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中國同東盟國家關系的開啟

周恩來與中國同東盟國家關系的開啟

潘敬國 張穎

2003年，中國與東盟確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從此中國與東盟的關系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飲水思源，探究中國與東盟交往的歷史，可以看出，從互相敵視到初步交往再到正式建交，作為中國“微笑外交”的建筑師，周恩來在開啟中國與東盟國家外交關系的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

東盟是在20世紀60年代地區主義浪潮背景下成立的區域性國際政治經濟合作組織。東盟的前身是由馬來亞聯邦、菲律賓和泰國於1961年7月在曼谷成立的東南亞聯盟。1963年，馬、菲兩國因領土爭執斷絕外交關系，使東南亞聯盟陷於癱瘓。1967年8月，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五國在泰國首都曼谷舉行會議，發表《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正式宣告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

東盟國家扼守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它不僅是中國的南邊近鄰，而且是華僑的主要集中地帶，其政治、經濟和安全情況的變化，與中國有密切的利害關系。東盟成立初期，其活動僅限於探討經濟、文化方面的合作。由於與美國有著較深的淵源，東盟五國接近美國而反對中國，視中國為共產主義威脅，與中國處於對立和不信任狀態，並被認為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潛在的堡壘”。東盟成立兩個月后，其主要成員印度尼西亞便宣布與中國斷交，此前印尼是東盟中唯一與中國有外交關系並長期保持友好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從冷戰的角度出發，視東盟為反共集團。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出現新的變化。一方面，美蘇關系呈現蘇攻美守的趨勢﹔另一方面，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同時中蘇關系持續惡化。越南戰爭結束前后，美國在東南亞地區進一步收縮，蘇聯加緊向東盟各國滲透，積極推行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美蘇在東南亞地區展開新的爭奪。為了應對新的國際形勢，1971年11月，東盟五國代表在吉隆坡開會，發表了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立區的《東南亞中立宣言》（即《吉隆坡宣言》）。宣言表明，東盟國家希望整個東南亞成為一個擺脫所有大國角逐和沖突的地區。其后，東盟國家提出，反對以“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取代東南亞中立化計劃，而“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正是蘇聯為包圍中國而提出的。在中美關系出現突破性進展，歐洲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蘇聯在東南亞推行霸權主義的情況下，東盟決心改變已經滯后的同中國的關系。

周恩來很早就注意爭取東南亞國家。早在1954年，周恩來在與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談話中就曾明確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東南亞的政策是和平共處。”后來陪同馬科斯總統訪華的菲律賓外交部長羅慕洛曾回憶說：在我參加有關菲律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的會談的時候，我想起了當年萬隆會議的情況。在簽署萬隆會議公報的頭天晚上，我同周恩來總理進行了一次長談。我們一致認為，應當由所有亞洲和非洲獲得自由的國家自己確定未來的道路。周恩來總理在那次談話中非常誠摯地重申了中國人民希望和平的願望以及他們要同所有發展中國家人民友好相處的決心。

到了20世紀70年代，面對來自蘇聯的越來越直接的威脅，中國領導人認識到，必須團結東南亞各國才能打破蘇聯以包圍中國為目的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建立“一條線”和“一大片”的反蘇聯合戰線的要求，周恩來審時度勢，將仍是中國外交“成片的空白點”的東盟國家列在反蘇陣線的范圍之內，提出東盟國家都是發展中的民族主義國家，並作為中國全面開展對第三世界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1972年6月28日，周恩來在會見美國眾議院民主黨領袖黑爾?博格斯與共和黨領袖杰拉爾德?福特時表示：東南亞五國很希望成立一個中立地帶。他們要保持中立，我們就贊成。周恩來在談話中表示的善意，對東盟國家是一個重要的信號，而東盟國家也迅速予以了回應。7月，東盟外長會議確立了與中國建立和平友好關系的方針。這為中國同這些國家實現關系正常化創造了有利條件。也是在這一年，中國同大洋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建交，這對與大洋洲有著密切關系的東盟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

在東盟國家中，馬來西亞對華態度最為積極。1970年拉扎克擔任馬來西亞總理后，宣布對外奉行中立和不結盟的政策，並提出在東南亞建立和平中立地區。1971年，馬來西亞在聯合國第26屆大會上投票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此后，中馬開始互派貿易代表團，並進行文化體育交流。

東盟外長會議之后不久，1972年11月，馬來西亞總理特別顧問莫哈爾率領代表團秘密訪華，為中馬建交投石問路。11月19日，周恩來會見莫哈爾。當莫哈爾問及中國方面對中馬兩國建立正式關系有什麼問題需要提出來時，周恩來明確地說：馬來西亞在第26屆聯大投票很公正，無須再提出什麼問題。周恩來還表示，支持東南亞中立化。由於馬來西亞華僑眾多，周恩來又專門表示：如果有些華僑沒有參加當地國籍，犯了法，馬來西亞要求將他們遣返中國，我們可以接受。周恩來的表態十分關鍵，他的明確態度使談判直接進入到議事程序。1973年6月，馬來西亞在聯合國正式開始同中國進行建交談判。經過一年的談判，雙方最終決定建交。

1974年5月28日，拉扎克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當晚，周恩來舉行歡迎宴會。在致辭中，周恩來著重強調：東南亞國家是第三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中馬兩國關系正常化，是符合中馬兩國人民利益的。拉扎克則表示認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說：“雖然我們之間有不同之點，然而我認為無論意識形態上的不同，人口多少的不同，以及我們對一些國際問題的態度的不同，都不應該成為我們兩國在互相尊重、平等及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上發展良好關系及合作的障礙。”兩位領導人相互理解的表態，為最終簽署建交公報確立了基調。5月29日，毛澤東會見了拉扎克。當天傍晚，周恩來在身體極度虛弱、醫護人員隨時准備搶救的情況下，仍堅持按原計劃在人民大會堂同拉扎克就中馬兩國建交問題舉行會談。這是周恩來最后一次與外國首腦舉行正式會談。會談中，周恩來直截了當地說明了中國對華僑雙重國籍的態度，他表示：我一貫主張中國血統的人凡已取得或將取得當地國籍者，即成為當地公民，我不贊成雙重國籍。對未參加馬國籍的20萬華人，如有願參加馬國籍的，我表示鼓勵﹔如要求保留中國籍，原則上可同意發護照，但要在建館后，經過調查研究再解決。中國在華僑雙重國籍問題上的明確態度，打消了馬來西亞的疑慮，也為后來中國與其他東盟國家建交提供了范例。5月31日，周恩來在入院施行手術的前一天，和拉扎克簽署中馬建交公報。公報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聲明，它們都不承認雙重國籍。根據這一原則，中國政府認為，凡已自願加入或已取得馬來西亞國籍的中國血統的人，都自動失去了中國國籍。至於那些自願保留中國國籍的僑民，中國政府根據其一貫的政策，要求他們遵守馬來西亞政府的法律，尊重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他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將得到中國政府的保護，並將受到馬來西亞政府的尊重。”意味深長的是，公報還強調：“雙方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隻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選擇決定。它們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上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范圍的圖謀。”

中馬建交是中國同東南亞國家關系的一個重要突破。在中美接近、中日恢復邦交以后，馬來西亞成為“乒乓外交”以來“東南亞國家聯盟五國中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國家”。中馬建交被稱為中國在東南亞的“第一個政治上的突破”，這一年被稱為“中國同鄰國關系中的重大的裡程碑”。對於中馬建交，外電評論說，中馬聯合聲明“展現出中國對東南亞政策的雛形”，“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東南亞已經在政治上有了決定性的突破”，“反映了東南亞國家聯盟裡的政治氣候正在發生變化”，標志著“亞太地區各國之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實現和平共處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三

中美關系出現突破后，與美國有著密切關系的菲律賓也加快了與中國建交的進程。1972年2月10日，周恩來會見菲律賓總統代表羅穆亞爾德斯。羅穆亞爾德斯訪華的目的是探詢在沒有外交關系的情況下，中菲是否可以建立文化、貿易經濟關系，周恩來給予了肯定的答復。當年，中國成為菲律賓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貿易往來的第一號貿易伙伴。中菲兩國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6450萬美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政治的發展。1973年前后，周恩來對菲律賓貿易代表團表示，歡迎菲律賓外長羅慕洛前來中國大陸訪問。同時，周恩來還表示：目前你們與台灣有外交關系，現在同我們建交還有困難，我們可以等待，我們不著急。中國不阻止菲律賓與台灣之間的貿易。他還向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表示問候。在周恩來作出一系列友好的表示后，馬科斯在1973年6月3日表示，菲律賓是願意與社會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尤其是願意與中國和蘇聯建立外交關系。1974年3月，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穆亞爾德斯以菲律賓籃球隊領隊的身份隨隊訪問中國，而他來華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安排馬科斯夫人到北京訪問。3月23日，周恩來會見了羅穆亞爾德斯，並主動提出，邀請馬科斯夫人訪華。

1974年9月20日至29日，馬科斯夫人應周恩來的邀請，作為馬科斯總統的特別代表訪華。9月20日，周恩來在醫院會見了馬科斯夫人。當時，周恩來已經生病住院四個月，馬科斯夫人成為周恩來再次住院后接見的第一個外國訪客。菲律賓報紙評價說，周恩來總理居然同馬科斯夫人會晤了一小時，這是最不同尋常的事情。中菲建交的最關鍵問題是台灣問題，由於台灣在菲律賓有比較多的投資，菲律賓擔心中菲建交會使菲律賓遭到損失。對此，周恩來指出：我們建交的原則是，建交國必須與台灣斷交。至於台灣在菲投資問題，可看作地區性的問題加以解決。中菲建交是兩個國家之間的事，菲和台灣的關系是和中國一個地區的關系。周恩來在台灣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和靈活態度使馬科斯夫人明白了中國方面的立場。馬科斯夫人在會見后說，周恩來總理“在我到北京的頭一天就從病床上起來同我就穩定我們兩國關系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給我的訪問增添了重要性”。其后，毛澤東也會見了馬科斯夫人。在這次會見中，馬科斯夫人表示，菲將盡快同中國建交，馬科斯將親自來完成它。

1975年4月至5月，中菲雙方在東京進行正式建交談判。6月，馬科斯總統正式訪華。在馬科斯訪華的前一天，周恩來在會見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威爾西時說：現在的趨勢是，東南亞國家、大洋洲國家要求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同其他國家友好相處。我們贊成東盟國家希望成為和平、中立和獨立的國家，我們理解他們的這一立場。這為即將到來的馬科斯總統釋放了一個更為積極的信號。馬科斯一到北京，毛澤東、周恩來就分別予以會見。針對東盟國家希望成為中立區的願望，周恩來再次明確表示：第三世界應該是一個民主的大家庭。

6月9日，周恩來在醫院和馬科斯總統簽署兩國政府聯合公報，宣布兩國建交。公報內容同《中馬聯合公報》相似，公報寫明：兩國政府“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上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范圍的圖謀”。由於此前中馬建交中同樣提到“反霸統一戰線”的問題，“反霸統一戰線”被認為是中國對東南亞外交的原則，並引起人們的注意。在訪問中，馬科斯還宣布同中國簽署一項貿易協定，這是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貿易協定。中國同菲律賓建交，使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達到整整100個。幾天后，周恩來在會見岡比亞共和國總統賈瓦拉時表示：我們已經同菲律賓建交了，但是和我們建交國家最多的是非洲和歐洲，而不是亞洲。現在，亞洲開始多起來了。

四

長期以來，泰國始終追隨美國，是美國在亞洲政策的堅定支持者。在越南戰爭中，泰國甚至允許美國在其領土上建立大型空軍基地。進入70年代后，隨著中美關系的改善，中泰關系也迅速改善。從1972年開始，中泰之間的交往從體育界發展到衛生、科學等方面，兩國的貿易關系也有了恢復和發展。

1972年9月，亞洲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泰國財政、經濟、工業署副主任巴實?干乍那越以泰國乒乓球隊顧問的身份來到北京。周恩來會見了巴實，並開誠布公地談到了中泰建交的問題。巴實回國后表示，他的北京之行是泰國與中國未來關系的一個“良好開端”，“中國的大門已經重新”向泰國“開放”，“我們兩國間建立持續的熱情友好關系的基礎已經奠定”。一個月后，泰國決定派貿易代表團參加廣交會，這個代表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泰國派往中國的第一個代表團，巴實以代表團團長身份再次來華。1973年8月，春蓬中將率泰國羽毛球隊來華訪問，作為代表團顧問的泰國外交部政治廳長乃攀同中國再一次討論了兩國關系問題。當年12月，泰國副外長差提猜?春哈旺率泰國貿易代表團訪華。對於這次訪華，泰國對華友好人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代表團出發前，泰國乒乓球總會主席登?宏社提上將公開表示：“兩國早該建立關系了。”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差提猜表示，他是前來看望“年長的親戚”的。周恩來則表示，支持東南亞國家聯盟的中立化政策。由於石油危機，泰國出現嚴重的“油荒”，周恩來對此十分關注。他向差提猜表示，中國可以按石油危機還不嚴重時的11月的牌價賣給泰國5萬噸輕柴油，因為“泰國是在那個時候要求買油的”，並指出“這是友好的價格”。中國的友好態度加速了泰國同中國進行貿易的進程。差提猜表示，對於購買石油，中國沒有把任何條件強加於泰國。泰國外長乍倫攀聽說后也高興地表示：“中國賣石油給我們解決我們的石油問題，這是友誼的起點。”在這次會談中，周恩來還邀請泰國國防部長他威?尊拉塞上將以泰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訪問北京。1974年2月12日，他威作為第一位訪問中國的泰國部長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他威回國后，泰國內閣會議提出，全面開放泰國與中國的正當貿易。12月6日，泰國取消了禁止進口中國商品的第53號法令，這個對華禁運法令曾被看作是阻止中泰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礙。中泰開始直接貿易后，中國又向泰國提供7.5萬噸輕柴油，而且是以“低於市場價格”直接交付曼谷，泰國不必安排油船運輸。以體育交往為媒，以石油外交為催化劑，通過一步一步的努力，中泰關系扎實推進，並最終建交。

1975年1月，克立?巴莫任泰國總理，克立在施政綱領中表示，“將使泰中關系正常化”。1月8日，周恩來在醫院會見泰國副外長差提猜。會談中，周恩來提出邀請瓦集拉隆功王太子訪華，這實際上是對克立講話的一種回應。隨著中泰兩國政府對建交問題的明朗化，中泰建交已水到渠成。1975年6月，就在中菲建交后的幾天，有“泰國基辛格”之稱的泰國眾議院議長巴實訪華。又過了十幾天，6月30日，克立訪華。

克立到京當天，周恩來便與其進行了會談。為了打消泰國對中國可能會在亞太地區稱霸的擔心，周恩來向克立表示，不管中國將來如何發達、強大，我們都將堅持不稱霸的原則。我們非常希望東南亞成為和平區。針對華僑雙重國籍問題，周恩來表示：新中國一成立，我們就不主張雙重國籍，這樣可以搞好我們和其他國家的關系，特別是亞洲的一些國家，它們是我們的近鄰。現在泰國的30多萬華僑如都能加入泰國國籍，我們將很高興。他們雖然叫華僑，但是跟泰國人民生活在一起，相處得很好。我很欣賞總理閣下在曼谷、香港所宣布的：泰國華僑隻能有兩個選擇，不是加入泰王國國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沒有台灣國籍。7月1日，毛澤東會見了克立。同日，周恩來在醫院與克立簽署了中泰兩國關於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聯合公報強調了一個中國、反對霸權主義、不承認雙重國籍等原則，基本上與中馬、中菲聯合公報的內容相同。這樣，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以一種固定的形式穩定下來”。周恩來還指示有關部門盡量多地在經濟上給予泰國方面優惠，讓泰國人民看到中國對泰國的友好情誼。克立總理訪華回國后，高興地向媒體表示，在經濟方面，“中國准備馬上購買我們的橡膠、原糖和黃麻，我們可以提供多少，他們就買多少。”“中國還准備向我們出售石油，包括高速柴油和原油，我們要多少他們就提供多少，而且也是立即提供。”

對於中泰建交，美聯社評論說：“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另一個盟友泰國到北京朝拜了。它在那裡重復了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話，表示渴望今后能通過中立而不是槍炮來保証東南亞的和平。”“1954年為了遏制共產主義而建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曼谷曾是這個現在瀕於死亡的組織的活躍一時的中心，這似乎還只是昨天的事情。這個組織現在幾乎是死了但還沒有埋葬。”

五

中國同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國的建交促進了新加坡、印尼與中國的交往。一度敵視中國的印尼的對華政策也有所鬆動，兩國外長開始在聯合國進行接觸。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公開表示：“日本和中國是亞洲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從長遠來看，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它們將對東亞和東南亞發揮影響。”但因為新加坡是個華人居多的國家，新加坡提出要在其他東南亞國家之后同中國建交，兩國關系不能走得“比鄰國快”。對此，中國表示理解。中泰建交談判時，周恩來請克立總理轉告李光耀，中國政府充分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並希望新加坡的華僑都加入新加坡國籍。中國與新加坡雖然沒有立刻建交，但交往已經開始，關系也是友好的。1975年新加坡外長拉賈拉南訪華。3月16日，重病中的周恩來在醫院會見了拉賈拉南，並再一次重申：海外華人或華裔願為當地公民者，即非中國公民，中國對之已無責任或義務。至於未成為當地公民之華僑，中國雖對之還有責任，但是，他們也得遵守當地法律，不干涉各該國內政。周恩來還表示：我們尊重你們的國家主權，你們不是“第三中國”，而是新加坡共和國。你們新加坡共和國是獨立的，有自己的主權。又說：我們希望能早一點同你們建立外交關系，但如果你們覺得有困難，晚一些也不要緊，我們可以理解。請轉告你們總理，在新加坡獨立后並不承認台灣而承認中國，我們很感謝你們，很欣賞你們這一點。還表示，中國支持東南亞國家聯盟關於東南亞中立化的願望，如東南亞五國能夠和平友好相處，就能抵抗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中國與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建交后，這些國家解除了對華貿易禁令，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系大大發展。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國際領域也進行了一定的合作。1975年9月舉行的聯大第七屆特別會議上，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與中國一起支持發展中國家組成的“七十七國集團”為貫徹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而提出的合理建議和主張。也是在這一年，以包圍和孤立中國為目的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決定分階段解散，同時中國正式承認東盟。

縱觀中國同東盟國家建交的過程，可以看出，周恩來從戰略的制定到政策的執行，自始至終准確地掌握著歷史的微妙變化，推動了中國與東盟各國關系的發展，其鮮明的特點值得回味：(1)與震驚世界的“乒乓外交”如出一轍，周恩來通過體育外交推動了中國同東盟國家建交的進程。在中國與東盟國家交往之初，幾乎所有的東盟國家都派大使或高級政治家率領體育代表團或“充當顧問”到北京訪問，許多時候，這些政治家都是身負重要使命，並對兩國之間的進一步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從1971年到1973年，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中國先后在北京組織了亞非(AA)、亞洲(A)、亞非拉（AAA)國際乒乓球賽。每一次，周恩來都接見代表，出席開閉幕式。通過這幾次比賽，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等東盟國家與中國第一次有了政府交往。正是通過體育外交，周恩來迅速打開了同東盟國家的關系。(2)石油外交是周恩來巧妙利用國際形勢，推動中國外交的又一例証。1973年末，世界范圍內發生了石油危機，貧油的東南亞國家普遍出現“油荒”。根據周恩來的要求，正在訪問菲律賓的中國貿易代表團馬上向菲律賓方面提議，“准備提供幾十萬噸石油”。馬科斯夫人訪華時，在周恩來的指示下，中國又同意在1975年向菲律賓出售“相當數量”的原油。石油外交對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建交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通過石油外交，周恩來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的發展。(3)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是長期干擾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的重要因素。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周恩來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坦誠相見的作風獲得了廣泛的認同。成功解決華僑問題，是中國同東盟國家建交的關鍵所在，周恩來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20世紀70年代，在東南亞出現美退蘇進的新的戰略態勢，周恩來利用美蘇在東南亞地區力量變化的短暫真空，利用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迅速提高，利用東盟國家普遍對蘇聯推行“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恐懼，審時度勢，把握住稍縱即逝的戰略機遇，果斷推動了中國同東盟國家關系的突破。

當歷史的指針撥動到新的世紀，東盟日益顯示出其在地區事務中的重要作用。目前，東盟已經完成了將東南亞全部國家都吸收為成員的願望，成為亞太地區唯一的完全由亞洲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國家聯盟。中國與東盟的關系也不斷邁向新的台階。回望當年，打開同東盟國家關系的大門，是周恩來對中國外交的最后貢獻，這其中不僅可以看出周恩來的遠見卓識，而且無時無刻不顯現著周恩來的外交智慧。

（本文作者:潘敬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100017﹔張穎，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北京100089）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