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於維護中國詩歌民族特色的領袖詩人——兼談毛澤東的詩詞理論

致力於維護中國詩歌民族特色的領袖詩人

——兼談毛澤東的詩詞理論

黨學謙

毛澤東一生與詩詞有不解之緣，既寫出了不朽的詩篇，又留下了觀點鮮明的詩論。他在帶領人民、黨、人民軍隊創建新中國的同時，也不斷追尋他心中的詩詞夢，與詩詞結下終生不解之緣。

一、時代背景

毛澤東的詩詞創作和探索，是在20世紀的背景下展開的。20世紀初期，風華正茂的毛澤東，既具備了深厚的國學基礎，又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在五四運動中嶄露頭角。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使命是文學革命，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白話詩。白話詩，或曰新體自由詩，隨著翻譯作品的引進，在詩壇上引發了一場巨大嬗變。由於這種自由成章、沒有固定格律、接近口語的詩歌，一般簡稱“新詩”，而作為擁有三千年發展歷史的中國傳統詩歌形式，為了區別於“新詩”，便被稱作“舊詩”。這一來不得了，舊體詩詞便成了眾矢之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南社著名詩人柳亞子說：“舊詩，只是一種回光返照，是無法延長它底生命的。”不親歷其時的人，今天很難感受到這種潮流的猛烈。中國古代詩歌，自《詩經》之后，雖然相繼出現了騷體詩、五七言古詩、近體詩、詞、曲等新的詩歌形式，卻從來未產生過新舊對立、以新代舊的局面，而是多種詩體奇葩競放，共同豐富了中國詩壇。在新文化運動中產生的新詩，如異軍突起，一產生便佔據了詩壇的中心位置，而具有悠久傳統的舊體詩詞則是如此地不堪一擊，隻能寂寞地接受現實。在這一歷史大潮中，詩壇上的耀眼新星，無一不是新詩人，如郭沫若、徐志摩、聞一多、臧克家、艾青、郭小川、余光中等等。這一時期，寫舊體詩詞的雖大有人在，但名氣遠不能與新詩人相比。這就是毛澤東所遭遇的時代背景，而毛澤東卻偏偏是一個喜愛並寫作舊體詩詞的人。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歷史的產物。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而又自覺站在歷史潮頭的毛澤東，自然不能逆潮流而動。然而，毛澤東對舊體詩詞實在是太喜愛了。他在批判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學的同時，唯獨對舊體詩詞未置一詞，並多次稱自己寫的東西為“舊詩”、“舊體詩”、“舊體詩詞”。在他成為黨的最高領袖之前，不論是在指揮秋收起義、開辟井岡山道路的心情豪邁舒暢之時，還是在革命低潮、自己受左傾路線排擠而心情蒼涼、郁悶之時，他都以舊體詩詞抒發情懷、表達情志。前者如《西江月·秋收起義》、《西江月·井岡山》、《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等，后者如《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菩薩蠻·大柏地》、《清平樂·會昌》等。當他成為黨的領袖之后，在關注、引導並最終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解決了整個文藝的方向問題時，他把較多的精力投向了詩壇，一面不輟吟詠，一面考察詩壇上兩種詩體的發展和論爭，妥善調處新舊兩派的關系，思考中國詩歌的出路和走向。這一切，構成了領袖詩人毛澤東波瀾壯闊人生的重要樂章。

二、平等地看待新詩和舊詩

應該說，新文化在五四運動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對傳統的文學藝術，尤其是對詩詞文化，所取的態度並非是完全理性的。當年許多站在歷史潮頭的人物，缺乏辯証思維，絕對化、片面性的觀點十分普遍，等於在潑臟水時連同小孩子也倒掉了。而在中國共產黨內，較早掌握了辯証唯物主義的毛澤東，則認為那種隻重詩歌形式而忽視詩歌內容的觀點是不可取的。他注重把詩歌的形式與詩歌表現的內容聯系起來考察。1938年秋，他與新詩人臧雲遠談到詩歌的語言時說：“詩的語言，當然要以現代大眾語為主，加上外來語，和古典詩歌中現在還有活力的用語。大眾化當然首先是內容問題，語言是表現形式。要有民歌風味，叫人愛看、愛誦、百讀不厭。”

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肯定“以現代大眾語為主”的同時，把“外來語”與“古典詩歌中現在還有活力的用語”相提並論，這就與那種一味主張求新、一概排斥傳統古典的思潮拉開了距離﹔二是指出“大眾化”不僅僅是語言的形式問題，主張“大眾化當然首先是內容問題”。一個“當然”，一個“首先”，態度不容置疑。這就更明確地反對了單獨從形式上看問題的膚淺觀點。而在此前一年，他曾對前來請示工作的女作家、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丁玲說：“現在許多人談舊瓶裝新酒，我看新瓶新酒、舊瓶新酒都可以。隻要對抗戰有利。”“舊瓶裝新洒”，一般是對用舊體詩詞形式表現新事物的一種描述，反對者用此來批評這種現象，贊成者強調自己是在歌頌新事物。毛澤東這樣對丁玲表達自己的看法，己經明確地把新舊兩種形式擺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了。

把“新瓶”與“舊瓶”的形式之爭，引導到形式與內容的深層思考，以對抗戰是否有利為標准來判斷是非，既是一種領導藝術，更是一種高超的境界。后來毛澤東把這種認識上升到階級性、黨派性的高度，成為指導整個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思想。比如，他在談新聞工作時說：“新聞的形式並沒有階級性，正如同話劇的形式也沒有階級性一樣，漢奸也可以演話劇。白話體裁國民黨用，我們也用。我有時也寫些舊體詩詞。但是，問題在於內容，表現什麼思想、什麼主題、什麼傾向，贊成什麼、反對什麼，這就有階級性、黨派性了。”在毛澤東看來，新聞、話劇、白話體裁、舊體詩詞，都是沒有階級性的形式的東西，而我們所關注、爭論的，不應在此，而應在內容，在內容的階級性、黨派性。

三、不諱言個人喜好

盡管毛澤東提出要平等地看待“新瓶”和“舊瓶”，但他內心卻偏愛“舊瓶”。他說：“把詩分成新、舊，是不科學的。把從外國引進的詩，像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叫‘新’詩，其實這都是洋人的、死人的，何‘新’之有？”“把格律詩叫‘舊詩’，含有貶意。就我個人興趣說，我則偏愛格律詩。”對古人，他說自己最喜歡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對當代人，他最愛讀魯迅的詩。他與柳亞子在詩詞交往中，更以一首詠雪詞《沁園春》，震動了陪都重慶，成就了他的千古詩名。

毛澤東也不隱瞞自己不喜歡新詩的態度。他曾在不同場合，與不同的人談起“我不讀新詩，除非給二百塊大洋。”他甚至在黨的會議上也談到這一話題：“現在的新詩還不能成形，沒有人讀，我反正不讀新詩，除非給一百塊大洋。”毛澤東不喜歡新詩的態度，可以說盡人皆知。

喜舊厭新，毛澤東關於新詩與舊詩的觀點，可謂特立獨行。然而，毛澤東卻把個人喜好與黨對文藝的領導嚴格區分開來。他能夠做到，在文壇上，把自己僅僅當成一個詩人，一個舊體詩詞作者﹔而在政壇上，則取與黨的文藝政策相一致的立場，明確主張：“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 “年輕人最好莫學寫舊體詩，學就學作新詩，歌頌我們的新中國，歌頌工農兵。”在這裡，毛澤東對新詩的態度不僅與黨的文藝政策相一致，也與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不無關系。

四、堅定地維護中國詩歌的民族形式

然而問題並沒有完結。新詩還是舊詩，二者照樣對立，矛盾依然存在。毛澤東的思考也沒有停止。他在思考怎樣保持中國詩歌的民族形式，思考中國詩歌的未來走向。他說：“我們每個人都在考慮過去和將來、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求新並非棄舊，要吸取舊事物中經過考驗的積極的東西。”

在新舊詩體的爭論當中，最多的是如何看待詩詞格律。毛澤東說：“舊體詩詞格律過嚴，束縛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張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輩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樣。不論平仄，不講葉韻，還算什麼格律詩詞？”又說：“寫詩是件費腦子的事，尤其是舊體詩詞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韻腳對仗，還不得犯孤平，掌握了這些還要講究詩意和詩的境界。”

以上這兩段話非常值得注意。第一段話先說“舊體詩詞格律過嚴，束縛人的思想”，按一般推理，接下來就應該說“我一向主張改革，放寬格律”﹔然而，毛澤東說的卻是“我一向不主張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然后又轉折說“老一輩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樣”。老年人是青年人的榜樣，這豈不是等於對青年人說：將來你們老了的時候，“要搞就要搞得像樣”，而且要“花偌大精力去搞”嗎？第二段話是對他的衛士長李銀橋講的，毛澤東本來就不主張李銀橋學舊詩，而是讓他學新詩，結果這段話卻談到了平仄格律、韻腳、對仗、孤平、詩意、境界六大基本概念，幾乎是一篇舊體詩詞格律常識課。

毛澤東還說過：“還必須懂得和學習語言學，學習音韻學。不學音韻，要研究詩歌和寫詩，幾乎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自己也非常注意學習詩詞格律。有一次，為了查找“現”、“戰”兩個字屬於哪個韻部，他“找了老一會，不見，怪哉！”便給秘書留下字條，讓幫助查找。可見他對待詩詞格律的認真態度。

毛澤東堅決反對打破詩詞格律。他說：“這‘格’與‘律’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是約定俗成的，不能任意打破，否則，就成了順口溜。”而且認為，舊體詩詞“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嘛！”

真難想象，經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洗禮，對舊世界、舊事物、舊制度具有強烈造反精神的毛澤東，對舊體詩詞及其格律竟是這樣地情有獨鐘，包括對傳統的詩教觀和詩詞理論也稱揚備至。究其原因，毛澤東看重的是詩詞這種文學體裁的民族形式。這與他的強烈的民

族自尊的立場是高度契合的。他在《應當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遺產》一文中說：“你們提到中國的畫家在抄襲西方的畫法，這種情況是存在的。這種抄襲已經有幾十年、近百年了，特別是抄襲歐洲的東西，他們看不起自己國家的文化遺產，拼命地去抄襲西方。我們批評這種情況已有一段時間了，這個風氣是不好的。不單是繪畫，還有音樂，都有這樣一批人抄襲西方，他們看不起自己民族的東西。文學方面也是如此，但要好一些。在這方面，我們進行過批評。批評后，小說好一些，詩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詩的問題還沒有解決”，詩有什麼問題？當然是同繪畫、音樂、小說一樣的“抄襲西方”、“看不起自己民族的東西”這一問題。怎麼辦？毛澤東的看法是：“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藝術上‘全盤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還是以中國藝術為基礎，吸收一些外國的東西進行自己的創造為好。”“藝術有形式問題，有民族形式問題。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歷史發展。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古代的藝術，后人還是喜愛它。”“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這樣爭論就可以統一了。”他批評新詩的一個重要缺點是：“新詩於民族感情不甚合腔，且形式無定，不易記，不易誦。”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揭示了兩種詩體之爭的實質是，要不要民族化？中國化還是洋化？

問題既然是這樣的重大、尖銳，毛澤東更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了出來：“現在這個詩是什麼形式，發生了爭論，也得與聞一下。”要求黨的最高層會議“與聞一下”有關詩的形式問題的爭論，說明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極端重視。這個會議即1959年3月2日召開的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到了1961年，從4月到年底，他曾三次寫信給《詩刊》主編臧克家，說“頗有一些事”想面談一下。其中第二封信還說要約郭沫若來“一同談一會兒”。要談什麼具體問題呢？第三封信說：“我對於詩的問題，需要加以研究，才有發言權，因此請你等候一些時間吧。”既要談詩，當然不能繞開新舊之爭這個敏感問題，更何況臧、郭二人是當代中國詩壇最負盛名的大詩人。可惜的是，終因政務纏身，擬議中的“詩歌三人談”，到底沒有談成。

五、探索中國詩歌的出路

其實，對於中國詩歌的今后走向，毛澤東已進行過長時間的、深刻的思考，有過明確的闡述。特別是1956、1957、1958這三年，毛澤東每年都有精彩的論述。

1956年夏，在武漢東湖賓館，他與梅白談詩時曾說：“新詩、格律詩、民歌，會不會取長補短，發展成為中國式的新詩，我希望有那麼一天！但我是看不到的，也許后代人可以看到。”這次談話中提到的新詩、格律詩、民歌“取長補短”的觀點，與18年前在延安與臧雲遠談“詩的語言”時，提到的“現代大眾語”、“外來語”、“古典詩歌中現在還有活力的用語”、“民歌風味”等概念遙相呼應。18年后，毛澤東的思考更清晰了：“新詩”對應“現代大眾語”和“外來語”，“格律詩”對應“古典詩歌中現在還有活力的用語”﹔而“現代大眾語”中還應該包括“民歌”。“民歌”，兩次談話都提到了。

1957年1月12日，毛澤東給臧克家等人寫了那封著名的主張“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的信。僅隔一天，毛澤東又約臧克家、袁水拍進行面談。其中對新詩的發展、改革問題談得較多。例如：“新詩的成績不能低估。”“新詩的改革最難，至少需要五十年。”“關於詩，有三條：（一）精煉﹔（二）有韻﹔（三）一定的整齊，但不是絕對的整齊。要編一本現代詩韻，使大家有所遵循。”“新詩太散漫，記不住。”“新詩應該精煉，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也就是說，應該在古典詩歌、民歌的基礎上發展新詩。一方面要繼承優良詩歌的傳統，包括古典詩歌和五四以來革命詩歌的傳統，另一方面，要順應時代的要求，以求新詩的發展。” “要重視民歌。詩歌的形式應該是比較精煉，句子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也就是說具有民歌的風格。”

明明兩天前才“遵囑”給《詩刊》編輯部寄去自己寫的18首舊體詩詞，明明自己心中不喜歡新詩而在信中卻大談“以新詩為主體”，現在又同兩天前才收到自己的信件及作品的兩位著名新詩人面談“新詩的改革”問題，這就等於在認真解釋自己不喜歡新詩的原因。毛澤東這些針對新詩的談話，同樣提到了“古典詩歌”和“民歌”，就如同上一年對梅白談到“格律詩和新詩，都應在發展中改革”一樣，他是在闡述自己的詩詞觀，追尋他心中的詩詞夢。

1958年，是毛澤東談詩的高潮之年。從年初南寧會議，到后來成都會議、漢口會議和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都談到了詩的問題，特別是談民歌。其中在3月成都會議上說：“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面都提倡學習，結果要產生一個新詩。現在的新詩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誰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毛澤東這一由民歌而引發的觀點，是在“大躍進”的背景下提出來的，但是從文學的角度觀察，他的觀點無疑是一種真知灼見，是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舊體詩詞大家身份發表的有關詩歌問題的精辟闡述，是當代詩壇上的著名詩論觀點。在這裡，他用了“出路”二字，應是他多年思考的一個結論性意見。其中談到“現在的新詩”和“要產生的新詩”兩個概念，尤為引人注意。他的上述觀點，在當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再次進行了強調，表述為“民歌與古典詩的統一，以外國詩作參考。”

毛澤東詩詞，毛澤東詩論，是中國20世紀最寶貴的文學遺產。正是毛澤東，以其才華和睿智，使最具民族形式的舊體詩詞在低潮時期保持了尊嚴。毛澤東終其一生，致力於維護中國詩歌的民族特色，並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進行不懈的探索，作出了一位領袖詩人杰出的不朽的貢獻。

[作者為遼寧省營口市人大常委會原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