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務實清廉的典范——周恩來
為民務實清廉的典范——周恩來
——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15周年
金延鋒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圍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民務實清廉，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無數優秀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方面都作出了表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總理周恩來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2013年3月5日，是周恩來誕辰115周年，值此紀念之際，本文擷取周恩來在浙江為民務實清廉的幾個片段以饗讀者。
心系社稷，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
周恩來熱愛故鄉浙江，解放后他28次到浙江，主要是兩大工作：一是參加毛澤東主席在杭州召開的各種重要會議，向毛澤東匯報重要工作，起草重要文件等﹔二是陪外賓參觀考察。但無論是哪方面的工作，周恩來總是抽時間找浙江的干部談話，了解情況，指導工作﹔到基層去調查研究，了解民情。他對故鄉的人民、故鄉的土地，懷有深厚的感情。這份感情，充分體現在他對浙江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關心上。
1957年3月24日，周恩來應浙江省委邀請，在杭州人民大會堂廣場上為省市機關、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在杭大專院校的干部群眾一萬多人作報告。這是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回到故鄉。站在簡陋的報告台前，周恩來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向大家講述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和任務。周恩來指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執行4年多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個巨大任務，就是要好好利用國內外的形勢和有利的條件，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艱苦奮斗，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工業國。周恩來就如何完成這一任務，詳盡闡述了正確處理農業與工業、重工業與輕工業、積累和消費、生產和生活的關系。周恩來指出：我們國家的建設，擴大農業基礎是首要的任務之一。我們如果不把農業這個基礎搞得更好，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所需要的糧食就會感到不夠。現有的耕地是有限的，這就迫使我們首先要把農業搞好，真正能夠提高生產。這是一件艱巨的工作，是五萬萬多農民的工作，是全中國人民的工作。在談到生產與生活的關系時，周恩來指出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工資改革要有利於穩定農業勞動力，二是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的差距要縮小。還指出改善人民生活隻能在增加生產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進行。
周恩來常常告誡浙江省領導：黨和政府最重要的一條是，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依靠和相信群眾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周恩來特別重視浙江的農業，更關心糧食生產，對糧食的購銷調存，都指示得很具體。每次到浙江，總是對省領導說：“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不到一畝，要讓老百姓吃飽飯，一定要搞好農業。”“老百姓有飯吃，社會才會穩定，國家才能從事建設。”
解放前，浙江是缺糧省，糧食靠省外調入。解放后，由於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單位產量逐步提高，糧食不僅自給有余，還年年上調中央。三年困難時期，由於受災和產量不實，出現糧食不夠吃，直至餓死人的現象。周恩來知道后，非常重視這個問題，親自作了調查。1960年，周恩來陪外賓到杭州，聽駕駛員反映糧食不夠吃。在歡迎外賓的晚會上，他問一個家住上虞縣的青年文工團員，家裡糧食究竟夠不夠吃，這個演員也說不夠吃。周恩來為這件事又專門到蕭山調查研究，找生產隊干部問產量有多少，自己分多少，縣裡給留多少，口糧和飼料夠不夠吃，逢人就問。情況搞清了，周恩來就召集省領導談話，分析研究這個問題，並要求省領導要作具體調查看看農民手中究竟還有沒有糧食。周恩來回北京后，又把浙江主管農業的副省長霍士廉找去，算了一筆全國各省糧食上調的賬，表揚浙江作了貢獻，上調17億斤確實多了些。為了讓老百姓吃飽飯，可以少調兩億斤。這在當時國家糧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很不容易的。這足以說明，周恩來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堅持實事求是，對人民有深厚的感情。這件事深深觸動了浙江省領導，他們感到：當領導的一定要時刻把人民的冷暖記在心上。
新中國成立后，公安警衛工作也受蘇聯影響，有些神秘化孤立化，對保衛首長的辦法，更有點特殊化。如首長外出時要加派隨衛車，所到公共場所要布置現場警衛，住專樓別墅等。周恩來對此很有意見，認為這不僅浪費國家錢財，而且把領導和群眾隔離開來。他不許前呼后擁地跟隨他。他強調：“跟他們講，我不要這一套，像這樣還怎麼接近群眾？嚇也嚇跑了，影響很不好嘛！”周恩來到杭州就不住專樓別墅，隻住杭州飯店的一個房間，外出隻用一輛車，隻限一人隨衛，所去公共場所不讓群眾回避，說：“公園是大家的，大家都可以玩，不能我們一來，就不見群眾了。”
1957年，周恩來陪外賓到杭州。在樓外樓舉行宴會的這一天，原決定停止二樓餐廳的營業，在請示周恩來時，他沒有同意。這一天，將近中午12點鐘，周恩來陪同外賓剛登上二樓，在二樓餐廳吃飯的顧客中，有人認出了周恩來，高興地叫了起來，顧客們刷地站了起來，餐廳裡響起一陣陣熱烈的掌聲和“周總理好，周總理好”的問候聲。周恩來向大家招招手，示意不要鼓掌，並請大家坐下。隨后，周恩來走遍餐廳20幾張桌子，一一和顧客握手，一會兒站著跟他們交談，一會兒俯下身聽他們說話，好一陣子才離開二樓餐廳。
1960年12月，周恩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到杭州訪問。時值冬天，西湖邊游客不多，挖泥船便整日作業，清挖湖底淤泥。杭州飯店領導和警衛人員考慮到周恩來白天陪外賓，晚上又要辦公至深夜，怕周恩來休息不好，於是就通過有關部門讓挖泥船晚上暫停工作。挖泥船停工的這天深夜，周恩來很快察覺到這個情況，就派人把飯店領導叫去，告訴說不要讓挖泥船停下來，“別因為我住在這裡就搞特殊化。你們不要管我，我能睡得好。”
1968年8月28日下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出席全國衛生會議和全軍衛生工作會議的170多名代表。在這170多名代表中，有四位特邀代表，其中一位就是來自浙江省永康縣的“赤腳醫生”林壽謙。周恩來與林壽謙交談時，了解到永康農村還沒有醫生，周恩來說：“永康離金華120裡，沒有鐵路，能通汽車，不算偏僻，文化還比較發達的，交通也比較方便。這樣的大隊也沒有醫生，可見農村醫生之缺。”周恩來還說：“農村醫生要綜合的，要會中醫又會西醫，中藥、西藥都要懂，要會內科、會外科，女醫生還要會接生。醫生要多面手，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要把群眾的智慧集中起來，系統化、理論化，加以提高。醫藥不能分家，醫生要會用藥。光開刀，不懂藥，照書本開藥，那多危險！” 周恩來對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關切，溢於言表。
周恩來就是這樣，時刻把人民放在心裡，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
實事求是，從浙江實際出發指導浙江建設
浙江地處東南沿海，解放前，國民黨黨、政、軍基礎比較強。解放后，浙江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處於重要的地位。黨中央、國務院很重視浙江，特別是周恩來，他非常關心浙江，從浙江的實際出發，指導建設浙江。
周恩來認為搞好浙江經濟的關鍵，在於搞好農業，重要的是要解決水利和肥料問題。他提出浙江人均半畝水田，達到一人一天一斤糧，就要做到旱澇保收，興修水利，提倡養豬，種植綠肥。
為了保証浙江工農業生產更好地發展，周恩來親自批准浙江興建新安江、富春江水電工程。1959年4月，周恩來還視察了正在興建的新安江水電站並親筆題詞：“為我國第一座自己設計和自制設備的大型水力發電站的勝利建設而歡呼！”同時，又要求浙江用自己的錢，依靠和發動群眾，因地制宜大力發展小水電。這一切都深深凝聚著周恩來對浙江建設發展和人民至微至深的關懷。
周恩來要求浙江省領導要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抓農業時，要注意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在抓肥料和發展畜牧業方面，周恩來既支持浙江搞衢州、溫州、湖州、杭州、桐鄉等大中型化肥廠，又鼓勵浙江發動群眾養豬種綠肥，提倡一畝地一頭豬，發展畜牧不全用糧食，大種革命草、水葫蘆，種好苜蓿、草籽。
有一次，霍士廉副省長陪周恩來去紹興鑒湖，漁民反映缺乏魚飼料。后來周恩來到了上海、江蘇，也反映飼料買不到，太湖魚少了。他很關心這件事。給浙江打電話，親自批給浙江一部分糧食，解決魚飼料問題。還有一次，周恩來到余杭縣調查，他走進一個村庄后，看了好幾家農戶的豬圈和糞池，找了七八位農民座談，算養豬是否有利的具體賬，鼓勵和調動農民養豬的積極性。他說豬渾身都是寶，要發揮養豬積肥、吃肉和利用皮、毛的綜合效益。他對養豬生產非常精通，賬算得十分仔細精確，使大家心悅誠服。在周恩來親自指示和具體幫助下，浙江的養豬事業發展很快，一度達到三人兩頭豬。
杭州梅家塢是周恩來去得最多的地方，他十分關心梅家塢的茶葉生產，關心茶鄉建設。每次到梅家塢，周恩來都要叮囑合作社干部：能種茶的地方盡量種茶，但要兼顧樹林﹔宜養林的地方要養林。1958年1月的一天，周恩來親自到梅家塢召集合作社的干部和茶葉技術員開座談會，了解生產和建設情況，幫助梅家塢規劃發展藍圖。周恩來對梅家塢的生產和建設談了許多具體的看法。他說：梅家塢應以茶葉為主，發展多種經營﹔農村要發展家庭畜牧業，要把家庭養豬和集體養豬結合起來﹔要關心社員生活，改善住宅，規劃村庄﹔要辦好學校，改善一系列福利措施﹔要勤儉辦社，勤儉持家﹔茶園要向電氣化、機械化發展﹔要搞好衛生工作。這次座談會整整開了4個多小時。會后，梅家塢人把周恩來的談話要點整理為12條，並根據這12條來規劃和發展梅家塢。
1957年12月17日，周恩來到浙江省農科所視察。他仔細看完每個實驗室后，顧不上休息和吃中飯，又來到了省農科所的試驗農場，他要親自看看雙輪雙鏵犁在南方的使用情況。雙輪雙鏵犁是從國外引進的農機具，原本是想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減輕農民勞作的負擔。但這種雙輪雙鏵犁適合北方旱地使用，所以推廣很快，在以水田為主的南方卻推廣不開，使得大量產品積壓起來。因此，1956年5月和7月，周恩來曾兩次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雙輪雙鏵犁的問題。同樣，浙江省也對推廣使用雙輪雙鏵犁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意見。所以周恩來要親自到田頭看一看，雙輪雙鏵犁在南方到底能否推廣。浙江省農科所根據浙江以水田為主的實際，對雙輪雙鏵犁進行了改進，比舊式木犁提高工效兩倍多。周恩來聽了很高興，又詳細詢問了改進后的雙輪雙鏵犁有哪些優點，還存在著什麼問題？使用面積多少？農場裡還有哪些新式農具？農場工人們是否都願意使用等等問題。回到杭州駐地后，他向正在杭州召開六省市黨委第一書記會議的毛澤東主席匯報了浙江省農科所大膽改進雙輪雙鏵犁的事，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1958年1月5日，毛澤東親臨省農科所觀看雙輪雙鏵犁的操作表演，並親自扶犁耕田，試用了這台改進的農具。
周恩來作風民主，堅持實事求是，鼓勵講真話。周恩來常對浙江的領導說：我們與群眾隔了幾層，情況了解不多，不給我們講真話，我們更不了解下情，就會瞎指揮。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有位領導到浙江，見庄稼長得不錯，而產量報得比毗鄰省低，便批評浙江右傾。華東幾省在上海開會，上海局的領導也說浙江糧食產量報低了。為了摸清情況，浙江省領導專門到下面作了調查，然后向周恩來匯報，認為浙江糧食產量統計數字基本可靠。周恩來聽后，認為浙江堅持實事求是，鼓勵浙江寫個報告給上海局。后來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指示各地在調查統計時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
“發展生產必須依靠人才，教育是立國之本，經濟發展最終要靠科技，農民要有文化。”周恩來經常對浙江省領導強調這種因果關系。他還說：“浙江是文物之邦，一定要發揮這個優勢。”他對浙江的文教科技事業極為關懷，支持和親自批准把浙江大學改建成為全國重點綜合性的理工大學，批准新建杭州大學，為浙江的社會主義建設培養和輸送人才。
在周恩來的悉心指導下，浙江的經濟社會建設發展較快，也創造了許多被毛澤東、黨中央推向全國的經驗。
兩袖清風，為國家用好每一分錢
周恩來身居高位，但他從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謀取私利。他一生廉潔，始終保持和發揚了黨的艱苦奮斗、艱苦朴素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一身正氣，嚴以律己，是克己奉公的典范。
周恩來到杭州后基本上都住在杭州飯店，而且堅持同隨身工作人員一起住普通的內賓客房，與接待外賓的貴賓樓分開。他每次到杭州來，總是自帶鋪蓋和洗漱用品。雖然他住的飯店都配備了這些東西，但他從來不用。他對杭州飯店的領導說：我們要為國家用好每一分錢。周恩來在杭州時，一般都不單獨用膳，總是堅持與隨行人員一起吃。會議期間，堅持與會議人員同吃同住。除了宴請外賓外，他從不吃盛筵美酒，從不對下榻的飯店提任何要求，而且還再三囑咐他們菜要搞得少一點，“不要超支，多了浪費。”他自己點菜，隻要霉干菜蒸肉、芋艿、臭豆腐等就行了。
1963年1月，周恩來痔瘡發作，中央讓他到杭州療養，但他還帶病每天堅持工作至深夜，也從不吃夜點心。工作人員看到周恩來工作實在太辛苦，就暗地裡讓廚師在給他炒的菜裡多放點肉絲。細心的周恩來發現后對他們說：“這盤菜太多了，這次吃不完下次再吃。”結果這盤菜果真吃了兩餐。不僅菜是如此，甚至連一塊霉豆腐早餐吃不完的話，也不准廚師倒掉，要放起來下次再吃。
更令人難忘的是周恩來那喝茶的規矩。他不抽煙，僅是喝杯茶，但一上午隻准泡一杯。接待外賓時，泡好了茶，若要離開，他就端起茶杯說：“這杯茶我帶去，還可以喝，不要另外泡了。”有時茶沖了一二次水就得離去時，他就把杯裡的茶葉也吃了，說倒了可惜。
周恩來公私分明，嚴以律己，在浙江留下許多美談。周恩來是有名的大胡子，每天早上都要刮。杭州飯店內設有理發室，周恩來刮胡子，每次都自己付費。理發師傅告訴他：經理吩咐了不收費。他不同意。經理又對他說：這是兩位省委書記說的不要收費。他還是不同意，說：“就是省委定的，我也要付錢。”他認為在公私關系上，不能“不拘小節”。他每次離開飯店前，總是再三囑咐衛士長把這裡住的、吃的、洗衣、理發等一切費用按規定結算清楚，不能少算了。1957年，周恩來陪蘇聯伏羅希洛夫主席到杭州，正值新茶上市，他關照送伏老兩斤茶葉，並堅持要自己付錢，說：“以我名義送的茶葉，錢一定要我自己付，不能由公家報銷。” 周恩來還曾對省委領導說：“以后哪個中央領導同志來也不要送土特產，如本人需要，你們可以代買，錢照付，送禮不是好風氣。”
1973年9月16日，周恩來在杭州樓外樓菜館 “三付餐費”的佳話，更是流傳至今。那天，周恩來工作到下午近兩點，路過樓外樓便進去吃中飯。當時點了西湖醋魚、干菜肉、霉千層等幾個菜。飯后，周恩來叫秘書結賬。結好賬后，周恩來問付了多少錢，當知道菜館隻收了10元多一些時，就對飯店師傅說：“那麼便宜，那不行。”並對秘書交待，再去加錢，要按市價付足。這時師傅表示再收5元，周恩來又說：“不夠的，不要騙小孩那樣，你不收足錢，我就不走了。”師傅隻得又收下了10元錢。可是，當周恩來走后一個多小時，杭州機場給樓外樓打來電話，說是周恩來上飛機前留下10元錢，補付今天午飯錢。原來周恩來乘飛機起程回北京前，唯恐樓外樓沒有收足錢，又拿出10元錢，托省接待處的同志轉交。周恩來先后3次共付了30多元錢。而實際上，樓外樓按照市價一樣一樣細算，總共才19元多一些。樓外樓於17日給周恩來詳細地寫了一個報告，附上菜價清單，把多收的錢一起請有關部門的同志帶交給周恩來辦公室。
1962年春天，周恩來到杭州開會。當時南方的青菜正上市。返回北京時，杭州交際處的同志把兩筐蔬菜送到了飛機上，並再三向周恩來的衛士長解釋，這兩筐菜不是送給總理的，是帶給中央首長吃的，而且也不是白送，發票都已經開好了。衛士長隻好付了錢，把菜帶回了北京，轉給了供應處。供應處給每位領導人家中都分了一份，也是收錢的。衛士長把周恩來的那一份拿了回來。周恩來看到這些蔬菜時，很生氣。衛士長向周恩來講明情況，並告訴他已經付了款。周恩來一聽更生氣了，說：“付了錢也不行！我問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這樣的菜？”周恩來十分嚴肅地教育說：“這樣做，會造成不好的政治影響。你們想想，總理和市民都是一樣的人，我要不當總理就沒有這個優越條件，就享受不到這種特權。” 在周恩來的心目中，他和市民應當平等，不可特殊，這是多麼高貴的品德！
新中國成立后，身為一國總理的周恩來，對故鄉紹興一直非常關心，對紹興鄉親始終念念不忘。1956年，一位周家族叔獨自到北京找周恩來。想叫周恩來給他在北京安排一個好的工作崗位。周恩來教育他說：“工作要到紹興自己去找，北京不能安排。共產黨干革命，不能搞裙帶關系。”之后，周恩來出錢，給他買了回程車票和招待所的幾天餐券，要他好好回原地參加勞動。為這件事，周恩來專門寫了《告親戚朋友書》，即10條家規：
一、晚輩不能丟下自己的工作專程去看望我。
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費，沒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費。
四、看電影（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准用招待券。
五、不准請客送禮。
六、不准動用公家車子。
七、個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辦。
八、生活要艱苦朴素。
九、任何場合都不要講出與我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來不僅嚴格要求自己，而且還絕對不允許自己的親屬有絲毫特殊。他一生廉潔奉公，兩袖清風，在他身上，處處閃耀著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燦爛光輝。
(作者為省委黨史研究室（省委文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來源：《浙江日報》2013年03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