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
劉崇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世界都為之矚目。這一深刻的社會變革，絕不是一種偶然的歷史現象，而是我國社會各種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劉少奇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到反右派斗爭前，即1956年前后所面臨的各種社會矛盾和為解決這些矛盾所思考的問題，同這十年發生的變革有著密切的聯系。為了更好地認識、理解和總結十年來我們所進行的改革，探討一下劉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我認為是有意義的。
1956年的喜和憂
歷史剛剛跨進1956年不久，當中國人民正在天安門廣場敲鑼打鼓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的時候，蘇聯卻在破除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的嚴重錯誤。無獨有偶，到這年的秋天，正當中國召開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八大的時候，波蘭和匈牙利卻面臨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這一連串的事件，震憾了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震憾了中國，震憾了整個世界。“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復雜心情。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在敲鑼打鼓的后面隱藏著危機，在叫罵聲中顯露出希望。1956年以后的中國社會，就是在這種極其復雜的喜和憂、禍和福的矛盾和沖突中前進的。
在這樣一個社會大變動的年頭，在這樣一個多事之秋，人們思考了許多問題。大家都希望弄清這些事件的真正含義，從中引出應有的結論，重新審視社會主義的經驗，繼續探求更好的前進道路。當然，也有想偏、想錯了的，也有幸災樂禍、唯恐天下不亂的。如果能清醒分析形勢，正確加以引導，批判錯誤觀點，吸取大量有益的意見和建議，撥正社會主義的航向，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我們國家可能走出一條同后來大不相同的道路，展現出一幅同現在大不相同的景象。當然，這隻能是對歷史的反思。
理論界有的同志認為，1956年本應成為思想解放的一個新起點，這是很有道理的。回顧劉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思考，可以充分証明這一點。那時，他從理論和實踐上探索了很多問題，深入調查研究了大量社會矛盾，大膽地提出了許多新的思想和主張。可以說，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提出的改革、開放、搞活的許多基本問題，他當時大體上都有所接觸，有過思考和見解，有些認識就是在今天看來也是相當深刻的。
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
為了說明劉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必須首先研究一下他關於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因為他后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許多主張，都是從這一構想的基本思路發展而來。而且，劉少奇關於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同今天我們黨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有不少共同之處。
眾所周知，劉少奇由於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曾經受到批評，並被迫作了檢討。如果說鞏固就意味著不發展、不前進，那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鞏固和發展都是相對而言的，隻有鞏固了才能更好地發展，而在發展中也必須有相對的鞏固。何況劉少奇說得很清楚，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最后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斗爭（《劉少奇選集》下卷第62頁），根本沒有不搞社會主義的意思。但是，劉少奇確實覺得新民主主義需要有相當長的一段建設和鞏固的時期，搞社會主義是屬於將來的事情。他認為，由於我國是一個產業落后、發展又不平衡的大國，小商品經濟與半自然經濟佔著絕對的優勢，因此，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時間，將比東歐、西歐各人民民主國家長得多。隻有在經過長期積累資金、建設國家工業的過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備之后，才能向城市資產階級舉行第一個社會主義的進攻，把私人大企業及一部分中等企業收歸國家經營。隻有在重工業大大發展並能生產大批農業機器之后，才能在鄉村中向富農經濟舉行社會主義的進攻，實行農業集體化。他尖銳地指出，超出實際的可能性，過早地、過多地、沒有准備地去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那是一種冒險主義的傾向（《劉少奇選集》上卷第430頁）。
劉少奇設想的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情況是：由於有國家財力、人力和物力的集中支援，國營經濟會發展得很快，它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會越來越大，它的領導作用與控制作用也會越來越大。合作社經濟也會迅速發展，它的比重和作用也會增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會得到發展，但它的發展速度要慢些，比重和作用反而會減少。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分將要增加。個體經濟也會發展，並更多地組織起來，在農村中用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組織起來，在手工業中用手工業合作社組織起來。這段時間，估計至少10年，多則15年到20年。那時，工業大大發展了，農業也有了大發展，國營經濟的領導更加加強，經濟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黨的技術干部也有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鞏固了，就將採取進入社會主義的步驟。
劉少奇設想的實現社會主義的步驟，和后來我們黨所採取的步驟是不完全相同的。他主張第一步是實行工業國有化（包括商業），但小工業和個體手工業不能國有化。在實行工業國有化以后，經過一個時期的鞏固與發展，就可以進一步採取農業集體化的步驟，在農村普遍組織集體農場。那時會有一場嚴重的反富農的斗爭。這裡，劉少奇有一個十分重要、曾經受到批判、但很值得我們研究的思想，就是由於我國經濟落后，現代工業所佔的比重很小，在這種情況下，不能輕率地採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否則，后果將是嚴重的。他反復強調：對私有制或私有基礎採取逐步動搖、削弱以至否定的想法，在目前是冒險的、“左”的、帶破壞性的，在將來是右的、改良主義的。他鮮明地指出：在一定限度內的自發發展，有好處，沒有危險，不要怕，不能阻止。比如在農村，一是可以用互助組幫助農民組織起來﹔二是通過國家貿易與供銷合作社及其價格政策來領導農民，限制富農，使自發有限度﹔三是利用國家稅收政策，限制富農經濟的發展﹔同時還有工會、黨的政治教育和集體主義的教育。最后，依靠國家，依靠工人階級，吸引農民到集體經濟中來，消滅資本主義。他認為，這樣的發展，於全體人民有利，於工人、共產黨有利，合於我們的理想，我們要力求照此方向發展。
這就是劉少奇關於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大體構想。它的基本觀點是：第一、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即中國是一個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轉變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現代化經濟十分薄弱，生產力水平很低，科學文化落后，國家和人民都很貧窮，在這樣的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是不能操之過急、計日成功的，必須經過相當長期的艱苦努力。第二，根本的問題在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這是須要全黨和全國人民集中力量來進行的最根本的任務。第三，在商品生產不發達、經濟十分落后的情況下，必須利用資本主義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因素，發揮個體小商品經濟的生產積極性，以便增強國家的經濟力量，滿足社會和人民的需要。第四，通過適當發展資本主義來加強社會主義，最后達到消滅資本主義的目的，通過適當加強小生產者的力量來更加壯大國營經濟的力量，最后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這樣，看起來象是后退，實際上是更好地前進﹔看起來象是慢，實際上是更快﹔看起來象是麻煩，實際上是更加順利。應當說，這一構想的基本思路是使馬克思主義結合於中國的實際，是符合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
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思考
本來，1953年黨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還是設想在15年左右時間（后來改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可是，到1955年下半年，突然開展了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斗爭，於是，首先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接著發動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就以無比驚人的速度，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
在社會生產力還十分落后的情況下，就急促實現社會主義改造，是違背劉少奇的初衷的。由於在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農業合作化等問題上已經受到了批判，而三大改造最初的表面效果還不壞，因此他也就接受了這個既成的事實。但很快各種矛盾就暴露出來了。由於社會的需要，地下工廠出現了，自由市場發展了起來﹔雖然在大反右傾的壓力下，人們對合作社的意見還是不少，農民有很多的不滿，牲口大量死亡﹔公私合營后，官商作風嚴重，經營管理不善，產品質量降低，花色品種減少，給群眾帶來許多不便﹔對資本主義的東西一概加以排斥，不尊重技術專家，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等等。所有這些，都嚴重妨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怎麼辦？在堅持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前提下，劉少奇大膽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義的主張和設想。
（一）調整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當時，農村的矛盾比較大，相當一部分人懷疑合作社能不能辦好，可是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有些干部還一個勁要辦大社。對此，劉少奇很耽心。1957年初他到河南考察時，毫不含糊地指出：生產力只是那麼個水平，就適宜於生產單位小一點，特別是分配單位小一點好，太大了則生產關系超過了生產力。將來有了拖拉機就非大不可。他強調說：根本問題是小農經濟生產工具基本沒變。分小點，適當分權，有點自治權，適合於歷史習慣，適合於人的管理水平，適合生產工具，適合生產力，這一點是可靠的。他對當時新鄉地區實行的包工包產到隊，固定3年不變，超產獎勵的辦法，認為是生產關系的一種調整。但他對3年不變覺得農民還是不放心，不利於農田基本建設。他說，不是無限制的變，有相對的安定性、固定性，農民要求這個。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主張勞動要有一定的自由，不能完全否定個體勞動。他說，和工業一樣，農業也可以實行個人負責制，實行社內的個人負責制。雖然他的這一思想沒有展開、發揮，客觀形勢很快和他的想法背道而馳，並在政治上給予他的想法以極大的壓力，使他這一極其寶貴的思路被窒息、扼殺，以致他未能提出象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樣的主張，但他這一思想的閃光是非常值得人們深思和追索的。
（二）允許私人辦工廠，允許個人在一定限度內有經濟活動的自由。這也是調整生產關系的重要內容。公私合營后，由於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各地出現了不少地下工廠和私商。那時毛澤東還沒有提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還沒有否定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他正確地認為，地下工廠的發展，是因為社會有需要，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劉少奇十分贊成毛澤東的意見。1956年12月他在一屆人大常委會第52次會議上說，如果資本家要蓋工廠，是不是准許他們蓋呢？可以的。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有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在這之前，他在研究工人階級問題的一個座談會上說，有百分之十的資本主義或小生產，有什麼不好呢？這對人民有利，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同時，他主張增加個人經濟活動的自由。他說，一家農戶可以搞副業，可以喂雞、喂豬，甚至允許有個人的經濟發展計劃（《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193頁）。1957年3月在湖南省聽取教育工作匯報時，他還提出，對知識分子，要讓他們多有些自由活動的余地。中醫，可以實行互助的辦法，使技術高、收入多的，不必在聯合診所，單干、互助、合作社都應該允許。私人辦學、辦托兒所、行醫，政府不應該收稅，不應看作資本主義行為，應看成社會服務工作。當時，劉少奇的思想是很實際很靈活的。他反復強調，總的是要靈活，按實際情況辦事，這是馬列主義的原則。不根據馬列主義原則勢必垮台。可是，后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不僅要把資本主義搞得干干淨淨，連個人也幾乎沒有任何自由活動的余地，而且把什麼都說成是階級斗爭的反映，嚴重挫傷了人們的積極性，使整個社會生活變成了一潭死水。
（三）開放和利用自由市場，搞活社會經濟。對這個問題劉少奇想得比較深，看得比較遠，考慮得比較實際。當時他實際上已經提出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某些設想。他說，自由市場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來說，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經濟的特點是有計劃性，是計劃經濟，但是實際社會經濟活動包括各行各業、各個方面，有幾千種、幾萬種、幾十萬種，國家計劃不可能計劃那麼多，結果就把社會經濟生活搞得簡單了，呆板了。因此，如何使社會主義經濟既有計劃性，又有多樣性和靈活性，這就要利用自由市場（《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192頁）。1957年春，他在聽取中共廣東省委匯報時深刻地指出，自由市場可以補充國營商業的不足，方便人民。凡我們計劃不到的，自由市場就可以鑽空子。這雖然不很痛快，但有好處。他提醒人們，不要把自由市場擠掉，不要認為那一年就可以不搞自由市場。他說，保留一點競爭好。同時，他提出要利用價值規律，說有些東西我們沒有規定價格，是自由市場的價值法則指揮著它生產，指揮著農民進城。我們不能用計劃指揮生產的東西，就讓價值法則來指揮生產。另外，就計劃經濟本身來說，他也主張放權，即“要使地方、企業、合作社有適當的自治權”。他說：“地方、企業以及個人必須有一定范圍的經濟活動的自由，沒有這個自由，社會主義經濟就不可能有多樣性和靈活性。”（《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193頁）。
（四）學習資本主義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學會運用現代的經濟手段來領導經濟。1956年初，他在聽取中央各經濟部門匯報時，就要求這些部門把全世界一切好的東西都學過來：全世界好的機器都要搜集，都要造出來﹔全世界輕工業產品的樣品都要找來，都要學會生產﹔科學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學習，把人家最新的科學技術學會后，自己再搞就有基礎了。他說，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東西，橫直是學技術，資本主義要錢，我們就給他們錢，學他們的本事。他批評說，現在有一種迷信，就是社會主義一定比資本主義先進。實際上，我們很多地方不如資本主義，我們的成本、勞動生產率、利潤率都顯得落后﹔我們的商業部門機關化、官僚化，做官僚生意，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他說，本來社會主義有很多優越條件，隻要再加上學習資本主義的先進經濟，就一定能競爭贏他們。劉少奇十分重視用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他提出了組織國營廣告公司，用價格來刺激生產，用稅收來限制過高的利潤，實行預購、賒銷、分期付款的信用制度，擴大行情研究機構和出版外貿雜志等一系列重要主張。還在1955年底，他在聽取紡織部匯報時就提出，用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費欲來促進生產是進步的，藍布、白布是保守落后的。並且指出，不要以為想時裝就是資本主義。要以人民喜愛的東西，引起人民更高的消費欲望。對於科技人員，他認為關鍵是讓他們一定要有職有權，真正信任他們，技術上發揮他們的特長，政治上一視同仁。他說，總工程師是負責技術的，政治上不能要求太高，隻要他是真實為人民服務，有些英國氣、美國氣也不要緊。
如果說在建國初期，劉少奇致力於研究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方針，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那麼，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就著力於研究如何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提出了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各種設想，包括克服社會主義體制中的某些弊病。當然，由於歷史的局限，他的一些設想不可能那麼完善、那麼徹底﹔而且，還沒有等他來得及提出更為具體的政策和措施，這些設想實際上就被否定了。但是，劉少奇當時的基本思路無疑是正確的。
改革國家包下來的制度
建國以后，我們就開始在全民所有制企業和國家職工中採取了包下來的政策。三大改造完成后，所有制基本上都是社會主義的了，我們就在全國實行了這個政策。當時，大家都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是，矛盾很快就暴露了出來。在社會生產力水平還很低，國家還貧窮的情況下，實行這種包下來的制度，結果隻能是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由此帶來了一連串嚴重的后果，使國家背上越來越沉重的包袱。
其實，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暴露出來的大量人民內部矛盾中，就突出地反映了這個問題。劉少奇在1956年前后，比較深入地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見和辦法。
（一）改革教育制度。1956年到1957年，全國出現了學生升學難的問題。上學的人越來越多，國家不可能辦那麼多學校，許多青少年不能上小學、升初中、升高中，更不能上大學，而且這是一個發展的趨勢，矛盾越來越尖銳。怎麼辦？劉少奇在1957年初沿京廣線南下5省考察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兩個解決的辦法。一是動員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這也是一種安排，那時考慮隻有這條路可走。二是提倡民辦學校，群眾辦學，逐步發展到勤工儉學，最后發展到實行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即半工半讀。這一設想是很有價值的，不僅解決了國家的困難，滿足了青少年的要求，尤其重要的是為職業教育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很有意思的是，他在開始醞釀解決升學矛盾的辦法時曾提出，除國家辦學外，還可以集體辦學、互助辦學，還可以讓自由職業者辦私塾。民間辦補習學校也允許，不可輕易阻止。托兒所也可以這樣辦。他說，學校歷來都是民辦的。清朝隻有些書院是國辦，其余都是民辦的。民間辦，不免有騙人的，那要禁止。他還說，全民所有制辦學、集體辦學，都算正規軍，都是社會主義的。
（二）改革勞動制度。劉少奇對職工不能解雇、臨時工都要轉正很有意見。他多次談到，工人吸收后不辭退，鐵飯碗不打破，這辦法隻有中國有，全世界都沒有。蘇聯和東歐國家都是合同制，可以解雇，解雇后有失業救濟。1957年3月，他在聽取中共湖南省委匯報時說，不許解雇，這就都包下來了，勞動力也不能調劑，技術高的、工作好的職工也捆住拖住了，這是不好的。他還說，臨時工轉正，實際上是包下來了，不許解雇，那怎麼行？他提出，今后新工人或學徒都應實行合同制，簽定一年或兩年的合同。到期如果雙方願意，再簽，不然就辭退，叫你走。當然，走后要有地方管。劉少奇認為，自由勞動市場，就是簽定個人勞動合同。他在另一個地方又把這叫做“勞動力的自由市場”。他還主張工人犯了錯誤可以開除，要嚴格遵守八小時勞動的制度，反對工資制度中的平均主義。這些都是相當先進的經營管理思想。
（三）住房制度改革。三十多年前劉少奇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就考慮得相當周到了。當時的情況是，工廠的職工宿舍由於房租很低，有些還不收錢，結果，宿舍蓋的越多，成本貼的越多。國家的投資不但不能收回，而且每年連維護管理費都不夠。他了解到，河南鄭州國棉三廠和紡織機械廠1956年都貼了9萬元，湖南株州三三一廠每年要貼13萬元。因此他提出組織房屋合作社，要工人積錢蓋房子，房子還是由國家蓋，地皮不要錢，建筑材料、建筑工都不要賺錢。有困難的工人，還可以借錢給他們，規定多少時間在工資中扣還，每月扣還的數目大略相當於房租。他說，自己蓋宿舍，一世不要出房租，房子屬於個人所有，可以出賣、出典、出租，這等於是存一筆錢。但是工人自己蓋房，現在公房的房租必須提高才行。要增加工人宿舍的房租，就要增加廠長的，增加市政府的，增加省政府的，增加中央的。這是自上而下一系列的問題。他要求湖南三三一廠先試驗，並准備在條件成熟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決議。
（四）文藝制度改革。針對當時文藝界“左”的、急於過渡的思想，劉少奇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1956年3月8日他在文化部黨組匯報時的談話中，不同意將民間劇團都改為國營，主張先搞合作社性質的“共和班”。他說，幾千個劇團都國營，會搞掉積極性。這不是促進，而是促退。該搞合作社而搞了國營，這就是“左”。他特別提醒說，要勞動者從自己物質生活上去關心自己的勞動，不要因為想搞國營，就不關心勞動成果了，好象觀眾喜歡不喜歡都一樣。在文藝問題上，他同樣主張搞靈活性和多樣性，提出要適當組織個體勞動，有些個體勞動是長期的﹔注意發展小書攤（包括租賃業），採取代銷或經銷辦法﹔在農村可搞貨郎擔，一個月去打個圈。對於戲劇改革，他主張不要大改，有害則改，無害不改。改得不要過分，不能改得不象了。他說，戲改不能犯急性病，一定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當然瓜熟不摘也要掉下來。戲改如此，各種改革都是如此。
還在1956年，劉少奇就提出了這樣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改革設想，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在這些改革中，最重要、最關鍵的是勞動制度的改革，因為這是實行國家包下來的制度的核心，是造成吃大鍋飯的症結所在。對這個問題，應該說我們黨長期以來缺乏清醒的認識，或者說雖然有所認識，但缺乏改革的決心。劉少奇也耽心全體職工都改為合同制會引起強烈的反對，所以他建議在新工人和學徒中試行。正是因為這樣，發展到今天，積重難返，成了十分棘手的問題。尤其嚴重的是，人們在吃慣了大鍋飯之后，逐漸養成一種貪圖安逸、坐享其成、紀律鬆馳、效率低下的隋性，逐漸泯滅了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開拓進取的民族精神。這是比什麼都危險的。
劉少奇思想作風的幾個特點
為什麼在1956年前后劉少奇能提出這樣一些重要的思考呢？
首先，劉少奇的思想作風具有鮮明的實事求是的特點。他非常實際，不尚虛華，講究科學態度，注意客觀效果，總是根據實際需要和客觀可能來確定奮斗的目標，同時又按照不同情況和具體條件來選擇斗爭的道路和方法。他在1956年前后的思考，力求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從群眾的切身利益出發，從歷史和民族的特點出發，高瞻遠矚，腳踏實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和靈活性高度地統一了起來。正是這一思想特點，使他的許多設想和主張，經受了歷史的檢驗。
其次，劉少奇具有思想作風的堅定性和鮮明性。他的許多重要主張，都是經過深想熟慮、周密思考、反復論証的，很少有隨意性﹔並且堅持實踐，身體力行，貫徹始終。尤其可貴的是，他敢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表裡如一，言行一致，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不文過飾非。在三大改造剛剛完成后，他就能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某些弊病，並且切中時弊地提出了許多改革的主張，充分表現了他有膽有識、無私無畏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
第三，劉少奇具有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同時又勤於調查研究，善於總結經驗。1956年初，為了准備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他先后找中央三十幾個部門座談，對我國各條戰線的情況進行了一次系統的調查研究，突破蘇聯模式，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形成了八大的正確路線。1956年末，他應邀赴蘇聯，直接了解和研究波、匈事件的情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從中汲取了極為有益的經驗教訓。1957年初，他又沿京廣鐵路南下5省，用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深入考察人民內部矛盾的各種表現、原因和解決辦法，沿途召開了大量座談會，廣泛聽取工人、農民、學生、教師和各級干部的意見。正是在總結國際國內的經驗教訓，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才逐步形成了他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
第四，劉少奇具有比較強烈的工業化和民主化的思想。他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對現代化大生產比較熟悉，對中國工廠的情況相當了解，深知中國工業之落后，深感發展經濟事業之重要。他十分重視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重視發展社會生產力，重視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他反對特權思想，反對官僚主義﹔主張建立監督國家工作人員的制度，建立企業管理的民主制度﹔實行黨政分工，發揮人代會、政府和其他組織的作用﹔健全法制，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早在建國之初，他就響亮地提出：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並為此奮斗終身。這一點對於形成他1956年前后的基本思想，恐怕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最后，1956年前后，全黨的思想都是比較活躍的。那時，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擺到了人們面前，大量新的思考和探索也在人們的頭腦中產生。毛澤東在那段時間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提出了“雙百方針”，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這對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劉少奇那一年根據中央反對教條主義、提倡獨立思考的精神，還對改革新聞工作、改革黨校教學發表了重要意見。他的一系列思考，也推動了全黨和理論界的思想解放。那時的空氣是生動活潑的。而這正是劉少奇在1956年的重要思考得以形成和提出的客觀條件。
從1956年到1978年，中國的歷史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從1978年到現在，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又遇到了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研究劉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對於今天正確和順利實行改革、開放、搞活的政策，將是十分有益的。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