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與西樓會議

陳雲與西樓會議

張金才

七千人大會結束后不久，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經濟形勢問題。由於是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開的，后來被稱為“西樓會議”。陳雲在這次會議上就當時的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作了重要講話，這次講話對當時的國民經濟調整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對他后來的政治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

七千人大會嚴肅認真地對待“大躍進”以來所犯的錯誤，中央領導人帶頭檢討、承擔責任，創造了良好的民主氣氛，為貫徹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奠定了基礎。但是，會上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左”的指導思想，大家對當時財政經濟方面困難的估計仍不夠充分，認識還有待於深化。西樓會議根據七千人大會的精神，進一步對七千人大會未能充分展開討論的問題進行了討論，發現了一些在七千人大會時沒有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使中共中央認識到必須下更大的決心來進行調整。

西樓會議討論中發現，1962年國家預算收支指標，“有些收入不落實，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實際上有一個相當大的赤字”，計50億元。[1]這些情況是原來不了解的，使中央領導人感到震驚。為此，劉少奇強調：隻有暴露了問題，才好解決問題。[2]

應劉少奇的要求，陳雲在23日的會議上，就當時的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作了長篇講話。他直率地指出：“目前的處境是困難的。”他認為困難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農業在近幾年有很大的減產。1961年與1957年相比，糧食產量減少了800多億斤，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和畜牧產品減產也很多。糧食不夠吃，人民群眾肚子裡沒有油水，身上缺少衣著，這都是農業減產直接帶來的后果。

（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現在的工農業生產水平不適應。職工和城鎮人口增加過多，不僅農業負擔不了，工業也負擔不了。

（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的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一方面多發鈔票來彌補財政赤字，一方面農業、輕工業減產，國家掌握的商品少，這兩方面不能平衡。

（四）城市的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在物資少、鈔票多的情況下，出現了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夠，物價上漲，實際工資下降很多。

陳雲提出六條克服困難的重要措施：

（一）把1963至1972年的10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恢復，后一階段發展。陳雲估計農業的恢復大約要三至五年﹔在恢復階段，工業隻能是放慢速度，進行調整。

（二）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陳雲認為，這是克服困難的一項根本措施。應在1961年已壓縮城市人口1000萬的基礎上，繼續壓縮，不僅要動員“大躍進”中進城的農民返回農村，充實農業的生產力，還要動員一部分家在農村的職工“回家吃飯”。

（三）採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一是嚴格現金管理，節約現金支出﹔二是盡可能增產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價商品，品種要少，回籠貨幣要多﹔四是堅決同投機倒把活動作斗爭，在農村建立供銷社，在城市建立消費社，互相配合，經營三類物資和一部分工業品，並通過稅收、物價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場管起來。

（四）盡力保証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陳雲要求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應三斤大豆以補充營養﹔每年供應幾千萬雙尼龍襪子，以減輕市場棉織襪供應不足的壓力﹔把山珍海味等高級副食品用於高價飯館，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籠貨幣。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陳雲認為，除了增產糧食外，還要採取獎勵的辦法保証經濟作物的增產，如棉農交售一斤棉花供應二斤糧食，使棉農有足夠的口糧。國家每年都要撥出一部分鋼材、木材，制造中小農具。

（六）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方面來，並且要在國家計劃裡得到體現。[3]

劉少奇完全贊同陳雲的意見。他還建議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請陳雲再展開講一講，以便進一步統一全黨的思想。他對陳雲說：“光是你在這個會上講，我們贊成還不行，建議召開一次國務院的全體會議，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同志都了解我們的經濟情況，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4]陳雲接受了這個意見，並建議國務院會議擴大到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

2月26日，國務院召開有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的會議。陳雲在會上作了《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再次闡述他在西樓會議所講的內容。鄧力群回憶說：“會議的氣氛超乎想象地熱烈。”“陳雲同志也越講越興奮，身上出汗了，他就脫掉毛衣繼續講。”[5]陳雲的報告豐富了他在西樓會議的講話內容，並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對統一高級干部的思想認識起了更大的作用。他指出：目前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農業生產元氣大傷，恢復不可能很快。而農業生產恢復的快慢，直接影響到進口糧食、基建規模和工業生產，因此經濟工作要放在“爭取快、准備慢”的基點上。[6]

陳雲的講話，激起了強烈的反應。大家都感到陳雲的報告把問題講的很透徹，提出的措施切實可靠。據鄧力群回憶，陳雲講話時，“熱烈掌聲不斷。原本秀才們（指當時在釣魚台與鄧力群一起參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幾位同志——引者注）相約，分散入座，聽到好的段落，帶頭鼓掌。結果超出想象，部長們熱烈鼓掌在前，秀才們一直緊跟在后。那幾年，人人談困難，會會說困難。聽到陳雲同志講困難，大家的心裡踏實了，托底了。怎麼克服困難呢？陳雲同志講時沒有豪言壯語，沒有空洞承諾﹔而是條條切實，著著牢靠。大家聽后共同感到：困難可以緩解，希望就在眼前。”[7]

二

陳雲西樓會議講話，深刻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對調整國民經濟和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好轉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成為隨后中共中央出台的進行大幅度調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礎。這些政策和措施，基本上就是陳雲在西樓會議所講的內容，是對陳雲西樓會議講話的貫徹和落實。

（一）根據陳雲“把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恢復，后一階段發展”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把十年規劃分為調整和發展兩個階段。3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批發陳雲等同志講話的指示》指出：“中央同意陳雲同志關於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講話。”“陳雲同志在他的講話中說：‘把十年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經濟的階段，后一階段是發展階段。’為了語言上的一致，中央認為，今后十年，應當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調整階段，主要是恢復，部分有發展﹔后一個階段，是發展階段，主要是發展，也還有部分的恢復。有了前一階段的調整，才能有后一階段的發展。隻有這樣劃分兩個階段，才能使任務明確，步調一致。否則，大家就還隻想著發展，而且隻想著重工業的發展，硬撐著架子，不願意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不願意降低某些重工業的生產指標。”“這對於克服目前的嚴重困難，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是極為不利的。”[8]把十年規劃分為調整和發展兩個階段，這就使各部門、各地方的領導同志從“超英趕美”和“十年規劃”等框框中擺脫出來，對於集中精力搞好調整工作，起了極大的作用。正如有的同志說：“從前光講八字方針，如何貫徹執行，不明確。又要上又要下，上不去又下不來，很難辦事。思想一時明白，一時糊涂。現在分為兩個階段，先調整后發展，頭腦清醒了，從舉棋不定、無所適從的困境中走了出來。不這樣，就沒有出路。”[9]中共中央明確

（二）根據陳雲“在恢復階段，工業隻能是放慢速度，進行調整”的意見，大幅度調整1962年國民經濟計劃。在1962年3月7日至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陳雲提出1962年的年度計劃需要有一個相當大的調整，重新安排。他說：“要准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重點是‘傷筋動骨’這四個字。要痛痛快快地下來，不要拒絕‘傷筋動骨’。現在，再不能猶豫了。”[10]按照不怕“傷筋動骨”的精神，中央財經小組確定：1962年的絕大多數重工業生產指標比原計劃分別降低5%到20%。其中，煤產量從2.5億多噸降為2.39億噸，鋼產量從750萬噸降為600萬噸。經過調整，全民所有制企業在1961年減少2.5萬個的基礎上，1962年又減少1.8萬個﹔基本建設投資由1960年的384億元，1961年的124億元，減至1962年的67.6億元﹔施工的大中型項目由1960年的1815個，1961年的1409個，減至1962年的1003個﹔積累率由1960年的39.6%，1961年的19.2%，降為1962年的10.4%。[11]這些措施緩和了財政、物質供應緊張的狀況，加快了扭轉經濟比例失調的步伐，為國民經濟走出困境打下了可靠基礎。

（三）根據陳雲“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的意見，繼續壓縮城鎮人口。1960年全國城鎮達到1.3億多人，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1961年減少城鎮人口1000多萬人，其中精減職工873萬人，但城鎮人口仍比1957年多出2758萬人。[12]西樓會議后，中共中央決定繼續壓縮城鎮人口。為此，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通常被稱為“五月會議”），提出“全國城鎮人口應當在1961年年末1億2000多萬人的基礎上，再減少2000萬人”。[13]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減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減工作的意見的報告》說，從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了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了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了2800萬人。[14]這對加強農業戰線，減少工資開支和糧食銷售，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改善城鄉關系，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起了很大作用。經過全黨努力，精減任務基本完成。

（四）根據陳雲“採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的意見，增加高價商品以回籠貨幣。賣高價的商品主要有高檔煙、酒、糖果、點心以及手表、自行車和縫紉機等。當時一輛永久牌自行車，本來賣二三百元的，最高賣到1200元。[15]后來陳雲回憶說：三年困難時期，“通過炒肉片、高價糖果等，回籠貨幣60億元。”“1962年貨幣流通量達到130億元，而社會必需流通量隻要70億元，另外60億元怎麼辦？就是搞了幾種高價商品，一下子收回60億元，市場物價就穩定了。”[16]另外，中央還盡可能地安排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工業品的生產，平衡商品供應量與社會購買力之間的差額，以制止通貨膨脹。

（五）根據陳雲“盡力保証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的意見，除城市每人每天供應一兩大豆外，1962年3月7日至8日的中共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又提出“要撥一點鋼材，造一些機帆船，爭取使大中城市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魚吃，還要保証每人每月半斤豬肉，爭取明年年底再增加半斤。”陳雲指出：“這樣的問題，是國家大事，是政治問題。人民群眾要看共產黨對他們到底關心不關心，有沒有辦法解決生活問題。”[17]

（六）根據陳雲“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的意見，中共中央決定在材料的分配上，優先滿足恢復農業生產的需要，盡可能地擠出一部分原材料來增產農業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以1962年為例，在可供分配的500萬噸鋼材中，劃撥75萬噸用於農業，比原計劃增加8.5萬噸﹔在可供分配的2158萬立方米木材中，劃撥310萬立方米用於農業，比原計劃增加50萬立方米，基本上滿足了生產大、中、小型農具和維修農業機械的需要。並且把機械工業的10個企業（約5500台機床、3萬名職工）轉產農業機械。同時，增加了化肥、農藥的生產量和供應量。1962年安排的化肥供應量為540萬噸，比上年增長61%﹔農用拖拉機為12.1萬台，增長50%﹔排灌機械為679萬馬力，增長41%﹔農用汽車為10247輛，增長53%﹔農用電為18億度，增長153%﹔供應農業用的煤、燃料油等，均有較多增加。[18]這些措施對於恢復農業生產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過實行以上政策和措施，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取得顯著成效，財政經濟情況逐年好轉。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開始從極端困難的狀況下擺脫出來，出現了從下降到上升的決定性轉折。到1963年，經過繼續貫徹調整方針，工農業生產得到進一步恢復，國民經濟開始全面好轉。到1965年，工農業生產都完成和超額完成了年度計劃，人民生活有了進一步改善。國民經濟經過五年調整，已經得到全面恢復和發展。

由上可知，在這次國民經濟調整中，陳雲西樓會議講話無疑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作為主持中央經濟工作的領導人，陳雲對克服當時的經濟困難功不可沒。1995年6月13日，江澤民曾贊揚陳雲在全國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為有效地克服當時國民經濟遭受的嚴重困難做出過突出貢獻。”[19]2005年6月13日，胡錦濤在陳雲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在經濟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困難關頭，人們總是希望聽到陳雲同志的意見，他也總是能夠不負眾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時拿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20]這些歷史評價，陳雲都是受之無愧的。

三

陳雲西樓會議講話雖然對當時的國民經濟調整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卻對他后來的政治生涯產生了深遠影響。“文化大革命”期間，陳雲為西樓會議講話吃盡苦頭，幾乎每次中央全會都對陳雲西樓會議講話的所謂“錯誤”進行批判，陳雲也多次為此檢討。

自從1962年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陳雲因支持包產到戶、主張分田到戶而受到不點名批判以后，加上身體時好時差，實際上就離開了最高決策層和實際工作崗位。從那時到1966年6月，他的絕大部分日子都在外地療養。

“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夜，陳雲已感覺到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1965年6月18日，他再一次向毛澤東書面檢討自己1962年“對農業恢復速度的估計”，以及“用重新分田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便恢復農業的產量”的“右傾錯誤”。[21]12月19日陳雲應邀前往毛澤東在杭州的住所談話，就1962年對形勢看法的所謂“錯誤”問題向毛澤東當面檢討。[22]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印發了8月5日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但其中“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的話語，實際上也點到了陳雲。8月6日，陳雲不得不寫信給毛澤東並中共中央，表明自己擁護毛主席和中央所採取的方針的態度。8月10日，康生在華東組會上發言，攻擊陳雲說：“陳雲同志的思想，也是長期與主席對立的。他以經濟專家自居，自認為他的經濟學在主席之上。看看他1962年的報告，就懂得他的經濟學是什麼貨色。他隻講經濟，不講政治，他講的經濟政策，據我看只是資本主義的商人經濟而已。”8月12日，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7人擴大到11人。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主席、副主席，但以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陳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降為第十一，即最后一個。[23]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除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定外，還對陳雲進行了批判。謝富治在會上攻擊陳雲說：“陳雲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席三次叫他講話，他說沒調查沒有發言權。后來不到一個月，作了個黑報告反毛主席，反大躍進，反總路線。”“按陳雲同志的報告搞下去，不知成什麼樣子。”又說：“劉少奇抬出陳雲搞經濟小組，收拾‘殘局’，就是搞修正主義。主席沒贊成陳雲同志出來。陳雲同志搞些什麼，多賺錢賣花布、炒肉片、高價商品。陳雲同志一貫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這些東西都要清算。”[24][26]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那種政治氣氛下，陳雲不得不於10月25日、30日兩次在小組會上檢討自己建國前和建國后犯過“錯誤”，特別是1962年犯了“右傾錯誤”。[25]當講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毛主席要他發言而沒有發言的“錯誤”時說：主席要我在大會上發言，因為我不願在這樣大的會議上散布我的右傾觀點，因此，沒有講。如果要講，也隻能講那時的右傾觀點。這種不表態，實際上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另一種表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陳雲出席會議。會上，陳雲仍被選為中央委員。大會在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草案的過程中，對朱德、陳雲等再次進行了錯誤批判。陳雲在中央直屬機關小組會上發言，就自己歷史上的所謂“路線錯誤”又一次進行了檢討。接著召開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舉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陳雲自1933年以來，第一次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27]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舉行。當時正在江西做調查研究的陳雲接中央通知出席了會議。8月26日，陳雲在華東組作書面發言，就自己歷史上犯的所謂歷次“路線錯誤”，特別是1957年反冒進，1962年“夸大”暫時困難和提出分田到戶的意見等進行檢討。[28]

林彪事件后，陳雲結束在江西蹲點的生活，於1972年4月24日回到北京。7月21日，陳雲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再次對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要他講話他不講，而隔幾個星期卻在西樓會議作所謂“錯誤”報告的問題進行檢討，並請求中央根據他身體情況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次日，毛澤東批示：“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此后不久，陳雲即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協助周恩來考慮經濟特別是外貿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問題。[29]

1973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雲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但依然被排除在中央最高決策層外。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協助周恩來抓對外貿易工作。[30]1975年初，陳雲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的工作范圍，不再限於協助指導對外貿易工作，但還是沒有回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崗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

歷史是公正的。在陳雲西樓會議講話精神的指導下，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國民經濟就有效地得到恢復並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陳雲在那個歷史階段的突出貢獻，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公認的。他為國民經濟走出困境所作出的歷史功績，全黨和全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中央人事問題時，代表們再次提起了陳雲在西樓會議后的國民經濟調整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12月3日，姚依林在西北組會上發言說：“我不贊成那種‘陳雲同志一貫右傾’的說法。”“三年困難時期，陳雲同志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措施，對扭轉當時困難局面，起了積極作用。”[31]12月7日，谷牧在中南組討論時的發言中說：“陳雲同志長期戴一頂右傾的帽子。多年的實踐証明，不能給陳雲同志戴這樣一頂帽子。陳雲同志的特點是慎重，在任何情況下，對各類事情都能冷靜周密地思考，採取審慎負責的態度，從不隨聲附和。他工作抓得很細，許多事都是親自調查研究，然后作出妥善處理。例如三年生活困難時期，他親自找專家調查，每天一個人至少需要多少大卡熱量和多少蛋白質，才可以避免浮腫。經過計算，就毅然下決心給十七級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補助兩斤黃豆、一斤糖，還有一些別的措施。這種關心干部、深入細致的作風，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的所謂錯誤，就是七千人大會上讓他講話他沒講，后來在國務院小禮堂一次會上講了當時的國民經濟形勢和建議採取的措施。這究竟算不算錯誤？我的看法，那時說大話、唱高調的人太多了，能像他那樣講話的人太少了。把國民經濟形勢告訴大家，提出解決辦法，即使有些情況講得有些重了，敲敲警鐘引起大家注意，有什麼不好？這件事不能算個問題，應當恢復陳雲同志的名譽。”[32]

經過充分醞釀討論，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會議舉行期間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擬增補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12月13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代表政治局正式提出了增補中央領導人的名單，提請三中全會通過。[3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陳雲恢復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職務，再次成為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陳雲從1962年北戴河會議后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崗位，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再次成為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與陳雲西樓會議講話對國民經濟調整所作出的重要貢獻無疑是分不開的。

（本文作者：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1]《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頁。

[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6頁。

[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736—738頁。

[4]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頁。

[5]《鄧力群同志談陳雲》，《黨的文獻》2005年第3期。

[6]《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206頁。

[7]鄧力群談，朱元石記錄整理：《七千人大會到“西樓會議”》，《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5期。

[8]《陳雲傳》（下），第1309頁。

[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743—744頁。

[10]《陳雲文選》第3卷，第210頁。

[1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745、749頁。

[1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744頁。

[1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63頁。

[14]《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頁。

[15]《鄧力群同志談陳雲》，《黨的文獻》2005年第3期。

[16]《陳雲文選》第3卷，第376—377頁。

[17]《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第114頁。

[1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746頁。

[19]《人民日報》1995年6月14日。

[20]《人民日報》2005年6月14日。

[21]《陳雲傳》（下），第1355頁。

[22]《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第135頁。

[23]《陳雲傳》（下），第1358—1359頁。

[24]《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第148頁。

[25]《陳雲傳》（下），第1365頁。

[26]《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第148頁。

[27]《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第150—151頁。

[28]《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第159頁。

[29]《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第171頁。

[30]《陳雲傳》（下），第1399頁。

[31]《陳雲傳》下，第1492—1493頁。

[32]《陳雲傳》下，第1493—1494頁。

[33]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頁。

（來源：《北京黨史》2011年第1期）

來源：北京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