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朱德早期軍事生涯與南昌起義革命火種保存的研究
關於朱德早期軍事生涯與南昌起義革命火種保存的研究
蒙秀瓊
〔摘要〕1927年10月，當南昌起義軍余部在贛南瀕臨絕境時，是朱德率部脫離險境，從而保存了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朱德何以能擔當危急關頭保存革命火種的重任？本文從朱德早期軍事生涯這一視角考察了朱德能保存革命火種的原因：在早期軍事生涯中，朱德歷煉了堅定的革命信念和頑強的革命意志、探索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積聚了豐富的人脈資源、儲備了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和不斷創新戰略戰術的能力，為革命火種的保存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正確的革命方向、有利的外部條件和強有力的軍事保障。
1927年10月，南昌起義軍余部轉戰到贛南。當時天寒地凍，雨雪紛飛，后有敵軍追擊，前有民團滋擾，部隊又無軍需給養補充，士氣低落，人心渙散，逃跑者眾，隻剩下七八百人，師團政治干部僅剩陳毅一人，部隊瀕臨絕境。在此危急時刻，南昌起義的領導者中，朱德登高一呼，“願繼續革命的跟我走”，他以堅定的革命信念和頑強的革命意志，以“隱蔽北進、穿山西行、直奔湘南”的正確戰略抉擇，以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將這支瀕臨絕境的部隊帶出險境，從而保存了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朱德何以能擔當起危急關頭保存革命火種的重任?本文力圖從朱德早期軍事生涯這一視角，來考察其能保存革命火種的原因。
一、朱德胸懷救國救民的遠大理想，在早期軍事生涯中，歷煉了堅定的革命信念和頑強的革命意志，為保存革命火種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
1909年，朱德懷著“從戎救國”的志向，從四川千裡跋涉來到昆明，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同年參加同盟會，開始其早期革命生涯。朱德曾回憶說：“我一心一意投入到講武堂的工作和生活，從來沒有這樣拼命干過。我知道我終於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國於水火的道路……”〔1〕
1911年10月，朱德參加雲南辛亥革命——重九起義，率部攻打總督衙門。11月中旬，朱德率隊參加了雲南軍政府援川軍事行動。1913年夏，朱德因在雲南辛亥革命和援川戰斗中指揮有方，戰功卓著，升任營長，率部鎮守雲南邊境的臨安（今建水）、開遠、蒙自、個舊一帶，常年與帝國主義殖民軍和當地土匪作戰。1916年初，朱德參加護國戰爭，率部入川，屢建戰功，成為威震全國的滇軍名將。
1917年7月，護法戰爭爆發。川、滇、黔各軍首領借護法之名爭權奪利，混戰不止。面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朱德認識到：“天天打仗不是個辦法，老百姓太苦了，作為軍人也不能這樣盲目地打下去。”〔2〕1918年，朱德提出“撤回部隊、還政於民、川滇和解”等主張，〔3〕但遭到唐繼堯拒絕。朱德對舊民主主義革命大失所望，“陷入了一種懷疑和苦悶狀態，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4〕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也給朱德帶來了新的希望。他曾回憶說：“我已親身認識到用老的軍事斗爭的辦法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學習俄國的新式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法，來從頭進行革命。”〔5〕經過勤奮學習、深入的思考，再加上五四運動初步顯示了中國民眾的力量，朱德對舊民主主義革命徹底失望，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2年，朱德拒絕了軍閥楊森的師長之位，婉拒了孫中山要他重聚滇軍的建議和10萬大洋的軍費，決定遠渡重洋，留學德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他曾對孫中山說：“歐洲已經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運動。這是一種新興的社會力量。去研究這個新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運動，對我們中國革命會更有好處。”〔6〕同時，他在北京、上海兩地四處尋找中國共產黨，在入黨請求被陳獨秀冷拒后，卻並不灰心，1923年在德國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立志終身為黨作軍事運動。
從上述歷程可見，朱德胸懷祖國，決心救國救民於水火，矢志不移。這正是朱德在早期革命生涯中不斷革命，永不停息，參加了當時在中國發生的幾乎每一場重大革命運動，在認識到舊民主主義革命不能挽救中國后毅然轉向馬克思主義，拋棄高官厚祿，歷經曲折艱難，尋找、參加中國共產黨，並堅定不移地跟黨走的精神動力。這種動力，催生了朱德堅定的革命信念和頑強的革命意志，並成為南昌起義軍余部瀕臨絕境時，他感染鼓動部隊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強大精神支柱。
1927年10月，當南昌起義部隊瀕臨絕境時，他滿懷革命必勝信心，精辟地剖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繼續向前發展的光明前景，朱德指出：“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國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1917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也會有個‘1917年’的。隻要能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7〕朱德強調中國革命必然要向前發展，“因為中國軍閥的軍閥性、買辦性、封建性，他們之間不能協調，他們自己打起來，就不會追我們了，我們就可以發展了”。〔8〕朱德的話令人信服，感人至深，為部隊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使部隊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增強了凝聚力，堅定了革命必勝的信心。在其感染和鼓動下，經過著名的“贛南三整”和犁鋪頭休整，部隊終於挺過難關，發展壯大起來。
二、朱德在早期軍事生涯中不斷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為保存革命火種選擇了正確的路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自從參加革命以來，朱德就在不斷的軍事實踐中思考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辛亥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的相繼失敗，他開始思索中國革命的新出路。留學歐洲期間，他一邊積極組織領導留學生黨支部活動，一邊考察研究歐洲工農運動。在詳細地研究了德國由工農組成的“紅色前敵”的組織形式和人員情況后，他說：“看來，革命要取得成功，第一要有人民的軍隊，第二要有人民群眾的支持。”〔9〕因此，留歐歸來，朱德已有了中國革命須與工農運動相結合的初步思想，並在實踐中開始重視工農運動。
1926年，朱德在楊森部工作期間，與陳毅一起組織發動萬縣工農商學兵婦各界數萬群眾參加反英暴行大會和示威游行，憤怒聲討英帝國主義的罪行。1927年，在江西南昌任第3軍軍官教育團長和南昌市公安局長時，“為了在思想上武裝農民，朱德同志曾給農民運動訓練班的學員講過課。為了從實力上武裝農會，朱德同志曾派軍官教育團的同志給農訓班送去大批槍支彈藥。另一方面，為了提高軍官教育團學員的思想覺悟，朱德同志又請農訓班的同志到教育團講課。在這個互相學習的過程中，軍官教育團和農民訓練班的學員，在政治、思想、軍事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10〕但上世紀20年代的中共中央在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上，仍然因襲十月革命和北伐戰爭的經驗，主張走以攻打中心城市為主要目標的城市革命道路。朱德曾回憶說：“那時候黨中央的政策不想打游擊，而是想搞城市起義。”〔11〕
南昌起義軍南下轉戰途中，在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系、部隊瀕臨絕境之際，朱德本著實事求是、善於總結、敢於創新的一貫風格，獨自探索中國革命的嶄新道路。1927年10月7日，在得知南下潮汕的主力失敗后，朱德在廣東饒平的茂芝召開了干部大會，經過討論，決定了“隱蔽北進、穿山西行、直奔湘南”的正確戰略抉擇，這標志著朱德在實踐中已突破了當時盛行的城市中心革命論，一條主張到群眾基礎好的湘南組織發動農民、尋找立足點（即根據地）的嶄新革命道路已初現。在其后的革命實踐、直至湘南起義的過程中，朱德不斷發展完善這條以農村為中心的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間，在行軍途中，朱德經常和官兵談到“今后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形式是農民的游擊戰爭”。〔12〕1927年10月底，部隊途經信豐時，他指示地方黨組織“要努力發展農協，武裝工農，建立赤衛隊”。〔13〕在1927年11月上堡整訓期間，朱德、陳毅就已開始把武裝斗爭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開展打土豪活動，積極恢復農會組織。正如粟裕所說：“在此以前，我們這支部隊隻知道打仗，現在也搞群眾工作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我們第一次把武裝斗爭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雖然這還是初步的嘗試。”〔14〕通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到1927年底1928年初，朱德更深刻地認識到，武裝斗爭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后，部隊要想在人數少、武器差的不利條件下站穩腳跟，發展壯大，就必須把武裝斗爭與工農運動相結合，即實行“武裝和組織農民”的政策。朱德曾回憶說：“從此，我們的軍隊就和湖南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這一教訓是大敗之后重新整理隊伍，恢復元氣，轉變方向，深入農村，得到了群眾的擁護，才得以生存與發展。”〔15〕湘南起義時，朱德在陳毅的協助下，十分重視武裝工農，不失時機地組織、宣傳、武裝群眾，加強正規部隊與地方黨組織、農民武裝的聯系，抽調起義軍的干部幫助訓練農民軍。
由於正確道路的指引，朱德不僅保存了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而且發展壯大了這支革命軍，到1928年4月，工農革命軍已擁有第3、第4、第7師和兩個獨立團，共8000余人。還大力發展了農民武裝，湘南暴動時農民武裝曾達到7萬多人。1928年4月，朱德率萬余人上井岡山，成為鞏固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核心力量。
三、朱德在早期軍事生涯中積聚了豐富的人脈資源，為保存革命火種提供了外部條件
朱德為人忠厚，待人誠懇，善結交，人緣好，在滇軍中履職十余年，歷任排、營、團、旅長，在護國、護法戰爭中威名遠播，在舊軍隊中積聚了豐富的人脈資源。他與滇軍中的朱培德、金漢鼎、王均、范石生、楊如軒、楊池生、楊蓁、唐淮源等高級將領均有同窗朋友之誼。在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朱德正是巧妙地運用了與滇軍長官們的同學朋友情誼，從而保存了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
在起義軍南下途中，朱德積極爭取金漢鼎、楊如軒保持中立，順利通過其防區。金漢鼎與朱德是患難之交，兩人均驍勇善戰，馳名川滇，在四川敘府一帶流傳有“黃櫃蓋，廖毛瑟，朱金支隊惹不得”的民謠。南昌起義前夕，朱德趕到九江，想動員老友追隨革命，金漢鼎雖拒絕了朱德的建議，但當起義軍南下經過其防區時，金曾撤出部隊未加阻攔。
南昌起義后，朱德致信老同學楊如軒（時任駐撫州的贛東警備司令）動員其起義，“我們最近在南昌開了個會，推宋慶齡領導，揭起反對獨夫蔣介石的大旗。現在決定到廣東去開辟新的革命策源地”。〔16〕后楊雖未跟隨起義，但“考慮到多年的友誼，同時震於革命聲威，為了保全實力，便把軍隊撤到南城，讓出一條路給紅軍走”〔17〕。
朱德與范石生合作，保存了南昌起義革命火種。南昌起義時，范石生為國民革命軍第16軍軍長，駐防韶關、汝城一帶。南昌起義后，朱德率南昌起義軍余部轉戰湘南時，蔣介石命令范的16軍進行追擊。“范從韶關撤出前，朱德即有信給范石生取得聯系，因而范軍在行軍中避免與紅軍遭遇，雙方始終沒有接火”。〔18〕
1927年11月，當部隊幾陷絕境時，朱德利用范石生與蔣介石的矛盾，親赴汝城談判，達成了“朱德所部是共產黨的部隊，一切行動聽從共產黨的調動﹔補充的物資完全由朱德支配﹔部隊的內部如何組織、訓練工作如何進行，完全由朱德決定，別人不得干涉”〔19〕等協議。朱德將所部改稱國民革命軍第16軍第47師第140團，隱蔽在范部中。通過合作，朱德所部的“兵員、槍彈、被服、醫藥等都得到了補充，部隊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20〕。
1928年1月4日，范石生接到蔣介石逮捕朱德的密電后，立刻致信朱德。朱德即以野外演習為名，率部離開。通過與范石生的合作，不僅保存了這支幾陷絕境的南昌起義余部，而且使部隊得到了一個師的武器裝備，掌握了游擊戰略戰術，使之以嶄新的面貌，信心百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四、朱德在早期軍事生涯中儲備了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和不斷創新戰略戰術的能力，為保存革命火種提供了軍事保障
南昌起義時，朱德軍事生涯已長達18年，先后參加了辛亥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卷入過軍閥混戰，身經百戰，到1922年出國留學前，他已成長為威振中國軍界的滇軍名將和出色的指揮官。他善於從實戰中總結經驗教訓，並與理論學習結合起來對戰略戰術進行研究提煉。他曾說過，“日本的戰斗綱要，德國的戰斗條令，蘇聯的聯合戰術，他都進行過深刻的研究，作過反復的比較，根據我們的特點，利用人家的長處，來訓練我們的隊伍，訓練我們的指揮員”。〔21〕無論是陣地戰、運動戰，還是游擊戰，他都實踐過、研究過，且多有建樹。但朱德以其創立的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而最負盛名。
1922年，朱德反唐繼堯失敗后返川，四川軍閥劉湘、楊森等不僅未響應唐繼堯捉拿朱德的號召，而且還以師長之位相邀，這就是因為朱德的戰術出名。正如朱德在自述中所說：“所以對我為他效勞感興趣，是因為我的特殊戰術已經出名，令人害怕。我這一套對付專制軍隊很有成效的戰術，主要是駐在中印邊界時，跟蠻子部落和土匪作戰的經驗中學到的機動游擊戰術。”〔22〕
1923年至1925年，在留德、留蘇期間，朱德注意收集研究軍事資料，他購買了大量的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役經過的著作，請德國將軍講解戰役的打法〔23〕，尤其注意研究蘇聯內戰時期的游擊戰術。由於朱德善於把游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裡得到的知識結合起來，他的學習研究有相當心得。當蘇聯教官問他回國后如何打仗時，他說：“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24〕可見，朱德在早期軍事生涯中探索出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經過在德國、蘇聯留學期間的理論學習和思考，已經相當成熟。正是憑借其出色的指揮能力和對運動戰、游擊戰的嫻熟運用能力，朱德才能在南昌起義軍南下途中率部突出圍追堵截，保存了革命火種。
在會昌戰役中，朱德命第3師教導團長侯鏡如，組織幾十人的敢死隊，並親自動員說：“你們要一反往常猛打猛沖的常規，隻同敵人打心理戰。要分作數股，分散活動，跟在敵人后面或插到敵人兩翼，向敵人打冷槍。要攪得敵人吃不下、睡不著，這就是你們的任務。”〔25〕后來，這支小分隊遵照朱德的指示，運用游擊戰法，利用有利地形，隱蔽自己，打敵人冷槍，搞得敵人精疲力竭。
在三河壩戰役中，朱德發揮了高超的指揮藝術和戰場應變能力，以4000人阻敵10個團，激戰三晝夜，成功阻擊敵軍，為主力南下潮汕爭取了時間。通過會昌戰役和三河壩戰役，廣大指戰員親眼目睹了朱德的高超指揮藝術和出色的戰場應變能力，堅定了在部隊陷入絕境時跟他走的信心，也為廣大指戰員在朱德領導下進行著名的“贛南三整”和犁鋪頭整訓，認真學習朱德創造的游擊戰略戰術奠定了基礎。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客觀形勢是敵強我弱，革命的中心任務已轉變為深入農村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這需要隻熟悉正規戰的南昌起義余部的廣大指戰員在思想、戰略戰術上進行徹底的轉變，由正規戰轉向游擊戰。1927年11月至12月，朱德利用與楊如軒、范石生的合作，在其防區，重點進行了上堡和犁鋪頭軍事整訓。整訓的主要內容是從思想、理論到實踐上認識、熟悉游擊戰爭及其戰略戰術。朱德親任教官。朱德曾回憶說：“每隔一兩天上一次大課，小課則保持天天上。為了適應客觀要求，當時已經提出了新戰術問題，主要是怎樣從打大仗轉變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擊戰的問題，以及把一線式戰斗隊形改為‘人’字戰斗隊形等。”〔26〕特別是在犁鋪頭休整期間，朱德根據自己掌握的軍事理論和實踐經驗，親自編寫步兵操練、陣中勤務兩類教材，規定“將舊的疏開隊形改為電光隊即梯次配備的疏開隊形，以減少密集隊伍在接敵運動中受到敵人火力殺傷的可能性﹔散兵隊形由一字散兵線改為弧形和縱深配備的散兵群，以構成陣前縱深的和交叉的火網而在戰斗上造成以少勝多的條件等等﹔還規定了強敵進攻莫硬打，抓住弱敵我猛攻，孤敵弱敵我圍殲，常遺精兵騷擾敵等作戰原則”。教材編好后，先用教導隊進行了對抗演習，並親自進行戰略戰術講解和示范。朱德講到：“我們人少槍少，不能和敵人硬拼，我們要瞅敵人的弱點。我們要注意避實擊虛的游擊戰術。指揮員在戰斗中要知己知彼，重視對於敵情的搜索和偵察工作，不摸清敵人的情況不動手。”“反復強調士兵熟練自己手中的武器，做到不靠近敵人不開槍，打不中不開槍”。〔27〕
上堡整訓和犁鋪頭休整，使廣大指戰員在思想上、實踐上從長期熟悉的正規戰轉向靈活機動的游擊戰，提高了部隊對游擊戰的適應能力，為部隊轉向深入農村、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擊戰，作好了充分的軍事准備。據李奇中回憶：“我們聚精會神地聽著，被這些新鮮的內容深深地吸引住了。這些東西，我們在舊的操典中，甚至在黃埔軍校學習時都沒有學到過。就以電光形（梯次）配備的疏開隊形來說，它的優越性是非常明顯的，這在以后的多次戰斗中得到了驗証。”〔28〕1928年1月，朱德以這支已掌握游擊戰略戰術的南昌起義余部為主力組織了著名的湘南暴動，並將發展壯大后的起義軍萬余人帶上了井岡上，鞏固和發展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此后，朱德保存的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便引發了中國革命的燎原之勢。
注釋：
〔1〕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東方出版社，2005年，第103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朱德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64頁。
〔3〕〔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56頁。
〔4〕〔5〕〔15〕〔20〕《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5、126、397、125頁。
〔6〕劉學民：《朱德天涯尋正道》，《解放軍報》1987年6月11日。
〔7〕〔8〕〔12〕〔13〕〔24〕〔25〕〔26〕〔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92、94、92、94、68、89、94、97頁。
〔9〕劉鼎：《追求真理的足跡》，《回憶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29頁。
〔10〕方志純：《難忘的回憶》，《回憶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09頁。
〔11〕〔14〕 粟裕：《激流歸大海》，《回憶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67、166頁。
〔16〕趙镕：《從南昌起義到井岡會師》，《話說朱德——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80頁。
〔17〕楊如軒：《我所知道的朱德》，《話說朱德——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6頁。
〔18〕嚴中英：《朱德與范石生建立反蔣統一戰線的情況》，《話說朱德——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74頁。
〔21〕何長工：《井岡山會師前后的朱德》，《話說朱德——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49頁。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朱德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3頁。
〔23〕房師亮：《在德國蘇聯時的朱德》，《話說朱德——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2-43頁。
〔28〕李奇中：《朱德同志教我們戰斗》，廣東省武裝斗爭史編寫辦公室編，《馳騁南粵卷巨瀾——朱德同志在廣東的革命活動》，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20頁。
（本文作者 南充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四川南充637131）
（本文為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四川省中共黨史學會黨史資助課題系列論文）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 2012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