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歷史坐標、現實基礎與世界意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歷史坐標、現實基礎與世界意義
桑明旭 郭湛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是一種社會存在物，自人類從動物中走出來那一刻起，就過著一種共同體的生活。人隻有在共同體中才能生存和發展。當前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需要回答如下三個問題：一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坐標在哪裡，與以往各類共同體有什麼樣的區別？二是現階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是什麼？三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以往全球治理方案有何本質區別，有什麼樣的世界意義？這些問題是基礎性的，直接關乎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性、可行性和必要性的看法，需要給予足夠的關注。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坐標
馬克思在其相關著作中使用過多種共同體概念，如真正的共同體、現實共同體、虛幻的共同體、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共產制共同體、古代共同體、勞動的共同體、原始共同體、部落共同體、天然的共同體、民族共同體、社會共同體、貨幣共同體等。在馬克思那裡，這些概念的劃分標准和使用語境各不相同，很多不同概念指向同一種共同體形式，並不能表明歷史上出現過如此多的共同體形式。但在馬克思諸多共同體概念中，一些概念是按照歷史維度劃分的，這些概念構成了共同體歷史發展的時間軸線。
馬克思對共同體的歷史考察，集中體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在這裡，馬克思以人和共同體的關系為標准，以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系為主線，將共同體劃分為依次遞進的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或天然的共同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受到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宗法關系的制約，呈現出一種人身依賴關系。第二種是抽象共同體，即貨幣共同體顛倒而成的資本主義共同體形式，是“純粹的金錢關系”或物的依賴性關系。第三種是自由人聯合體，即共產主義階段的共同體形式。在自由人聯合體中，人們擺脫了交換價值的抽象統治，擺脫了對物的依賴，實現了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
可見，在馬克思諸多共同體概念中，自然形成的共同體、抽象共同體、自由人聯合體這三類社會共同體，構成了共同體發展歷史坐標中的三大節點。當前中國推動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顯然處在由抽象共同體向自由人聯合體過渡階段。隻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正確把握唯物史觀中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其他共同體之間的關系，防止各種概念的混淆。
在馬克思看來，正如從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發展到抽象共同體需要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一樣，抽象共同體過渡到自由人聯合體也不是一個短期的過程。因此，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坐標定格在抽象共同體和自由人聯合體之間雖然正確，但仍然顯得過於宏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項世界性的歷史活動，隻有在人類歷史發展到“世界歷史”階段之后才有可能。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坐標點，必然在“世界歷史”形成之后。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世界歷史”發展到今天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世界歷史”的開辟和形成時期，即商品全球化階段。第二個階段是“世界歷史”的快速發展時期，即資本全球化階段。第三個階段則是“世界歷史”的轉型時期，即當今的新經濟全球化階段。與前兩個階段相比，第三個階段的“世界歷史”發展呈現出一些新特征。
如果說在前兩個階段資本邏輯主導的現代性獲得了確証並快速崛起的話，那麼，第三個階段則是現代性后果集中爆發的階段，經濟危機、生態危機、文化危機日益嚴重化和普遍化，使得過去那種商品輸出、資本輸出、戰爭輸出的方式難以維系。如果現代性的發展還像之前那樣依靠“輸出”，在追求本國利益時不去兼顧他國的合理關切，那麼，每個國家都會陷入現代性的泥潭中，無法獨善其身。
歷史已經無數次表明，任何方案隻有順應時代發展現狀和趨勢，才能真正得到實施和推廣，反之則必然被視為烏托邦式的空想。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的構想不可謂不偉大，但在那個現代性崛起和快速發展的階段卻不能產生實際作用。當前習近平總書記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得到國際社會一致贊同和支持，其原因正在於順應了時代的發展。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坐標就在資本全球化轉向新經濟全球化階段，就在現代性后果嚴重化、普遍化並且依靠單一國家無法解決的階段。隻有意識到這一點，在理論上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探討，才具有現實意義。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
發展面臨的困境和時代提出的普遍性問題，喚醒了世界各國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但是要想真正走出歷史困境、解決時代問題，僅有意識和構想是不夠的。現階段是否具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才是更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准確把握這一現實基礎並促進其發展壯大，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工作。
正如馬克思所言：“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因此，尋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首先要著眼於現時代的物質生產方式。如果當前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轉換能夠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那麼這一構建任務就一定具有可行性。誠然，當今世界的主導生產方式仍處在現代性階段，但不容忽視的是，在很多方面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是一個發展共同體。在其中，任何一個共同體成員如果得不到發展，必然會退出和反對這一共同體。現代性意義上的發展，是需要很多客觀條件的。在傳統意義上，全球范圍內供發展支配和使用的客觀條件是有限的，而發展的需求是無限的，二者之間的沖突勢必形成“增長的極限”。發展條件此消彼長的分配格局，必然帶來國家間的激烈爭奪，進而導致一系列國際戰爭和沖突。如果不能解決全球發展所需條件的有限性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就無法真正構建起來。
歷史發展不僅是一個不斷提出問題的過程，而且在其發展中就已經蘊含著解決問題的答案。這集中體現在當前生產方式新變化與全球發展所需條件有限性矛盾的緩解和克服等方面。當前生產方式的新變化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原材料需求量和需求形式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當代發展所需要的空間，逐漸從傳統地理學意義上的空間向網絡虛擬空間傾斜。正如卡斯特所描述的那樣，網絡空間具有“開放的結構，能夠無限擴展，隻要能在網絡中溝通，亦即隻要能夠分享相同的溝通符號（例如價值或執行的目標），就能夠整合入新的節點。”網絡虛擬空間的出現，使得生產擺脫了地理空間有限性的限制，獲得了更加開放的發展潛力。
之所以指認當前全球發展具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除了基於生產方式發展的新變化之外，不同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差異性也是重要原因。馬克思明確反對人們將其“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並認為將“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的觀點強加給他，會給他帶來“過多的侮辱”。歷史証明馬克思的觀點是對的。
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不同，后發展國家完全可以站在現有人類文明成果基礎上，大大縮短工業化和工業文明的進程。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經驗充分証明了這一點，也表明一切后發展國家可以減輕甚至跳過現代性的后果和困境，快速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道路。由此可見，盡管當前不同國家現代化狀況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加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列之中，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實現自身的發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意義
近代以來，為了應對國際戰爭和沖突，構建持久穩定的國際秩序，一系列全球治理方案接踵而出，方案的類型不可謂不多，但總體上收獲甚微。這不禁令人反思一個重大問題：構建持續和平穩定發展的國際秩序是否可能？
依照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的理解，構建持續和平穩定發展的國際秩序是不可能的。在他看來，戰爭是倫理發展的必然環節，是保持各民族倫理健康的必要手段，“持續的甚或永久的和平會使民族墮落”。應當說，在黑格爾所處的現代性發展階段，這種理解不僅是正確的，還是相當深刻的。因為黑格爾把握了那個時代主體間、國家間關系的本質，即“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正如前文所述，在各個國家為了實現自我發展而激烈爭奪有限的發展條件時，戰爭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暫時的和平不過是弱小國家面對大國霸權的無奈選擇，或多個大國之間的短期相互制衡。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某一國家在發展中獲得更大的優勢和力量，平衡便必然會被打破，“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仍將繼續。
但問題在於，當今世界已經遠不是黑格爾所處的那個現代性起步和快速發展的時代，而是處於現代性發展的新的歷史階段。今日世界現代性問題的嚴重化和普遍化，並不是靠叢林法則就能根本解決的。對外戰爭不能確保自身和平，限制他國發展不能確保自我發展。不合作就不能發展，不共贏就不能單贏，這已經是時代發展的大趨勢。這時候再抱著傳統現代性全球治理方案不放，顯然就不能適應時代發展了。時代發展呼喚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准確把握時代的新特點和新趨勢，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共商共建共享共贏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中首次突破和超越了傳統現代性全球治理方案的單一主體性思維，在主體性基礎上強調公共性，開啟了全球治理的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裡程碑意義。
現代性發展的新階段和新特點，是所有國家都居於其中的歷史境遇。那麼，為何唯有中國能夠率先提出超越傳統現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呢？這並不是出於偶然，而是由中國道路和中國文化決定的。中國道路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道路，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現代化道路從來就不是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式的發展道路，而始終是一種集體主義或公共主義式的發展道路。這使得中國的現代性從其開啟之日起，就與西方經典現代性存在本質區別。西方的市民社會、原子化的個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在中國道路中沒有生根發芽的土壤。
由此可見，習近平總書記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意義，不僅體現於提出一整套具體的、可操作的方案，而且做到了准確把握現代性發展的新變化和新特點，成功提出一種超越傳統現代性全球治理觀和發展觀的新方案。其最根本、最重要的世界意義在於，中國發展道路的拓展和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的推進，為這種新方案的實施提供了充分的証明和鮮活的示范，昭示著這種新方案必將成為全球發展和全球治理的時代之選。
（作者：桑明旭，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生﹔郭湛，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榮譽一級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18年0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