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對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一些思考
劉少奇對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一些思考
劉崇文
劉少奇對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一些思考
為了說清楚劉少奇對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一些設想，必須首先研究一下他的關於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因為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劉少奇對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許多重要思考，就是從這一基本構想而來的。劉少奇認為，由於我國是一個產業落后、發展又不平衡的大國，小商品經濟與半自然經濟佔著絕對的優勢，因此，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時間，將比東歐、中歐各人民民主國家長得多。隻有在經過長期積累資金、建設國家工業的過程之后，並在各方面有了准備時，才能向城市資產階級舉行社會主義的進攻，把私人大企業及一部分中等企業收歸國家經營。隻有在重工業大大發展並能生產大批農業機器之后，才能在鄉村中向富農經濟實行社會主義的進攻，實行農業集體化。他尖銳地指出，超出實際的可能性，過早地、過多地、沒有准備地去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那是一種冒險主義的傾向。
劉少奇設想的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情況是：由於有國家財力、人力和物力的集中支持，國營經濟會發展得很快，它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會越來越大，它的領導作用與控制作用也會越來越大。合作社經濟也會迅速發展，它的比重和作用也會逐步增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會得到發展，但它的發展速度要慢些，比重和作用反而會減少。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分將要增加。個體經濟也會發展，並更多地組織起來，在農村中用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組織起來，在手工業中用手工業合作社組織起來。這段時間，估計至少10年，多則15、20年。那時，工業大大發展了，農業也有了大發展，國營經濟的領導更加加強，經濟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黨的技術干部也有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鞏固了，就將採取進入社會主義的步驟。
劉少奇設想的實現社會主義的步驟，和后來我們黨所採取的步驟是不完全相同的。他主張第一步是實行工業國有化（包括商業），但小工業和個體手工業不能國有化。在實行工業國有化以后，經過一個時期的鞏固與發展，就可以進一步採取農業集體化的步驟，在農村普遍組織集體農場。那時會有一場嚴重的反富農的斗爭，這裡，劉少奇有一個十分重要、雖曾受到批判、但很值得我們研究的思想，就是由於我國經濟落后，現代工業所佔的比重很小，在這種情況下，不能輕率地採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否則，后果將是嚴重的。他反復強調：對私有制採取逐步動搖、削弱以至否定的想法，在目前是冒險的、“左”的、帶破壞性的，在將來是右的、改良主義的。他鮮明地指出：在一定限度內的自發發展，有好處，沒有危險，不要怕，不能阻止。比如在農村，一是可以用互助組幫助農民組織起來﹔二是通過國家貿易與供銷合作社及其價格政策來領導農民，限制富農，使農村經濟的自發發展有限度﹔三是利用國家稅收政策，限制富農經濟的發展﹔同時還有工會、黨的政治教育和集體主義的教育﹔最后，依靠國家，依靠工人階級，吸收農民到集體經濟中來，消滅資本主義。他認為，這樣的發展，於全體人民有利，於工人階級、共產黨有利，這是符合我們的理想的，我們要力求照此方向發展。
這就是劉少奇關於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大體構想。它的基本點是：第一，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即中國是一個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現代化經濟十分薄弱，生產力水平很低，科學文化落后，國家和人民都很貧窮，在這樣的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不能操之過急，必須經過相當長期的艱苦努力。第二，根本的問題在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這是需要全黨和全國人民集中力量來進行的最根本的任務。第三，在商品生產不發達、經濟十分落后的情況下，必須利用資本主義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因素，發揮個體小商品經濟的生產積極性，以便增強國家的經濟力量，滿足社會和人民的需要。第四，通過適當發展資本主義來加強社會主義，最后達到消滅資本主義的目的﹔通過適當加強小生產者的力量來更加壯大國營經濟的力量，最后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這樣，看起來像是后退，實際上是更好地前進﹔看起來像是慢，實際上是更快﹔看起來像是麻煩，實際上是更加順利。應當說，這一構想的基本思路是使馬克思主義結合於中國的實際，是符合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
本來，黨中央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還是設想在15年左右的時間（后來改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可是，到1955年下半年，突然開展了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斗爭。於是，首先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接著發動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就以無比驚人的速度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在社會生產力還十分落后的情況下，這樣急促地實現社會主義改造，是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設想不完全一樣的，也是同劉少奇當初的設想不相同的。由於在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農業合作化等問題上已經受到批判，而三大改造最初的表面效果還不壞，因此他也接受了這個既成的事實。但各種矛盾很快就暴露出來了。由於社會的需要，地下工廠出現了，自由市場發展起來了﹔即使在大反右傾的壓力下，人們對合作社的意見還是不少，農民有很多的不滿，牲口大量死亡﹔公私合營后，官商作風嚴重，經營管理不善，產品質量降低，花色品種減少，給群眾帶來許多不便﹔對資本主義的東西一概加以排斥，不尊重技術專家，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等等。所有這些，都嚴重妨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怎麼辦？在堅持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前提下，劉少奇大膽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義的主張和設想。
（一）調整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當時，農村的矛盾比較大，相當一部分人懷疑合作社能不能辦好，可是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有些干部還一個勁要辦大社。對此，劉少奇很擔心。1957年初他到河南考察時，毫不含糊地指出：生產力只是那麼個水平，就適宜於生產單位小一點，特別是分配單位小一點好，太大了則生產關系超過了生產力。將來有了拖拉機就非大不可。他強調說：根本問題是小農經濟的生產工具基本沒變。分小點，適當分權，有點自治權，適合於歷史習慣，適合於人的管理水平，適合生產工具，適合生產力，這一點是可靠的。他同意當時新鄉地區實行的包工包產到隊，固定三年不變，超產獎勵的辦法，認為是生產關系的一種調整。但對三年不變有保留，覺得農民還是不放心，不利於農田基本建設。他說，不是無限制地不變，而是要有相對的安定性、固定性，農民要求這個。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主張勞動要有一定的自由，不能完全否定個體勞動。他說，和工業一樣，農業也可以實行個人負責制，實行社內的個人負責制。雖然他的這一思想沒有展開，客觀形勢發展很快而與他的想法背道而馳，在政治上給他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使他這一極其寶貴的思路被打斷，但他這一思想的閃光是值得人們深思和追索的。
（二）允許私人辦工廠，允許個人在一定限度內有經濟活動的自由。這也是調整生產關系的重要內容。公私合營后，由於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各地出現了不少地下工廠和私商。那時毛澤東還沒有提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還沒有否定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澤東正確地認為，地下工廠的發展，是因為社會有需要，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劉少奇十分贊成毛澤東的意見。1956年12月他在第一屆人大常委會第52次會議上說，如果資本家要蓋工廠，是不是准許他們蓋呢？可以的，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有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在這之前，他在研究工人階級問題的一個座談會上說，有百分之十的資本主義或小生產，有什麼不好呢？這對人民有利，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同時，他主張增加個人活動的自由。他說，一家農戶可以搞副業，可以喂雞、喂豬，甚至允許有個人的經濟發展計劃。1957年3月在湖南省聽取教育工作匯報時，他還提出，對知識分子，要讓他們多有些自由活動的余地。中醫，可以實行互借的辦法，使技術高、收入多的，不必在聯合診所，單干、互助、合作社都應該允許。私人辦學、辦托兒所、行醫，政府不應該收稅，也不應看作資本主義行為，應看成是社會服務工作。他反復強調，總的是要靈活，按實際情況辦事，這是馬列主義的原則。不根據馬列主義原則勢必垮台。可是，后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不僅要把資本主義搞得干干淨淨，個人經濟活動幾乎沒有任何存在的余地，而且把什麼都說成是階級斗爭的反映，嚴重挫傷了人們的積極性，使整個社會生活變成了一潭死水。
（三）開放和利用自由市場，搞活社會經濟。對這個問題劉少奇想得比較深，看得比較遠，考慮得比較實際。當時他實際上已經提出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某些設想。他說，自由市場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來說，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經濟的特點是有計劃性，是計劃經濟，但是實際社會經濟活動包括各行各業、各個方面，有幾千種、幾萬種、幾十萬種，國家計劃不可能計劃那麼多，結果就把社會經濟生活搞得簡單了，呆板了。因此，如何使社會主義經濟既有計劃性，又有多樣性和靈活性，這就要利用自由市場。1957年春，他在聽取中共廣東省委匯報時深刻地指出，自由市場可以暴露我們的缺點，補充國營商業的不足，方便人民。凡我們計劃不到的，自由市場就可以鑽空子。這雖然不很痛快，但有好處。他提醒人們，不要把自由市場擠掉，不要認為哪一年就可以不搞自由市場。他說，保留一點競爭好。同時，他提出要利用價值規律，他說，有些東西我們沒有規定價格，是自由市場的價值法則指揮著生產，指揮著農民進城。我們不能用計劃指揮生產的東西，就讓價值法則來指揮生產。另外，就計劃經濟本身來說，他也主張放權，即“要使地方、企業、合作社有適當的自治權”。他說：“地方、企業以及個人必須有一定范圍的經濟活動的自由，沒有這個自由，社會主義經濟就不可能有多樣性和靈活性”①。這不是市場調節、放開、搞活的思想嗎？
（四）學習資本主義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學會運用現代的經濟手段來領導經濟。1956年初，他在聽取中央各經濟部門匯報時，就要求這些部門把全世界一切好的東西都學過來，全世界好的機器都要搜集，都要造出來﹔全世界輕工業產品的樣品都要找來，都要學會生產。科學研究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學習，把人家最新的科學技術學會后，自己再搞就有基礎了。他說，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東西，橫豎是學技術，資本家主義要錢，我們就給他們錢，學他們的本事。他批評說，現在有一種迷信，就是社會主義一定比資本主義先進。實際上，我們很多地方不如資本主義，我們的成本、勞動生產率、利潤率都顯得落后﹔我們的商業部門機關化、官僚化、作官僚生意，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他說，本來社會主義有很多優越條件，隻要再加上學習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就一定能競爭過他們。劉少奇十分重視用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他提出了組織國營廣告公司，用價格來刺激生產，用稅收來限制過高的利潤，實行預購、賒銷、分期付款的信用制度，擴大行情研究機構和出版外貿雜志等一系列重要主張。還在1955年底，他在聽取組織部匯報時就提出，用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費欲望促進生產，是進步的，藍布白布是保守落后的。並且指出，不要以為講時裝就是資本主義，要以人民喜愛的東西，引起人民更高的消費欲望。對於科技人員，他認為關鍵是讓他們一定要有職有權，真正信任他們，技術上發揮他們的特長，政治上一視同仁，他說，總工程師是負責技術的，政治上不能要求太高，隻要他是真實為人民服務，有些英國氣美國氣也不要緊。
如果說在建國初期，劉少奇致力於研究中國經濟建設的方針，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那麼，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就著力於研究如何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提出了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各種設想，包括克服社會主義體制中的某些弊病。當然，由於歷史的局限，他的一些設想不可能那麼完善、那麼徹底，而且，還沒等他提出更為具體的政策和措施，這些設想實際上就都被否定了。但是，劉少奇當時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思路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從這些思路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和現實之間存在著一種無法回避、不可否認的必然聯系。研究這一聯系及其中斷、繼續和深化的前因后果，對於今天正確和順利實行改革、開放、搞活的政策，將是有益的。
①《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193頁。
（來源：《人民日報》1988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