眾來守法，這對貫徹我們黨的總路線有重大的意義”。
他強調指出，“對於憲法和法律，我們必須帶頭遵守，並領導人民群眾來遵守。假如我們自己不遵守憲法和法律，怎麼能領導人民群眾來守法呢？”
關於黨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董必武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實，從立法和運用法律兩個方面論述了“教育人民守法，首先就要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守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認為，黨員干部在守法上“必須以身作則”，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對國家法律的嚴肅性要有充分的理解”。他說，法律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依照規定的程序制訂出來的，它是表現統治階級意志的東西。而法律中統治階級意志的內容，歸結到底即是該階級的政治經濟生活條件所決定，所以法律是反映著革命在經濟制度下社會發展的經濟法則。因此，整個規定的程序和頒布，表現著最高法律效力，程序是很嚴格的。而我們中國隻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的法規，才能叫作法律。它的意義是庄嚴的，通過它的手續是慎重的，它的公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權之一。這就是說，“法律和法令是一種庄嚴慎重的東西”。
學會正確運用法律武器
董必武在論述了法律的嚴肅性這個大前提之后，列舉了一些地方政府和人民團體對法律嚴肅性理解不足的突出例証。同時，他在講話中，對“不理解法律的嚴肅性的另一種表現”，即不懂得正確運用法律武器“無形中就會削弱國家權力的作用”的問題作了簡要分析。這方面的主要表現，首先是沒有“及時地把人民的意志用必要的法律形式表示出來”。典型的例子是，從新中國成立之后，已經審判了800萬—900萬件案件。其中1/3以上是刑事案件，但尚未能從中總結出一些經驗作為指導原則，即未能形成關於刑事和民事訴訟的程序法。
其次是不懂得正確地運用法律。他舉例說，現在各地法院相當普遍的現象，就是因為怕犯強迫命令的錯誤，判決了案子，不敢強制執行，把一般的強迫命令和法庭的強制執行混淆起來了，這是不對的。也有的稅務人員不學習不熟悉征稅條例，隨意叫人家納稅，結果納稅人拿出了條例，征管人還不知道條例的內容﹔有的審判人員不學習研究法律，結果在審判中當被審判人拿出《共同綱領》和其他法律條文來作辯護時，弄得審判人員不知所措，竟溜之大吉，等等。
在報告中，董必武還批評了普遍存在著的對建設中出現的重大責任事故只是“單純教育的多，而很少加以懲罰”的現象。他認為，新中國成立已經五年了，“可是我們的法律秩序在許多方面還未嚴格地建立起來，對於那些應當懲罰的一般違法犯罪分子還是單純教育的多，而很少加以懲罰”，在大家的觀念中對政治事故很注意，如發現不是政治事故，是責任事故，就認為“那是因為經驗缺乏，頂多是麻痺大意，批評一下而已，要負刑事責任、到審判機關判罪就太重了”，結果“把責任事故變成了無責任事故”。對這種單純教育而很少加以懲罰的現象，董必武認為，同樣是不知道正確運用法律武器的現象。他堅定主張：對在建設中發生的重大責任事故，不僅要教育，而且應該懲罰的一定要懲罰。歷史充分証明了董必武這一主張的正確性。
此外，董必武還就加強培養大批法律人才、建立法學研究機構、進一步開展法律宣傳、出版工作等法制建設的迫切問題陳述了他的意見。他語重心長地說：“在全國解放以后，人民群眾的政治法律思想的提高應當是肯定的，是有成績的，我在這方面說的少，特別是法律工作的發展，我說得少點，實際上也是這樣，法律工作的發展是落后於客觀的要求的。如果現在不注意這一點，將來法律工作與客觀要求之間的距離要更大。”
（來源：《學習時報》2017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