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士剛:陳雲關於黨的領導思想的三個原則及其意義

作者:    發布時間:2016-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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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關於黨的領導思想的三個原則及其意義

趙士剛

陳雲關於黨的領導思想有三個原則:第一、一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第二、黨要成功地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就必須時刻使自己的方針、政策有利於人民,最大限度地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做到“真正為人民謀福利”﹔[[1]]第三、黨要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離不開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言而喻,陳雲思想的這三個原則,構成陳雲參加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一生的思想落腳點,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歷史變遷和發展的內在邏輯。重溫陳雲思想的這三個原則,對於我們保持“三個自信”、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均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陳雲一向認為,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正是在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才不斷取得勝利、不斷走向成功。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陳雲強調,黨是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治組織,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無產階級中最有覺悟的力量。如果沒有黨的領導,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就必然是一盤散沙,人民的斗爭就難以組織起來,就找不到正確的方向和道路。陳雲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參加領導上海、江蘇等地工農運動,並進入黨中央領導層。他這一時期寫的大量文章貫穿了這一重要思想,即黨隻有按照“黨——群眾中的先進分子——廣大人民群眾”的組織形式,把人民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才能領導人民群眾取得中國革命事業的最終勝利。他的這一思想貫穿革命戰爭時期的始終,也貫穿於每一個問題的分析中。例如,在長征路上,他寫了《游擊隊如何去組織群眾運動》一文,指出:黨在游擊區的第一等的任務是發動當地廣大群眾,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群眾中的先進分子是黨“赤化群眾”的橋梁。要分派最好的黨員干部擔任游擊區域的領導,成為領導群眾斗爭的核心。隻有群眾在黨的領導下起來斗爭的時候,黨才能把握群眾運動的領導權,才能領導群眾打贏戰爭。[[2]]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陳雲仍然強調指出,黨是領導新中國建設的核心力量,隻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取得建設事業的成功。195171日,陳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紀念黨成立30周年的文章,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著國家建設》。文中考察新中國成立一年半以來的建設措施和進展程度,並充滿信心地強調說:黨經過28年的奮斗,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又領導了一年半的國家建設,正在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到來。隻要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就一定能建成社會主義。[[3]]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陳雲同樣不斷強調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強調改革是一個有步驟、有秩序的變革過程,離開黨的正確領導,改革開放就寸步難行。

因為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治組織,不是“不成其為黨”的“各界聯合會”,[[4]]所以,黨沒有獨立於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人民群眾利益和要求就是黨的追求所在。陳雲認為,黨和人民群眾之間形成的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社會激勵結構,黨出於人民,又高於人民。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立志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他曾結合自己經歷說:“我自覺入黨時經過考慮,而且入黨后,自己覺得此身今非昔比,今后不做‘成家立業’的一套,而要專干革命。這個人生觀上的改革,對於我以后有極大幫助。”[[5]]又說:“做店員的人,有家庭負擔的人,常常在每個重要關頭,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有沖突時,要不止一次的在腦筋中思想發生矛盾,必須賴於革命理論與思想去克服個人利益的思想。”[[6]]他一生中兩度專門主持黨的建設工作,一是在延安時期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歷時8年﹔二是在新時期擔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歷時9年。這期間,他發表了一系列闡述黨的建設的講話和文章,在黨的思想建設、作風建設和組織建設上卓有建樹。而其中關於黨性建設的論述尤為引人注目。他在延安寫了《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員的標准作了嚴格的論述,[[7]]曾作為延安整風運動必學的22個文獻下發全黨學習。他在中共七大上提醒全黨說:我們必須肩負起對人民的責任,“是否對人民盡了責任,可以考驗誰是優秀子孫,誰是不肖子孫。這個責任擺在我們身上,我們要好好地、兢兢業業地注意這個問題。”[[8]]他在新時期提出了“執政黨的黨風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9]]、“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鬆綁‘的問題”[[10]]的論斷,要求黨時刻保持自身的先進黨性,這已成為黨的領導人不斷重復的至理名言。

在陳雲看來,黨所以能肩負起自己的領導責任,除了全黨上下有堅定的黨性之外,還因為黨由一大批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組成的黨中央進行正確領導。陳雲一生始終十分重視強調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問題。30年代上半期,由於“左”的錯誤在中央佔據主導地位,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的失敗和重大的損失。他親身經歷了(並且后來是他在黨中央工作時)大革命失敗、白區工農運動失敗和蘇區根據地丟失的過程。他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投下重要一票,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他在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時指出,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已經成熟起來”的領導人,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失敗走向勝利的關鍵所在。[[11]]他親身參加了黨的第二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過程。他為糾正“文革”的錯誤路線,帶頭呼吁讓鄧小平重新主持黨中央的工作,並在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中發揮了重大而特殊的作用。他要求在黨內處於中央領導職位的“身負重任”者,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他強調黨的第一位的領導人是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的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他在晚年還參加了黨的第二代向第三代交班的過程,始終支持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他為維護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在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的復雜國際形勢下,叮囑后代黨中央領導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帝國主義的本性沒變”、“要防止外國把中國蘇聯化”。他生前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獻題為《要維護和加強黨中央的權威》,文中說:“全國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團結一致,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採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措施,把中國經濟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會主義中國是大有前途的!”[[12]]歷史表明,黨正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的領導下,才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走上了一條獨特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道路。黨也正是在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才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成功。

陳雲認為,黨要成功地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就必須時刻使自己的方針、政策有利於人民,最大限度地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陳雲有關人民群眾利益的論述,雖然常常談的是人民群眾的經濟生活即民生問題,但絕不僅僅限於個人經濟生活這個層面。他總是在國家、集體、階級、個人利益的相互關系中追求人民群眾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這才是他所說的人民利益或“福利”的根本所在。

陳雲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領導上海商務印書館罷工斗爭時,曾寫了《罷工后職工應有的覺悟》一文,號召每個參加罷工的商務職工,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階級的利益而斗爭。他指出:

“商務的職工,與全國的工人,當然是站在同一階級上。工人運動的最后勝利,就是吾們的最后勝利,實是休戚相關、患難與共的。”“不過吾們既做了革命隊伍中最勇敢的工人,責任實在也不輕。第一,須聯絡各階級起來,作民族革命。第二,解放在水深火熱中的自己,要繼續不斷地奮斗,爭到我們最后勝利。但是,這兩種重大責任,空口談兵,是辦不了的,也不是一兩個人嘶喊就成功的,還要大家集中一個團體,作共同有組織的奮斗,才有成功的可能。”“職工會是我們奮斗的武器。沒有武器的徒手奮斗,多麼危險!吾們擁護職工會,為了要它代表吾們一切利益,更要它引導我們到民族革命的前線上去,完成吾們勇敢工人應做的工作。”“隻要看二次罷工的往事,可以明白職工會是為全體職工的利益而奮斗的。吾們要集合在職工會指揮之下作整個的奮斗,才有勝利的可能。”[[13]]

他還指出,每個商務職工,切不要隻為了個人的身家生計答應資方的條件而不參加罷工,那會出賣參加罷工的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最終其個人也得不到好處。他針對第二次罷工時有人說“別人被裁,吾不被裁,何必犧牲自己而為他人奮斗”那樣的錯話分析說:這是“一種幼稚病,吾們要積極糾正”。為什麼這樣說?陳雲進一步分析道:

“吾們出賣勞力的職工,在商務資本家壓迫之下,等於一種商品。需要孔急的時候,招之使來,需要呆滯而供過於求的時候,就揮之使去,這樣商品買賣式的生活條件,太沒保障了。”“這一次的奮斗,也可以說並不完全為了幾個被裁的人而奮斗,是為了保障全體職工利益而奮斗的!在商品式生活條件之下的吾們,時時有被裁的危險!今年僥幸而輪不到,明年也許不幸而輪著的,不要到了自己身上才要奮斗,那時你一個人的奮斗,可就不能了!奮斗的價值幾何?”[[14]]

可見,按照陳雲的分析,工人的個人利益要在階級的整體利益中實現。如果離開了階級的整體利益,個人利益也就失去了實現的基礎。

大革命失敗后,陳雲在白區領導農民運動時,提出要把農民運動的日常斗爭同革命斗爭的總目標結合起來,匯成反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總的斗爭。他在中央蘇區領導工人運動時,反對“左”傾經濟政策,著重反對不顧客觀實際片面照搬蘇聯《勞動法》的辦法,片面提高工人工資水平,片面改善工人生產條件,而置生產經營的正常狀態於不顧的傾向,認為這表面上有利於工人的利益,實際上破壞了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破壞了蘇區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行和蘇維埃政權的鞏固。他在延安時期主持黨建工作時,強調黨要把改善群眾生活當成發動群眾的鑰匙,同時也要求黨的各級組織要教育群眾,使群眾認識到積極參加抗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是“每個中國人今天最高的利益”[[15]]。他參加領導東北解放戰爭時,為創建和鞏固東北革命根據地,提出了“經濟——武裝——再經濟”[[16]]的公式,即首先發動人民群眾進行經濟斗爭,把人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取得人民群眾的擁護﹔然后發動人民群眾武裝起來,保衛勝利果實﹔進而再繼續擴大化經濟斗爭。隨后,他擔任東北財經委員會主任,又提出把經濟工作放在不次於戰爭或僅次於戰爭的位置,率先謀劃把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以求迅速恢復和發展東北經濟,支援全國解放戰爭。他提出的這些思想,都是為了在即定條件下,盡可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的整體利益。

新中國成立后,陳雲在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時,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張,仍是一以貫之地從最大限度實現人民整體利益的出發的。

從經濟工作的特點來看,老百姓吃飯穿衣問題成了陳雲的領導責任。因此,民生問題成了陳雲關注的重點之一。他在開國初期領導平抑物價的斗爭時說:“老百姓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看我們,他們還透過經濟看我們,看物價能不能穩定,還餓死人不餓死人。”[[17]]鑒於全國520萬紗錠遠不能滿足需要,他又在1951223日全國公路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要增加幾百萬紗錠,說:“如果我們不替老百姓解決這些具體問題,那就不是為人民服務”[[18]]。他在1956年總結“一五”時期經濟工作時說:“商業工作天天同人民群眾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鹽、柴、米。不要看不起這些,這是人民的大事。我們共產黨必須天天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飯的,不能天天靠吃馬列主義過活,一天不吃飯,肚子就餓得哇哇叫。”[[19]]他在1957年規劃“二五”計劃時又說:“為了老百姓的吃飯穿衣,搞化肥,搞化學纖維,治澇,擴大灌溉面積,都要花很多錢,這是必要的。我們必須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要從有吃有穿出發。”“如果我們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站不穩,必然還要回頭補課。”[[20]]可見他對解決民生問題的重視。

但是,他的眼界並沒有局限在民生這一個方面,而是同時考慮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局,因為這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在。這個道理,陳雲用八個字來反復強調,即“一要吃飯、二要建設”,“隻顧吃飯,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21]]顯然,隻有把民生和建設兩個方面兼顧好,才能最大限度實現人民的利益。陳雲這方面的論述很多,翻開陳雲的著作,俯拾皆是,此不多引。

比較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民生與建設的統籌兼顧?在陳雲看來,“吃飯”和“建設”是一個利益統一體,要把有限的國力均衡而又緊張地分配在這兩個相互制肘的方面,就要分清輕重緩急,防止顧此失彼。陳雲既反對財力物力閑置不用的“保守”傾向,也反對不顧人民消費生活而片面追求建設規模的“急躁冒進”傾向。為了把這兩者關系處理好,他提出了綜合平衡的科學方法,以求找到資源最佳配置的均衡點。他所倡導的經濟發展方針是“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經濟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多次証明,陳雲倡導的這種“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22]]的方針,才是最有利於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利益的經濟發展方針。

陳雲還關注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在對城鄉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針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產生的弊端,他率先反對從蘇聯傳來的那種片面追求單一公有制、單一計劃經濟、單一生產方式的經濟體制模式,提出適合國情的“三主三補”的經濟體制改革構想,以求用“大計劃、小自由”的辦法,既保持國民經濟的計劃運行,又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個人積極性,也給人民群眾的經濟生活提供盡可能多、盡可能好的便利,使人民群眾的生活盡可能豐富多彩一些,從而真正建設“一個有利於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23]]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陳雲率先明確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模式,為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打開一條漸進的道路。他大力支持農村進行“包產到戶”的改革。他也大力支持城市企業搞責任制改革,支持價格體系改革。他同時也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政府制訂的改革政策和措施要保証不損害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不能讓人民群眾因物價改革而降低生活水平,不能讓工廠的工人群眾因責任制改革而被迫失業,在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建立之前,還是要實行“低工資、高就業、加補貼”[[24]]的辦法。這在表面看似沒有遵守經濟規律,實際在更大的意義上是符合經濟規律的,馬克思要是活著也會支持這樣做的。他還要求人民群眾不要因市場取向改革而隻講個人利益、不講國家利益。農民不應當因經濟作物價高而減少糧食作物生產,不要隻用化肥不用農家肥影響土地肥力﹔企業不要單純為了完成承包制規定的產值而不顧設備完好,也不能隻講經濟利潤而不講環境保護。顯然,這些都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大化息息相關。

陳雲晚年,除了對經濟問題的關注,還特別注重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的健康發展和提高,要求加強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設。針對有些人為了私利,“一切向錢看”,甚至違法亂紀、投機詐騙、貪污受賄、非法致富等問題,他指出:“這些問題的發生,同我們放鬆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作用和權威有關,應引為教訓”。他強調說:“民主革命時期,我們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黨員和群眾中的先進分子,才使革命取得了勝利。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更要有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精神。在加強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同時還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25]]他有關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思想,同鄧小平講的改革開放以來一段時間最大的失誤是教育,泛指對人民的教育,是完全相通的。毫無疑問,一個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精神環境,也是最大限度實現人民群眾整體利益的題中應有之義。

以上所舉事例皆屬挂一漏萬。事實上,陳雲強調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兼顧、最大限度實現整體利益的思想事例舉不勝舉。他的這一思想從早年開始貫穿於整個一生,也貫穿於他處理各種問題的方方面面。

在陳雲看來,黨的領導要靠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來實現。他在各個歷史時期,始終強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強調黨要把思想方法搞對頭。

最早從中央蘇區時起,陳雲就開始注意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問題的重要性,寫了《這個巡視員的領導方式好不好》一文。他在延安同毛澤東談話時,毛澤東從思想方法的角度三次要他學哲學。他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堅持數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古典哲學的經典著作。從那時起,倡導廣大黨員干部學哲學,成了陳雲一生的一個思想特點。例如,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為,他為了把全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對頭,在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時建議全黨學習哲學,學習毛澤東五篇哲學著作,並得到鄧小平的高度贊許。鄧小平說:“陳雲同志建議,要提倡學習,主要是學哲學,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例如《實踐論》、《矛盾論》等。這個意見很好。我看應當搞學習運動。”[[26]]

陳雲在延安學哲學的過程中,總結出“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15個字”的方法論。他把這“15個字”的方法論公之於全黨,並反復倡導。陳雲在19472月在形勢緊張、戰火紛飛的南滿地區召開的中共中央南滿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作《怎樣才能少犯錯誤》的講話時,第一次闡述這一方法論,從哲學的高度,對南滿的軍事斗爭能否堅持、如何堅持的爭論作了深刻的總結。當時他隻提出了后6個字,即“交換、比較、反復”。19622月,他參加“七千人大會”的陝西省全體干部會議時,結合“大躍進”和初步經濟調整的經驗,作《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的講話,再次闡述了后6個字,即“交換、比較、反復”。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他在許多談話中,逐步把這“15個字”的方法論講全,即添上了“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這9個字。19901月,他在外地會見前來住所拜年的地方領導人時,對“15個字”的方法論作了詳細解釋,說:“不唯上,並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隻唯實,就是隻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並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27]]

從本質上說,陳雲這“15個字”的方法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証法的運用,講的是“應當”實事求是,以及“如何”做到實事求是的問題,由此在哲學理論與實踐之間搭起一座橋梁,是一種實踐哲學,或者領導決策哲學,而不是抽象的哲學理論。這“15個字”的方法論的最大特點,在於其有利於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利益。

9個字是作為“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提出的。從認識論上講,要求堅持客觀實際第一性的原則,不為既有的行政權威或理論框框束縛,講真理,不講面子,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一切認識都要以最大限度實現人民利益的最大化為出發點和歸宿。為此,要親自或派工作組下廠下鄉調查,真正了解人民群眾的意願。為取得真實情況,要在開調查會時讓人們無所顧慮,暢所欲言,避免片面性﹔在各行各業廣交敢講真話的朋友,通過這些人和自己身邊工作人員了解情況,真實廣泛並盡可能全面地把人民群眾的想法弄清楚﹔要做到客觀,首先要對自己客觀,處理好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的關系,用90%以上的時間到人民群眾中去弄清情況,用不到10%的時間決定政策。

6個字是作為“辯証法”的方法論提出的。“交換”,從實踐方法即決定政策、組織實施上看,就是要與各方面的人,特別是廣大人民群眾通氣。在這一步上,最關鍵的是把問題看全面。陳雲說:“過去我們犯過不少錯誤,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問題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實際當成了全面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干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的意見,隻有好處,沒有壞處。”在交換時,要請人唱“對台戲”,沒有“反對派”也要假定一個“反對派”,注重反面情況和反面意見的收集。在把各種各樣的意見收集起來之后,要作出幾個“比較”方案,幾利相權取其重,幾害相權取其輕,不要隻提一個方案。這樣,決策必須是一種左思右想、從各方面考慮問題、“摸著石頭過河”的“比較”過程:一是從普遍聯系的觀點看問題﹔大賬細帳都要算,對事物不僅要有質的分析,而且要有定量分析,從質與量相結合的觀點看問題﹔二是踱方步,深思考,看長遠,決策要有銜接連貫性,新發展要從舊陣地出發﹔三是要把求實的原則從頭貫穿到底,從開步走時的水平出發作計劃、訂指標,而不能“倒過來”,先主觀地定一個目標,再推算每一步的指標﹔四是要量力而行,循序漸進,多手准備,留有余地﹔五是抓住中心,照顧其他﹔六是先試點后推開,通過典型試驗取得經驗﹔輔開時要穩扎穩打。最后,還要“反復”,即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按照“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過程,不斷總結經驗,工作發展中出現不協調、不平衡問題,要及時進行調整,限制其弊與失的方面,避免大的折騰,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調整辦法。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

可見,這“15個字”的方法論,作為一種最有利於實現人民利益的最大化的方法,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學會的。陳雲強調說,要學會正確的方法論,歸根到底要有無產階級的立場,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世界觀、人生觀。陳雲在19472月談“交換、比較、反復”這6個字時說:“有了堅定的立場,才能掌握這個方法。如果盡是為個人打算,一輩子也掌握不了這個方法。個人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矛盾就在這裡。”“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必須有無產階級的立場”。“黨內隻應當有這種態度,這就是共產黨員的態度。”[[28]]陳雲把方法論問題同黨性修養問題結合在一起,抓住了問題的根本要害。他說:“如果一切從自己面子的角度出發,討論問題、看問題攙雜個人得失在裡面,立場不正,就不會看得很清楚,不會講真理,結果一定害人害己。錯誤就是把客觀看錯了,結果也錯了。”[[29]]“大家如果都能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對問題的看法就容易一致。”[[30]]

陳雲真正做到了他所說的“講真理,怎樣對於老百姓有利,怎樣對於革命有利,就怎樣辦”。[[31]]一個人隻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敢於時時處處從實際出發,堅持真理,不怕個人利益受損失。陳雲就曾因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反對不切實際的急躁冒進的建設速度,在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過程受到批評。“大躍進”運動期間,他建議不要公布難以完成的高指標,后來毛澤東用“真理往往在一個人手裡”這句名言贊揚陳雲是對的。陳雲還從實際出發,為恢復受到“大躍進”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產,建議採取“分田到戶”措施,為此長期受到政治上的冷遇。不但陳雲,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想問題、做決策,都首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很少計較個人得失。他們在這方面同陳雲一樣為全黨做出了表率。例如鄧小平曾有“三下三上”的經歷。他第三次復出后主持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完全放棄個人得失,充分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歷史地位,頂住思想理論界某些人借口毛澤東晚年錯誤所刮起的全盤否定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道路的歪風。鄧小平站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立場上看問題,這是同陳雲心心相通的,得到陳雲的積極肯定和支持。如果全黨都能站在最大限度實現人民整體利益的立場上“堅持真理”,那必將如陳雲所說:“我們共產黨就將無敵於天下。”[[32]]

以上對陳雲關於黨的領導思想的三個原則作了一個簡要的概述,這三個原則層次分明,又相互貫通,組成了一個邏輯體系。第一個原則主要是有關黨的建設的問題,黨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領導核心,這就要求必須把黨建設好。第二個原則屬於具體工作層次上的問題。在這個層次上,陳雲一生從事過多方面的工作,提出過豐富的思想,其中不但有豐富的經濟思想,還有大量的關於群眾運動的思想、軍事思想、文化思想等等。第三個原則屬於方法論問題,而這又與立場相關,滲透在陳雲思想各個方面。如果說第一個原則屬於“修身齊家(黨)”的層次,則各方面的具體方針政策措施都屬於“治國平天下”的層次。這個邏輯體系,對我們今天具有多方面的啟示。

例如,從黨提出的要增強“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三個自信看。可以說,我們黨的全部自信,首先來源於第一個原理所揭示的對黨的性質的自信,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要負起對人民的責任。黨沒有自己的個別利益,全心全意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是黨的全部“理論”、“道路”和“制度”的基礎。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中,並不是不犯錯誤,而是一旦發現錯誤,一旦發現出現了偏離人民利益的傾向,黨就能靠自己的力量糾偏,回到正確“道路”上來。並且,黨會用不斷完善的“制度”來約束那些違背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和行為,用“制度”去實現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再如,從黨提出的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看。首先要把“全面從嚴治黨”作為重中之重來抓,這是全黨“修身齊家(黨)”的必修課。在此基礎上,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具體方針政策,來“治國平天下”。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則是黨提出的一個最大限度實現人民利益的目標。

讓我們深入學習、研究和宣傳陳雲思想,以及與之相關的黨和國家的偉大歷史,凝聚力量,在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而奮斗。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頁。

[[2]]《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5頁。

[[3]]《人民日報》195171日。

[[4]]《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頁。

[[5]]《陳雲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頁。

[[6]]《陳雲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頁。

[[7]]《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44頁。

[[8]]《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頁。

[[9]]《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頁。

[[10]]《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頁。

[[11]]陳雲指出:“我們的黨當然犯過某些錯誤,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糾正了。像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錯誤時期需要共產國際出面干預的情況,再也不會有了。目前,我們的黨在新的情況下能夠自己提出新的任務。我們黨能夠而且善於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見《陳雲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

[[12]]《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頁。

[[13]]《陳雲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頁。

[[14]]《陳雲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頁。

[[15]]《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頁。

[[16]]《陳雲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508頁。

[[17]]《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

[[18]]《陳雲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頁。

[[19]]《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頁。

[[20]]《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頁。

[[21]]《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頁。

[[22]]《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頁。

[[23]]《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

[[24]]《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頁。

[[25]]《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頁。

[[26]]《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頁。

[[27]]《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頁。

[[28]]《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頁。

[[29]]《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頁。

[[30]]《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頁。

[[31]]《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頁。

[[32]]《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