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與中央財經工作領導機構的變遷
陳雲與中央財經工作領導機構的變遷
張金才
陳雲長期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工作，經歷了黨和國家財政經濟工作領導機構的發展與變遷。系統考察陳雲與中央財經工作領導機構的演變過程，可以從一個側面再現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展示陳雲為新中國經濟建設作出的重要貢獻，同時也可以透視陳雲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一、從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
1944年3月，陳雲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這是陳雲以主要精力從事領導財政經濟工作的開始。陳雲主持邊區財經工作不到一年半的時間。1945年9月，他受命奔赴東北戰場，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參加領導建立東北根據地的斗爭。1948年6月后，陳雲兼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東北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工作。陳雲在主持邊區財經工作和東北財經工作期間取得的突出成就及表現出來的卓越才能，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肯定與信任，為他后來主持中央財經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礎。
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和新中國的即將成立，中共中央決定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對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實行統一領導。1949年5月，陳雲奉命到北平參加籌組並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工作。經過緊張的籌備，中財委組建完成。7月12日，陳雲主持召開成立會議，在會上宣布，中財委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並組成，陳雲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1]中財委設6局1處：計劃局、人事局、技術局、私營企業事務局、合作事業管理局、外資企業管理局和秘書處。下屬13個處、行、署、部、會：中央財政處、中國人民銀行、中央海關總署、中央商業處、中央鐵道部、中央交通處、中央燃料處、中央金屬處、中央紡織業處、中央工業處、中央農業處、中央林業處和中央水利委員會。由於此時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故中財委先置於中央軍委之下。
中財委自7月中旬實際開始辦公后，主要做了三件工作：“其一，在財政上、物資上支援前線。其二，調撥收購物資，供應大城市（首先是上海，其次為津漢），力求物價漲度不過猛過快。其三，物色干部，找租房屋，籌備財委本身及各部機構的建立。”[2]這些工作為建立新中國的經濟制度，為此后穩定物價、統一財經、恢復國民經濟奠定了重要基礎。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陳雲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馬寅初為副主任。從此，年僅44歲的陳雲挑起了主持新中國財政經濟工作的重擔。10月21日上午，陳雲在“九爺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3]成立大會。會上，陳雲報告當前財經概況及以后工作，提出所屬各部機構應迅速成立並制定各部組織條例。當日下午，陳雲出席政務院擴大會議，報告上午中財委成立情況。[4]
陳雲主持中財委工作后，在實現全國財政經濟統一、迅速穩定金融物價以結束國民黨政權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恢復國民經濟、安定人民生活等一系列嚴重和困難的斗爭中，在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的重大決策中，在有步驟地開展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復雜和深刻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在制定和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的開創性工作中，他創造性地貫徹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提出許多正確的指導思想、工作方針和重大措施，作出了突出貢獻。陳雲在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卓越才能，為毛澤東所贊揚，為全黨所欽佩。
經濟恢復時期結束后，為分擔中財委日益繁重的領導任務，1953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將中財委指導的20個部分成五個方面：（一）重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燃料工業部、建筑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等八個工業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二）鐵道部、郵電部和交通部，劃歸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領導。（三）農業部、林業部和水利部，劃歸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領導。（四）勞動部劃歸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領導。（五）財政部、糧食部、商業部、對外貿易部和人民銀行，仍由中財委主任陳雲領導。[5]五個方面的工作，對外都用中財委的名義，但每個方面的工作是相對獨立的，帶共同性的問題舉行聯席會議解決，當時大家把它稱為“五口通商”。[6]這種經濟管理體制，在當時的條件下，對加強經濟工作各方面的統一協調，提高決策和辦事效率，顯示過它的優點，對於迅速實現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起過重要作用。
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后，中財委結束，所屬各部由國務院直接領導。陳雲在國務院副總理中排在第一位，仍然主管全國經濟工作。
二、從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到中央財經小組
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進行，我國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對於集中當時有限的資金、物力和技術力量，解決全國性的最緊迫的問題，並保証重點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中央集權過多和國家對地方、企業管得太死的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
為加強對經濟工作和改進體制工作的統一領導，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通知》說：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由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組成﹔陳雲任組長﹔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7]
陳雲在擔任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期間，主要精力放在改進經濟管理體制上。在他主持下，經過反復討論研究和聽取各方意見，最后形成國務院《關於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於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於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這三個文件總的精神是把一部分工業、商業和財政管理的權力，下放給地方行政機關和廠礦企業，以便進一步發揮地方和企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因地制宜地完成國家的統一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一）把一部分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企業下放給省、直轄市、自治區管理，把一部分中央各商業部門所屬的加工企業移交給地方商業部門直接管理。（二）擴大省、直轄市、自治區在物資分配方面的權限，對當地的中央企業、地方企業和地方商業機構分配到的物資，在保証各企業完成國家計劃的條件下，有權進行數量、品種和使用時間方面的調劑。（三）下放地方管理的中央工業企業和中央各商業部門的企業（糧食、外貿的外銷部分除外），其全部利潤在地方和中央之間實行二八分成，全部利潤的20%歸地方所得。（四）商業價格實行分級管理，第三類物資的價格和由地方確定為本地統一收購的物資的價格由地方政府管理，次要市場和次要商品由省、直轄市、自治區根據中央各商業部門規定的訂價原則自行訂價。（五）實行外匯分成。（六）適當擴大企業的管理權限，國家給工業企業下達的指令性指標由原來的12個減為4個，即：主要產品產量、職工總數、工資總額、利潤。企業與國家實行利潤分成。國家給商業企業隻下達收購計劃、銷售計劃、職工總數、利潤4個指標，同時允許地方在執行商業收購計劃和銷售計劃時有總額5%上下的機動幅度。[8]這次改進經濟管理體制，是在工業、商業和財政三個主要方面處理中央同地方和企業的關系、解決中央集權過多問題的一次有益嘗試，為20年后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經驗。
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后，毛澤東多次批評反冒進，說國務院財經部門隻拿成品，不讓中央政治局參加設計，實際上是封鎖，是搞分散主義。為此，陳雲一再進行檢討。此后，毛澤東直接抓經濟工作，改變了財經工作的決策程序。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中央財經小組由12人組成，陳雲為組長，李富春、薄一波、譚震林為副組長，李先念、黃克誠、鄧子恢、聶榮臻、李雪峰、賈拓夫、王鶴壽、趙爾陸為組員。《通知》規定：“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隻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9]根據上述精神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與此前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中財委不同，它已經不再是根據中央決策統一領導國家經濟工作的機關，而是變為了一個咨詢機構。即使是這樣一個小組，后來活動也日益減少，乃至無形中不再發揮作用。
盡管如此，陳雲仍領導中央財經小組做了一些工作，提出或採取了許多意見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大躍進”運動造成的損失。1959年4月，陳雲在給中央財經小組各同志的信中，就緩和市場緊張狀態問題提出五項切實措施：（一）糧食要省吃儉用﹔（二）組織豬、雞、鴨、蛋、魚的供應﹔（三）要專門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產﹔（四）壓縮購買力，認真精減多招收的工人﹔（五）要優先安排供應市場物資所需要的運輸力量，特別是要安排好短途運輸所需要的勞動力。[10]上述主張，都是解決或緩解“大躍進”運動帶來的困難局面的有效辦法，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肯定與重視，實施后取得了較好效果。
鑒於1959年鋼產量1650萬噸的高指標難以完成，中共中央書記處在4月29日和30日的會議上，責成陳雲領導的中央財經小組研究，將鋼鐵指標分為可靠的指標和爭取的指標，並按可靠的鋼材指標進行分配，以便安排基本建設項目和工業生產。接受任務后，從5月3日起，在陳雲主持下，中央財經小組聽取冶金部6次匯報，集中討論一次。經過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比較研究，陳雲最后提出落實鋼鐵指標的意見是，鋼材的可靠指標擬定為900萬噸，鋼的生產指標擬定為1300萬噸。[11]6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接受了陳雲的意見。實際生產的結果表明，陳雲經過調查研究后確定的鋼鐵指標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假如不是按照陳雲同志的意見降到1300萬噸，還搞1500萬噸甚至更多，勢必造成更嚴重的后果。”[12]
為使國民經濟轉到綜合平衡和按比例發展的軌道上來，使市場緊張狀態得到改變，陳雲除提出上面五項辦法和降低鋼鐵指標外，還提出在物資緊缺的狀況下必須控制和壓縮基建規模。1959年5月23日，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匯報會上說，分配鋼材“原則是保生產、削基建。”“最合理地使用現有鋼材，照顧到生產、基建關鍵性的項目。生產、基建有矛盾時應服從生產。”5月24日，陳雲又在致李富春並轉中央財經小組各同志的信中寫道：“對於鋼材分配的意見，我認為基本建設的250萬噸再不能增加了。” [13]控制基建投資數量，可以促進各部各地下決心削減基建項目，從而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
三、重新設立中央財經小組
1962年2月西樓會議后，為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共中央決定重新設立中央財經小組，統一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特別是國民經濟調整工作。
鑒於陳雲長期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成功實踐和取得的顯著成就，特別是為有效克服當時國民經濟遭受的嚴重困難所做出的突出貢獻，劉少奇和周恩來都主張由陳雲擔任新設立的中央財經小組的組長。據鄧力群回憶：“少奇同志和周總理都主張要陳雲同志當組長。陳雲同志一再推辭，說他身體不好，當組長不合適，可以當成員，他有意見可以提，他也相信，財經小組的同志會認真考慮他的意見。這樣就確定富春同志當財經小組的組長，周總理、陳雲同志都是小組的成員。后來在討論批轉陳雲同志的講話[14]時，少奇同志說，有同志（指鄧力群——引者注）向他建議，讓陳雲同志來當組長，富春同志當副組長，是不是再議一下。富春同志講，陳雲同志當組長最合適，他自己當陳雲同志的助手。會議就這樣決定了。當時陳雲同志不在場，他知道后還是推讓。少奇同志說，大家都同意你當，你就當，就我個人來說，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15]
1962年3月16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飛赴武漢，向正在那裡的毛澤東匯報此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等問題。毛澤東同意會議的決定。[16]4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中央的通知：“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同志為組長，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為副組長，周恩來、譚震林、薄一波、羅瑞卿、程子華、谷牧、姚依林、薛暮橋等同志為組員。”[17]新設立的中央財經小組恢復了1957年1月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和建國初期中財委的職能，成為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大政方針的最高決策機構。
中央財經小組重新設立后，面臨的最急迫的任務是調整1962年國民經濟計劃。在3月7日和8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小組第一次會議上，陳雲提出1962年的年度計劃需要有一個相當大的調整，重新安排。他說：“要准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重點是‘傷筋動骨’這四個字。要痛痛快快地下來，不要拒絕‘傷筋動骨’。現在，再不能猶豫了。”[18]按照不怕“傷筋動骨”的精神，中央財經小組確定：1962年的絕大多數重工業生產指標比原計劃分別降低5%到20%。其中，煤產量從2.5億多噸降為2.39億噸﹔鋼產量從750萬噸降為600萬噸﹔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從59.5億元降至46億元。[19]這些措施緩和了財政、物質供應緊張的狀況，加快了扭轉經濟比例失調的步伐，為國民經濟走出困境打下了可靠基礎。
中央財經小組的重新設立，是西樓會議后對國民經濟實行“傷筋動骨”大幅度調整的組織保証。陳雲重任組長后，在毛澤東支持下，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道，部署和領導對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工作，為克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消極后果，採取了一系列正確政策和果斷措施，在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奮發努力下，使國民經濟以農業增產為先導，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有效地得到恢復並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陳雲在這個歷史階段的突出貢獻，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公認的。
1962年夏，面對廣大農村嚴重的經濟困難情況，陳雲提出必須調動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盡快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並肯定了安徽等省部分地區採取的包產到戶的做法，認為“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20]。但此事關系重大，對這一建議毛澤東可能不會接受，究竟是提出來還是不提，確實是個大難題。很多人勸他不要急於提出，陳雲義正詞嚴地說：“不能患得患失。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和人民負責。遇到大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辦法，就要盡快提。這關系到黨的事業的成敗，關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誤時機。”[21]本著對黨和人民負責的態度，陳雲同中央常委商量后，毅然向毛澤東提出了分田到戶的建議。他提出后，據陳雲秘書周太和回憶：“當時，毛澤東同志未表示意見。第二天早晨，毛澤東同志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干’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22]后來在北戴河會議上，陳雲又受到毛澤東不點名批判。歷史証明，陳雲的意見是正確的。
自1962年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陳雲因支持包產到戶、主張分田到戶而受到不點名批判后，實際上就離開了中央最高決策層，停止了他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陳雲因1962年的所謂“右傾錯誤”多次受到批判，劉少奇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也不得不對支持陳雲的報告和推薦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事情做出檢討。他寫道：“由於我當時過分信任陳雲同志，並且偏聽他的意見，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薦陳雲同志作中央財經小組的組長。毛主席此時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幾位同志到毛主席那裡匯報了北京討論的一些情況，並把已經擬好的中央批發陳雲同志的講話的文件送請毛主席批發。我后來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贊成我們對當時的形勢估計和某些做法的。”[23]
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謝富治攻擊陳雲說：“劉少奇抬出陳雲搞經濟小組，收拾‘殘局’，就是搞修正主義。主席沒贊成陳雲同志出來。”[24]在1970年9月九屆二中全會華東組揭批陳伯達的大組會上，張春橋一伙對陳雲進行了圍攻。當陳雲談到1962年西樓會議后中央轉發了他的報告時，張春橋打斷他的話說：“陳雲同志，請你出山，也是陳伯達給劉少奇打的電話。那是劉少奇‘主張’同意你的意見。”徐景賢質問陳雲：“1962年階級敵人向我們猖狂進攻時，陳伯達請你出山收拾‘殘局’，請你‘恢復元氣’，說明他和你的思想是一致的。”[25]
1972年4月，陳雲結束在江西蹲點的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不久即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協助周恩來考慮經濟特別是外貿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問題。[26]此時距1962年北戴河會議后實際停止他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工作，並離開實際工作崗位，已整整過去了10年的時間。1973年8月，陳雲在中共十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但依然被排除在中央最高決策層外。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協助周恩來抓對外貿易工作。1975年初，陳雲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的工作范圍不再限於協助指導對外貿易工作，但仍未回到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
四、從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到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
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重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成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黨和國家的主要決策人之一，並再次擔起了主持中央財經工作的重任。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國國民經濟一方面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另一方面又存在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面對這種狀況，如不下決心進行調整，整個國民經濟便不可能健康發展，許多問題還會繼續惡化，甚至將導致新的大起大落。
1979年3月14日，陳雲、李先念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調整國民經濟的主張。他們首先建議：“在國務院下設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制訂財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的大事的決策機關。” 信中提出財政經濟委員會組成的12人名單：陳雲、李先念、姚依林、余秋裡、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陳國棟、康世恩、張勁夫、金明。以陳雲為主任，李先念為副主任，姚依林為秘書長。建議陳雲當主任的，是“先念、小平”。[27]信的第二部分，針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提出用兩三年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任務。
這封信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確定了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同時決定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雲、李先念兩同志挂帥，統一管理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和目前的調整工作”[28]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正式設立，是由7月1日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9次會議[29]決定的。但財經委員會的工作實際上從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后就開始了。這是因為1979年開始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十分繁重而緊迫、必須立刻開始工作的緣故。
陳雲擔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后，以主要精力主持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經過調整，國民經濟虛假膨脹和盲目發展的情況有所改變，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開始改善，農業、輕工業發展加快，與重工業的比例關系走向協調，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趨於合理。但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對國民經濟調整問題“全黨認識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執行得很不得力”。[30]為扭轉這種被動局面，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專門討論經濟形勢和經濟調整問題。陳雲在開幕會上的講話中尖銳地批評了“左”的錯誤，力主繼續進行經濟調整。他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關於調整問題，陳雲透辟地指出：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夠。這次調整不是耽誤，如不調整才會造成大的耽誤。我們這次調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調整，我們會站穩腳跟，繼續穩步前進。[31]陳雲的意見得到鄧小平的贊成和支持。他說：“我完全同意陳雲同志的講話。這個講話在一系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后長期的指導方針。”[32]按照陳雲和鄧小平的一致意見，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從1981年起對國民經濟進行進一步調整。由於中央態度堅決，意見統一，1981年的調整工作進行得十分得力。到年底，農、輕、重的比例基本趨於合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有了很大改善，財政收支做到了平衡，物價也恢復穩定，國民經濟逐步走上穩步發展的健康軌道，為后來的全面改革和經濟騰飛創造了穩定而寬鬆的有利環境。
國民經濟調整期間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干部隊伍年輕化方面邁出重要步伐。全會公報明確指出：“為了加強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領導，黨的各級領導機構必須努力吸收那些能夠堅定地執行黨的路線，具有獨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強的同志，參加領導工作。這不僅是為了適應現代化事業的繁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為了保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長期連續性，保証黨的集體領導的長期穩定性的需要。”[33]在這次會議上，陳雲就培養和選拔中青年干部問題作了重要講話。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五中全會各組召集人匯報時，陳雲提出，國務院財經委員會與國家計委工作重復、“財委還要不要”的問題不在這個會上議了。他認為：國家計委的主要缺點是隻管工業，隻要加強了計委的工作，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就可以取消。會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於3月17日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趙紫陽任組長，余秋裡、方毅、萬裡、姚依林、谷牧為小組成員﹔撤銷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34]此后，經濟工作即由趙紫陽主持。
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撤銷后，陳雲肩上的擔子輕了一些，但他仍以很大的精力指導並支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工作，研究財經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並以自己長期領導經濟工作的豐富經驗，提出許多影響深遠的重要思想。如他特別指出，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是一種好現象，同時指出國家干預也是必要的。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沒有集中是不行的，隻有搞好宏觀控制，才有利於微觀搞活，做到活而不亂。否則就會亂套，也不利於改革。他還指出，系統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首要問題。但由於改革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廣大干部還很不熟悉，在進行中還會出現一些難以預見的問題。因此，必須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這些重要思想，對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之后的財經工作繼續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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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雲年譜（1905—1995）》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569頁。
[2] 《陳雲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頁。
[3]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在原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基礎上組成，仍簡稱中財委。
[4] 參見《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頁。
[5] 《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878頁。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頁。
[7] 《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頁。
[8] 《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104頁。
[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269頁。
[10] 《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7頁。
[11] 參見《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0頁。
[12] 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頁。
[13] 《陳雲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261、263頁。
[14] 指陳雲1962年2月26日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作的《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
[15] 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頁。
[16] 參見《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頁。
[17] 轉引自《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1頁。
[18]《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頁。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45頁.
[20] 周太和《陳雲同志四下農村調查的前后》，見《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頁。
[21] 轉引自《陳雲和他的事業》（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3頁。
[22] 周太和《陳雲同志四下農村調查的前后》，見《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169頁。
[23]轉引自《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0頁。
[24]《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第148頁。
[25]轉引自《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頁。
[26]《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第171頁。
[27]轉引自《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6頁。
[28]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頁。
[29] 這次會議又增加方毅為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員。
[30]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頁。
[31] 參見《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頁。
[32]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頁。
[33]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406頁。
[34]轉引自《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1頁。
（來源：《北京黨史》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