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毛澤東詞《沁園春·雪》——側議近期對《沁園春·雪》的奇談怪論
重讀毛澤東詞《沁園春·雪》
——側議近期對《沁園春·雪》的奇談怪論
王健虎王春明
關於毛澤東詞《沁園春·雪》（以下簡稱“雪詞”）的討論一直延續著。有關它的精神哲學和歷史意象，以及時代變遷和它的聯系，而或有關毛澤東的歷史功過，都希望在雪詞中找到解讀。大凡對毛澤東詩詞的頌揚與貶損也集中於雪詞。舊的誤解不斷復活，新解頻頻卻難解時代的仰望。一首詞，在如此深廣的程度上影響了時代的歷史精神，這樣敏感地觸動著整個社會的人文思想。這當然是因為毛澤東和他的時代引領過世界潮流，還有就是雪詞和毛澤東的特殊聯系。
1936年2月，一個冰封雪凍的日子，在晉陝高原的黃河渡口，一支萬余人的中國紅軍抗日先鋒軍正准備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毛澤東時任這支隊伍的政治委員。這是一次大的戰役行動，從准備渡河到突破河防，以及渡河后的戰略方針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這次行動史稱“東征”。
后來，時任這支隊伍司令員的彭德懷在自述中記下渡河前的顧慮。他認為部隊長征的大疲勞還未恢復過來，且隻有1.3萬人。他擔心渡河受挫，還擔心部隊渡河后，國民黨軍隊迅速入晉，對紅軍包抄圍逼，紅軍會重新陷入無根據地作戰的境地。因此，基於長征中的痛苦教訓，他提出渡河是必要的，但要絕對保証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系，要保証東渡部隊能夠撤回陝北根據地。毛澤東說，你去絕對保証，我絕對保証不了。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的確，東征是一場勝負未卜的戰役，起碼不是一次千軍競發的壯闊進軍。但毛澤東堅信身處陝北寒瘠之地的紅軍，雖然力量微薄，卻承擔著民族革命和國家振興的歷史使命。長征到達陝北時，中央紅軍隻剩下幾千人。但可貴的就是這幾千人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艱難的境遇，卻始終高揚著精神凝聚和理想追求。這個過程凸現的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品質，這樣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水平，代表了民族，代表了時代，中共站在歷史發展的最前列。而此時的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民族命運的思考都獲得了新的方位。《念奴嬌·昆侖》就是這種思緒的初瀾，民族精神的偉岸使他能夠俯瞰世界，大中華主體文化的意識兀然傲立，歐美那些不可一世的國度都可以用昆侖這樣的文化意象涵蓋，同懷視之。這種氣概既承接著華夏遠古的文明傳統，又聯結著共產主義理想中的正義平等。在陝北這塊華夏始祖創造文明的土地上，毛澤東透過地域的蒼涼感受著深刻的歷史內涵和巨大壓力。他領悟著生命意識的孤獨和自由，更廣闊更深遠地思考著中華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中國從來沒有進入過像19世紀至20世紀這樣一個動蕩起伏、充滿危機和挑戰的漫長時代。過去的動蕩，改朝換代都是在內陸型同一文化體系中進行的，而這一次迎來的卻是一個“世界性的戰國時代”，整個世界墮入了一個以強凌弱，以器物技術取勝，以市場利潤、商品發展、新興工業為模式的時代。同時推進的當然還有列強們施之於己的自由民主概念，施之於人的殖民體制及思想等。在西方強勢文明的劇烈撞擊下，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國文明遭受了一次次的失敗與恥辱，一時間失去了自己的時空坐標，淡漠了自己的歷史記憶，自身的定位和文化概念被外來文明所移位。歐洲中心主義的潮流左右了人們的視線，人們開始接受西方社會發展模式的坐標。適者生存，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大師胡適之的名字就是這種思潮的反映。但是，西方文明並不具有普適性，對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而復雜的文明體系來說，如果把西方當作單一的坐標，就會遠離本民族的主體性。
世界資本體系是不會讓中國人自由自在地發展資本主義的，隻想把它當作產品、原料及勞動力市場，不會讓其它國家沿著資本發展的老路追趕上來。口頭上宣揚自由平等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有著壁壘森嚴的等級觀念。而事實上中國也沒有了資本市場早期發展的國際生態，資本大國控制著世界經濟的所有出海口，掌握著世界經貿和資本動作的流通渠道和分配途徑，制定著以強凌弱、盤剝榨取最大利潤的游戲規則，這些方便絕不會給予中國。
西方文明的精華思想卻是以副產品方式出現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借助於資本主義而創造新社會形態的科學體系。20世紀初，中華民族的思想先驅開始接受和學習馬克思。但誤區也隨之產生，即以俄國模式指導中國的實踐，以后發展到以共產國際對中國社會的認知為圭臬。遇到挫折后，結論不是模式不對，而是中國的社會實際不對。比如，學習了西方哲學的則說中國社會沒有哲學，學習了西方經濟學的則說中國社會產生不了經濟學，他們中最好的則是用西方標准來判定中國的哲學思想。“言必稱希臘”。
這樣的以西方坐標判讀中國社會的歷史時空，很容易淹沒民族主義的方位，整個民族的思想很容易陷入一個思維誤區和概念陷阱。中華民族的探索之路出現了救亡和怎樣改造自身這個雙向的難題，怎樣克服直面而來的國家危機，怎樣產生對自身文化的反思與自覺意識，魯迅有兩句話表現了他的痛苦的自覺過程，一說為用偷來的火煮自己的肉﹔一說為倒洗澡水連孩子一塊兒倒掉了。我們知道，民族精神是時代思想的基礎，民族精神處在這樣一個復雜多變的時期該如何崛起？國民黨政府找到的路徑是一方面僵硬地復古，一方面崇洋媚外。毛澤東領軍東征時，國民政府正在上演一出“復古讀經”的劇目，以為這就是在發揚“國粹”。“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還有魯迅指出的“寧予外邦，不予家奴”的心理，就是國民黨找回的“國粹”。
因此，在這樣一個困惑的時期，長征的勝利使一直在苦斗中探索的共產黨人找到前進的道路，毛澤東找回了民族精神的方位，並逐漸使它成為全黨的奮斗方向。這就是對內部構造的革命，激活內在的創造力。這時，對民族主體性的思考定位，正在化為一種哲學思想的深刻反思。毛澤東在探尋一種把握中國社會的認識論，總結一種解決當今社會問題的思想方法。《實踐論》、《矛盾論》、《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樣宏篇偉制的理論創造正醞釀於他的胸中。一個偉大時代就要來臨，這就是中華民族掌握自己的命運，獨立自主地完成歷史上最偉大的復興。這是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如此宏大的理性構建必然伴隨著感性生命力的激越澎湃，哲學想象的空渺深遠直通著詩詞靈感的電閃雷鳴。但這樣的交匯可謂是奇遇，兩千年前，楚人屈原寫下了離騷，開辟了中國文人的心靈通道。這一次，寂寞千年的詩壇期待著另一位楚人的詩筆。這樣一個古老文明的蛻變更新，沒有詩詞這樣一個象征性的文化記錄和個性喧喊似乎是一個歷史的遺落。
一場大雪來了。這是我們今天難以見到的大雪，那種渾莽扑朔覆蓋一切，包括你的感知。世界變了，一個潔白晶瑩，遙遠蒼渺的給人完全不一樣的思維境界。如果沿著中國文化的想象蹤跡走，會產生孤寂悵寥的禪意，或者是邊塞詩歌的寒苦蒼涼，或是雪落弓刀的鞍馬豪情，或是雪月下的酌飲之趣，雪晴時的曠放冷清。
站在陝北高原上舉目眺望的毛澤東，眼前的大雪接通了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時空隧道。雪，雪景，雪的意象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產生了橫空出世般的感應，大地間深藏的潛能被激活，所有的物象因為雪而迸發出空前的美色和跳躍奔馳的生命意志。雪是北方中國之精靈，雪是民族精神之象征。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創造沖動和感性活力，北國、長城、大河、山原，這些厚重恆大的物象涌集而來。這些字眼在別的詩詞中可能會直露、勉強，連用會顯得失重、空泛，氣勢不接。而在毛澤東手中這些物象多多宜善，組接排列得那樣好，發自於山河本原的野性和諧，起鏈接作用的就是雪的精神、雪的生命。猶嫌不足，詩人又請來“天公”、“晴日”，境界大轉，從周天旋轉的飛動到靜美如初的恬和，從凜冽剛勁的冰雪世界到妖嬈多姿的紅裝素裹。多大的跌宕，隻在頃刻間就完成了。
觸發詩人靈感的是民族精神主體性的時代命題。古典詩詞因為負載了這樣大的命題而張開了從未有過的格局和潛質。時空的風雲，在那場大雪中強勁地攏聚在晉陝大峽谷的上空，凝重的朝代風色，深邃的思想累積，漫長的人物流雲，沉重的歷史，同飛雪江山一同飛舞起來，冷冽的感性想象從烽燧津渡、山河關防中攫取著對歷史的透視與鳥瞰，在雪野江山中徘徊的幽靈被詩人捕捉到了。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這樣恢宏的國度，這樣雄壯偉武的氣派，有過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度、這樣的杰出人物出現過和沒有出現過是大不一樣的。這樣的氣派和國度的生命力全在於文明的繼承和振興，因之開創了朝代延續的輝煌歷史。但文明的性質卻沒有改變。皇權的一統天下，以儒家為主的統治思想，一個兩千多年不變的文明。這樣點出歷史上五位杰出的帝王，關鍵在於極精辟的評點，以“稍遜風騷”、“略輸文採”，這樣典雅、蘊藉的詞句輕輕搖曳而去，不見驚風密雨，沒有繁証瑣引，大氣磅礡的史論波瀾就過去了。在這裡，風騷、文採，是一種特定語序，舊的辭章中注入的是新的內涵。讀者感到的是現代思想的蓬勃生機，對照后文，就可感到“略輸文採”、“稍遜風騷”決不是指文章道德，詞賦經濟之類的舊文化意象，具體指向就是更新和創造文明的能力。
顯然，這樣的抒懷，溫厚深情地托舉出中國歷史的亮點，與蘇維埃運動的砸爛舊世界、創造新乾坤的提法已有了不同，這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維有密切的關系。
1935年，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議，這是由共產國際和當時在蘇聯的王明提出的。為此國內有些文章一再為王明正名，好像王明同志吃了大虧。實際上統一戰線執行起來會有頗多復雜及涉險之處，按黨內一些人的做法把共產黨交給國民黨去領導就叫統一戰線了，“服從政令”嘛。統一戰線到了毛澤東手裡才真正地成為一大法寶，這就是壯大自己，制止分裂，增強團結，打擊敵人。毛澤東的歷史悟性就在於他不僅把統一戰線當作一個政治策略，而且看作民族使命，看作哲學命題，是民族性的改造，也是民族內部生命激情的喚醒和凝聚。這是詩人的情感基礎、審美淵藪和自覺意識，這種特殊的含量和特殊的組合，使雪詞字面下涵容的國人內心深處掩映著的民族自尊感、歷史感、歸屬意識，古今之概、江山情結、圖騰符號，這些古老的精神元素一下就跨入了現代的大門，而不帶一點方巾氣、腐儒氣、道學氣。這樣堂皇，這樣洒脫，這樣利落，中國的歷史方位一下就進入了現代精神的正統坐標。這等的眼界，這等的生命沖動，它要跨越中國文化的多少玄學秘門，詩詞意象中的多少西風故道，朝野史學中的多少警策暗寓。
就詩詞而言，江山之思、詠史懷古之作，因為題目闊大、思緒蒼茫，最易落入感傷哀怨，故而形成虛空落寞的情感陷阱。這當然也是美麗的，也是對人性精神奧秘的探求。而一旦成為思維定勢，再強烈的生命意識一到結尾也必然歸於各種各樣的嘆息，無愁不成詞，無病不成詩，歷史上許多豪放曠達之人，也不易走出這一迷局，區別僅在於誰的慨嘆更新奇更別致幽愴。
雪詞的最后三句最見功夫，對上面所說的詩詞套路是最快意的顛覆。“俱往矣”，輕鬆下面有多大的力量，整個歷史都攬在手中，隨意評點，又輕輕一拂，都過去了。這又豈是羽扇綸巾、登臨送目的姿態可比。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是點睛之筆，是一個嶄新的文化意象，也是一個恆久的歷史懸念。“還看”就是一個生機無限的懸念過程。這樣險峭的語勢高擎起的實際就是時代的主題。人民的時代，即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到了，這是民族復興的關鍵所在，表現了詩人掌握著先進世界觀的自信，說到底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社會變革。這是百年來中華民族的先進人物在外來文明沖擊下產生的文化自覺，是滄海橫流中獨立自主的大中華意識。在中國革命的每個重要關頭，都可以看到這種精神砥柱中流的作用。1958年，詩人自注：風流人物是指無產階級。即指中國共產黨及領導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這是過去時態的主流話語，這套話語曾系統准確地解釋過那天翻地覆的轉型期。
雪詞之后開始的抗日戰爭，它的精神基礎就是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氣概，它的每一步勝利都表現了高度的自主性。八年抗戰中統領戰略先機的政治軍事問題都由中共方面提出，八路軍、新四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創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內最大的敵后戰場，在敵佔區建立了大片的人民政權。在延安發育成熟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經濟模式顯示出強大生命力，表現出民族復興的方向和楷模，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延安得到了最集中的體現。延安創造了廉潔、務實、公正、民主、高效的政府作風，社會呈現和諧興盛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秩序。這個模式將會推向全國。中共在延安時期彌合了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后與東方思想的巨大差距，度過了磨合期。中國社會的諸種難題都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方法得以解決，中國社會將借助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形態來完成向現代社會的跨越。歷史的進步是雙向的，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也著力於黨的思想核心的打造，洗刷各種與黨擔負的重大歷史使命不相符的思想觀念和組織行為。
毛澤東的理論創造和實踐活力，就是對“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注釋，他在解答自己設立的這道歷史懸念。這就是用人民自己的方式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民族復興大業的根本問題。歷史的真實是對雪詞最本質的應答。
雪詞的面世，更是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道獨特風景，奇觀異景真是讓人目不暇接。國共兩黨刀光劍影、唇槍舌箭的斗爭有了這樣一段充滿文化魅力、撼及每個中國人詩詞情結的交鋒。在人類歷史上也鮮有這樣具有文化特質的政治交鋒。當然，這一劇目的帷幕是毛澤東拉開的。
抗戰勝利后，中國面臨著重大的選擇。早在1943年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僅聽書名，便可知他是在搶奪這個問題的發言權。但他在書中沒有回答戰后面臨的社會轉型中不容回避的問題，即政治改革問題。國民黨在抗戰的歷史大潮流中被遠遠地甩在了后面，處處顯示出對現代進程的不適應。它雖然領導了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但它卻不能順應歷史因之而生的進步要求，它不能限制家族集團及上層權貴對國家利益的侵吞與損害，不能對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做出相應的改革，不能對落后的國家體制及執政理念進行革新，而被動地承受著時代進步對其政權的挑戰與沖擊。蔣書沒有回答這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他沒有理解所處時代正在發展的本質變化。他也講民族的自主性，但他所引証的孔孟庄老和朱程王黃的學說不能全然解釋中國打破舊格局后所產生的新問題、新思想。
毛澤東回答蔣介石關於中國命運問題的著作是《論聯合政府》。這是毛澤東指明中國社會未來發展雛形的扛鼎之作。回答的是中國社會面臨著的迫切問題，即兩個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一個是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一個是分裂的、貧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這兩種前途、兩種命運就擺在中國人民面前。毛澤東向全國人民闡明中共的綱領、政策，回答誰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和前途。可以說，中共以自己的革命實踐形成的現代國家形態的理論思路已經成熟，它代表了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思考的最高水平，即回答了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也極大地提高了中共整體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質量。
它同時表明，中國革命不僅要走自己的路，而且要有自己的理論系統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作為長期指導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在這套精密深邃的理論系統面前顯出了膈膜和疏漏﹔當時中國政治家及民主主義者面臨的思想困惑，西方觀察家們不能透視和理解的中國問題，都被毛澤東及一代共產黨人看到了，抓住了。
重慶談判是兩個中國在桌面上的交鋒。這之前中共提出了“廢除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組成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反映了順應歷史的最新要求，得到眾多應和。中國知識界和“第三種勢力”也正在把希望的目光投向陝北。延安的地理剪影即和中華民族最古老的黃河文明緊貼在一起，它昭示的正是一個現代社會的雛形，它解構著中華民族面臨著的空前困惑。
毛澤東在重慶43天，10月11日離開。10月7日，在酬答柳亞子索詩時即席抄錄了寫於10年前的雪詞。隨后報刊上爆發了一場詩詞大戰，焦點在於“帝王思想”，其影響絕不亞於一場政治地震。柳亞子不愧是一位有著透徹解悟力的民主主義者，既有淵博的國學，又有新時代的精神。他關於雪詞的幾個觀點可謂金石之言。他的跋文不可不錄：“毛潤之《沁園春·雪》一闋，余推為千古絕唱，雖東坡、幼安，猶瞠乎其后，更無論南唐小令、南宋慢詞矣。中共諸子，禁余流播，諱莫如深，殆以詞中類似帝王口吻。慮為意者攻訐之資﹔實則小節出入，何傷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當與潤之詳論之。余意潤之豁達大度，決不以此自謙，否則又何必寫與余哉。情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恩來殆猶不免自鄶以下之譏歟？余詞壇跋扈，不自諱其狂，技痒效顰，以視潤之，始遜一籌，殊自愧汗耳！瘦石既為潤之繪像，以志崇拜英雄之概，更愛此詞，欲乞其天路以去，余忍痛諾之。並寫和作，庶幾詞壇雙璧歟？瘦石其永寶之。”
這對於雪詞是不可或缺的一篇文字，知雪詞者莫為柳亞子先生。毛澤東把雪詞首先抄給柳亞子，可謂識人矣！柳文寫出了他人所不能知，而非柳亞子不能語的大實話。70年過去，猶如新文。而當國民黨罵人之作，鴉鳴蟬噪一齊涌來時，柳亞子針對國民黨高層的一位舊友妄說雪詞“帝王思想”的言論，寫了一篇《答客難》，其中有一段極精妙的答辯：毛澤東“是一個政黨的領袖，人民的領袖，自然的領袖。口氣闊大，不同於勾章揪句的小儒，這是無可凝疑的，人家看見他引了‘秦皇漢武’、和‘唐宗宋祖’，還有‘成吉思汗’，便以為他有帝王思想，這完全是狗屁不通的話……20世紀是人民的世紀，隻有人民的領袖，沒有反動的皇帝。非唐薄宋，不正是毛潤之偉大的表現嗎？《沁園春·雪》說得好：‘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不是正告一般獨夫民賊所專制的壽數已終、人民的世紀開始嗎？”
重慶談判結束，一場以雪詞格調為基准的競賽拉開，一時潮流所向，政治談判頃刻間成為一場文化較量，這不是風騷、文採又是什麼？國民黨自恃有舊學耆宿，酸丁魯人輪番上陣。但雪詞中大時代的玄妙又豈是這樣的人能夠解得？國民黨中的文章才俊，在這場競賽中個個顯出刀筆吏的本色。其現代知識水准大概還低於國民黨內的行政官員，其言辭氣質與幾百年前封建官吏謾罵“賤民”犯上作亂的奏章如出一轍。但這些“沁園春”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使唱反調也在雪詞的籠罩之下，完全被雪詞的巨大氣勢壓抑了，打懵了，橫直就在雪詞劃定的一個圈子裡“鴉鳴蟬噪”。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有了這樣直觀而富於戲劇場面的一次對質，觀看這場演出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心理，是國統區人民內心深處的文化判讀。
這一點，國民黨內的有識之士看到了。重慶談判后，中央日報社長胡健中與國民黨CC派頭子陳立夫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胡健中說，我們要領導這個時代，領導潮流，領導不了潮流是危險的。陳立夫說，我們有那麼多地盤，那麼多的軍隊，領導那麼多的人，共產黨有什麼？政治斗爭靠的是實力。胡健中說，我們只是領導了一大群人，可是沒有領導這個時代。
談判和詩詞大戰都可以說是表層，實質的問題就是潮流是誰掀動的，是誰在領導。雪詞的發表等於又一次大手筆的創作，它掀起的潮流就是一篇領導時代的宣言，是兩個中國之命運的較量。中國知識界，第三種勢力的精神選擇和意識歸屬從這時就開始了。一種更深更大范圍內的政治文化心理的從屬跟隨也開始了。在同一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人們，找到了對共同山河共同歷史的寄托和相屬，找回了漫漶在現代時空中的記憶坐標。由於一位大手筆的創作，中國詩詞產生了這樣大的力量，古典美學的存在價值燦爛地和現代性聯結起來，成為認同當今、認同和參與當今民族主體性創造的橋梁。
但誤讀也是非常之強烈，一種是有意的，落入政治斗爭攻訐對方的招術﹔一種卻是認真的，譬如王芸生，具有代表性。王抗戰后期開始主政《大公報》，雪詞在重慶流傳時，他寫信給傅斯年：“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問笑話，忘記談一事，即毛澤東近作之沁園春也，特另紙錄陳，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麼思想也。”雪詞在報刊發表后，王在《大公報》發表了《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文章回顧了兩千年的專制史后說道：“中國歷史上打天下，爭正統，嚴格說來，一者是爭統治人民，殺人流血，根本與人民的意見不相干，勝利了的，為秦皇漢高，為唐宗宋祖，失敗了的，為項羽，為王世充、竇建德。若使失敗者反為勝利者，他們也一樣高居高位。凌駕萬民，發號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王進一步表明自己的寫作旨趣：“這篇文章，早已寫好，旋以抗戰勝利到來，國內外大事紛紛，遂將此文置於箱底……近見今人述懷之作，還看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覺得我這篇斥復古、破迷信並反帝王思想的文章還值得拿出來與人見面。”王芸生的政治意識屬於自由主義者，他的論點反映了五四以來對中國歷史的片面看法，但卻有學術商榷的余地。
實際有關帝王和中國政治，有關朝代更替，在當時的高層知識分子間是一個敏感而熟悉的話題，時代亟盼杰出人物的出現。1945年7月國民參政會7人訪延應當是毛澤東拿出雪詞的外因條件之一。其中黃炎培離延前向毛澤東提出朝代更迭“周期率”的問題，中共諸君能否跳出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當時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就是有名的“窯洞對”，兩人的問答其聲錚錚，至今如雷貫耳。五四人物，歷史學家傅斯年，見到毛澤東說，我們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劉邦項羽。毛澤東臨別時書贈唐朝章碣的七絕：“竹帛笑盡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毛澤東手跡近年在台灣刊印，書法酷似雪詞風格，顯然屬同一時期。毛澤東在談判結束后回到延安時說重慶之行：“蔣委員長認為天無二日，我偏要出一個太陽給他看看。”這一點，還是柳亞子洞燭明見：“實際小節出入，無傷日月之明。”這就是當時的世情人心，郭沫若在反駁王芸生的文章裡說：“毛澤東是不是在提倡‘復古’，獎勵‘迷信’，鼓吹‘帝王思想’？這些問題要拿出來討論都覺得有點無聊。王芸生也會明白，不會有頭腦正常的人來和他糾纏這些問題的﹔所以他才，闊步文壇，單槍獨往。威風是很威風，戳穿了畢竟還是有點像唐吉珂德。”
雪詞和雪詞的發表，留下一個歷史的懸念。這個懸念太大，聯結著歷史，也折射著當今，當然還要從整個時代不斷展開的過程中得到不斷的解讀。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是20世紀民族復興大業的精神主干，這樣的解讀就在於歷史的煙雲已經散去，我們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到歷史發展的輪廓、脈絡，顯然要比以往的認識深刻很多，豐富很多。
距雪詞寫作的時間70多年了，這之間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和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至今，可以說，雪詞的精神之所以能穿越各個階段，就是因為民族主體性的確立，始終是時代的最強音。找回中華民族的精神坐標，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自強自立。這種精神不僅照亮了中國革命過去走過的道路，在今天，仍然解構著我們面臨的諸多困惑。尤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幽靈並沒有散去，新一輪的概念陷阱和思維誤區仍然纏繞著我們。
全球化與民族性，外資的大量涌入和民族的主體經濟，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招商引資的特殊政策和本國企業的式微，商業化覆蓋和人類原生態，消費主義與節制節約，平民權利與金錢萬能，保守主義和與時俱進，個人主義的宣傳與極端利己主義的生長，科技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對立，西方化浪潮和民族主義的消解，戰爭與和平，恐怖主義與大國政治，文明沖突與強權霸權……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給世界帶來了很大的變化，但它攫取最大利潤為終極目的的行為准則也給世界帶來禍端和無窮的麻煩。極端利己主義消解腐蝕著各種文明的道德體系，科技化浪潮給世界整體環境帶來破壞，由西方制定的先進與落后及其它一系列標准一再扼殺著其他族群該尊重該保護的文明因素，而一再助長著人性中貪欲和惡行的膨脹。滿足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和一部分人窮奢極欲享樂主義的發展，法制的確立與法之外的灰色地帶及潛規則的惡性運行。體育的金牌主義和體育精神的失落，醫藥改革與醫療公平的大倒退，收入改革和按勞分配公平原則的顛覆，教育改革與教育是產業的出台。以上這些矛盾和問題都亟須我們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標准，自己的道德評判和價值方式來解決。不要一古腦兒掀翻自己的體驗，自己的教訓，以為是落后，以別人的標准來衡量我們的腳步，我們也許該回到原來的出發點——“獨立自主，自立自強”。
僅以發展中國家企盼已久的外資引入和市場化而言，西方經濟體大力鼓動發展中國家的徹底市場化，同時關起自己的市場大門，或是處處設防。看一下我們的貿易比差，就可知一些人鼓吹的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時代遠遠沒有到來，而我們卻比誰都“市場化”了。外資的引入也是一把雙刃劍，解決了發展中國家資金短缺問題，但帶來的隱患也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土地水源空氣的污染成為今后百年或者更長時間的治理問題，資源的過渡消耗，獲取的利潤卻很低。國外投資者能夠享用較低的地價、資源，尤其是奇低的勞動力，利潤的空間卻成倍地增長，但外資在一些國家卻可以享有技術永遠不轉讓這樣的特殊條件。這樣，一些看起來引入了大量外資的國家，仍然會長期處於提供廉價勞力和資源的落后行列。
這讓我們想到毛澤東那一代領導人，也許他們真正理清了這個問題，建國初始就全力搞主體公有經濟，幾代人勒緊褲帶苦干幾十年，為進入世界競強行列打下必不可少的經濟基礎。沒有這個高積累過程，沒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個政治基礎，中國不會有改革開放的今天。十多年前，德國經濟學派在20世紀經濟史研究中發現了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異軍突起的現象。他們的研究方法是不管你的經濟制度，去除一切道德倫理的因素，隻看生產因素，看你各項指標的增長變化，看你建立工業配套體系的速度，看你建立的科研系統，國民福利指數上升到的標准。其結果表明，中國完成這一過程的速度大大超過同列的所有國家。向上追溯甚至超過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走過這一過程的美國、日本。即是說中國28年走過了資本主義國家需要七八十年完成的過程。且不說中國這28年大部分時間是在資本帝國主義封鎖打壓下頑強拼搏出來的，甚至有了與世界尖端科學相比匹的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並具有了與之相應的基礎科研能力和人才儲備。
以上說這麼多，就是試圖用雪詞精神觀照當前的一些問題。毛澤東的精神世界為雪詞的懸念提供了最直接的詮釋和佐証。尤其是歷史走到今天，毛澤東的人民意識、群眾觀點，艱苦朴素的自律精神，一心為公，不謀私利，嚴格要求子女及親屬﹔平等待人，尊師愛友，謙虛謹慎，勤奮好學等等，這些偉大的人格和風范是我們的一面鏡子。這哪一點能與“帝王思想”挂上鉤？前幾年有人引經據典地撰文說毛澤東解放后虧待了柳亞子，在職務安排上較同列的民主人士低得多，意思指向毛澤東“過河拆橋”，實際這正是毛澤東的偉大之處。毛岸英上前線的事，有人也認為是鍍金，是為了接班雲雲。實際上當時出兵朝鮮是很大的一個危局，蘇聯的很多承諾都不兌現。美軍長驅直入，勢不可擋。這是中國人沒有打過的現代化立體戰爭，有些新軍事思維和武器聽都沒有聽說過，而我們沒有防空武器，沒有任何機械化保障，隻有一些最普通的常規武器。毛澤東下了最大的決心，就是不能讓敵人卡住我們的脖子。因此他同意兒子報名參軍。當時，無論前線部隊還是司令部都作了最壞的打算，仗打起來前沿陣地和司令部沒多大區別，這樣的初戰結果勝負難測，哪一點能和“鍍金”挂上邊？江澤民曾經專門抄錄毛岸英給湖南親戚的信，並問在場的領導干部：“我們能做到嗎？”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最重要的一份答卷，就是“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提出及其終生的履行，這是大智慧，是人類思想的高峰。他把中國革命和中國黨的思想起點提得很高。他緊抓不放的都是關乎群眾的事，教育和衛生，收入分配與福利共享，縮小收入差距，消除三大差別，勤政愛民，廉潔公平，節約儉朴，這在經濟並不寬裕的年代裡都辦到了。直到今天，歷史還在証明這些都是人類文明的大命題。
毛澤東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清洗中華民族在近代所遭受的欺辱、壓迫和一些人骨子裡崇洋媚外的奴才相，都是為了打破強國和強權對新中國的封鎖、控制、壟斷、侵略。他表現出的高貴氣節和磅礡氣勢就是“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的形象，這樣的精神力量對曾經飽受屈辱的民族心裡是一個根本的改變，是從精神上“站進來”。這種心路歷程使我們知道了什麼才是“民族魂”，什麼才是泱泱大國氣派，什麼才是今朝風流。
雪詞就是毛澤東代表一代共產黨人抒發的時代壯歌，是在滄海橫流中尋找回來的民族精神的主體性和自覺意識，這樣的精神主體性和文化自覺解開了民族和國家的困局，是留給今天的十分珍貴的精神遺產。它讓整個時代受益。直到今天，毛澤東和他的理想追求仍然是一座精神的高峰，一個堅實而基礎深厚的時空坐標。它時刻提醒著我們不要偏離民族精神的主航道，不要失去自主性。
歷史的發展為雪詞不斷增添新的解讀和注解，新一輪的誤讀也會攏聚。去年，《粵海風》第三期刊載一篇《毛澤東詩詞：諛評之后的重評》，署名李建軍，洋洋數萬言。眾賢名家,隻要贊過毛詩的，一律掃入“諛評”之列，“揭地掀天”，絕不姑息。文章開篇即直扑《沁園春·雪》，筆法生猛，卻犯了一個無可挽回的錯誤。雪詞的創作時間，毛澤東署明1936年2月，這有眾多史料可以証明。李都不用，而獨採羅伯特·佩恩之說，佩恩說是在赴重慶談判的飛機上所寫，這不是不可以採用，而是在於採用之后作者發現，“對於這首詞的鑒賞就有了一個新的解讀語境和闡釋空間”，那麼《沁園春·雪》就是“意欲向重慶國民政府釋放善念和表達‘很大希望’的特殊文本”。因此，這位作者斷言：所謂“今朝”的“風流人物”是指蔣介石。
這也應當是一個新解，與一些誤解中的“風流人物”即指毛澤東自己不同。作者在文中引述眾多方家典籍，上下求索，爬羅剔抉，隻為了說明“諛評”的不可信，卻沒有查閱一下普通的有關毛詩史料。在當今出版的毛澤東詩詞書法書籍中，多收有一幅1937年在延安贈丁玲的《沁園春·雪》，這是最早的雪詞書法，屬三十年代的毛體風格，這個史料披露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與1945年重慶書寫的一幅不同在37年的為“絕代姿容”，45年書寫的為“一代天驕”，“原馳蠟象”為“原驅蠟象”。《毛澤東詩詞研究》2013年第二期刊有《毛澤東在延安書贈丁玲詩詞手跡考述》，作者黃玉杰，黃文經多年累積，對1937年書贈丁玲的八首詩詞有詳盡的考辯，史料依據是上世紀80年代的丁玲回憶到2003年前的其親屬及知情者的文章和訪談。這些史料大體都可讀到，這裡就不贅述。只是覺得作者對這些史料都不看見，隻照適於“重評”的標准來裁取,這篇長文的下面還有“重評”無數，像這樣對史料裁取無當的還有多少？讀下去的耐心小多了。
還有一篇專門談雪詞的，登在一家刊物上，叫做《《沁園春·雪》的解讀之爭》》。這篇文章的特點是以舊做新，羅列舊文舊觀點，王芸生吳組湘的舊文、易君左的舊詞、國民黨和平日報的文章觀點，說雪詞“帝王思想”。說聶紺弩、郭沫若撰文駁斥辯解，但隨即否定兩人文章，取柳亞子薦雪詞跋文片意，然后踩點式取幾個指向雪詞是“帝王思想”的支撐，一篇不長的文章幾次申明“拋開政治因素”，不要“納入意識形態、偏離文學本身”，但“公允”隻為作者的傾向性服務，“不介入政治”，專講政治，這個政治就是雪詞橫豎都是“帝王思想”。這一點立住之后，作者覺得“真正地將這首詞回歸於一個普通作家創作的一首普通的詞”了。於是這首詞原來“不合格律”、“詩味平淡”、“缺乏獨立詩性功能”、“缺乏時代氣息”、“存在章法之病，字聲之誤和論史之失”。對一篇有影響的作品，作者進行否定的路數對頭，先政治后藝術，然后全盤推倒。
只是擔心作者立場的虛擬性，因為大家都不是1945年的讀者和論者了。詞爭之后，歷史變遷很快對詞爭是非作出了判定。國民黨敗退台灣，王芸生先生到了解放區，在天安門參加了開國大典，長期任政協常委，服膺階級斗爭學說，留下了許多思想進步的文字，這一立場即使到他逝世前的70年代末也沒有退步。國民黨到台灣后，反思過失，整頓黨風，依靠從大陸帶走的黃金奠定了經濟基礎，現今新一代國民黨人年幼時“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經歷了敗亡到振作的過程，悲情陳訴走向了另外一路，怨隻怨大陸人民拋棄了。能記得雪詞之爭的國民黨老人，提起此事都臉上無光，詞比不過仗也打不過，說起來都沒有底氣。攻擊雪詞的幾十首“沁園春”堆在那兒，成為一塊灰頭土臉的歷史化石。蔣營中本來不乏詩詞的行家裡手，之所以雪崩似的敗陣，就在於那些舊的詞章無法與雪詞中新的精神氣象，新的歷史精神，新的話語系統相比拼。倒是這位作者不管東南西北，上來就撈起其中一首的黨國遺老易君左的詞作來說“帝王思想”，是時空倒錯了？實在是古舊的可以。所以說他的立場是虛擬的。
注意到這篇文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作者自報山門：中國人民公安學校，這讓我想到作者的解讀或是作文方式有著反客觀或有悖科學的方法，如果作者是該校執教者，那是該反思一下。學生應當有正確的世界觀，還要有科學縝密的思維，才能擔當未來的社會重擔，應當教給他們科學的思維方法。
雪詞是歷史天空中的一顆恆星，它觀照著時代的整個過程，它留下的歷史懸念，隨著不斷展開的歷史，檢驗著毛澤東和他代表的群體。它或許會成為一道美學風景，或許還會困惑將來的人們。它產生出的精神力量叩問著當今，叩問著我們的精神生活，它不斷引發歷史的思索，緊隨著現實中國的腳步，在思想上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還是像郭沫若先生指出的，是否“頭腦正常”。我們還有勇氣回到作者仰天抒懷的時代麼？我們還能切膚地感受那種冰雪的悲壯感性麼？我們還能夠接過歷史懸念，試著解答一二麼？關於評論，關於研究，我們也許做了一些，但卻好像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