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周恩來精神在周恩來詩作中的藝術再現
論周恩來精神在周恩來詩作中的藝術再現
李細懷
若干年前的一則新聞----
新華社大阪4月25日電,正在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的胡錦濤一行,瞻仰了由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京都總局和京都府日中友好協會等十個友好團體自發集資建立的嵐山周恩來紀念詩碑。碑文是周總理早年旅日期間於1919年4月5日撰寫的題為《雨中嵐山》的詩文。胡錦濤向詩碑敬獻了鮮花。
這則新聞,向我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周恩來離開世界20多年了,但他和他的詩歌作品,永遠活在人們的心目中。隨著時間的磨礪和感情的沉澱,人們進而感悟到,周恩來的人格魅力、道德風范實際上已化為一種“周恩來精神”。周恩來遺留下來的為數不多的詩作,筆者認為,則是這種偉大精神的藝術再現。
一、周恩來精神及其時代價值
江澤民指出,周恩來同志的一生是輝煌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建樹的卓著功勛,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豐碑似地屹立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深深地銘刻在中國各族人民的心裡。周恩來精神,是教育人民,特別是教育青少年一代的巨大財富,具有豐富的內涵和時代的價值。
1.周恩來精神的豐富內涵
周恩來逝世后,聯合國為他下半旗致哀。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說:周恩來總理的逝世,對全世界是一個巨大的損失。美國前總統尼克鬆也指出:周恩來是一位偉人,本世紀罕見的偉人。周恩來之所以成為這樣的偉人,原因固然不少,但毫無疑問,與貫穿其一生的“周恩來精神”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
什麼是周恩來精神?筆者以為,周恩來精神以全心全意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崇高、和諧、穩定的人格魅力為表征,涵蓋高瞻遠矚、積極進取、艱苦奮斗、甘當公仆、團結協作、求真務實、唯物辯証、勇於創 新、嚴於自律、謙虛謹慎、寬厚平等、無私奉獻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周恩來精神形成於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實踐,是馬克思主義革命人生觀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完美結合。它是馬克思主義革命人生觀與中國人民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千百萬共產黨人高尚精神品格的集中體 現。它又是對中華民族(乃至世界)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是階級性品德精華與民族性品德精華的高度統一。
2.周恩來精神的時代價值
在周恩來的身上,凝鑄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工人階級的優秀品格。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著一代一代共產黨人,已經成為推進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一種巨大力量。研究、學習和弘揚周恩來精神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石仲泉副主任研究發現,鄧小平理論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形態的偉大創新,“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是黨的第三代領導的偉大理論成果,周恩來精神則是實踐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的重要保証。
周恩來精神,與王全書同志所說的紅旗渠精神,極其相似,即有著相同的時代價值: 周恩來精神同樣有利於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起來,是鄧小平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是否還需要弘揚無私奉獻、為人民服務的周恩來精神?答案是肯定的。“市場經濟的原則與集體主義、奉獻精神並不矛盾,因為它們恰恰是一個企業保持活力和競爭力的保証。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必須通過倡導為人民服務的周恩來精神,在全社會形成既講價值規律又講無私奉獻、既講經濟效益又講社會效益的局面,用正確的思想觀念來抵御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
弘揚周恩來精神同樣有利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貫徹落實“三個代表”思想的歷史任務。然而,眼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剛剛進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行列,人民生活水平還很低,國家的財力還很有限,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還沒有根本改變。也就是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我們仍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考驗。”[2]這就需要我們弘揚周恩來精神,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本色,永遠保持積極進取的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弘揚周恩來精神必將化為一種巨大的物質力量。
弘揚周恩來精神同樣有利於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弘揚周恩來精神,有助於弘揚社會正氣,形成健康向上的輿論力量。“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在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條件下,以有效載體和形式加強集體主義思想教育,激發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祖國的巨大熱情,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在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源於市場經濟和外來文化的一些觀念,不可避免地同我們共產黨人一貫倡導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背離和沖突。”[2]引導人們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因而顯得尤為重要。弘揚周恩來精神,有助於發揚集體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
二、周恩來精神與周恩來詩作
總理生前幾乎把所有的精力、時間、智慧、學識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業中,似乎沒有為我們留下多少詩作。在他過世后,人們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認真挖掘,陸續整理、出版了他的部分詩篇。1977年7月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出版了周紅興、李如鸞合編的《周總理與詩歌》,1978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周恩來青年時代詩選》,1980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古籍裝幀版的《周總理詩十七首》,1998年1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周秉德主編的《周恩來詩聯集箋注》(錄詩十七首,下述)。
1914年,周恩來在天津南開中學學習時,寫成兩首五言絕句《春日偶成》,這是我們迄今為止所見到的周恩來最早的詩歌作品,刊登在天津南開中學《敬業》雜志創刊號上。兩年后寫就《送蓬仙兄返裡有感》(三首)、《次皞如夫子傷時事原韻》。
1917年6月,周恩來以優異成績從南開中學畢業后,作出了到日本留學的選擇。9月,他吟罷蘇軾的《大江東去》詞后,寫下了“大江歌罷掉頭東”的著名詩篇。兩年后的4月,周恩來在由日本回國前夕,寫下《雨中嵐山———日本京都》、《雨后嵐山》、《游日本京都園山公園》、《四次游園山公園》等四首白話詩。其中,《雨后嵐山》這首詩具有一定的文學鑒賞價值、頗為珍貴的革命史學價值。
五四運動后,周恩來創作了兩首新詩,一首是寫於1919年12月的《死人的享福》。另一首是寫於1920年6月8日的《別李愚如並示述弟》,這是一首八十行自由體長詩。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在上海搭乘法國郵船前往歐洲,開始了旅歐留學生涯。在歐洲,他度過了近四年的歲月。旅歐期間,創作了三十八行自由體長詩《生別死離》。這首詩在現代文學史上有其獨特的價值。另有一首《赤光的宣言》,發表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於法國出版的中共旅歐總支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合辦的《赤光》半月刊第一期上。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周恩來憤怒地寫下《千古奇冤》。這首詩是周恩來留傳下來的一首震撼人心的力 作。兩年后,在劉志丹烈士殉國七周年之際,他懷著深厚的階級情感,為其陵墓碑敬題五言詩一首《上下五千年》。
遺作不多，但梳理之、品讀之,能幫助我們深切地感悟到周總理早在青少年時代就憂國憂民,不滿黑暗勢力的統治,關心國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運,能幫助我們深刻地體會到他為拯救祖國而立志刻苦奮斗,勇挑救國救民的重擔,奮發進取的精神。
1.周詩的主題思想與周恩來精神
詩言志是中國的傳統詩教。中國最古老的典籍《左傳》、《尚書》、《孟子》、《庄子》、《荀子》中都有詩言志的提法,如“詩以言志”、“詩言志”、“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詩以道志”、“詩言其志也”等。“詩言志”的“志”是什麼呢?清代的孔穎達指出,“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聞一多先生則解釋成三個意思,其一便作“懷抱”(志向)解。
在主題思想上,周詩繼承了“詩言志”的傳統。所不同的是,這“懷抱”、“志向”就其歷史上的意義來 說,是指符合封建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政治、道德原則,即儒家所說的那一套“仁”,具體來說就是忠孝仁義之類的倫理規范。而周詩所體現的“志”,則是馬克思主義革命人生觀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結合體,其核心是全心全意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的崇高情感。
《春日偶成》:“極目青郊外,煙霾布正濃。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蹤。”“櫻花紅陌上,柳葉綠池邊。燕子聲聲裡,相思又一年。”[1]前者以憂憤的心情,深刻揭露統治者鎮壓革命的罪行;后者通過對祖國大自然的描寫,抒發了熱愛祖國和人民、追求光明和進步的強烈情感。
《送蓬仙兄返裡有感》:“相逢萍水亦前緣,負芨津門豈偶然”、“險夷不變應嘗膽,道義爭擔敢息肩。”[1]詩篇抒發了作者為拯救祖國而刻苦自勵的革命情懷,在“舉國昏沉”的“煙霾”裡,感到肩上應擔的“道 義”,熱烈地期待他日為國立功的理想。
《大江歌》:“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1]這首絕句,抒發了作者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東渡日本的壯志豪情,詩情如潮,洶涌澎湃。
《雨中嵐山》:“雨中二次游嵐山,兩岸蒼鬆,夾著幾株櫻。到盡處突見一山高,流出泉水綠如許,繞石照人。瀟瀟雨,霧朦濃;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嬌妍。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嬌妍。”[1]這些清新雋永的詩句,表達了年輕的周恩來在日本初步接觸馬克思主義革命真理,恰如模糊中見到光明,愈覺嬌妍的心境,抒發了他求索真理的無限喜悅之情。
《死人的享福》以人力車夫為題材,通過坐車人、拉車人在冬天寒風中兩種不同生活、不同感受的對比、描繪,深刻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與人間的不平。
《別李愚如並示述弟》這首長詩,描寫周恩來被扣押在天津地方檢察廳看守所時,給友人遠行贈別:“出國去,走東海、南海、紅海、地中海;一處處的浪卷濤涌,奔騰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鄉的法蘭西海岸。到那裡,舉起工具,出你的勞動汗;造你的成績燦爛。磨煉你的才干;保你天真爛漫。”“三月后,馬賽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1]抒發了他渴望祖國獲得獨立和自由的革命抱負,表達了周恩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遠大理想。
《生別死離》是1922年周恩來在德國為悼念黃愛烈士寫下的長詩,他在詩中寫道“壯烈的死,苟且的生。貪生怕死,何如重死輕生!”“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卻不用血來染他,天下那有這類便宜事?”“生死參透了,努力為生,還要努力為死……”這是一首壯志撼山岳、豪氣貫長虹的偉大詩篇。作者在這首詩中,歌頌了無產階級的生死觀,表達了為了“播革命的種子”,為了“共產花開”,決心“開辟那未耕耘的土地”,把“血兒滴在地上”,以“壯烈的死”獻身革命的精神境界。此詩原在信中,詩中所示詩人意志,信中亦有表述:“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1]
從《春日偶成》到《生別死離》的創作過程,實際上是周恩來從具有愛國意識的小學生到具有堅定志向的革命家的成長過程。以詩傳情,傳愛國之情;以詩言志,言報國之志:周詩的主題思想與周恩來精神融為一體。
2.周詩的藝術風格與周恩來精神
解放后,著名詩人趙朴初評價說:“周總理曾經是一個有甚深造詣的詩人,寫過動人心弦的詩篇。”“周總理在‘五四’前寫的傳統舊體詩,風骨開張,才氣橫溢;‘五四’后轉向語體新詩,也是卓有成就,不同凡響。”[1]
復旦大學趙景深教授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撰寫《天津的文學界(一九一九——一九二三)》一文(該文在一九二四年三月鄭振鐸等主編的《文學》周刊上連載),介紹過周恩來的詩作:“……他們的作品不署名,隻用號碼,其中有一位‘五’作了一首詩《游京都園山公園》,……被《一九一九年新詩年選》選了進去。‘五’就是周恩來在覺悟社裡的代號。”[1]從趙文介紹的情況看,周恩來的詩在當時文學界的確是“不同凡響”的。
其一,周恩來的舊體詩,古典韻味濃郁,富於形象性,特別是青少年時代創作的,首首都是畫。畫的意境與革命的題材水乳交融,是周詩有別於同時期頹廢詩人之作的亮點。像《次皞如夫子傷時事原韻》這首和詩,作者從軍閥重開戰的風雲突變寫起,明確地指出,由反動軍閥所造成的“舉國昏沉”的黑暗局面,是不足道的,表現出敢於蔑視強暴和立志變革現實的革命精神。后兩句,以草木搖落的秋天和淒切哀婉的虫鳴作為象征,暗示了封建軍閥張勛之輩復辟倒退的喧囂,正如秋虫一樣,不過是死前的悲鳴而已。這就是說,它們運用傳統的手法,如象 征、比擬、白描、用典等,抒寫革命的情感,關注當下的中國現實與未來,凸現了周恩來的愛國意識、務實態度和創新精神。
單拿“用典”來說吧。
如《春日偶成》中,“中原方逐鹿”句,語出《漢書?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晉書?石勒載記下》:“脫(作倘若解)遷光武(漢光武帝劉秀),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鹿,指獵取的對象,比喻帝位或政權。此后就成為形容國家分裂、群雄角逐的成語。魏征詩雲:“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周詩借此來稱贊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勢力和袁世凱反革命勢力的斗爭。
“博浪踵相蹤”句呢?《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的祖先是韓國人,秦滅韓以后,張良為了替韓報仇,曾經東往淮陽(今河南省淮陽縣)游學,從隱士倉海君那裡聘請到一個大力士充當刺客。公元前二一八年,秦始皇東游到陽武(今河南省原陽縣),張良和那個大力士埋伏在博浪沙(今原陽縣東南),襲擊秦始皇。周詩借此來喚醒革命人民,從“二次革命”的失敗中站起來,繼續展開對袁世凱反革命勢力的斗爭。
又如《千古奇怨》中,“相煎何急”句就很有味道。相傳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想害死胞弟曹植,限植七步成詩,否則誅殺。曹植口佔一詩,其中雲:“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人就以“萁豆相煎”這個典故,比喻兄弟間自相殘殺。周恩來用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動面目,非常恰當。全詩雖短小,卻是義正詞嚴,且有極大的感染力,發表以后,激起了一浪高一浪抗議國民黨的群眾斗爭高潮,打擊了頑固派,教育了中間派,壯大了自己的力量,發展了抗日事業!
在另外的詩作中,《滕王閣序》的“萍水相逢”、《晉書?王猛傳》的“捫虱傾談”、《史記?越王勾踐世 家》的“臥薪嘗膽”、《南史?呂僧珍傳》的“擇鄰而居”、《別賦》的“送君南浦”、《南柯記》的“南柯一夢”、《晉書?劉琨傳》的“先吾著鞭”、《名畫記》的“畫龍點睛”、《五燈會元》的“面壁而坐”、《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的“蹈東海而死”這些典故,同樣得到了適時而巧妙的運用,或寫同志的友誼,或寫豪邁的情懷,革命的內容給如畫的詩境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其二,周恩來的新詩創作,處於新詩的第一個十年(1919-1929)間。一方面,著眼於詩的形式的革新,常以口語入詩,但不失“詩味”,如《別李愚如並示述弟》中的“……你別時也同我說/……買四等票,/坐三等艙……/……勤工儉學去/念一年書后,/工讀自助。/……研究實用理化;/本我的志趣,/辟我們女子的生計獨立、/精神獨立的自由徑路;/保我們女子的人權天賦……/念你的精神,/你的決心,/你的勇敢,/興勃勃的向上,/全憑你的奮斗壯膽。/出國去,/走東海、南海、/紅海、地中海;/一處處的浪卷濤涌,/奔騰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鄉的/法蘭西海岸……”[1]語言朴實,境界開闊,感情奔放。如此形式,雅俗共賞,既非高不可攀,又不隨波逐流,詩人謙虛謹慎、寬厚平等的胸懷,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把目光投向“充滿缺陷的人生”和世界,盡情發揮詩歌興、觀、群、怨的社會功能,實現戰斗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統一。
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在政治黑暗腐敗和民族矛盾激烈的時代,它的積極作用尤其明顯。但這一理論對后世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消極的影響。除了它在思想內容上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外,還表現在后世一些人常常由於隻注重文學的社會功能而忽視藝術本身特點和規律,因此也常常造成偏頗。周詩做到了兩者的融合,消除了這種偏頗。
下面以《雨后嵐山》為例闡述之。
《雨后嵐山》作於五四運動前夕,詩人已決定回國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在准備踏上歸途之際,暢游日本故都----京都著名風景區嵐山,他面對黑暗如磐的夜氣,遙望滿目瘡痍的祖國,觸景生情,感時傷懷,於是寫下了這首詩:
“山中雨過雲愈暗,/漸近黃昏;/萬綠中擁出一叢櫻,/淡紅嬌嫩,惹得人心醉。/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那宗教,禮法,舊文藝,……粉飾的東西,/還在那講什麼信仰,情感,美觀……的制人學說。”
“遠望,/青山渺渺,/被遮掩的白雲如帶;/十數電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此刻島民心理,仿佛從情景中呼出;/元老,軍閥,黨閥,資本家,……/從此后‘將何所恃’?”[3]
這首詩由兩節組成,第一節寫雨后暮色蒼茫中嵐山的美景。詩人在陶醉於自然美景的同時,情不自禁地傾吐出胸中對陳舊的意識形態的厭惡之情。第二節寫夜幕降臨后登山遠眺的情景和作者的心境。詩筆揮洒自如,語言新鮮活潑,寫意抒情,自成一體。
這首詩運用象征和對比手法,巧妙地將寫景、抒情和議論很好地結合起來。用“萬綠中擁出”的“一叢櫻”象征新生事物;用代表“島民心理”的“十數電光”象征進步和革命的民氣;通過贊美不假人工的自然美,批判矯揉造作的舊文化,歌頌順時應勢而生的新文化和新生的革命政權;從黑夜裡的電光中看到民心所向以及反動勢力消亡的到來。“自然”和“粉飾”,新生和腐朽,革命和反動,形成鮮明的對照,反映了詩人高潔的審美理想和遠大的政治抱負。
如上所述,詩篇的革命性與文學性交相輝映。而且,就其表現手法而言,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映成趣。作者由眼前不假人工的美景,聯想到不合時宜的舊事物,想象到革命理想的實現,從而激發了自己昂揚的斗志。且看:
《游日本京都園山公園》:“滿園櫻花燦爛,/燈光四照,/人聲嘈雜。/小池邊楊柳依依,/孤單單站著一個女子。/櫻花楊柳,那個可愛?/冷清清不言不語,/可沒有人來問他。” [1]此詩通過燦爛的櫻花,四照的燈光,嘈雜的人聲,渲染出一種繁鬧的氛圍,襯托楊柳池邊那個孤單單女子的淒涼心境。實寫與虛寫的結合,表達了作者對畸形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和階級對立的黑暗現實的不滿。
《四次游園山公園》:“四次來游,/滿山滿谷的“落英繽紛”;/樹上隻剩得青枝與綠葉,/更何處尋那“淡紅嬌嫩”的“櫻”!/燈火熄,游人漸漸稀,/我九天西京炎涼飽看;/想人世成敗繁枯,都是客觀的現象,/何曾開芳草春花,自然的美,無礙著的心。” [1]此詩前一節重點是寫景。用“滿山滿谷的‘落英繽紛’”和“樹上隻剩得青枝與綠葉”兩句,點出園山公園暮春時節的自然景象。后一節則由景及情,聯想到西京炎涼的世態和成敗繁枯的人世等社會“客觀的現象”。篇末用含蓄深沉的筆調抒寫了革命的情懷:不管何時再開芳草春花,也不管客觀現實如何演變,都無所挂礙,都不會動搖熱烈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堅定信心。
詩人的筆法,源於詩人高瞻遠矚、積極進取的革命精神。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周恩來選擇了中國革命為其人生道路,因而並非以詩為生命,而是以生命為詩。在他的筆端,流瀉出的是一種奮發向上、奇偉磅礡的生的活力。堅定的信仰、遠大的抱負、超凡的才氣、不懈的努力,凝聚於他的筆端,使周詩兼有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雙重色彩。
3.周恩來精神與周詩的內在聯系
周詩的人格,是周恩來精神的表征。
因為詩如其人。詩的人格,即是詩人的人格:詩中所顯現的、詩人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內在綜合品質特質及其控制機制和思想、性格、行為等的慣常模式,詩人精神世界的表征。
詩的人格是詩美蘊涵與詩美創造的根本。“詩無法逃避詩人的自我,詩總是或隱或現、直接或間接地體現著詩人的人格。詩人人格的底色或基調,往往體現於他的每一首詩作中。每一首好詩,都創造出一片獨立的詩美時空,一種獨特的詩境,其中都有完整的詩人人格在,雖然各首所呈現的層面不甚相同。並且,詩的人格,既是詩創造主體即詩人抒情場的基礎與核心,又是詩的風格的始源與穩定因素。”[4]
周恩來的詩,其主題思想,其藝術風格,無不是周恩來人格的文學觀照。憎愛分明的政治人格、公而忘私的道德人格、堅韌穩定的心理人格、聰慧高超的智能人格、崇尚新美的審美人格,在周詩中表現出崇高、和諧、穩定的鮮明特征。
如《生別死離》裡寫道:“生死參透了,/努力為生,/還要努力為死,/便永別了,又算什麼?”詩句既歌頌了革命烈士黃正品“種子撒在人間,血兒滴在地上”的情懷,又堅定了“我認定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的信念。
又如《千古奇冤》一詩,詩人僅用“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八字,極其透徹而又有力地給讀者交待了事件的原委和性質,鮮明地表達了我黨、我軍的正義立場,響亮地道出了全國人民及愛國將士的心聲,義正詞嚴地抗議了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行為,悲憤地控訴了他們的滔天罪惡!
對烈士的愛,對敵人的恨,可見詩人堅定的立場。熱烈奔放的抒情方式,義正詞嚴的斗爭手段,可見詩人不凡的風骨。詩體的靈活選擇,風格的隨機採用,可見詩人脫俗的智慧。周恩來的人格,在作品及其風格中得到了淋漓的張揚。
結合前文所述,我們可以說,周恩來精神是周詩的人格內化,周詩是周恩來精神的藝術載體。
三、周恩來詩作研讀的意義
1.周恩來詩作的時代價值
學習周恩來精神,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黨風的好壞關系著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和形 象。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是貫徹“三個代表”要求,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時間的推移沒有使周恩來同志偉大的人格、高尚的品質褪色,而是越來越顯現出它在新時期各條戰線上(特別是黨建一線中)的價值和作用。周恩來的人格、品質,將永遠發揚光大下去,成為激勵人們前進、淨化人們心靈的強大的精神力量。
前文已述,周恩來詩作,是周恩來精神的藝術載體。研究周恩來詩作,能積極順應中央關於“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號召要求,讓我們的干部、黨 員、師生、群眾從中陶冶高尚的情操,養成高尚的言行,愉快、自覺地投身於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
2.周詩研、讀的現實意義
眼下,國家基礎教育新一輪課程改革正在抓緊實施之中。專家指出,“強化品德教育”、“凸現人文精神”、“倡導綜合實踐”、“突出信息技術”,將成為新課改的四大亮點。其中,品德教育是一個永恆的主題。在新課改理念的引導下,學生們將不斷穿梭於校園內外,抑或出入信息高速公路,以便學以致用、溫故知新。其間,品德教育的直接或間接介入,將給學生們的自主、合作、探究式學習以一種不可或缺的內在動力和約束機 制。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如果,我們能夠精心選擇一個中華民族的豐碑式人物,從其作品中挖掘積極的德育因素,作為一所學校、一個班級學生品德教育的原動力,那麼,隻要我們耐心引導學生以健康向上的態度、腳踏實地的作風,去學習、內化、發揚其優秀的精神(品質),我們的德育工作將有益於、有助於提供給學生們在新課程學習及其相關實踐活動中所必需的那種內在動力和約束機制。
開國總理周恩來便是這樣一個豐碑式人物,這樣一個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化身。教育部基礎教育司近年在全國高中二年級學生中進行了一項調查,其中有一個開放性問題:誰是自己最尊敬的人。結果,周恩來的得票數遙遙領先,達百分之二十多。此項調查從一個側面顯示,周恩來,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人,這位從不希望為自己樹立紀念碑的人,憑著自己的人格力量和不朽功績,已在人們的心中牢牢立起了一座豐碑。
十幾年來,天津南開大學、南京梅園中學、大連楓葉學校等單位,紛紛以創建“周恩來班”、“周恩來團支部”等形式,對學生進行以周恩來精神為原動力的品德教育,收效顯著,碩果累累。他們不僅從行政決策、班級管理、學科滲透三個層面,對學生進行周恩來精神教育,還組織學生研讀周恩來的詩歌、日記等作品,從中汲取精神的營養,沐浴道德的陽光。他們的研究成果獲得了黨委、政府、社會和家長的一致好評。
青少年是我們的未來,周恩來精神能不能代代相傳?能否像上述學校那樣,利用好偉人的遺著,尤其是極具審美價值的偉人詩篇,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可以把研讀周恩來詩作同綜合實踐課程的教學、語文課外閱讀的引導緊密結合起來,使青少年通過研讀偉人詩篇,深切感悟偉人為人作文的風范,又紅又專的風范,從而倍加珍惜前輩們歷盡艱辛、流血犧牲換來的和平幸福的生活環境,確立愛祖國、愛人民、愛社會主義的人生觀,繼承並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繼承並發揚周恩來精神,最終使周恩來精神不僅再現於周恩來詩作中,更再現於中國未來一代人的言行中,並內化為他們的心理需要!
參考文獻:
[1]周秉德:《周恩來詩聯集箋注》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1月版。
[2]王全書:《紅旗渠精神的時代價值》《求是》2003年第20期。
[3]殷儀:《<雨后嵐山>鑒賞》《新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47頁。
[4]洪迪:《現代詩美的創造》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235頁。
（來源：求是理論網2011年07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