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著《風塵集》的又一佐証——解讀董必武的七絕《無題》

毛澤東著《風塵集》的又一佐証

——解讀董必武的七絕《無題》

張承源

在2013年9月北京召開的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十三屆年會上，吳正裕先生提交的論文《〈風塵集〉是毛澤東編印的第一本毛澤東詩詞集》，可謂石破天驚，為毛澤東詩詞的深入研究作出了貢獻。本人為之引為榜樣。

吳正裕先生的研究思路與方法給我以啟迪。他說：“我直覺地認為，經過戰爭歲月，又相隔漫長的數十年，要找到《風沙集》原件真如大海撈針。於是，我打算從與毛澤東有交往的我黨我軍著名詩人的詩集、文集、書信、傳記等方面去找尋有關線索。功夫不負有心人，當我翻閱了幾部傳記、幾本詩集后，驀地在《林伯渠同志詩選》中發現了《讀〈風塵集〉有贈》詩二首，經過潛心研究喜出望外，認定《風塵集》是毛澤東編印的詩詞集，並斷定它就是佩恩所說的《風沙集》。”

羅伯特·佩恩1911年生於英國，后移居美國，詩人、傳記作家。1946年訪問延安，他搜集到了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和《沁園春·雪》。他聽說毛澤東編印有詩詞集《風沙集》，便到處尋找，最后連書的封面是什麼也不知道。美國傳記作家斯圖爾特·施拉姆著《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一書中說：“據佩恩說，毛澤東在延安時曾將其詩詞的70首匯集付印，題名《風沙詩詞》。但印數很少，隻送給親密的朋友。”

“親密的朋友”中有林伯渠。林老在讀了毛澤東編印的《風塵集》后，十分興奮地詠得二首七律贈予毛澤東。這兩首詩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的《林伯渠同志詩選》，由於受歷史條件和研究資料的局限，對於《風塵集》作者是誰，該書注為“作者未詳。”

吳正裕先生的論文（以下簡稱吳文），以探奇索奧的眼力，實事求是的精神，有理有據的分析，准確而深入地回答了中外毛澤東詩詞研究者們長期關注的幾個問題：第一，吳文從林老的二首七律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入手，即從詩的“內部規律”的解讀，認為第一首七律通篇都是歌頌《風塵集》作者毛澤東的。而第二首七律，林老回憶了自己的革命歷程並抒發了與《風塵集》作者長期交往的真摯情誼，以及對革命前途的樂觀信念。吳文准確地回答了“《風塵集》的作者非毛澤東莫屬。”第二，根據林老兩首詩的寫作時間，林老標明為“一九三六年　正雄師渡河，沖破防共陣線時也。”吳文研究出毛澤東編印《風塵集》的時間應為1936年1月，地點為瓦窯堡。毛澤東將《風塵集》贈予林伯渠，定是他於1936年1月31日離開瓦窯堡，率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山西，強渡黃河，一舉突破閻錫山晉綏軍的防線之前。第三，關於《風塵集》收入詩詞的首數，我贊同吳文的說法，即收入秋收起義后上井岡山、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和長征路上創作的詩詞17首。《風塵集》是油印本，非正式出版物。“印數很少，隻送給親密的朋友。”我附帶補充一點，林老詩中“望瑤堡”乃“瓦窯堡”之隱喻，考慮到當時艱險戰爭環境之保密起見，或為詩人之機智矣。再補充一點，《林伯渠同志詩選》中，有多處詩句抒發了對毛澤東的尊重、熱愛、佩服之情。如詩選中《讀〈風塵集〉有贈》的前一首《初抵吳旗鎮》（1935年10月）就有這樣的詩句：“堅持遵義無窮力，鼓勵同仁絕妙詩。”“絕妙詩”乃指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等。例子尚多，不再贅述。

受吳文研究思路之啟發，我揣測，毛澤東當時編印好《風塵集》后，送給的“親密朋友”應該既是詩人、又是多年生死與共的戰友，除了林伯渠（1885—1960），還可能有徐特立（1877—1968），謝覺哉（1883—1971），董必武（1885—1975）等幾“老”。

在我黨的革命隊伍中，長期有“五老”之稱。近讀《董必武傳1885—197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該書引述董必武1936年在陝北瓦窯堡寫的《長征紀事》（原題《出發前》，最早收入《二萬五千裡》，丁玲主編，1937年2月編定，1942年更名為《紅軍長征記》，內部發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該文寫道：“在中央根據地，因叔衡、特立、覺哉、伯渠和我五個人年齡稍大，諸同志都呼我們為‘五老’。出發時我與特立、覺哉、伯渠等，都隨紅軍行動，經歷了千山萬水，苦雨淒風，飛機轟炸過無數次，敵人抄襲過無數次，苗山彝嶺的絕糧，草地雪山的露營，沒有障礙住我們，我們都完全地隨著大隊紅軍到達了目的地。隻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據地，落到反革命手中而犧牲。這是怎樣的令人悲憤的事啊！叔衡同志肉體被敵人毀滅了，他的精神不死……”

在延安時，也有“五老”的稱謂。1938年12月30日是吳玉章（1878—1966）60歲生日，正值吳老在重慶忙於出席國民參政會。次年11月，吳老返回延安，黨中央和毛澤東提議為吳老補祝60大壽。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禮堂隆重為吳老慶祝60壽辰，毛澤東即興發表講話說：“今天大家歡聚一堂，為吳老祝壽。想起我在三年前為徐老祝壽時的感想……但是現在世界是變了，青年人歡喜老年人，就像我們的吳老、林老、徐老、董老、謝老，都是很受青年們歡迎的。”（《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頁）因此，准確地說，“五老”的稱呼是1940年1月15日由毛澤東提出並傳頌至今的。

我認為，從“五老”的有關詩集、文集、書信、傳記中去搜尋毛澤東編印《風塵集》的相關信息，尋找証據，不失為一條好的思路和辦法。

果然，尋尋覓覓，終於有所發現！在《董必武詩選》（新編本）中（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一首標為《無題》的七言詩，通過一番破譯解讀，我認為正是董老讀毛澤東《風塵集》后喜賦的七絕。董老詩如右：

無　題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

屈子離騷雅與風，志行芳潔古辭宗。

二千年后華芬溢，沾溉文壇異國同。

《董必武詩選·出版說明》中，有這樣的文字：“（新編本）選錄的詩稿，按寫作時間先后編排。詩題一般採用原題﹔有些詩稿原無標題者，其中少量標為‘無題’，其他則由編者代擬了標題”。

研考這首詩，董老當時寫作時肯定斟酌推敲后，沒有寫標題。現在的“無題”二字，或許是編者加上的，應當說這沒有問題。問題出在“無題”下面添了一個蛇足——“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這句話大而無當，讓人摸不著頭腦﹔更主要的是人為地設置了閱讀障礙，撒了一個煙霧。其實，這首詩應當編在《詩選》的第二首，即放置在《挽嘉義新四軍通訊處涂羅十烈士遇害》（1939年8月）之前，這樣，《無題》一詩便不難破解了。

董老這首七絕字字珠璣，句句典雅，情深韻美，意境高遠，堪稱七絕中的上品。要破解此詩，隻須將《無題》改為像林老兩首七律一樣的標題——《讀〈風塵集〉有贈》，便迎刃而解、豁然開朗了。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文心雕龍·知音》）我們不妨來一次“穿越”，讓董老當時構思這首七絕的情景一一再現：

“屈子離騷雅與風”，起句高妙。毛澤東從少年青年時代就受楚湘文化的滋養潤澤，崇敬屈原，抄寫《離騷》，吟誦《楚辭》，背誦《詩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繼承風雅，勇於創新。毛澤東的《風塵集》不正是上承風騷傳統，下接斗爭實踐，書寫時代人生，表現風華正茂的優秀詩詞嗎！

“志行芳潔古辭宗”，承句宕寬。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為偉大理想而奮斗，不怕犧牲，志潔行芳。毛澤東的《風塵集》運用舊體詩詞的古老形式，抒寫現實的革命戰爭風雲，表現工農大眾的精神風貌，超邁古今，推陳出新，這不正是傳統詩詞在新的時代新的作手煥發出勃勃生機嗎！

“二千年后華芬溢，沾溉文壇異國同。”第三句轉得悠遠，第四句合得雅致。中國詩歌有著兩千多年的優秀傳統，從詩經、楚辭、漢樂府、魏晉詩歌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詩歌，代有佳篇，群星閃爍。兩千年后，毛澤東的詩詞瑰麗雄奇，奇峰突兀，表現了湘江擊浪、秋收起義、井岡山斗爭、萬裡長征的革命歷史，抒寫了世紀風雲、時代強音、工農心聲、詩人情志，《風塵集》承先啟后，獨領風騷，芬芳四溢，堪稱詩史。可以預見，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勝利，毛澤東的詩詞不僅將沾溉澤潤中國文壇，而且必將沾溉影響世界各國文壇。

於是，董老僅用詩家語28個字，高度精煉地概括和抒發了讀毛澤東《風塵集》后的喜悅之情，贊美之辭。董老這首無題詩，乍看沒有一字一句點明毛澤東和《風塵集》，然而從詩的內涵意蘊和隱喻所指看，字字句句都是贊賞毛澤東詩詞。

查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傳》和《董必武年譜》，都沒有寫作這首七絕的點滴記述，但我們可以大致推測此詩寫於1936年。

其實在《董必武詩選》中，董老對毛澤東的尊重、佩服、熱愛的詩句比比皆是，例如“佳篇曜北斗，庶政示南針。”“學得毛公雙字訣，擠鑽如意更何求？”“革命謹隨群眾起，導師頻指契機先。高標主義新民主，勝利欣看在眼前。”“馬恩列斯毛，指示方向轉。遵循此主義，軌同或異輦。”“黨在斗爭中，選擇毛為首。領導路線正，反左兼反右。”佳句尚多，不勝枚舉。

董老以詩人的預言見証了歷史發展的進程，並且驗証了毛澤東詩詞對於中國和世界詩苑文壇產生的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對於毛澤東詩詞，一位外國友人如是說：“一個詩人贏得了一個新中國。”中國現代大詩人柳亞子喟嘆：“才華信美多嬌，看千古詞人共折腰。”大文豪郭沫若頓首道：“使我五體投地。”元帥詩人陳毅佩服地贊嘆：“看詩詞大國推盟主。”元帥詩人葉劍英感慨地吟道：“導師創業垂千古，儕輩跟隨愧望塵。”

毛澤東平生愛讀袁枚《隨園詩語》。《隨園詩話》雲：“美人之光，可以養目﹔詩人之詩，可以養心。”毛澤東的詩、林老的詩、董老的詩、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的詩、古今中外一切杰出詩人的優秀詩篇，不僅可以養心，還可以養神、提氣、明目、醒腦、益思、增能。

（作者為雲南省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