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歷史 體現特色：《劉少奇選集》下卷編輯記事
劉崇文
繼一九八二年一月《劉少奇選集》上卷出版之后，經過將近三年的編輯工作，現在，《劉少奇選集》下卷又和讀者見面了。此時此刻，我們一方面以能夠為讀者提供這樣一部重要文獻而感到欣慰，一方面也等待著讀者對我們的編輯工作進行檢驗。編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選集，是一項十分嚴肅和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本著對歷史、對作者、對讀者高度負責的精神，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嚴謹細致的作風，才能把這件工作做好。三年來，我們在工作中力求做到尊重歷史原貌，體現作者特色，保証編選工作質量，適應黨和人民的需要。為此，我們遇到了不少難題，嘗到了編輯工作的艱辛，但也增長了知識，受到了多方面的教益。現在把其中一些重要而有啟發的事情記述下來，當不是沒有意義的。
什麼是少奇同志著作的特色
《劉選》下卷收入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劉少奇同志的著作。由於“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少奇同志就被迫離開了工作崗位，所以下卷實際選編的是建國后十七年的文稿。在這段歷史時期裡，少奇同志一直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先后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等重要職務。他在指導新中國的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以及執政黨建設等各項工作中，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反映他在這個時期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活動的文稿資料，經過我們多方挖掘，陸續搜集到了五千多件。如何從這大量的文稿資料中選編出一部真正反映少奇同志重要思想、突出貢獻和品德風格的選集來，就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象少奇同志這樣的領袖人物，他的著作選集，當然不只是代表他個人的思想言論，而是黨在十七年中理論和實踐的重要反映。但是，作為《劉少奇選集》，又必須具有少奇同志個人的特色。隻有充分體現了這種特色，才能豐富我們對黨的歷史的認識，才能加深我們對作為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的理解，才能真正把握少奇同志的思想和貢獻。一句話，才能使《劉少奇選集》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那麼，什麼是少奇同志的個人特色呢？我們認為，它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第一，少奇同志在建國以后一直協助毛澤東同志主持中央全面工作，並曾經處於中央領導的第一線，中央的一些重大決策，不少是通過他的報告、講話和文章來闡述和發表的﹔第二，少奇同志是我們黨著名的理論家，對在中國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從理論上作過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有不少獨到的見解﹔第三，少奇同志在執政黨建設以及他主管的土地改革、供銷合作社、工會、統戰、政法工作等方面，有重要的建樹和貢獻﹔第四，少奇同志注重調查研究，敢於實事求是，無私無畏地為堅持真理而斗爭。顯然，少奇同志的這些特點都應該在選集中得到充分體現。
根據這樣一個認識，《劉選》下卷的選目，先后經過六次較大的篩選和調整，並征求了有關方面和同志的意見，才最后確定下來。現在收入這本選集的三十八篇文稿中，有二十五篇沒有公開發表過。選集中有相當一批是重要的歷史文獻，如《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和講話等。還有一批是體現少奇同志思想理論特色的著作，如他寫的四篇未曾發表過的手稿：《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共產黨員標准的八項條件》、《國營工廠的內部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關於合作社的若干問題》，他論述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執政黨的建設、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改革的文稿，以及在三年困難時期，他堅持實事求是精神，堅決主張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所作的報告和講話等。總起來看，這三十八篇論著大體上能反映出少奇同志建國后的基本實踐活動和理論貢獻。它不僅對於研究我們黨建國后十七年的歷史有重要價值，而且對於今天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仍有重要啟發。
力求全面反映作者的主要思想
在確定選集篇目的過程中，我們力求使少奇同志的主要思想觀點能夠得到體現，盡可能全面地反映作者的理論貢獻。這是一件很費斟酌的工作。比較難於處理的是這樣兩種情況：有些思想觀點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形成過程，文稿的數量很多，如何才能選出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有些重要的思想觀點卻又很難找到合適的文稿反映。
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是少奇同志提出的一個著名的思想，但這件事情從提出到實踐、發展，經歷了長達七八年的曲折過程。其間，他論及這件事的報告、講話、批示、談話材料等，僅我們現在收集到的就有三四十件之多。在討論選目過程中，有的同志主張選用一篇，有的同志主張選用兩篇、三篇甚至更多一點。在選用哪一篇的問題上，也有爭議。經過反復比較，我們最后決定選用兩篇，一篇是1958年5月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提出這個觀點時的講話，另一篇是1964年這種新型制度大發展時期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黨內報告會上的講話，反映了這一運動的兩個階段。我們覺得，這樣選大體上能反映少奇同志這方面的主要思想。
選編關於合作社問題的文稿，也有類似的情況。建國初期，少奇同志對在我國建立、發展合作社的問題作了專門的研究，親自寫下了很多篇手稿。我們在征求選目意見的過程中，當年在少奇同志領導下負責合作社工作的程子華、薛暮橋等同志都熱情地向我們推薦有關文稿，有的還提出了具體方案，並建議我們多選用一點。經過多次研究，考慮到選集中要反映的問題很多，限於篇幅和比例，最后從廣大讀者閱讀需要的角度作選擇，我們選用了一篇較集中地在理論上展開論述的手稿。盡管在其他的文稿中還有不少好思想，也隻好割愛了。
與上述情況相反，少奇同志的有些思想觀點，包括有的已為人們所熟知的觀點，卻找不到合適的文稿。為了能夠在選集中比較全面地反映少奇同志的主要思想，我們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例如1962年2月的西樓會議，即由少奇同志主持在中南海西樓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是繼七千人大會之后，根據國民經濟中出現的新情況，作出大幅度調整退夠決策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錯誤批判，並成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因此，西樓會議的內容照理應該在《劉選》下卷中得到反映。但是，經過多方調查，証明沒有留下少奇同志在西樓會議的講話材料。於是，我們隻好在他這一段時間的其他文稿中選擇。在西樓會議前后，少奇同志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在第一線組織領導國民經濟的調整，提出和支持了克服經濟困難的各種決策，還積極推薦陳雲同志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1962年5月，在他的主持下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進一步分析了經濟形勢，確定了措施。這次會議可以說是西樓會議的繼續和具體化。現在，我們在選集中收入了他在這次會議上的總結講話，反映了他在這一階段的思想和實踐活動。
又如關於倡導試辦托拉斯，是少奇同志的一個重要經濟思想。但一開始我們一直找不到這方面的文稿。后來，袁寶華等同志從國家經委保存的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少奇同志在聽取托拉斯試辦工作座談會情況匯報時的插話，並向我們推薦。我們對這篇談話作了文字上的整理，又征求了一些經濟學家的意見，才收入到選集中，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但是，由於少奇同志的檔案材料在十年動亂中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他的許多講話、批示、書信等，包括許多同志保存的記有少奇同志談話的筆記本，都已散失和銷毀﹔還由於有一些思想觀點，是少奇同志在很小的范圍內口頭講的，當時就沒有形成文字材料。因此，有一些思想觀點，雖經反復查找，多方搜求，最后仍然沒有找到合適的文稿反映，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深為遺憾的事情。
怎樣對待歷史痕跡
歷史是在曲折中前進的。建國后的十七年，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指導思想上也發生過嚴重的失誤。同時，在十七年中，黨的對內對外政策，特別是外交政策，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此外，由於情況的變化，當時的一些認識同今天黨的政策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十七年中歷史的曲折作出了總結。編選供廣大讀者閱讀和學習的領導人著作選集，當然要以歷史決議為指針，選擇那些其主要內容和基本觀點經過歷史檢驗是正確的科學著作。但是，由於歷史的曲折和思想的局限，即使在這樣的著作中，有些也難免會留下歷史的痕跡。對於這種歷史情況，人們是會理解和尊重的。
例如，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書面報告和口頭講話，是曾經在黨內發生過深刻影響的歷史文獻，對於糾正當時“左”的指導思想起了重大作用。“報告”和“講話”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形勢，揭露和批評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初步總結了經驗教訓，並且提出了克服困難的辦法。其中對於“三面紅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把它作為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種探索和試驗來加以總結的，指出了它在執行過程中存在和發生的一些根本問題。他明確提出：“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五年、十年以后，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三面紅旗”能說到這樣一個程度，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但是，由於當時黨中央對“三面紅旗”是肯定的，所以在這兩篇光輝文獻中，有“高舉三面紅旗”、“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斗”等提法。這兩篇文獻收入選集時有些刪節，但是對於上述這些提法﹔我們都按歷史面貌保留了下來。
另外，在幾篇理論性文稿中，有些提法估計理論界會有不同看法，但這是作者有特色的見解和帶基本性的觀點，不一定錯，即使文字表達上不夠准確也無大礙，所以都保持原貌未動。
重視不同版本的校勘
下卷中收入了少奇同志一些已公開發表、並多次再版的文章。這些文章發表時經過反復推敲和認真校核，是比較准確的。但是，由於多次再版，各版本間也會有細微的改動和排印中的疏漏之處。這就要求編輯人員務必掌握各種版本的情況，傾注精力做好校勘工作。
少奇同志一九五四年《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我們最初是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二月橫排本排印的，后同人民出版社同年六月出版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匯刊》一書校對時，發現第二部分第四小節的標題“關於民族自治問題”，《匯刊》本改為“關於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經了解，這是少奇同志作的重要修改，我們照此作了校核。
少奇同志在全國政協作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全文中有這樣一句：“各地名勝古跡，歷史文物，如無人管理而又需要派人整理者，當地人民政府必須注意派人管理，不使破壞。”這句話前后均用“管理”一詞而中間卻用“整理”，不僅用語不一致，而且對名勝古跡用“整理”也不妥切。查閱同年《新華月報》版，也是這樣印的。又查閱人民出版社同年九月出版的《土地改革文件》小冊子，也是“整理”二字。再查閱我室檔案中少奇同志的手稿和他作報告時會上印發的鉛印稿，以及同年六月二十九日他的定稿，“整理”原來都是“管理”，顯系見報時誤排。據此，我們作了校正。
少奇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我們是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新版本排印的，編輯時發現“國際關系”部分“在西方國家中，也有愈來愈多的國家逐漸識破了美國擴張政策對它的危害的真象，也拒絕把自己套在美國的戰車上，贊成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中立趨勢，也已經日益發展”一句語法不通。查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九月版，“也拒絕把自己套在美國的戰車上”中的“也”字原為“而”字，這就通了。但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后的各種版本，包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中，“而”字都排成了“也”字。對這個誤排，我們作了校正。
另外，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查抄破壞，少奇同志的文稿有的原始檔案散失，有的被隨意刪改，這就更增加了我們查証和選定版本的困難。《關於作家的修養等問題》一文原始版本的核查，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這篇文稿是少奇同志一九五六年同作家協會負責人周揚、劉白羽同志的談話，當時沒有發表。《文藝研究》一九八○年第二期上發表了這篇談話，后又收入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論文藝》一書。這次在版本核查中，發現它選自“文化大革命”中編印的《劉少奇言論集》，沒有原始檔案依據。在選集中採用這樣的版本，是很難使人放心的。后來幾經周折，終於在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征集來的材料中，找到了周揚同志傳達少奇同志這次講話的原始記錄稿。在核對中，發現原發表的這篇談話中有幾處是把周揚同志傳達時的插話誤為少奇同志的話了。我們又根據這個記錄稿重新進行了校勘，恢復了這次談話的本來面貌。
注意未發表文稿的考証和鑒別
選集中收入的幾篇手稿，是少奇同志建國初期寫的，過去未曾發表過，作者也沒有注明寫作時間。查清寫作時間就成為我們的一項重要工作。例如《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為了查清這份手稿的寫作時間，我們找曾在少奇同志身邊工作過的同志了解，向從事經濟工作、理論工作的同志請教，都不清楚。王光美同志為此還特地請薄一波、楊尚昆同志回憶，也未有結果。此路不通，我們就從少奇同志的文稿中去找線索，發現他一九五一年寫了一份《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歷史任務》的手稿，所用的稿紙與這份手稿相同，兩篇手稿都著重論述了建國后的經濟建設問題，有些基本觀點和表述語言都非常一致，這說明兩份手稿的寫作年代很接近。但是，兩份手稿在有些重要問題的提法上卻截然不同。其一是，關於“三年准備，十年建設”的指導方針，在《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歷史任務》中明確提出來並作了闡述，而在這篇手稿中卻隻字未提。“三年准備，十年建設”的方針，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一年二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同年三月他又寫信要少奇同志在黨的組織工作會議上講講“三年准備，十年建設”的思想，使人們有所准備。此后一年多的時間，少奇同志在黨、政、工、團一系列重要會議上，都講了上述方針，唯獨這篇專講經濟建設問題的手稿對此隻字不提，這表明它應寫於一九五一年二月這一方針提出以前。其二是，關於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在《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歷史任務》中多次講到了，但在這份手稿中卻沒有反映。抗美援朝是一九五○年十月提出，鎮壓反革命運動也是在此之后開始的。特別是同年六月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霸佔了我國領土台灣，接著我國政府發表聲明反對美帝侵佔我國領土台灣、嚴重威脅我國安全。這份手稿卻對此一無反映，這表明它應寫於一九五○年六月杜魯門聲明和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前。其三是，手稿中有不少提法反映了一九五○年上半年我國的政治經濟情況。據此，我們判斷這份手稿寫於一九五○年。選集中收入的其他幾篇手稿，我們也經過了多方的考証，才得出了比較准確的答案。
少奇同志一九五○年在全軍參謀會議上的講話，是保存在他家中的一個手抄件，中央檔案館和解放軍檔案館都沒有這個講話稿，也沒有他參加這次會議並在會議上講話的記載。由於事隔多年，一些參加過全軍參謀會議的老同志也記不起少奇同志是否在這次會議上講過話。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個手抄件究竟是不是在全軍參謀會議上的講話稿。經過反復調查，我們找到了當時的會議記錄員鄧汀同志。他看到這份講話稿時說：“這是我記錄和整理的”。“完全可以肯定少奇同志這個講話是在一九五○年五月全軍參謀會議上講的”。據鄧汀同志回憶，這次全軍參謀會議是在中南海居仁堂開的，少奇同志到會講話后，他將講話記錄整理抄清送少奇同志審閱，后來未見將整理稿退回。這也許就是解放軍檔案館未保存這份材料的原因所在。取得了這一有力的印証材料，我們才放心地在這篇文稿的題解中注明：這是劉少奇同志在全軍參謀會議上的講話。
嚴核細考 責無旁貸
編輯一部黨的領導人的歷史文獻，要尊重歷史原貌，尊重作者本意，這毫無疑問是編輯工作者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但是，由於主觀或客觀上的種種原因，文稿中也會存在著史實、名稱、引文、數字等方面的差誤。對此，採取科學的態度、嚴謹的作風，進行查証和考訂，根據歷史事實和准確材料予以校勘和訂正，是編輯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對國民經濟要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是我們黨在六十年代初根據國民經濟形勢提出的戰略性方針，它的提出時間，自然為人們所關注。少奇同志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原稿中說：“一九六○年夏季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規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為了核實這一提法，我們查閱了一九六○年北戴河會議記錄，從記錄中看，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研究國內經濟的調整問題，八字方針所包含的主要思想基本提出來了，但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提法並沒有提出來。原來，在北戴河會議結束不久，國家計委黨組在向中央提出的《關於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數字的報告》中，提出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提高的問題，周恩來同志在審定這一報告時，又加了“充實”二字，這樣才有了八字方針的完整提法。九月三十日，中央批轉了國家計委黨組的報告，八字方針的完整提法也正式作為文件下達到了全黨。據此，我們在原稿中作了如下改動：“一九六○年夏季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調整經濟的問題，隨后規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一文，是根據少奇同志在長沙中學生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整理的，文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高爾基是個大文豪，他連小學都沒有進過。”高爾基是靠刻苦的自學和艱苦生活的磨礪而成長起來的一代文豪，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據查蘇聯比較權威的高爾基傳記，有高爾基上過一兩年小學的記載，經過多種版本的考証，我們將此句話改為“他隻上過一兩年小學”。
在編輯工作中，數字的核實是一項艱苦細致而又直接影響文稿編輯質量的重要任務。盡管由於我國統計工作不健全和原有資料散失，給這項任務增添了難度，但在可能的條件下，保証數字的可信程度，特別是糾正一組數字計算中的誤差和書中多處出現的數字的不一致，仍是編輯工作者的重要責任。
少奇同志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舉了美國農業的例子，原記錄稿是這樣記錄的：“美國現在有一億八千萬人，農業人口不過一千五百萬，約佔百分之十。”從這組數字本身計算，一千五百萬只是一億八千萬的百分之八點三強。顯然計算不夠准確。實際上當時美國的人口是將近一億八千萬，而農業人口是一千五百多萬，約佔百分之九。因此在整理中我們將這組數字按新的計算作了校正。
一九四九年我國高等學校學生的人數，在全書中出現過三處，而三處提法均不一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為十一萬六千﹔《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中為十一萬七千﹔《提倡勤工儉學，開展課余勞動》中為十一萬。當然，這類數字在當時的條件下隻能是一種估算，相差一兩千是允許的，但同時出現在一本書中，就顯得不夠嚴謹了。我們保留了八大政治報告這處數字，而將另兩處改為“十一萬多”。
在編輯工作中還常常遇到這種情形，由於編者同作者所處的歷史年代和工作崗位的不同，再加上編者在知識積累、業務修養上的不足，因此對文稿中出現的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情況常常頗為躊躇。例如，少奇同志在《提倡節育》一文中提到，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實行過節制生育的政策。這一情況是我們沒有聽說過的，問了幾位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他們對此說也表示懷疑。但是，對此說輕率地加以否定是不對的，何況少奇同志這段時間正好在蘇聯留學，對蘇聯的情況有直接的了解。幾經查找，最后在商務印書館新近翻譯出版的《人口通論》(作者：[法]阿爾弗雷·索維)一書中，找到了此說的印証。此書在“蘇聯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一節中介紹說，蘇聯在革命成功后，提倡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對離婚、流產、避孕是採取許可政策的，在一九二○年蘇聯並頒布了准許墮胎的法律。到一九三六年，這一政策才反過來，流產和避孕遭到禁止。后來，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轉來一份中國人民大學編寫的材料，也証實了上述的說法。這樣，才解除了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疑問。
編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選集，是一項需要各方面配合的工作。《劉少奇選集》下卷的編輯出版，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中央和地方各有關部門、社會各界人士的熱情支持和積極協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參加具體編輯工作的同志，在這裡不僅是工作的過程，同時也是學習的過程、研究的過程、受教育的過程。這篇記事，記錄了我們在這方面的一些體會，希望以此得到大家的指正。
（來源：《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