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而不‘焦’，天下大亂，‘官’而‘焦’了，轉亂為安”——
謝覺哉甘做“焦官”
王兵
謝覺哉一生，不謀私利，廉潔奉公，艱苦朴素，甘做人民的公仆。
新中國成立后，與謝覺哉分別多年的謝子谷、謝廉伯，想從老家湖南到北京去看望父親。1950年1月21日，謝覺哉在給他們的信中說：“兒子要看父親，父親也想看看兒子，是人情之常。”但要等一等，因為這時候“你們很窮”，“籌路費不易”，來到北京，“我又要替你們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煩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來不遲。謝覺哉還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會說我這個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亂，‘官’而‘焦’了，轉亂為安。”他以詩言志：“你們說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來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謂“焦官”，意思就是不掙錢的官。而“周老官”是謝覺哉家鄉一位勤勞能干的雇農。不僅說自己是“焦官”，還自比為普通的農民，可見謝覺哉的良苦用心。
在給謝子谷、謝廉伯的信中，謝覺哉還提前打了“預防針”，對他們說：“聽便車是沒有的，因為任何人坐車，都要買票。”謝覺哉很注意這樣的苗頭，在多封家書中予以說明，防微杜漸。1952年3月28日，謝覺哉致信侄女婿吳豈凡，指出他的來信中“有些話是聰明的，有些則須考慮，如說來京學習機會等”。為什麼呢？因為“學習是必要的，除日常學習外，還可以有離開工作短時間的學習”，但是“機會必然多，在省或縣，而不在北京”。值得一提的是，謝覺哉可能是為了照顧親戚的情緒，在信的末尾說：“要來北京玩玩，決定於你。我們無假期，任何時候都一樣。”1960年3月29日，謝覺哉致信女兒謝群英等人時，談及外孫姜忠調動工作的問題時，明確表示：“我不知道可不可調，如果可調，姜忠可以自己請求，如不可調，那旁人說也是空的。不要認為地位高的人可以說情，這是舊社會的習氣，早已經不作興了。”
對於社會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風，謝覺哉一貫堅決反對。1961年1月20日，他致信謝廉伯、謝子谷時，提及自己1960年1月回老家時受到特殊招待，仍然氣憤地說：“為什麼我隻在南馥沖站了兩個鐘頭就跑了，因為逼得我不能不跑。連夜由譚家灣修一條到我屋門走汽車的路，這是為什麼？堆子山的木橋沒有了，不修（聽見細屋嘴的橋也沒有了），卻趕修一條過汽車的橋———漲水就要被沖去。屋子裡站幾個穿白衣的招待員，不知道在哪裡學來的。院子裡人站得不少，但沒有一個是左鄰右舍的。”
（來源：《北京日報》2017年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