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朱德的國家安全思想論析

作者:劉國新    發布時間:201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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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初期朱德的國家安全思想論析

劉國新

朱德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戎馬一生,在革命戰爭時期,對於如何用革命的武裝反抗反革命的武裝,做出了杰出貢獻﹔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對於如何建設強大的國防,維護國家安全,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梳理朱德的國家安全思想,是本文所做的一個嘗試。
一、國家安全的基本要義在於有一個現代化軍隊保障的國防
說到國家安全,學術界有多種解釋,但一種基本的解釋可以被接受,即國家安全是保持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防止外來力量打斷它的性質、制度和統治,能控制它的邊界,並基於合理的條件維持它與世界其余部分的經濟聯系的一種能力。[①]新中國是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經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后建立的,它突破了世界殖民體系,以嶄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體制出現在東方,在當時的國際政治秩序中以一個叛逆者的形象而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敵視,因此,新中國能否立得住,政權能否鞏固是一個根本性的大問題。鞏固政權這是我們的習慣性說法,其實,它所指的就是政權的生存問題,即所謂領土主權不受侵犯。
領土安全也稱為國防安全。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國防就是指一個國家為了保衛自己的領土主權,防備外來侵略而擁有的人力、物力以及和軍事有關的一切設施。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在長期的國內革命戰爭中鍛煉成長起來的人民武裝,主要作戰對象是本國的敵人或侵略到中國境內的外敵,因此,軍隊的性質還談不上是國防軍。新中國成立以后,新生政權直接面臨著帝國主義的軍事包圍,在此情況下,軍隊的職能從推翻舊政權變為保衛新政權,新政權所擁有的土地不是幾省交界的地區,也不是若干區域相連的根據地,而是整個國家。因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國防安全的問題也就提到日程上來了。
朱德是中共黨內較早提出國防問題的領導人也是最早提出建立國防軍的領導人。還在建國前夕黨的七屆二中的講話中他就明確地論述到:從農村轉到了城市,是個大轉變。我們的工作要適應這個大轉變。今后我們進了城市,取得了全國政權,就有了自己的國家,就要搞好國防。要實行征兵制,建立和訓練國防部隊,敵人來了就得打。[②]這短短的幾句話,包含了國家安全的基本含義:新中國要通過征兵制建立一支正規的訓練有素的國防軍。這支軍隊要能夠打擊一切來犯之敵,隻有做到這一點,國家安全才有了基本保障。這段話表明隨著新國家的建立,軍隊的建設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也講到軍隊,他講: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斗隊。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在國內沒有消滅階級和世界上存在帝國主義制度的歷史時期內,我們的軍隊還是一個戰斗隊。但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隨著戰斗的逐步減少,工作隊的作用就增加了。並且還存在一種可能的情況,“即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將要使人民解放軍全部地轉化為工作隊,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估計到。現在准備隨軍南下的五萬三千個干部,對於不久將要被我們佔領的極其廣大的新地區來說,是很不夠用的,我們必須准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轉化為工作隊。”[③]這段話強調了人民解放軍職能轉變的一面。
當然,毛澤東作為黨的主席與朱德作為解放軍總司令考慮問題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毛澤東這樣提出問題和規定任務更多的是站在接管全國政權的角度。但朱德在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之際就明確提出了國防觀念是確定無疑的。一年以后,在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的講話中,朱德進一步指出,雖然我們中國人民從來就是十分愛好和平的民族,但是為了祖國的獨立,為了民族的自由和發展,我們不得不隨時警惕帝國主義這隻瘋狗的冒險,時刻准備足夠的力量來防衛我們的領土和主權。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必須建設一支十分強大的、足以擊退任何侵略者進攻的現代化的國防軍。隻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衛已經獲得的勝利果實,才能保衛正在進行的和平建設。[④]在此后不久的幾年,朱德又在保衛祖國和平建設的后面增加了保衛世界和平的字句。
如何保障我們的國防,也就是說軍隊怎樣擔當起保家衛國的國防任務?朱德突出的強調要掌握現代軍事科學技術。1950年3月10日,他在空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旗幟鮮明地提出:“空軍能不能建設好,掌握技術是個關鍵,在一定意義上,技術決定一切”,“隻有掌握了技術,才能戰勝敵人,不然就要為敵人所打敗。”[⑤]8個月后,他在空軍參謀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目前對你們最大的要求,就是要很好地把隊伍訓練和組織起來,精心研究科學技術,並好好地掌握它,使我們一出馬就能打勝仗。[⑥]1951年7月31日,朱德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24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解放軍將要由過去單純的陸軍,而且基本上是依靠步兵作戰,過渡到具有各種現代技術裝備的陸海空軍,可以在抵抗敵人侵略時進行各兵種的聯合作戰。這在我們的建軍史上,是一次大的歷史性的轉變。為了順利地完成這個轉變,我們的部隊必須積極地學習和提高技術,各級指揮員必須學會善於掌握和使用新裝備、新兵種。全軍應該發展一個學習和提高技術的熱潮。”[⑦]1951年10月1日,在國慶2周年的典禮上,朱德在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給全國武裝力量和民兵的命令中號召:你們要警惕地站好你們的戰斗崗位,進一步加強國防建設,鞏固祖國國防。毫不滿足地認真學習,熟練掌握新的技術,學會諸兵種聯合作戰的本領,提高現代軍事科學和指揮藝術的水平,加強各種工作的計劃性、組織性和准確性,鞏固和提高軍事紀律,為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國防軍而奮斗![⑧]
如何掌握現代軍事技術?朱德認為,辦好軍校是第一項重要工作。通過軍校有計劃的教育,研究對付帝國主義的戰術,學習使用新式武器,培養軍事人才[⑨]其次是學習蘇聯先進的軍事科學。蘇聯軍隊不僅有著高度的政治覺悟,有著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而且有著能熟練掌握一切近代武器的高度軍事技巧。我們要認真學習蘇聯軍隊的這些優點,吸取蘇聯建軍經驗,進一步加強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建設。[⑩]再次是政治工作做保証。思想政治工作的一般意義在於不僅可以使技術兵種思想過硬,忠誠可靠,勇敢堅定,而且還可以保証他們把政治和技術很好地結合起來。而思想政治工作在建國初期還有其特殊意義,那就是改造從國民黨軍隊中解放過來的大批技術人員,使他們改變舊的思想和作風,發揮一技之長,彌補我軍文化基礎差,技術底子薄的不足。
朱德的國防安全思想在當時具有先進性,因為它符合世界軍事發展的最新趨勢和國際政治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戰把包括原子彈在內的各種武器都運用到了戰場上,現代化軍事裝備和現代化戰爭手段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人們眼前。我們雖然是靠小米加步槍起家的,但如果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不能及時地提出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的歷史性任務,我們的國防安全就無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政治關系當中盛行的仍然是傳統安全觀,就是說為了有效地保衛自己國家和人民的安全,必須最大限度地使自己強大起來,並且不讓任何一個敵對國家的力量超過自己,即絕對國家安全。因此,各國不光追求軍隊數量,更在乎軍隊質量,在乎新武器、新裝備和新兵種。當然,在冷戰的背景下,國家安全又以軍事集團或軍事同盟的形式出現,在這樣更趨復雜的國際安全環境中,鮮明地提出保衛國家最主要的是應有一個現代化軍隊保障的國防,要建立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正規化的國防軍,這確實是富有遠見卓識的重要主張,這一點,在抗美援朝爆發后即得到活生生的驗証。
二、國家安全防御的重點在東面,主要手段是空防和海防
楊尚昆在朱德誕辰100周年的大會的講話中指出,朱德“參與領導了空軍、海軍、裝甲兵等軍兵種的組建工作”,[11]張愛萍在紀念文章中也指出:“朱德同志親自抓了空軍、海軍,裝甲兵等軍兵種的組建工作”,[12]這是對朱德在軍隊建設上豐功偉績的歷史評價。我這裡要分析的是朱德在開國之初就如此重視空軍、海軍所反映出他關於國家安全防御重點和防御手段等的戰略思想。
國防是一個綜合概念,在它的下面,按照不同的領域可以細分為空防、海防和邊防。
中國有寬廣的陸地,又有遼闊海洋,地勢西高東低,東西經度相差61°有余,西面的邊境地帶有連片的山地和沙漠。東面瀕臨太平洋海區,有綿長的海岸線。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北方。但是,自從人類具備了征服遠洋的能力以后,中國的海岸就不再安寧,自明末的倭寇到清末的鴉片戰爭都是如此。西面有一定的天然屏障,東面不具備有利的地形。這是決定中國國家安全防御戰略的客觀地理條件。新中國成立時,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決定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當時蘇聯的疆土從北面到西面與中國接壤。印度位於中國的西南,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致電中國政府,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願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而美國從不承認新中國到軍事封鎖新中國。蔣介石退守台灣后,時刻叫囂反攻大陸,並不斷地騷擾大陸。這樣,從國家關系的角度看,是東緊西緩。這是決定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觀條件。
基於這種判斷,朱德認為中國安全防御的重點在東,特別是東南,防御的手段主要是空防和海防,並進而形成了空防安全和海防安全的思想。
1950年10月1日,朱德出席首都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一周年大會,在閱兵式的命令中,他發出了“為了保衛我們神聖的領土、領海、領空而奮斗”的號召。[13]而在此前的空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朱德就已經就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空軍做了專門的論述,他甚至用“刻不容緩”來形容建空軍緊迫感,提出“不管家務大小,困難多少,非辦好不可。”因為他認識到,有空軍才有制空權,沒有制空權的軍隊要被動挨打,沒有制空權的國家必然遭受侵略。如何取得制空權呢?朱德提出了階梯式發展的思路,即完成解放台灣、海南島的任務,做到“在一定的領海和領空上初步取得制空權”。然后,逐步地在這個基礎上建成一支完全新式的強大的人民空軍。這支空軍要“在我們所有的領海和領空上完全取得制空權,能夠擊退任何侵略者的進攻”[14]這段很有見地的講話是在新中國成立僅僅半年時間講的,它清晰地規劃出空防戰略。
對於海防,朱德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過去不是沒有海軍,但卻沒有真正的海防。朱德認為真正的海防是防衛海岸線,保衛領海。如何保衛領海?就是“把敵人消滅在海上”,[15]海軍的“防衛在海上”[16]對於海軍當前的建設和發展,朱德也有真知灼見。他認為,在初期,首先把沿海海岸各要地及島嶼的防御工事、防御設備建立起來,把各基地組織起來,不能單從打台灣打算。[17]其次,海岸炮兵在海上作戰中有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海岸炮兵要有堅固的永久的堡壘,海岸炮兵和陸戰隊應當修筑最堅固的永久性的國防工事。[18]第三、在海軍還不可能有大的登陸艇、大的戰斗艦和航空母艦的時候,可先造魚雷快艇、掃雷艇、潛水艇、巡邏艇等小艇﹔在戰略上採取防御的方針。但不是單純的防御,要以攻為守。快艇、潛艇配合飛機、大炮作為攻防作戰最有力的武器,依靠堅固的海防工事殲滅來犯之敵。[19]更為珍貴的是,朱德很早就認識到海軍航空兵的作用。1951年8月30日,他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空軍應有20%是海軍空軍,其作用在於航海、布雷、偵察、戰斗、給艦艇和海岸炮兵以空中掩護。海軍空軍應是專職的,陸上空軍不熟悉海上情況,到海上多迷失方向。[20]
新中國的主要威脅來自海上,不等於可以疏於邊防。對於邊防,朱德也有獨到的論斷,主要體現在:第一、認為邊防問題既是反侵略問題﹔第二、認為陸地作戰不再會是游擊戰那樣的山地作戰,而是在東部大片地區的現代化戰爭。
朱德在宏觀上講過“中國地方寶貴,寸土都要保護”[21]這樣的原則性論述,也講過“我們的祖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有漫長的國境線和海岸線。這些地方,是我們國家的門戶,殘余的蔣匪和帝國主義派遣的間諜分子,不斷地在這些地方竄擾或潛入我國進行破壞活動。我們應該時刻提高警惕,很好地捍衛我們的邊疆,粉碎敵人的陰謀。”[22]但他更多的是在講大邊防。簡單的邊防沖突並不威脅到國家安全,而一旦發生戰爭,就絕不會局限在邊境地區,很可能是一場大規模的現代化的侵略戰爭。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是不行的,而這支軍隊如果不是現代化的軍隊,它就稱不上強大。戰爭年代的“小米加步槍”的模式已經不能適應保衛東方大國的任務。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由戰爭的對手和時代特點決定的。朱德透過抗美援朝戰爭,及時地看到我們的潛在對手是美帝國主義,而二戰后的世界軍事、政治發展決定了戰爭的形態是海、空、炮、坦、工“諸軍兵種的聯合作戰”。[23]“美帝國主義在戰爭中一定會使用飛機,主要是打我們的后方,使用海軍在各口岸登陸、搗亂”,它不可能再有日本侵華的戰術,“它必然用優勢的空軍破壞我們的后方,破壞工業生產,破壞我的供給” [24]的特點,因此,不應滿足於長期以來同帝國主義打仗的經驗。過去是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現在的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如果它來打中國,“當然不會在山上與我們打,那一定是在東北、華北、華東、浙江以北地帶使用大量的大炮、坦克、飛機與我們作戰。我們研究戰術,就要研究用什麼武器打什麼敵人,如何對付敵人登岸,如何在平原打仗,如何才能收到應有的效果。”[25]
三、朱德國家安全思想評述
1.朱德國家安全思想形成的歷史依據和理論依據。朱德年青時就懷有一顆愛國心,1909年辭去教師職務步行70 余天到雲南,就是因為“問題非得救國不可。那時候雲南靠近邊疆,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防地帶”[26]。民主革命風雲際會,朱德參加了辛亥革命和討袁之役,成為傳奇式的英雄人物。十月革命后,他毅然放棄高官厚祿,歷經曲折,尋找共產黨。當他遠渡重洋,在德國由周恩來介紹入黨后,他就始終以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姿態,戰斗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最前列。他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共同奮斗,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可歌可泣、氣勢磅礡的反帝反封建斗爭,最終贏得了民族獨立和解放。在這一過程中,朱德朴素的愛國主義情懷升華為對民族、對國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新中國成立的前夕,朱德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言時說:“我今天向大家:保証:我們一定堅決地這樣做,一定要建立一支統一的、現代化的、政治上堅定地為人民服務的強大的人民軍隊,隻有這樣的軍隊,才能充分有效地保衛我們的偉大的祖國和人民”,“對於國內來說,我們的軍隊決不允許任何反革命分子繼續破壞搗亂,危害人民利益。對於國外來說,我們的軍隊決不允許任何外國侵略者侵犯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寸土地。”[27]這種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構成朱德國家安全思想的核心。
朱德大半生魂系疆場,縱橫馳騁,運籌帷幄,決勝千裡,是“擘畫軍事,駕御戰爭的偉大能手”,[28]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軍事統帥的超人膽略和卓越才能。在長期的軍旅生涯中,他研讀兵書,手不釋卷,熟諳古今中外兵法,創造性地運用到戰爭實踐中。對於毛澤東軍事理論,更是悉心鑽研,因而具有深厚的軍事理論修養。他從士兵干起,身經百戰,又具有極為豐富的戰爭實踐經驗。這就使他對於戰爭、戰場、戰略形勢有著獨到的理解,對於世界軍事大勢和國家政治關系有敏銳的感知,這些決定了他能及時捕捉到在冷戰背景下軍事斗爭的主要特點和軍事較量的主要手段,從而指導我軍不失時機地“由過去軍事建設尚處於比較低級的階段進到掌握現代軍事科學技術的高級階段”。[29]1950年3月10日,離朝鮮戰爭爆發還有100余天,離抗美援朝還有7個多月,朱德就論証了空軍在保衛國家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証明了這一點。這構成朱德國家安全思想關於安全形態和安全手段的重要內容。
朱德關於“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 [30]的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用兵方法,關於“無論大兵團、小部隊,在進攻中每一個動作,都要選定主要突擊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這一方向來決戰”[31]的戰略戰術原則成為朱德國家安全思想戰略防御重點的思想基礎。
2.朱德國家安全思想的評價
朱德關於國家安全問題並沒有很系統的論述,因為從客觀上說國家安全問題形成一套理論是實踐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先驗的產生出來的。新中國誕生以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開始治國理政的新征程。對於什麼是國家安全,怎樣解決國家安全,涉及國家安全的方方面面的關系如何處置等等都還在治國實踐中摸索,在執政環境中體會,完成從大規模的戰爭狀態到有序的和平建設這種大范圍的角色轉換是要支付時間成本和學習成本的。從主觀上講,朱德從建國后的第二個月就開始擔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不再專事軍隊工作,盡管他仍時刻關心軍隊建設,但畢竟有所不同。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決策,他不主管經濟工作,仍提出過不少有創見的而又切實可行的主張和建議。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關於軍隊的論述卻越來越少。所以我這裡只是講]使用了“朱德的國家安全思想”的概念,沒有用“朱德的國家安全觀”的概念,而且隻局限在建國初期這一時段。
盡管如此,朱德關於國家、軍隊以及軍隊如何適應新形勢出色有效地擔當起國家安全責任作出了許多精彩的論述,有不少觀點帶有預見性和准確性,閃耀著珍貴的理論價值的光輝,本文只是作了一點歸納和提煉。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朱德的國家安全思想會得到更好的闡述和表達。

[注釋]
[①] Harold Brown, Thinking about Nathional Security,Westview Press,1983 p4.
[②]《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23頁。
[③]《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6頁。
[④]《英雄模范的光榮任務》,《人民日報》1950年9月26日。
[⑤]《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空軍》,《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717、718頁。
[⑥]《朱德年譜》,第343頁。
[⑦]《人民日報》,1951年8月1日。
[⑧]《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日。
[⑨]《辦好軍校是建設軍隊的第一項重要工作》,《朱德軍事文選》,第801-804頁。
[⑩]《學習蘇聯的先進軍事科學》,《人民日報》1950年2月23日。
[11]楊尚昆:《在儀隴紀念朱德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四川日報》,1986年12月4日。
[12]張愛萍:《朱德總司令與國防現代化》,《回憶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年版,第331頁。
[13]《朱德年譜》,第349頁。
[14]《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空軍》,《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717頁。
[15]《建設海軍,保衛海防》,《朱德軍事文選》,第798頁。
[16]《蕭勁光回憶錄》(續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27頁。
[17]《蕭勁光回憶錄》(續集),第27頁。
[18]《建設海軍,保衛海防》,《朱德軍事文選》,第799頁。
[19]《建設海軍,保衛海防》,《朱德軍事文選》,第800頁。
[20]《加快建設海軍的防衛力量》,《朱德軍事文選》,第796頁。
[21]《蕭勁光回憶錄》(續集),第27頁。
[22]《在公安部隊功臣模范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朱德軍事文選》,第821頁。
[23]《技術在裝甲兵建設中的決定作用》,《朱德軍事文選》,第817頁。
[24]《辦好軍校是建設軍隊的第一項重要工作》,《朱德軍事文選》,第802頁。
[25] 同上。
[26]《朱德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0 頁。
[27]《人民日報》,1949年9月25日。
[28]徐向前:《民族的驕傲 人民的光榮》,《回憶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頁。
[29]《在軍事學院舉行國家考試時的講話》,《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26頁。
[30]《論解放區戰場》,《朱德選集》,第168頁。
[31]《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朱德選集》,第14頁。

(作者劉國新,當代中國研究所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主任,研究員、博導)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