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和創建人之一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和創建人之一
劉 焱
周恩來是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是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優秀代表，是20世紀世界知名的偉人。他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和創建人之一。
由悼詞說起
1976年周恩來逝世后，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讀的悼詞中，根據1922年中共中央的檔案，說周恩來是1922年入黨。在此前后數十年間，中國出版的有關黨史著作、教科書和報刊文章中，對周恩來的入黨時間曾有不同說法，而對周恩來是中共發起者和創建人之一的歷史地位，卻從未有人提及。
筆者在研究工作中，查閱了大量原始資料，並於1979年11月3日和1980年7月5日兩次拜訪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詳細詢問周恩來入黨前后的情況，發現悼詞中1922年入黨的說法，與當事人的說法矛盾，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下面讓我們看看周恩來和他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劉清揚的說法。
1962年3月2日，周恩來在《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說：“1920年我去法國，還對費邊的社會主義有過興趣，但很快就拋棄了，我感謝劉清揚和張申府，是他們兩人介紹我入黨的。”在這段話中，周恩來雖然沒有明確說明自己入黨的具體時間，但從內容和語氣來看，他是在1920年12月到法國后不久，很快就拋棄了一度有過興趣的費邊主義，接著就參加共產黨的。
張申府原是北京大學講師，和中共主要創建人陳獨秀、李大釗都很熟悉。1920年8月，他和李大釗等在北京創建共產主義小組，后應聘到法國裡昂中法大學任教。出國之前的1920年9月至11月，他在上海陳獨秀家住了約兩個月。在此期間，他曾和陳獨秀一起，參與籌辦黨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的工作，到法國后仍與陳獨秀有密切聯系，常有書信來往。
1979年11月3日，張申府向筆者介紹周恩來入黨情況時說：“去法國后，因與劉清揚的關系，我與周恩來經常來往，彼此更加熟悉。1921年二三月間，我先介紹劉清揚加入中國共產黨，接著，我和劉清揚又介紹周恩來入黨。”他還說：“在此前后，通過國內關系入黨的趙世炎、陳公培又和我建立了聯系……我們五人就在巴黎成立了共產黨小組。”
又據《趙世炎生平史料》和陳公培1962年2月的回憶，他們二人在法國都是持陳獨秀的來信，分別於1921年2月和4月與張申府接上黨的關系的。
1980年7月5日，筆者再次拜訪張申府，進一步詢問周恩來入黨前后的具體情況。筆者專門提問：“是否1922年又介紹過周恩來入黨？”張申府明確回答：“我介紹周恩來的入黨時間是1921年3月，不是1922年。”
周恩來的另一個入黨介紹人劉清揚在五四運動時期就是他的親密戰友，他們同是天津反帝愛國學運的主要領導人，同是覺悟社成員，彼此非常熟悉。她曾回憶說：“張（申府）在北京時即和李大釗同志一起，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去法國之后……不久張申府介紹我，我又同張申府一起介紹周恩來參加共產黨小組。”
上述當事人的談話，証明周恩來是到法國后不久，於1921年3月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之一。
據一些史料記載：與周恩來同屬1921年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的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都被認定是1921年入黨的。例如：李維漢在《回憶新民學會》一文的注釋中明確指出：劉清揚“192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趙世炎生平史料》記載：趙世炎是1921年入黨的。陳公培則因參加進駐裡昂中法大學的斗爭，於1921年10月14日和蔡和森、陳毅等104人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他說：“我由法國回來也未履行什麼手續，即成為黨員。”
上述事實表明，周恩來與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都是1921年入黨的黨員。
要合理確定周恩來的入黨時間，正確評價周恩來在建黨中的歷史地位，還必須進一步聯系中共創建前后的有關具體情況進行考查。
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是公認的八個建黨小組之一
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在國內外建立的八個共產主義小組的基礎上創建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是公認的八個建黨小組之一，黨的幾位主要創建人和黨史界都肯定這一點。
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具體負責籌備組織召開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親自發出開會通知的李達回憶說：“1920年8月，陳獨秀等七人在上海發起了中國共產黨。”“截至1921年6月為止，共有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東京、巴黎八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李達明確稱這八個小組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把巴黎共產主義小組也稱為發起組之一。顯然，當時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這八個小組的成員都是建立中共的發起者。
毛澤東1936年和斯諾談話，在敘述了國內建黨情況后指出：“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那裡的黨的創始人當中有周恩來。”
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在回憶一大文章中指出：“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除掉在日本、法國的留學生，僑民中的共產主義小組外，隻有在上海、廣東、長沙、武漢和濟南有共產主義小組……”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1981年出版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也明確指出：“1920年8月，為了准備建立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從當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漢、濟南、長沙、廣州等地陸續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在日本和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也建立了這樣的小組。”
上述情況表明，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同其他七個小組的成員一樣，都屬於參與發起或准備建黨者的行列。因此，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建立后，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這八個小組的所有成員，都是建黨的發起者，都應該理所當然地成為1921年第一批入黨的中共黨員，這樣才合情合理。但據了解，這八個發起組的成員都被認定為1921年入黨，僅周恩來被當時的黨中央認定為1922年入黨，這是明顯不合理，也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為什麼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沒有派代表參加中共一大
或許有人質疑：為什麼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沒有代表參加中共一大？據有關負責人說，這是有客觀原因的。
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的負責人張申府回答筆者的提問時說：“1921年7月黨的一大開會前，我曾接到國內寄來的通知，在我們黨小組內討論過，因時間緊，路遠，不能回來參加，我給陳獨秀寫信談過此事。不久，我們便知道國內共產黨已正式成立了。”
張申府的這一說法，從李達的有關回憶中可以印証是符合實際情況到的。李達后來說：“1921年6月中旬，馬林和尼可洛夫兩位同志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洽談了以后，他們建議我們應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上海的黨通知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
眾所周知，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召開的，從6月中旬發出通知到正式開會，隻有一個多月，而當時從上海到法國，單程就需要一個多月，往返至少需要兩個月，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接到通知后，根本來不及派人參加會議，這是實際問題。況且中共一大前后，巴黎共產主義小組一直和黨的主要創建人陳獨秀和上海發起組保持密切聯系。一大以后不久，他們很快就知道國內已正式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還經常收到中共中央寄出的《共產黨》月刊，分給大家看。
因此，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因實際困難沒有派代表參加中共一大，不應影響其成員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入黨時間和黨員資格。
“是中共第一批黨員和創建人之一”
1983年9月中旬，筆者撰寫了《關於周恩來入黨時間問題的探討》一文，提出了與中央關於周恩來悼詞中不同的觀點，明確指出：“周恩來1922年入黨的說法，即使是組織裁定，也是不完全合理，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周恩來1921年3月，在巴黎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巴黎共產黨小組的成員，該小組是為准備和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八個共產主義小組之一。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后，周恩來與八個小組的其他成員一樣，屬1921年第一批入黨的中共黨員。”他是黨的發起者和創建人之一。因文中觀點與中央關於周恩來悼詞中的說法不同，此文發表前，1983年9月20日，筆者先致信並將此文寄給“小平同志並黨中央考慮，建議更正周恩來的入黨時間”。
10月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給筆者復信說：“您寄給小平同志的信及《周恩來入黨時間的探討》一稿已轉來我室，經研究，我們認為，周恩來同志在旅歐期間的1921年參加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經中共中央批准為中國共產黨員。”該信同時提出：“您這篇文章……可作為討論文章發表。”
1984年8月，筆者所寫的關於周恩來1921年入黨的文章在《南開學報》第4期發表后，筆者又立即寫信並將該文寄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並中共中央考慮。1985年春，中央文獻研究室秘書長朱同順面告：“你給耀邦的信和文章，已批給中央組織部和我室研究，提出意見報中央審批。現我們與中組部已組成聯合小組研究，並復印了你的文章，發每個小組成員，作為主要參考。”
1985年6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關於重新確定周恩來同志入黨時間為1921年的報告。1985年7月，《黨的文獻》和《黨史研究》第4期同時公布。同時，還發表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周恩來的入黨時間是1921年》一文，對此問題作了全面說明。
此后，全國許多媒體都報道了中共中央的這一決定，中外許多學者的有關著作都採用了周恩來1921入黨的新說法，公認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和創建人之一。
1988年，蘇聯科學院主席團委員、史學部主任齊赫文斯基院士發表《周恩來與蘇聯》一文，贊揚“周恩來在中國被公正地認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和第一批成員之一”。
1998年，原國家主席楊尚昆發表《相識相知五十年》的文章，肯定周恩來“是中共第一批黨員和創建人之一”。
（來源：《黨史博覽》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