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運動中陳毅在上海高校的一次報告

“三反”運動中陳毅在上海高校的一次報告

錢益民

陳毅是黨內正確貫徹知識分子政策的代表之一，素有“儒將”之稱，在知識分子心目中有崇高威望。新中國成立之初，陳毅在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上海市市長期間，為宣傳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調動廣大知識分子參加新中國建設的積極性，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在上海高校知識分子心目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關於陳毅關心知識分子的具體案例，黨史上已有大量的記載，老一輩學者也有大量回憶錄可資參考，筆者不再贅述。本文以1952年3月31日陳毅同志在上海“三反”運動中的一次報告為例，具體說明陳毅是如何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

1952年春，上海發動了“三反”運動，這場運動波及面很廣，也包括上海高校在內。上海高校的“三反”運動是在華東局直接掌握下分三批開展的。根據華東局“先公后私、重點掌握與分批進行”的原則，交通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同濟大學四所國立大學為第一批重點開展運動的大學，於1952年3月初開始。第二批開展的大學是滬江大學、震旦大學、聖約翰大學、大同大學四所私立大學及上海工專，從4月下旬開始。第三批開展的是東吳法學院、上海學院、立信會計學院等七所私立院校，從6月初開始。暑假前，上海高校“三反”思想改造運動基本結束。隨后緊接著開展院系調整。首批開展運動的四所高校取得經驗后，隨即從中抽調人員進駐第二、第三批高校，發動“三反”思想改造運動。研究上海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這四所大學有典型示范意義。而四校中尤其以復旦大學最為典型。復旦大學作為上海高校“三反”運動的第一批試點高校，其經驗除了被上海隨后開展運動的第二、第三批高校採用外，還被寫入中央有關文件，指導全國高校的“三反”運動。

復旦大學“三反”運動按計劃於1952年3月底結束，4月初即開始進入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階段。在兩個階段交界的時刻，3月31日，應華東教育部的邀請，上海市市長陳毅、華東局宣傳部部長舒同專程來復旦大學登輝堂(今相輝堂)作思想改造運動報告。以往有論者把陳毅報告作為對前期“三反”運動的糾偏，其實這是誤解。

報告前，陳毅先到登輝堂旁的500號樓一樓觀看復旦大學反貪污展覽會。展覽說明文字是由經濟系講師蘇紹智、新聞系學生丁淦林擬的，由擅長寫美術字的農學院學生謝國棟抄寫。時隔60余年，丁淦林仍清晰地記得陳毅觀看展覽的幾個細節。醫務室李偉民把紗布做蚊帳，當時展覽說明“這是公私合營的蚊帳”。陳毅看后說：“什麼公私合營呵？這是合公營私啊！”當時丁淦林穿著藍布衣服，就站在陳毅后面。陳毅問：“你是學生嗎？”丁淦林回答：“我是學生。”陳毅贊許：“學生應該這樣，朴素一點。”從一樓轉到二樓，陳毅說：“不錯，以后學生和教師的宿舍不要造得太高。”看完展覽會，陳毅由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李正文陪同到距500號樓不到十米的登輝堂陽台做報告。報告當天負責管理簽名本的丁淦林回憶，當天華東地區宣傳文教衛生的部門都派人來聽了，所以登輝堂前草坪上黑壓壓的都是人，會場還用了拉線廣播。

陳毅的報告開門見山：“各位同志：今天教育部請兄弟做報告，所講是大學關於思想改造問題”。親切的開場白后，陳毅首先將運動的背景娓娓道出：“大學的‘三反’思想改造在去年十一月底經過很仔細地考慮。去年各機關部隊從‘三反’轉入到整編，不能稱職的人，從工作上拉下來，‘三反’經過三階段，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最后轉入整編。機關內部的‘三反’與工商界‘五反’是不同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要肅清，黨政軍各民主黨派是一樣的，不能例外，而且每一個人都必須卷入運動，經過嚴格的審查。”

在陳毅看來，“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三者本質上是一回事，只是採用不同的方法、針對不同的對象而採用不同的名稱而已。陳毅說道：“根據不同情況，不同對象，要採取各種不同的方法。機關部隊的‘三反’與文教界不同。在文教界中，大中小學又各不同。中小學推遲，方式也不完全一樣。在機關部隊是三反，工商界是‘五反’，文教界，特別大學高等知識分子是‘三反’學習及思想改造。”陳毅強調：“這一運動不能雷聲大雨點小，一定要徹頭徹尾力求貫徹”。“毛主席對這個運動的決心很大，在黨內不論其功勞多大，地位多高，都一律要搞。‘三反不肅清，將遺禍將來。’毛主席說。”

“不允許軍師橫說豎說”，“希望大家不要聽軍師的話，要聽我們的話，聽他們的話要上當”，陳毅批駁了站在“三反”之外說風涼話的“軍師”，強調“黨不是用一個尺”，而是對工商界、機關內部與文教界“用了幾個尺”，區別對待，列舉三年來取得的成就，說明“中國共產黨有基本的性格，言行一致”。

陳毅把話題轉向大學，肯定了“三反”運動在文教界取得的成績。“這次復旦大學、師大‘三反’學習，到現在為止，我們認為原先決定的方針是正確的，即‘三反’思想改造已經做到。復旦成績很大，師大不錯，還有其他學校，也在進行。在學校中用工商界的辦法，接受不了，達不到目的。政策方針經過嚴密的考慮沒有不能貫徹的，凡是有問題的人就逃不過這一關。若全面開展採用一個辦法，轟轟隆隆，就打不中，反而搞亂了，達不到目的。”

對運動的意義，陳毅講得最為詳盡，花的時間也最長。“毛主席提出這一運動，有關新中國建設前途，不允許五毒阻礙我們運動。而我們每一個人，對這一問題應表示自己的態度，選擇徹底坦白的道路，參加新中國的建設，響應毛主席號召，把自己洗下澡，這樣你個人也有了前途，對新中國也貢獻了一份力量。”“凡是經過‘三反’‘五反’的地方特別團結，邪氣下降，正氣就抬頭了，表現了真正的民主氣概。在黨內部隊內也是一樣。原來部隊中有一些高級指戰員與戰士之間的隔膜、顧慮都打開了，出現了新氣象，這次民主改革是偉大的。通過民主改革要把新中國的工業，提高幾倍，出現大的鋼鐵廠，造船廠，飛機廠，使中國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若不出現大工業，中國的貧困還是免不掉。中國的農業要逐漸走向機械化，單靠手工業方式耕種是不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中國工業化、農業機械化、電氣化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才能普遍提高。有了大工業，不僅上海可以住高樓大廈，全中國普遍建立大高樓，國防建設也可以改善，以人民解放軍的勇敢，加上現代化的武器，哪一個國家也不能來攘我們了。對全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証。我們三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中國就有了保証，經過幾年的建設，西南石油也能運到上海來。”

陳毅把運動的意義講得非常清楚。“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新中國工業化的起點，而新中國工業化具有偉大的世界意義。“要新中國的工業化實現，就以‘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為起點，若在五毒的基礎上怎能建設，等於在沙灘上建立高樓大廈是不可能的。‘在學校中思想改造是整我們的’，有點像。這一整沒有一個人例外，這是人民自己批評自己，不是別人來整我。經過這樣的整頓，要使我國的工業化奠定基礎，這意義不僅限於國內，而且有世界意義的。等於1951年土改的意義。中國一旦工業化了，在中蘇友好的基礎上等於世界帝國主義的滅亡。帝國主義在世界上稱霸，就是靠工業，能夠自制工業軍用工具，中國隻要把工業解決了，世界問題就能解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用繳獲的美蔣匪幫的武器，使美帝在朝鮮戰場上失敗，當中國自己能制造武器，那更不得了。中國年輕人有希望，老年人一樣有希望。淮河工程所表現的成績，看出了新中國的建設是了不起了。但不能讓五毒來腐蝕它。在這時候來一個‘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否則好像沙灘上建高樓，是不可靠的，這有關自己的前途……因此在運動中要勇敢正視現實。但有些人跳樓很勇敢，坦白就不勇敢。要知坦白才有救。為新中國前途世界前途，應勇敢交代自己，參加這一偉大運動中來。”

在講述運動的意義時，陳毅兩次講到這是“毛主席的苦心”。“為了新中國的前途……可看出毛主席的苦心。”“黨與資本家共處了三年，也叫了三年，對資本家不是肅清他，而是肅清五毒，這是毛主席的苦心。”用“毛主席的苦心”這樣推心置腹的話來勸勉，讓聽者感到真誠。

陳毅還講到，運動中必須去掉幾個包袱，首先要去掉“進步”的包袱，“‘三反反不著我’，背上‘進步包袱’，隻反人家不反自己，這種包袱必須放了，否則不符合‘進步’，反使自己落伍了”。黨的“功臣”包袱也要去掉，“今天誰也不否認你過去的功績，過去的進步。今年你不跑又怎能保証自己永遠進步呢？因此進步包袱是害人的。”“專家”包袱也要去掉，“‘專家包袱’認為學會了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是靠不住的，人民政府重視技術專家，但專家不能為所欲為，可以大貪其污。特別有技術的人要注意，新中國經過幾年之后，成千成萬的新專家要出現，歷史發展規律，后來居上，這是新陳代謝，老年人要讓位年輕人，背起來干什麼，這要壓死你的。大家隻有經過徹頭徹腦的‘三反’思想改造，才對新中國有用，否則是沒有用的。”“知識”也是包袱，陳毅說，背上這個包袱的人“自高自大，宗派主義，自搞一套。1952年以后，知識沒有什麼了不起。過去殖民地時代‘知識’了不起，特別是女知識分子，這隻表現殖民地國家文化落后面，但今后在新中國中卻不會再有了。新的工農知識分子將大批涌現出來”。

陳毅的講話很有親和力，娓娓道來，有殷勤勸勉之義，毫無居高臨下的架子。除了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話之外，陳毅還向與會者坦陳了自己的檢討情況。報告最后，陳毅講到，有人提問“陳市長有沒有交代？”陳毅說自己在上海、南京、華東局“已交代了三次”，“請放心，問這話是可以的”。但交代還沒有公開，公開的問題不是他能決定的。黨為了這次運動下了很大決心，軍隊也不例外，“在部隊中我們撤了上千上萬的人”。

最后，陳毅說：“上海我們要把大學教育辦好，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我們爭取領導有決心把‘三反’搞好。因此今天‘三反’是深入，不是停止的問題。大家都應有決心，來爭取完成政府交給我們的任務。”“還有很多人奉命思想改造，聽報告不得已，這種態度我們不需要。我們所需要的是愉快的心情。要有新中國的前途，隻有這樣才有可能。我們不需要欺騙，若自己問題不徹底交代，耍手段，我們也就以‘耍手段’對待。黨對人民是老實的，對不法資本家是能耍手段。希望今后思想改造復旦及其他新大學帶頭，我提供一點意見作為參考。”報告到此結束。

推心置腹，循循善誘，這樣的首長報告，哪能不打動人呢？連陳毅市長這樣有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勛都在黨內作了三次交代，那作為普通知識分子的大學教授又有什麼理由拒絕自我檢討呢？陳毅的報告給聽眾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后來的事實也証明，報告有力地推進了上海高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步伐。陳毅的這次報告，和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的講話(即《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收入《周恩來選集》下卷)非常類似，同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經典報告，都是黨內探索和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經典文稿，值得黨史工作者重視。這次報告還有一個小插曲：報告開始之前，負責保衛工作的復旦大學黨委成員葛林槐得知情報，說國民黨潛伏特務將利用陳毅來復旦大學作露天報告之機打黑槍。李正文建議陳毅停開這次會議，以保証安全。陳毅毫不介意地說“照開”。李正文陪同陳毅走上登輝堂二樓陽台，趴在陳毅面前的鐵欄杆上，用身體擋著陳毅，以防備特務的冷槍，一直到會議結束。

(作者錢益民，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編輯：王兵)

　（來源：《百年潮》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