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毅:長征——思想家詩人毛澤東的成功之路

作者:    發布時間:2016-09-27   
分享到 :

長征——思想家詩人毛澤東的成功之路

丁 毅

統觀毛澤東一生詩詞創作,可以斷定毛澤東屬於集多種角色於一身的大詩人﹔如把他的一生分期觀察,又會發現每一歷史階段總會凸顯一種詩人角色特征。

193410月—193610月紅軍長征期間,毛澤東詩詞最多也最好,進入詩詞創作的高峰。讀長征詩詞系列不難發現,詩人的詩興並不是發自具體的戰役、戰斗,那末長征路上的詩人毛澤東又應屬何種角色的詩人呢?

長征結束后,毛澤東進入以他命名的毛澤東思想創造的黃金歲月,詩詞巔峰與思想創立巔峰緊緊相連,這其間肯定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一位哲學家說:“哲學的蒸發,必定是詩﹔詩的凝固,必定是哲學。這原本是不奇怪的,因為兩者同構不同態……”

受這兩位哲學家論述的啟發,可以把長征期間的詩人毛澤東認定為思想家詩人﹔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大可不必作絕對化理解。

為什麼長征期間能寫出這些優秀詩詞,又是怎樣表現詩人思想的?表現得又怎麼樣?本文依次作出闡述。

一、創作條件分析

萬裡長征路上,成千上萬紅軍倒下,應該說這也是毛澤東一生度過的最艱難的時期。毛澤東卻能創作出一批上乘詩詞,對一般詩人來說,簡直不可思議。為什麼毛澤東能創造出如此奇跡呢?這可以從主客觀兩方面條件分析中得出認識。

先看詩人所處的客觀條件。應該是詩人身在多種包圍之中,然而細加分析,這些包圍對於每個長征參與者,都構成現實的切身的威脅,有些則隻有領袖毛澤東才能夠深切地感受到。

為了突破蔣介石反動派軍隊的圍追堵截,長征選擇的是人跡罕至的道路,自然條件極其惡劣,一批批紅軍戰士倒在雪山上、草地裡。反動派軍隊的圍堵與自然條件的險惡對每個長征的參與者來說,都是最直接的圍困。

長征伊始,本是執行“左”傾路線領導者反第五次“大圍剿”遭到慘敗后的戰略轉移,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發言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想把蔣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我黨應以“反對日本”作為動員群眾的口號,這就賦予長征“北上抗日”的崇高意義,實現了長征積極的戰略轉移。毛澤東有此戰略眼光應該是出自多年來對中日關系史的洞察,早在1916725日在《致蕭子升信》中就指出:“日人誠我國勁敵!……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恰巧在20年后19351227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個報告中說:“我們有權利稱我們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這就意味著將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重任放在中國共產黨的肩上,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政策與策略的制定者,又擔負著領導全民族突破日本帝國主義圍困的責任。

在中共領導層內毛澤東又面臨“左”傾機會主義領導的困擾,這是一般紅軍指戰員感受不到的。

毛澤東又是一個極富國際視野的領袖。當他在1920年下半年讀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等書以后,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將中國的前途放在世界范圍內觀察。1921年元旦他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發言提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主張,並說“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在那篇《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他談到“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關系”,並把“目前的全中國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放在一起論述。這樣毛澤東又把在國際范圍內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重任放在自己肩上,而且終其一生未曾卸下。

以上列舉5方面圍困,有些是眼前亟需解決,有些是屬於長遠的奮斗目標﹔有些是所有長征者都能感受到,有些則隻有毛澤東才深切地感受到。總之,這些共同組成毛澤東詩詞創作的客觀條件,這些條件有的出現在長征路上,有的則遠離長征之外﹔前一方面條件容易看到,后一方面又容易忽視。

再看詩人所具備的主觀條件。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那種既敢於挑戰又善於超越的人格特質。在長征路上得到超常的表現。

陳晉曾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一位罕見的挑戰者。”我們也可以說,這種罕見的挑戰人格出現,也是因遭遇到罕見的惡勢力激勵而成。德國哲學家泡爾生在《倫理學原理》中曾闡述抵抗惡勢力對成就人格的作用,青年毛澤東批注道:“聖人者,抵抗極大之惡勢力而成者也。”外國一位學者曾說:“毛在長征的路上真正地發現了自己”,准確地說,應該是毛澤東在長征路上找到了充分實現自我的舞台,而這個“舞台”又“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毛澤東敢於挑戰的個性得到表現程度也應該是空前的。

毛澤東的挑戰人格在長征路上得到充分表現,也根於他多方面的自信。第一,他已有運用馬克思主義開辟井岡山道路的自信。第二,有反四次大“圍剿”的成功經歷,他有對自己軍事才能的自信。第三,有對中華民族自信力的堅信,用他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所說的話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長征路上毛澤東個性世界中超越情懷一面也得到空前表現。所謂他的這種情懷用陳晉的論述則是“反映在他的理性當中,便是渴望突破現實時空的局限,以他的智慧和想象,以他對一個民族的責任感,向未知的世界進軍。”對長征路上的毛澤東來說,這種情懷表現為藐視眼前一切困難,總把“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作為奮斗的大目標,這就是毛澤東在突破重圍中充滿浪漫主義激情的根源所在。

詩詞創作無疑成為表現超越情懷的一種方式,長征路上他的詩詞創作數量質量讓人嘆為觀止,原因就在這裡。人格表現在詩詞中是詩格詞格,是意境的創造。

以上分析僅僅是對長征詩詞系列產生的主客觀條件作靜態的觀察,而意境的創造是一個新鮮生動的過程,下面我們將步入詩人創造的一個個意境中去。

二、賦比興義發微

賦比興三法本來是古代學者總結《詩經》創作經驗而來,后發展成為詩學的重要理論。毛澤東在給陳毅談詩的信中強調比興的使用,雖對賦法有些輕視,仍不失為一家之言。

現在,我們將採用這個老辦法進入長征詩詞意境中去,探求詩人怎樣運用這些方法創作並求其中的“微言大義”。自古以來對賦法理解無大的歧義,而對比興使用存在不同理解。因此,在正式解讀之前,有必要對這些不同理解先作一說明。

原來從漢儒經學大師解說《詩經》起就出現了幾近對立的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強調比興與具體物象的聯系,第二種是鄭玄則強調與政治教化的聯系﹔前者突出藝術手法功能,后者強調思想意義﹔前者著眼於形式,后者強調內容。這兩種不同的理解對后世均有影響。南北朝時劉勰與鐘嶸傾向於第一種意見,唐朝的陳子昂、白居易傾向於第二種意見,白居易干脆把比興當作政治教化的代名詞,並以此為標准,批評李白、杜甫的詩也是“風雅比興,十無一焉”,這顯然是走向了極端。宋朝的李仲蒙、朱熹則又回到第一種主張上來,而到清代常州詞派張惠言強調詞比興寄托,顯然又是第二種主張了。

毛澤東以形象思維論比興,肯定朱熹的說法,顯然他贊同第一種見解。

其實造成這種歧異的原因,是由比喻的兩種作用造成的:其一是修辭作用,可使形象鮮明﹔其二是有些比喻(並非全部)使用本身具有褒貶(美刺)作用傳達了人的愛憎思想傾向。因此這兩種意見不可偏廢,這也是我們在下面解讀長征詩詞時所持的態度。這裡先強調一下。

根據詩人生前認可與排定順序,長征詩詞系列包括:《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沁園春·雪》。1986年《毛澤東詩詞選》的編者把《十六字令三首》調整到《婁山關》前,好處是遵循編年慣例,但未必符合作者本意。

(一)《十六字令三首》(之一)

這首詞應當寫的是193412月上旬過老山界(越城嶺)的感受。老山界是第一方面軍離開江西蘇區后走過的第一座高山,一些親歷者在回憶錄中提到過此山時都有上了天的感覺,給人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然而在這首小令中詩人並沒有寫具體的那座山,山在詞中不過成了自然險阻的一個符號,要表現的是人征服自然的精神。又反民謠“馬過要下鞍”之意為“快馬加鞭未下鞍”,又借用民謠中“離天三尺三”,寫出了比山高的精神境界。全詞用賦法寫出,在形象塑造上極為成功。

(二)《憶秦娥·婁山關》

這首詞產生的具體背景是1935228日二次攻佔婁山關戰斗,這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取得軍事指揮權后打的第一個大勝仗。然而詞中對這樣一個大勝仗卻隻字不提,這是為了“從直觀感相的模寫進入高層次的活躍生命傳達”,所以“事”的成分變得可以略而不提。詞中隻有“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算是用賦法寫出,其余全屬比興,給讀者留下極大想象空間。

詞的上片以寫景起,純屬興的使用,“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雄關”二句實為“引起”的議論,卻是全詞中心所在,有了它前邊才有了“落足”點,后邊的才能借此發揮出去。

由於遵義會議歷史意義重大,“雄關”兩句可作多種解讀,可看作是毛澤東個人復出的標志,又可看作是中國共產黨從大敗中走向勝利的轉折,也可看作是中華民族走向崛起之路。這兩句由於蘊含深刻的哲理而成為傳誦的名句,似乎也具有了比義,所以也可以把這兩句看作是“賦而比也”。

最后兩句詩人“自以為頗為成功的這兩句話”,確實是寫景妙句。然而細想這兩句話,“蒼山如海”豈不就是前邊“雄關”向遠處一一排開嗎?“殘陽如血”豈不就是對上片凌晨行軍悲壯氣氛的進一步渲染嗎?

若從全詞字面而論,仍是繼續發揮前邊《十六字令三首》第一首的主題,即對自然險阻的征服。

(三)《十六字令三首》(之二)

作者將《十六字令三首》排在《婁山關》之后,雖然具體創作時間難以確定,可以肯定的是“奔騰急,萬馬戰猶酣”這些意象的獲得與毛澤東指揮作戰取得成功有關。我初步推測這首詞應創作在四渡赤水之戰(322日)完成之后。

主要理由是這一首的確寫在《婁山關》后,是毛澤東重掌指揮權后情感的進一步抒發﹔又毛澤東有連續使用意象的習慣(如井岡山時期“紅旗”的使用,晚年反修時期“梅花”的使用),這首詞“倒海翻江卷巨瀾”是“蒼山如海”的擴大化。

詞全用比法寫出,“奔騰急,萬馬戰猶酣”實為創造性的使用,應該說這些詩句讓人與毛澤東創造性的兵家思想聯系起來。

(四)《七律·長征》

193510月,毛澤東率紅軍過了岷山,心情變得豁然開朗,詩興大發,進入詩詞創作黃金時段。

過了岷山就臨近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長征結束,於是提前寫出了這首具有總結意義的史詩。

長征本身就是一首悲壯的史詩,而這首詩卻寫成了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的凱歌,詩的特色正在於此。

史詩以反映重大歷史事件為宗旨,所以這首七律在賦法使用上最值得稱道。首聯用成語千山萬水概括長征,接著選取代表意義的山水,寫出紅軍征服它們的感受。亞裡士多德在《詩學》中說:“史詩詩人也應編制戲劇化的情節”,而毛澤東的這首史詩不是以情節取勝,而是以言情見出中國敘事詩的特長。

整體上運用賦法,賦中有比,如頸聯以“細浪”寫五嶺,以“泥丸”寫烏蒙,這顯然不完全追求形象鮮明,而是比喻中顯示對困難的藐視。

這裡特別強調的是,這首七律在作者長征詩詞系列中處於節點上,此前4首表現的是征服自然的精神,往后4首則轉為表現改造社會的理想了。

(五)《念奴嬌·昆侖》

因為紅軍所過岷山是昆侖山的一個支脈,所以詩人就有了以“昆侖”為題填詞的好題目。作者留有一件手跡題目作“登岷山”,這個題目不行,因為隻有“昆侖”才能引發作者詩情。

原來詩人心中有個昆侖情結,這個情結包括兩方面:一是與中華民族有關,傳說始祖黃帝就是從昆侖山上走下來的﹔二是與作者對屈原的推崇有關,他后來曾對費德林說:“我們就是他(屈原)生命長存的見証人”,屈原在《離騷》中兩次寫到遠游都是圍著昆侖山轉悠。因而一旦來到與昆侖有關聯的支脈岷山,這固有的情結便得到釋放。

這首詞全篇採用比興即寄托手法,於是作者早年確立的“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主張便在詞的上下片中分別表現出來。昆侖在詞中成了寄托對象,上片評說山的“功罪”,下片以幻筆寫裁山以贈歐、美、日,這都是詩化的“改造”方式,雖字面上昆侖是自然之物,然而寄托的特點就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故作者說這首詞的“主題是反對帝國主義”,而反帝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全人類的共同理想——共產主義社會。

(六)《清平樂·六盤山》

六盤山是紅軍走過的最后一道高山,1935107日毛澤東率紅軍主力登上此山而有詞作。

詞上下片以興句開端,而引出后邊的議論,即以興句引出賦的內容。

上片興句寫天高氣爽,看出作者心情特別開朗。下邊的“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實在是對長征已是勝券在握的一種自信心的流露。

關於長城一般人認為應是指陝西省北部的明長城,然而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材料,初步判定毛澤東在陝北時期並沒有親臨過明長城下。

去年年會上中國軍事科學院蘭書臣在提交的論文中說:

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主力,不僅翻越了著名的六盤山,而且經過了秦長城固原段所穿行的西吉、原州、彭陽等區縣。紅軍翻越六盤山,取的是由西向東的路線,正好穿經這段長城遺跡。如同望見天上的雁一樣,地下的秦長城當也在作者視野之內。可惜這一點,未見資料直接顯示。

蘭文啟發我們對“不到長城非好漢”作出重新理解,這應該是一個否定之否定句式,是肯定已來到長城產生了“紅軍是英雄好漢”的感覺。

下片是對未來戰斗的展望。興句仍寫眼前實景,詩人從山上看舉著紅旗的隊伍恰似紅飄帶漫卷,於是以長纓“縛蒼龍”的暢想就出現了。

(七)《十六字令三首》(之三)

把這首詞排在《六盤山》后,是從詞內蘊含的政治理念得出的判斷。連用兩個比句寫出,一喻刺破青天的長劍,一喻頂住天的柱子,顯然不僅僅寫山的峭拔而已,而是有深的褒貶義在內。顧隨在上世紀50年代末指出,在這兩個比喻中,“讀者就此可以得到有破有立的概念”。顧隨的見解是深刻的,他啟發我們判定詞中兩個“天”也具有比興義,前一個“天”喻指蔣介石的反動政權,后一個“天”喻指面臨危險的祖國,正賴中國共產黨人支撐危局。

既然《六盤山》中已把“蒼龍”比做革命的對象——蔣介石,那末把這首小令排在《六盤山》后就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八)《沁園春·雪》

這首詞寫於19362月末東征途中,住在清澗縣袁家溝白治民家裡,當夜寫成這首名作。

這首詞的出現實在是歷史造成的機遇,包含著深刻的歷史哲學,這些可從兩個月前毛澤東所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去尋找。毛澤東在談到完成長征的意義時說:“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在談到全國抗日形勢時說:“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在談到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時提出“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緊接著又設“人民共和國”專節論述這個國家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並談到“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最后在談到國際援助時又講出了前文所引出那段極富民族自信心擲地可作金石聲的名言警句。

毛澤東的這些闡述可看作是對民族復興中國夢的理論說明,而《雪》詞出現則當然就是對中國夢的最佳藝術概括。那末具體說來又是怎樣表現的呢?

首先看標題“雪”。由於詞的下片與雪無關,故這首詞不能以詠物題材視之。一場大雪固然是引發詩興的契機,但作者著力處又不在雪上,而是雪中的北國大地與雪后的壯麗河山,這裡確有深遠的意義在內。

為了表現深遠的意義,在比興手法運用上也與一般用法不同。前邊詩詞用比興所用材料,均是眼前景物,而這首詞所寫都是從想象中來,顯然是刻意為之。當然這些意象也不是晚上坐在窯洞的空想而來,而是從長征直到東征一路經驗中來。對於這諸多意象又不能還原為政治理念,那就走上儒生說經的老路上去了。

雪中“山舞”、“原馳”、“欲與天公試比高”的爭斗氣勢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全國出現的抗日大好形勢,是改造社會巨大力量的顯示,讀者可以從這些諸多意象構成的意境中去“意會”。

如果說前邊營造的是壯美(崇高)境界,而“須晴日”3句則是對優美(美)境界的追求,一首詞內出現兩種境界也是藝術的突破。

詞的下片全用賦法,先以議論的方式對5個帝王級英雄人物進行委婉的批評,“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面”,又以同樣方式肯定今天無產階級開創歷史新局面,定能創造出超越古人的事業來。也是對前面《十六字令三首》(之三)有破有立的思想的飛躍性的突破。

這首詞將改造社會的思想發揮到了極致,在以后很長時間內作者將從事“批判的武器”鍛造或從事“武器的批判”行動,都是為了完成無產階級今日承擔的反封建的任務,在歷史發生巨大轉折之前,他將不會有突破意義的詩興產生。

統觀長征詩詞系列所表現出的征服自然、改造社會兩大主題,是三千年中國詩歌史上所沒有的。因為這是毛澤東思想藝術精神的體現,而毛澤東思想則是從西方傳來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產生的儒、道、墨等思想並不屬於一個文化系統。

梁漱溟曾認為,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一個哲學作為中心和基礎,決定了這個民族的額態度與生活方式。西方從古希臘起走的是向前奮斗的路,以求得“意欲”的滿足﹔中國傳統文化要人走的是對“意欲”自我調整(克己復禮),追求調和折中﹔印度文化追求限制或消滅人的“意欲”,使其無所要求,不向前奮斗。陳獨秀發動新文化運動,鼓吹西方近代文化的特質“民主”與“科學”,這是走向前奮斗的路。所謂科學是向自然奮斗,以征服自然﹔所謂民主是向社會的傳統勢力奮斗,以求從傳統勢力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毛澤東是在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的革命家,青年時代曾說:“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當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認可階級斗爭學說,成為奮斗之路上的理論根據。

由此看來,毛澤東的長征詩詞系列中透露出來的是繼承與發揚的五四精神,長征之所以成為思想家詩人毛澤東的成功之路其原因主要在這裡。

三、長征詩詞意義的幾點思考

毛澤東的長征詩詞創作有什麼意義呢?這是我們長期考慮的問題。十年前,我曾作《毛澤東的長征詩詞與毛澤東精神》,現在將最近的一些思考結果寫在下面。

(一)長征詩詞展現出二十世紀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的理想人格模式,盡顯崇高的道德風採。

自鴉片戰爭以后,在帝國主義列強與國內各種反動勢力聯合打壓下,中國淪入殖民地半殖民地位,在中國人中間出現了兩類對立的人群,一類人是不甘於淪入被奴役地位,對中外反動勢力作堅決抗爭,不屈不撓,前仆后繼﹔另一類人是被反動勢力嚇破了膽,喪失了魂魄,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甚至心甘情願地當了投降派。中國共產黨與所領導的廣大人民無疑屬於第一類人群,而毛澤東則是這一人群的杰出代表。在毛澤東身上體現出的應是近代史上理想人格模式,這種理想人格模式,在長征詩詞中得到集中體現。

這個人格模式充滿征服精神的崇高感。當中國人民共和國初建時,毛澤東庄嚴地宣布:“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句話的內涵應該是指中華民族徹底擺脫了近代史以來被奴役的地位,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而這種獨立自主精神早在毛澤東的長征詩詞中就提前顯示出來了。在這些詩詞中顯而易見的是高山成了人征服對象,人處在比山高的位置上﹔當山成為人的本質對象化之物時,山即可成為刺破青天的寶劍,又可成為頂住青天的柱子﹔“天公”在民間傳說中是至高無上的天帝,當全民族的意志物化為“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時,竟能“欲與天公試比高”。這些人格形象與人格化的形象都很明顯地顯示出崇高的道德精神。

這個人格模式具備開辟未來的崇高感。自遵義會議后,長征被賦予改變民族命運的崇高意義,走的是開創民族與人類未來之路,長征詩詞給人的感受總是為了未來去行動。如“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今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等等,都是呼喚人們為了明天而戰斗,表現出以民族、全人類命運為己任的最高道德風范。

(二)體現了梁啟超對詩歌創造新意境的要求。

1899年底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首先揭起“詩界革命”大旗,認為“詩之境界,被千余年來鸚鵡名士佔盡矣!”並提出所謂“革命”,“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首先應把創造“新意境”放在首位,而創造新意境的途徑則“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梁后來在《飲冰室詩話》裡則以此為標准推崇以黃遵憲為首的一大批詩人。

然而梁啟超畢竟是站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立場談論“詩界革命”,他的“新意境”理論較之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境界說”顯得籠統粗淺。他所提倡的新理想新意境,是進化論的哲學思想和近代一些科學知識。這些詩作當時雖能新人耳目,由於骨子裡透露出改良主義氣息,正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所評價的,“這種資產階級思想隻能上陣打幾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所以思想止步在進化論層面上,是不具備開辟新意境的魄力的。

至於黃遵憲等人的詩在藝術上也顯得粗淺,令人想起一個精妙的比喻,近代文學在整體上還處於毛毛虫階段,還沒破蛹飛出美麗的蝴蝶來。黃遵憲等人的詩除少數研究者外,很少有人去誦讀,遠遠趕不上被王國維所推崇的李后主。

中國古典詩詞產生在超穩定的封建社會,“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佔統治地位,這就是一般論者所言意境的根據。所謂意(詩人主體的情感思想)與境(景物與社會條件)的結合即追求情景交融,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所以美學家周來祥說意境屬於古典主義美學范疇,是美(優美),是與崇高不同的美學形態。

但是以長征詩詞為代表的毛澤東詩詞的藝術特征是難以用王國維等人的“意境說”去體現的。這是因為古典詩詞意境照梁啟超的說法:“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語句入詩……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舊世界”是說受印度佛學影響而成。王國維又講獲得意境途徑,“無我之境,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總之離不開佛家追求思想境界。

宗白華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一文裡專設“禪境的表現”一節,其中說:“而中國自六朝以來藝術的理想境界卻是‘澄懷觀道’,在拈花微笑裡領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禪境。”在靜穆的觀照中領會意境的“深度、高度、闊度。”

由於長征詩詞的思想核心屬於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哲學家們不同處在於不僅僅解釋世界,而“在於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是號召無產階級改變世界的哲學﹔所以,長征詩詞主題又可以“改造世界”概括之。讓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在接近人的生命極限處境中,詩人竟然爆發出對中國與世界改造的強烈欲望,這不能不是以后他在《實踐論》裡“能動地改造世界”的提前透露。

面對這些詩詞,再用欣賞古典詩詞的眼光去看,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的“靈境”,因為它屬於另一個新世界。

這裡已不是“天人合一”,而是天人對立后走向合一﹔不是靜觀中求得和諧相融,而是顯示在征服行動中的力量﹔不是在空間中求深、高、闊,而是在“過去-現在-未來”三維中生發詩意,追求強烈的時間感﹔現實的崇高美與未來的和諧社會美(優美)相統一。

於是在長征詩詞中作為道德范疇的崇高又取得美學范疇的意義,以致成為全部毛詩的主體藝術特征。可以說到毛澤東的詩詞出現,才真正實現了新意境創造,這也就與古典詩詞劃開了一道明顯的界限,也因而成為“近現代史上‘詩界革命’、‘文學革命’而真正取得成功的典范。”

毛澤東在給陳毅那封信裡曾說:“我則對於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謙虛之中透露出的是不無自負之意。

一部近代詞史告訴我們,詞體發展到近代,詞派林立,作品數量極可觀,然而質量不高,大都“依舊徘徊在唐藩宋籬內”,“從總體上看,不具備同時詩文、小說、戲曲所有的近代轉型性。”

根據我們以上的理解,毛澤東的長征詞作完全打破了“唐藩宋籬”,實現了對近代詞史的超越的。當然,超越是一個過程,它如何發生、發展,還需要作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