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召開賀敬之同志新古體詩創作暨線裝本《心船歌集》座談會
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召開賀敬之同志新古體詩創作暨線裝本《心船歌集》座談會
陳晉同志主持座談會
2013年11月2日，由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主辦的“賀敬之同志新古體詩創作暨線裝本《心船歌集》座談會”在中央文獻研究室舉行。座談會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同志主持，年屆89歲高齡的賀敬之同志出席座談會。60余位專家學者聚集一堂，對賀敬之的新古體詩作品進行集中研討。
陳晉同志在主持座談會時說，賀敬之是我國著名詩人，黨的宣傳和文化戰線的老戰士和老領導，他的歌劇《白毛女》、歌詞《南泥灣》、抒情詩《雷鋒之歌》、《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中國的十月》等膾炙人口，曾影響了幾代讀者。改革開放以來，賀敬之擔任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創會會長，以馬克思主義文藝家的熱情，“百折再看高潮來”，努力研究、踐行毛澤東的詩論，探索中國詩歌創作的新路，創作了大量的新古體詩，在中國詩歌史上寫下了新的篇章。
座談會上，中國毛詩會常務副會長董學文教授代表中國毛詩會致辭。中宣部原副部長翟泰豐，文化部原副部長、中華詩詞學會會長鄭欣淼，司法部原副部長岳宣義，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慎明，求是雜志社原副總編輯馬蓥伯、劉潤為，中華詩詞學會常務副會長李文朝，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原書記處書記徐非光，中國毛詩會特聘顧問何火任、吳正裕，中國毛詩會副會長季世昌、鄭德興、丁毅、陶國斌、周興俊、李樹喜，著名文藝評論家、學者丁國成、李正忠、艾斐、張永健、張器友、段寶林、王寶大，著名歌唱家蘇盛蘭，出版界王平、曾凡華、易孟林、趙安民、陳世軍等出席座談會。
座談會舉行了贈書儀式，由中國書籍出版社向賀敬之同志和中國毛詩會贈送剛剛出版的線裝本《心船歌集》增補本。中國書籍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王平致詞。《心船歌集》取意於賀敬之1992年創作的《詠南湖船》中的一句詩“煙雨樓上——聽萬裡濤聲/共唱——心船歌”，初版收入賀敬之的新古體詩歌近200首，線裝本《心船歌集》又增補了他近年創作的30首詩作。這些詩詞作品，比較全面地展示了賀敬之在詩歌創作道路上不斷創新探索、開辟新境的豐碩成果。
賀敬之詩歌創作是自覺踐行黨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碩果
座談會上，學者們發言認為，賀敬之是延安時期成長起來的詩人，自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他努力踐行黨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繼承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的優秀傳統，借鑒中國民歌的特點，創作了大量民歌體、樓梯體的新詩，成為中國新詩發展史上政治抒情詩的聖手和巨匠，對繼承和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謳歌黨領導人民大眾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慎明評價說，賀敬之是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共產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家和新體詩歌的巨匠，是新古體詩的舉旗人。長期以來，他保持了一個共產黨人的精神信仰，關注和思考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並在他的詩歌創作中表現了信念和思想的巨大力量。
著名詩評家丁國成指出，賀敬之對我國文藝發展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與國家命運和時代風尚密切相聯，在創作新體詩的同時，一直借鑒我國舊體詩和民歌傳統的優長之處，像《雷鋒之歌》就淋漓盡致地發揮了詩歌的特點。他上世紀60年代創作的《南國春早》和《訪崖山》，學習民歌創作的《三門峽——梳妝台》，既是新詩，又是新古體詩。所以，賀敬之的新古體詩實際上從他新詩創作的輝煌時期即已開始了，只是到新時期以后才更加自覺。
中國毛詩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大學教授董學文指出，賀敬之是中國毛詩會的引領者和指導者，是毛澤東詩論、詞論、文論和文藝思想的頗有成果的實踐者。他非常清醒地意識到了毛澤東在文學創作方面的成就和建樹，並意識到文藝家需要在實踐中繼續創新，有所建樹。比如，毛澤東在幾封信和許多談話中提出要創造“新體詩歌”，賀敬之的“新古體詩”就是這種新體詩歌的一種，其最具突破意義、最有個性的是表現新時代、新內容的“古體歌行”。這是賀敬之在探索和踐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貢獻。
賀敬之新古體詩創作和探索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具有獨特地位
中宣部原副部長翟泰豐認為，賀敬之是一個一直在探索、在創新的老詩人，政治信念堅定，學術素養豐厚，對新古體詩的發展具有開拓之功。他的再探索、再創新，使中國古典格律詩歌走進了信息化的新時代，走近了人民大眾，從而賦予古體詩歌以新的生命。《心船歌集》為中國詩歌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道路，即承古而不泥古，自由體現代詩和古體近代詩（含新古體詩）相融合。
中華詩詞學會會長、文化部原副部長、詩人鄭欣淼指出，賀老是很早參加革命、在炮火中成長的詩人，是不斷探索創新的詩人，他的詩代表了一個時代，是詩歌界的一座豐碑。他用自己長期的詩歌探索和創作實踐，永遠保持著詩人的創作激情，用大量的新古體詩創作証明了中國傳統的舊體詩歌需要發展，而且發展的空間很大。在這方面很多詩人都在探索，賀敬之的《心船歌集》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文學史上許多大詩人像郭沫若、臧克家等，早年都寫新體詩，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豐富，從寫新詩到寫古體詩，詩詞創作趨於成熟，這似乎成為了一個規律，賀敬之也是這樣。它進一步証明，新體詩和舊體詩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兩大陣營，形式是次要的，反映新時代、新內容的舊體詩詞生命長青，魅力無限。
座談會上，學者們普遍認為，賀敬之的詩歌創作有三個高峰期：第一個是1943年到1948年延安時期，他既是劇作家、詞作家、秧歌劇作家，又是詩人，創作路子很寬﹔第二個是1956年到1965年，創作了極具時代震撼作用的《回延安》、《西去列車的窗口》等優秀作品，代表了當時詩歌創作的最高水平﹔第三個就是新古體詩創作和《心船歌集》，這些作品包含的思考最多，沉澱也最深。著名評論家、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艾斐認為，在第一個高峰期，賀敬之詩歌主要寫革命人物，第二個高峰期寫建設，第三個高峰期則更加貼近現實生活和社會實際，融入了詩人深沉的思考。《心船歌集》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其中含蘊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情愫。
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器友認為，賀敬之詩歌創作道路上的三座高峰分別是歌劇《白毛女》、五六十年代創作的新詩集《放歌集》、新古體詩《心船歌集》，而第三座高峰更應引起詩壇的重視。他認為，《心船歌集》是在20世紀末期的時代背景下，賀敬之與中國社會主義、中國詩歌相依為命的一次深沉巨大的精神曝光。它的抒情內容，彰顯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低潮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崇高的理想境界和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概﹔它對“新古體”詩歌體式的探索，在“新詩”和“近體詩”之間，為漢語詩歌體式的建構提供了又一種可能性。
中國毛詩會副會長、黑龍江大學教授丁毅指出，近代以來，許多革命家詩人如朱德、陳毅、葉劍英、夏明翰等都創作過具有“新古體詩”特征的詩歌作品，賀敬之的最大貢獻是繼毛澤東確立中國古典格律詩派在中國現代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之后，用他自己豐碩的創作時實踐，正式確立了“新體詩歌”流派的地位。其最大特點不在形式，而是用堅定的政治信仰、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高尚的人格追求，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站在新的時代制高點上，開辟出新的詩境。尤其是他的《故鄉行》11首中的泰山系列詩、《富春江散歌》26首寫出了新的政治山水詩，超越了逃避政治的山水詩大師謝靈運和王維，展示了當代共產黨人的偉大抱負和寬闊胸懷。
中國毛詩會副會長、中華詩詞研究院第一副院長周興俊指出，賀敬之是一位永不停步的創新型詩人。他的不同於近體詩的嚴律而採用的“寬律”，實際上是自覺地相對自由地遵循漢語言所特有的平仄聲韻規律，是一種解放的“自由”，寫起來更加得心應手，也更加適合詩歌的普及和推廣。中華詩詞學會常務副會長、詩人李文朝指出，賀敬之的詩歌成就和探索精神光耀詩壇。他的探索開辟了一個新的詩歌流派，是傳統詩詞“求容正變”的典范。中國毛詩會副會長、詩人李樹喜指出，現代新詩散漫無疆，有散文化、隨意性的趨向，甚至脫離了“押韻”這個詩歌的基本特征和屬性。從藝術樣式的角度看，賀敬之的新古體詩探索正是新詩的返璞歸真，是對新詩馳入誤區的一種矯正，即新詩應該不廢傳統，回到“大體整齊，基本押韻”的軌道上來。
賀敬之新古體詩的思想特色和風格特征
有學者認為，賀敬之創作的新古體詩,有七言、五言、雜言、自度曲、絕句等。這些作品,說真話、抒真情,是情、理、象的融合，讀來有情有味,不僅讓人們受到精神上、思想上的陶冶、震撼、警醒、啟迪,同時也得到了優美的藝術享受。
司法部原副部長、詩人岳宣義認為，賀敬之的新古體詩歌創作，反映了他的堅定的信念、開放的心態、憂國的情懷、歷史的沉思、豁達的胸懷和飛揚的文採。讀完他的《心船歌集》，我們完全有理由說，賀敬之是當代中國李白、杜甫式的詩人，他的詩是中國詩歌的經典。
青年詩人高昌認為，賀敬之新古體詩的鮮明思想特色，是充滿“憂患”意識。它像一條紅線，串聯起一行行珍珠般的詩篇，表達了詩人對天下大事的深刻思考和對國家命運和人民前途的熱切關注，透露出詩人特有的自信和豪邁。黃岡師院教授張其俊認為，賀敬之的新古體詩充滿世事滄桑的感懷，寄寓史詩般的厚重深沉，貫穿著濃厚的憂患意識，有很大的警示作用。同時，滿懷“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尚情操，深蘊融“天運”與“人運”於一體之理趣。賀敬之晚年以一名文藝戰線上“老兵”的戰斗姿態，以寬厚沉雄的嗓音，從心靈深處情不自禁地放聲高唱正氣歌，弘揚時代主旋律、以激濁揚清的正能量，激勵人們同舟共濟，奮力拼搏，發出共鳴。
哈爾濱師范大學教授王寶大指出，品讀賀敬之的新古體詩歌，人們可以感悟到，在晚年的恬靜裡，他是如何表現出對人文精神的更加虔誠的追求的﹔在豐厚的人生積澱中，踏實怎樣表露出對詩美的更加深入探索的﹔在豐贍的創作實踐后，他又是多麼自然地展露出了詩藝手法的斑斕多姿的。
張器友教授認為，賀敬之詩歌的風格大體上都可以用崇高來概括。由於時代風氣的變幻，生活經歷的變遷，賀敬之新古體詩的崇高風格特別表現出悲劇精神。它已經不再是三四十年代的明朗樂觀、五六十年代的樂觀豪邁了，而表現出特別的憂憤深沉、慷慨悲涼。這是一種精神偉魅且具有雕塑感的生命形式，彰顯了真正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這是轟響於中外世紀頹風中的人類正音，是世紀轉換過程中的中國文學的驕傲。
詩歌創作必須與現實生活相結合，體現人民性和時代性
在座談會的最后，老詩人賀敬之發表了熱情洋溢、感人肺腑的講話。他說，聽了很多專家學者的發言，感到很受教益，對大家的一些鼓勵之詞，我表示感謝，也不敢當﹔遺憾和不滿足的是沒有聽到大家對我和這些詩歌作品更多的批評性意見。他說，研究我的新古體詩創作，實際上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像陳毅老總，他們早就寫了，而且寫得非常好﹔詩歌界也對新詩、古體詩、新古體詩做了很多學術性研究，包括思想內容、形式風格等都有很好的意見。中國詩歌也罷，整個文藝也罷，人民都是主體，必須與現實生活相結合，形式上可以百花齊放，內容上要堅持人民性和時代性的統一。從詩體形式上說，除近體詩外，我對唐代以來的古風都很喜歡，像崔顥的《黃鶴樓》就是古風的格調，對仗也不完全工整，也是流傳千古的好詩。我探索的詩體是不是叫“新古體詩”還可以研究，毛澤東也倡導一種民歌加古典的“新體詩歌”，具體內涵都可以繼續研究，但是詩歌創作必須與時代風尚、國家發展步伐、現代人的思想感情相一致。
（孫東升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