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手稿考
齊得平，田逢祿，耿仲琳
陳雲《（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手稿（以下簡稱“手稿”），原保存於莫斯科，1957年1月接收回國，現保存在中央檔案館。手稿從21頁開始至28頁共計8頁，每頁約600字，沒有署名，沒有成文時間，標題上冠有“（乙）”字。
1984年11月，由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和中央檔案館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義會議文獻》一書，收入了這份手稿的全文。編者刪除“（乙）”字，加“傳達提綱”四字，將標題改變成《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判明成文時間是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還作出題解：“這是一九三五年陳雲同志傳達遵義會議情況提綱的手稿。手稿形成於遵義會議后不久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時間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體時間尚難確定。”[1]1986年，此文收入《陳雲文選》，仍襲用了這個標題和題解。經考查，我們認為，上述標題、時間判斷和題解，都是不正確的。
一、手稿題目上標明“（乙）”，即是說前面還有“（甲）”。查中央檔案館館藏檔案，無“（甲）”的部分。但1936年初《共產國際》雜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載有“施平”（陳雲在莫斯科用名）的一篇文章：《英勇的西征》。又查，《陳雲年譜》上卷有一段相關的重要記述：
“10月22日[2]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詳細報告中央紅軍長征經過和遵義會議情況。報告說明了長征的目的並列舉了達到目的的三點根據，即保全了紅軍有生力量，和紅四方面軍勝利匯合，建立了新的實力更強資源更富足的蘇維埃根據地。報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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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義會議文獻》，第34頁。
[2]《黨的文獻》1996年第5期，刊登施平《英勇的西征》一文時的按語中說：陳雲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報告的時間是“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間”。《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發表的陳雲《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上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的時間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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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長征前期失利的原因，指出：（一）出發前，在黨內、紅軍內以及群眾中沒有來得及做應有的解釋工作，使准備工作感受很大困難。（二）所帶行裝和粗重機器裝載太多，妨害行軍，阻礙軍事行動，使后衛部隊往往比先鋒隊遲到十天，基本部隊變成了行裝護衛隊，減弱了紅軍戰斗力。（三）總是按照紙上畫好的直線筆直前進，而地圖上往往畫得不對，常常因此陷於絕境，不得不折回重走。在黎平，領導人內部發生了爭論，對靠‘鉛筆指揮’的領導人表示不信任，反對繼續直線前進的做法。原來的領導人竟要把反對他們意見的人送上軍事法庭。我們回答說：應該交付法庭審判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這場爭論以決定改變原來的方針而告結束，終於糾正了過去的錯誤。佔領遵義后，召開了有政治局委員、全體軍事領導人、各軍軍長和政治委員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進軍四川，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最后階段與西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使黨加強了對軍隊的領導，使紅軍從此掌握了進攻的主動權。報告還分析了長征所以成功的原因，指出：（一）紅軍有真正英勇不怕犧牲的戰士。（二）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特別是領導都成長起來了，培養出了如毛澤東、朱德這樣的身經百戰、智勇雙全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三）到處都得到群眾的擁護。報告最后指出：過去我們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沒有正確的政治方針，否則西征時期會取得更大的成績。統一戰線在今天是絕對必要的和唯一正確的方針。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向共產國際所作的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第一個報告。此后有人將這個報告整理成文，題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於1936年春發表在共產國際主辦的《共產國際》雜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它是在世界革命陣營內，最早宣傳紅軍長征和中共與紅軍領袖毛澤東、朱德等人的文獻。”
我們認為，陳雲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長征經過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內容，就是“（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手稿的內容。由此可知，手稿的成文時間不是1935年2月或3月，而是1935年10月。這裡附帶說一下，《英勇的西征》約有一萬五六千字，大致與手稿前缺20頁容量相近。
二、遵義會議明確規定：“決議到支部討論時，指出華夫（即李德）同志的名字”，“在團以上的干部會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1]手稿不僅點了李德、博古的名字，還點出了周恩來同志的名字，[2]還寫出了凱豐不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意見等[3]這樣一些不宜下達的內容。身為中央常委兼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雲同志，怎能不顧中央決定，而要隨意向下傳布不宜下達的內容呢？可見手稿不是向下“傳達”的提綱。
三、手稿中寫道：“決議發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張陳——均到各軍團干部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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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遵義會議文獻》，第42、4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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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布決議。在一切會議中對於政治局擴大會決議是積極的擁護的。[1]在傳達之前，怎麼能把傳達后群眾反映也寫進“傳達”提綱裡呢？亦可說明手稿不是向下“傳達”的提綱。
四、遵義會議決議最后四段是激勵廣大指戰員認清形勢、鼓舞斗志、增強信心的話，而手稿對此卻隻字未提，也可說明它並非是向下“傳達”的提綱。
五、手稿中寫道：
“（一）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來觀察這個決定，我們應該批評這個決議隻在一些比較抽象的條件上來決定根據地，沒有具體的了解與估計敵情與可能，沒有講求達到這個目的具體步驟。而且個別同志對於四川敵人的兵力是過低的估計的，后來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沒有達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2]
陳雲傳達會議精神，同時又對會議的決定提出批評，這是不可思議的。“今天來觀察”的這個“今天”，也不可能是會議剛剛結束，正在傳達會議精神之時。我們推斷陳雲在1935年2月或3月還不可能有這種認識。《英勇的西征》一文中，提到西征已經歷了八個月、勝利渡過了大渡河、與四方面軍會合等情況，表明陳雲在瀘定橋會議后離開紅軍時已知中央有醞釀改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決定，這時才可能有批評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是錯誤的認識。這又說明手稿隻能在1935年2月或3月之后形成，而決不會寫於2月或3月。
六、這裡有必要討論一下陳雲秘書電話的問題。下面是中央檔案館的一個業務電話記錄：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十八點，陳雲同志的秘書朱佳木自杭州來電話，記錄如下：
四月二十三日送來的《遵義會議經過》一文，昨天拿給陳雲同志審閱。他仔細地看了那件復印的手稿后說：‘這份東西是我的筆記（跡）。是我在遵義會議后為向中央縱隊傳達會議情況而寫的傳達提綱，時間大約在由威信到瀘定橋的路上。因為過了瀘定橋中央決定我去上海恢復白區組織，從那以后我就離開了長征的隊伍。這份東西很可能就是一開始留下的被其他同志帶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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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義會議文獻》，第42-43頁。其中“毛張陳”毛指毛澤東，張指張聞天，陳指陳雲。
[2]《遵義會議文獻》，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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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至關重要的問題是，陳雲同志認為這份手稿是從延安來到北京的，而不知是從莫斯科來到北京的﹔而又時隔四十六、七年，以致作出不准確的回憶。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陳雲同志這份珍貴手稿，是他在1935年9月下旬到達莫斯科以后為向共產國際匯報而寫，不是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后為向下傳達而寫。寫成時間當在1935年10月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之前，而不是1935年2月或3月。
對《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份珍貴手稿的考証，不僅可以確切判定它的成文時間和地點，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出它對共產國際了解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斗爭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堅持的正確路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者單位：中央檔案館）
（來源：《黨史研究資料》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