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2期【4】

作者:    發布時間:201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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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史研究中利用領袖文稿的幾點體會
章百家

各位同仁、老師們、同學們:
大家好!首先,我代表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祝賀“《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研究利用”研討會開幕。這是一個很有特點的研討會。近幾年,關於中共黨史的研討會很多,但就史料問題舉辦的研討會並不多見,專門就一套文獻集的利用召開研討會這可能還是第一次,是個新的嘗試。我很高興有機會在這裡與大家交流,談談利用領袖人物文稿、特別是“劉少奇文稿”的一些心得體會。
改革開放前后,研究中共黨史所使用的資料情況有很大不同。改革開放之前,可以使用的資料很少。基本隻有兩類:一類是黨的報刊,另一類是領袖著作,主要是選集,最重要的當然是《毛澤東選集》。當時,也收集整理了不少回憶錄,如《紅旗飄飄》、《星火燎原》等﹔但這些回憶錄選材面比較窄,內容也很少涉及黨的重大決策。在史料相當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對歷史作客觀准確的敘述,更不用說進行深入細致地研究。
改革開放以后,情況發生很大變化。首先是重要歷史文件的公布。上世紀80年代《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黨史學界真正依據歷史檔案,源源本本地研究黨史,應該說是從這時開始的。接著,一些重要人物的回憶錄出版了,領袖人物的文稿也陸續出版了,第一個面世的是“毛澤東文稿”。此后,黨史工作者可使用的檔案文獻等各類史料便迅速豐富起來。除歷史上的各種報刊雜志可以方便查用外,黨的大量文件也經過系統地收集整理加以公布。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檔案材料,有的來自中央決策層,有的來自地方和基層,還有不少是從海外收集到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領導人的文集、文稿、年譜、傳記也陸續出版。此外,還有各種回憶錄、口述史。史料的多元化,為我們全面了解歷史面貌,准確復原歷史提供了便利,對黨史研究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領袖人物的文稿是黨的歷史資料中的重要一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稿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內容豐富。通過閱讀領袖人物的文稿,我們至少可以了解以下五個方面的情況:
第一,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黨中央、黨的高層領導人最關注的問題是什麼,也就是黨在某個歷史時間點要集中解決的問題是什麼。例如,文稿中有大量批示,雖然這些批示示涉及方方面面,但現在編輯的“毛文稿”、“劉文稿”、“周文稿”把重要問題都用黑體字標注出來,使我們很容易就了解到中央這時關注的重點。
第二,通過文稿,可以看到黨的一些決策、特別是重大決策是怎樣做出的。一般地說,黨的文件也反映決策,但文稿所反映的決策,不僅是最終結果,而且反映出決策的過程。對研究者來說,了解決策中間有一些什麼變化,增加了哪些內容,修改了哪些提法,十分重要,也非常有意思。
第三,領導人分管的工作和處理具體事務的情況。比如剛解放的時候,我們對亞洲各國的共產黨、工人運動是什麼態度?在目前可以看到的中央文件隻有基本原則和大的政策,但並不具體,在“毛文稿”中也看不到。當時,這項工作是由劉少奇分管的。我們從“劉文稿”中就能看到許多細節,了解許多具體情況和當時的具體政策。
第四,領導人的思考、特別是重要思想的形成過程。黨的領導人的思想是在實踐過程中形成的。這些人物的思想都是很活躍的,當他們面對某個重大問題時,他們的思想是不斷變化的。今天這麼想,過兩天又可能那麼想,翻來覆去,反復掂量,考慮的因素也不斷增加。什麼時候思想比較確定了?就看他是否在不斷申明某一種想法、某個觀點。這種情況在“毛文稿”中表現得最典型。有人以為,凡是毛主席說過的話,就代表他的觀點、他的結論,而其實未必。毛澤東是在實踐過程中反復思考,從不同角度思考,最后才形成比較固定的看法,得出自己的結論。隻有通過讀文稿,分析他思想形成的過程,才能確定哪個觀點真正代表他的思想。
第五,文稿還反映了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領導人的信仰、情操和素質。比如“劉文稿”裡收錄的劉少奇給劉允諾的信,從中可以看到劉少奇對子女是怎麼要求的。這些東西,在黨的正式文件裡是看不到的,隻有從文稿中才能看到這方面的內容。
研究黨的歷史,一定要注意把各種史料配合起來使用。首先可以將領袖人物的文稿加以比照。例如,對於同一個問題,我們要比較,毛澤東是怎麼思考的,劉少奇是怎麼思考的,周恩來又是怎麼思考的。我們還可以比較,每一位領導人對同一個問題的思考前后有什麼不同。通過比較研究,我們才能弄清黨的領導集體最后形成的結論是怎樣逐漸豐富起來的,而在其中每位領導人的貢獻又是什麼。
配合比較還有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把反映黨的決策層、中層和基層的材料結合起來使用。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這個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上層和下層的一種博弈。上層的決定對下層有引導作用,而下層對政策的反應又必然會使上層對已有的政策做出某中修正。隻有把上、中、下各層面的材料配合起來進行研究,才能真正對我們黨的方針政策的形成和貫徹執行過程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在這一方面,我們現在做的還很不夠,主要是對來自基層的史料挖掘重視的不夠。現在發表的黨史論文,看看注釋,往往引用的都是領導人著作或中央文件,史料來源很單一。要把研究引向深入,我們就必須考慮領導人的思想、中央的政策形成的背后是什麼東西在起作用。領導人是依據哪些信息做出判斷的?他們提出的政策針對的是哪些問題?因此,我們在研究黨史時,既要重視利用領導人的講話和文稿,同時也要豐富史料的來源,特別要重視中、下層的反饋。其實,“劉文稿”中就有很多批示是針對基層情況的。通過文稿提供的信息來研究上、下層之間的互動關系,這也是利用文稿的一個重要方面,值得我們重視。在其他類型的史料中,能夠直接反映這種上下互動關系的並不多見。
最后,研究歷史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總結經驗教訓,吸取前人的智慧。其實,研究歷史的過程和領導人處理問題的實際過程有類似之處。這種類似之處在什麼地方呢?領導人作出決策,依據的是他所獲得的信息,從最開始得到的信息很少到信息相對比較多,然后做出一個決定。研究歷史,最開始看到的資料很少,得不出什麼結論,也很難對歷史作出准確的復原。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通過看過各種各樣的材料,我們得到的信息不斷豐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會理解領導人為何會做出這樣或那樣的決定。但是,兩者也有很大的差別。領導人在做出決定的時候常常是“時不待我”。他不可能像學者這樣有充分的時間、收集到方方面面的信息,然后再作出結論。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是憑著自己的經驗和直覺做出判斷、做出決定。這個決定會產生什麼影響,他會有預估,但是他不會知道最終結果是什麼。而做歷史研究的人是回過頭來看的,這時事情的結果是已知的。所以,我們可以對領導人以往的決策做出一個歷史性的評價。我認為,好的歷史學家無非是個“事后諸葛亮”,而領導人可以作“事前諸葛亮”,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這是歷史學家與領導人之間的本質區別。從這個角度看,研究黨史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對黨的政策做中長期性的評估,這個政策產生了什麼結果,有哪些經驗,有哪些教訓。隻有通過歷史研究,通過對歷史的反思,才能客觀地總結經驗教訓,提出新的思想。所以,我們做黨史研究、國史研究的人,一定要有批判精神,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隻有通過這種思考,才能夠真正為我們民族、為我們黨提供歷史的借鑒。
最后祝研討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