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福齡：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預見性和深遠的戰略意義

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預見性和深遠的戰略意義

庄福齡

鄧小平作為偉大的革命家和理論家，在社會主義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上都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和杰出的重大貢獻。

開創社會主義事業艱難曲折，鄧小平理論應運而生

開創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在俄國是由列寧實現的，在中國是由毛澤東實現的。但社會主義畢竟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偉大工程，歷史給列寧的條件是何等艱難，反對社會主義的內外勢力使列寧肩負著沉重的壓力，面對嚴峻的挑戰，而歷史給予列寧的時間又是何等苛刻，短暫的七年僅僅用來恢復元氣和休養生息尚且不足，更何談積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由毛澤東在長達二十多年革命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基礎上迎來的，如何認識國情，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也還是一個未曾經歷過的全新課題，毛澤東曾經提出過許多富有創意的設想和理論，也作過若干大膽的嘗試，但畢竟缺少反復的試驗、比較和驗証，缺少黨內外民主的發揚和升華，而黨的領袖和領導干部也由於主客觀方面的局限和不足，使失誤得不到徹底糾正而付出沉重的代價。中國社會主義在前進中出現曲折，在經驗中含有教訓，在勝利后出現失敗。中國社會主義走到了十字路口，思想認識路線需要重新端正，經驗教訓需要重新總結，道路需要重新開辟，理論需要與時俱進，突破創新。正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和時代發展的需要，把鄧小平推上了歷史舞台。

鄧小平理論是在一種特殊條件和特殊背景下形成的。那時，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還隻有130年的歷史，人類通過實踐、化理論為現實也隻有60年的歷史，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開創社會主義事業，包括發動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十年文革”在內，也隻有近30年的歷史。應當說，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裡進行這樣復雜的試驗，僅僅是學習的開始，它的要求和任務不僅遠未實現，許多長期奉行的准則還有待重新認識，許多問題還有待探索研究。正如鄧小平說過的那樣：“我們冷靜地分析了中國的現實，總結了經驗，肯定了從建國到1978年三十年的成績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說都是成功的。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過去鬧革命，就是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崇高理想而奮斗。現在我們搞經濟改革，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年輕一代尤其要懂得這一點。但問題是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1]搞清這一問題並不容易，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習以為常地談社會主義，干社會主義，卻不知社會主義是什麼，從認識和行動上缺少清醒與自覺，帶有很大的盲目性。

鄧小平理論歷史地承擔著從思想上澄清是非、撥亂反正的任務，把人們從盲目性和思想迷誤中解脫出來：一是針對它們長期存在的迷信本本和迷信權威的思想，把肯定成就絕對化地肯定一切，把一時一地的局部經驗片面地夸大為普遍真理，把馬列著作與革命領袖的言論視為句句皆真理，推行“兩個凡是”的方針，把建設社會主義實踐的所作所為一律視為不可移易的社會主義模式﹔二是針對長期存在的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思想，東方不如西方的思想，頑固地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堅持“全盤西化”的主張﹔三是針對脫離當今世界發展和廣大人民的要求，忽視兩種社會制度相互競爭的現狀，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原則，忽視發展生產力，忽視消滅貧困、改善人民生活，忽視共同富裕，長期停留於不合格的社會主義狀態。鄧小平理論的科學性與徹底性在於正視現實，放眼世界，既正視存在的問題，果斷地改變思路，又立足於世界發展的廣度和高度，主動地投入世界大潮，把社會主義中國置於綜合國力競爭的行列，力爭從戰略上逐步實現民富國強的要求，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它針對思想僵化而尊崇實踐，把實踐視為理論的源泉和動力，在一切領域恢復實踐的權威﹔它根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越性而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與不可逆轉的總趨勢。這種從理論上刨根究底的態度一舉解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解決了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根本問題，收到了澄清迷誤、創新理論、抓住根本、一通百通的功效。

以科學馬克思主義觀為指引，既面對現實，又開辟未來

鄧小平理論的科學性，在清醒地總結過去、正視現實的基礎上，自然要科學地預見和開辟未來。這是科學理論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科學理論同神學迷信是根本對立的。神學迷信把未來歸結為難以驗証的“來世”，描繪為超乎現實的“天堂”和“地獄”，而算命先生則把未來的一切細節歸結為“靈機妙算”的結果﹔科學理論則不同，它包含著客觀規律所揭示的預見性，是規律本身發展、延續和積累的反映，否認科學理論的預見性就是否認客觀規律，沒有客觀規律的理論絕不是科學理論。相信科學就是相信預見，就要為實現預見而奮斗。鄧小平理論科學地把尊重規律同相信預見統一起來，把揭示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同揭示未來、開辟未來統一起來，把堅持實事求是同堅持理想信念統一起來。它要求我們既要正視現實，重視和研究客觀規律，又要善於從客觀規律中規劃未來，善於從規律性的高度去看待發展進程中的曲折與反復，百折不撓地為客觀規律開辟道路。鄧小平到了晚年退出領導崗位以后，仍然念念不忘從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分清哪些是暫時的曲折和倒退，哪些是根本上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要求人們堅信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堅信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當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傳統，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那樣，堅信實踐，全身心地投入實踐，從實踐中吸取智慧和力量。鄧小平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敢於和善於創新的理論家，有許多獨具的優點和特色，其突出優點主要是：他首先具有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實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風。對馬克思主義稍有了解的人們，突出的印象是它的卷帙浩繁，內容博大精深，尤其是大部頭著作甚多，有門類眾多的科學知識作基礎，頗有學海無邊、難以把握其要領之感，而鄧小平卻能高屋建瓴，善於從博大的科學體系中把握精髓。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扑不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他說：“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並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朴實的東西，很朴實的道理。”[2]

馬克思主義認為，實事求是和遠見卓識是統一的。遠見卓識必須有實事求是作基礎，隻有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持調查研究，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才能使主觀認識和決策判斷符合客觀實際，才能理清實際的內部聯系，從而促進實際的發展，收到改造客觀世界、推動歷史進步的效果﹔實事求是也必須有遠見卓識作指導、作奮斗目標，才會使現實工作有明確的方向和目的，才會使改變現狀、爭取美好的未來充滿信心、受到鼓舞。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劃時代的貢獻，在於以實事求是為基礎求發展，在發展中又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鞏固發展成果，爭取更大發展。這種從發展中堅持與時俱進、精益求精的精神。表明鄧小平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既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者，又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

作為現實主義者，他以踏實、務實、正視現實、講究落實而聞名於世，他重視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和人民的情緒，他善於從生產力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高度來判斷社會主義是否合格的標准，他敢於承認落后，提出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來改變不合格的社會主義的貧窮面貌﹔他堅持一切通過試驗，“摸著石頭過河”，主張不論白貓黑貓、都要以實際效果分優劣，等等，他一貫以實事求是派自居。作為理想主義者，他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再把好事變成傳統，他堅持傳統，堅持不忘祖宗，不忘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觀點，堅持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堅持以先進性的理論武裝黨的干部、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

他堅信馬克思主義，但更重視實踐、重視現實、重視行動。他一貫堅持從實踐中學習馬克思主義、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解馬克思主義。他曾以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兩黨爭論的親身經歷為例，以嚴格的自我批評精神，認為“經過20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3]這些空話都和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關。根本問題是脫離歷史條件、脫離現實的變化，去談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那時，馬克思已經去世100多年了，列寧也已經去世過半個世紀了，絕不能要求他們根據其身后的變化提供現成答案。他認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3]同時，他又強調“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3]鄧小平在這裡明確提出分清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標准，是看他能否從現實出發，能否從變化了的新情況新問題出發，能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不脫離社會歷史條件的思想觀點，而不是從本本出發、不顧歷史條件的變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僵化的脫離實際的教條。可以說，鄧小平的這種馬克思主義觀是真正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觀，是保持馬克思主義永遠不脫離實際、不斷發展創新、永保生機與活力的關鍵所在，也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傳統、不忘老祖宗的突出表現。

以列寧和毛澤東為典范，既敢於從原則上繼承傳統，又善於從理論上突破創新

鄧小平從梳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歷史經驗中對列寧和毛澤東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作過概括，他認為列寧是在一個落后國家找到切合實際的革命道路，干成十月革命的：其一他不是照抄照搬馬克思恩格斯早先研究過的那些歐洲革命模式，那些資本主義經濟、政治較早發展起來的英、法、德等國的實際狀況，而是根據俄國幅員遼闊、革命力量分散、經濟政治極端落后的狀況，提出在中心城市起義、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是從實際出發確立的有俄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其二他是在突破傳統的社會主義革命隻能同時勝利的思想禁錮下，提出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國勝利的新理論，這是他深刻分析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俄國社會各種矛盾激化的結果和必然邏輯，也是俄國勞苦大眾不堪壓迫剝削、強烈要求掙脫資本主義枷鎖的必然邏輯﹔其三他是在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指導下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的，共產主義是人類爭取解放、實現美好理想的不可動搖的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則可以根據各國不同情況採取不同形式、不同的道路來達到，不應當也不需要強求一致的。

同樣，鄧小平認為中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也不是從馬克思和列寧的書本裡尋求在落后的中國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道路，他是從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狀況出發，從長期的反動統治集中於城市而不在農村、從地區廣大、人口眾多、落后閉塞而革命要求卻極為強烈的農民和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堅定而獨創性地提出革命根據地從中心城市轉向落后而偏僻的農村，以廣大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開辟了這樣一條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還是鄧小平說得好：“馬克思列寧從來沒有說過農村包圍城市，這個原理在當時世界上還是沒有的。但是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指明了革命的具體道路，在軍閥割據的時候，在敵人控制薄弱的地區，領導人民建立革命根據地，用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了政權。”同時他又以中國革命的情況同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作比較分析，指出“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是在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搞革命，我們也是在敵人控制薄弱的地區搞革命，這在原則上是相同的，但我們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農村，用農村包圍城市”。[4]有相同又有不同。這絕不是照抄照搬所能奏效的，而要靠實事求是的基本思想，靠根據中國情況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才能把中國的問題解決好，把中國革命搞成功。

鄧小平以列寧和毛澤東為榜樣，以他們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典范，他具有博大的胸懷，寬闊的視野，深睿的思考，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他德高望重，身居高位，卻能在“三下三上”中顧全大局、置個人得失於度外﹔他復出於危難之際，不顧年邁地在有生之年為振興民族“做事”，而不是“當官”﹔他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時又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反對僵化保守，一貫為增強綜合國力、堅持改革開放、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不懈努力﹔他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在晚年又以身作則地把建立退休制度，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盡早完成新老交替，作為退出領導崗位的政治交代。凡此種種有力地表明，鄧小平在社會主義事業中不僅敢於堅持原則，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始終一貫、從不退讓，是具有高度原則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他又善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善於從實踐中提出新思想新觀點，使馬克思主義能夠適應時代需要，解決新問題，形成新理論，又是具有高度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把高度的原則性與高度創造性結合起來，才能像鄧小平那樣沿著堅持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前進，才能在正視現實和科學預見相統一的基礎上開辟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篇章。

十六年光輝實踐是對鄧小平理論科學預見性的有力驗証

從鄧小平主動退出領導核心，十三屆四中全會實現新老交替以來，黨經歷三次代表大會、走過了十六年的歷史，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段在鄧小平理論科學預見的指導下，實踐上有重大突破、理論上有重大創新、事業上打開嶄新局面的輝煌歷史。這段歷史是圍繞著以建設社會主義為中心而展開的。

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鄧小平在他最后的歲月中始終放心不下的是把黨的建設搞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保証共產黨內部不出問題。十六年來，黨中央從總結歷史經驗中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黨的優良傳統和黨員教育的重要內容，要求共產黨員成為實踐“三個代表”的模范，成為學習和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模范，成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模范，成為密切聯系群眾、維護群眾利益的模范。正如十六大報告總結的那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現實經驗和歷史經驗的“歸結”，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我們黨艱辛探索和偉大實踐的必然結論。這次代表大會因勢利導地把“三個代表”重要思及時地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起列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根據新世紀、新變化、新任務進一步繼承和發展、補充和豐富黨的指導思想的需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就要堅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同時也必然要求從嚴治黨，堅持不懈地開展反腐敗斗爭，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與黨的先進性建設，等等。

“中國本世紀的目標是實現小康”。這是鄧小平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提出的預見和設想。他提出這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是“小康之家”，和西方一些國家相比“還是落后的”，但是要達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有可能“對第三世界的貧窮國家提供更多一點的幫助”，同時由於“國內市場比較大了”，“與國外的經濟交往，包括發展貿易，前景就更加寬廣了”。[5]這一估計是切合實際的，也是有可能辦到的。后來，鄧小平又進一步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具體化，分三步走，提出本世紀走兩步，達到溫飽和小康，下個世紀用30年到50年時間再走一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他在1988年把三步走作為我們發展經濟的目標，把堅持改革開放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他認為深化改革是為今后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這不僅著眼於本世紀，更多的是著眼於下一個世紀，是為了在下個世紀更好地前進。到了1989年9月，還有十年即將進入新世紀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又一次強調隻要“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他針對中國發生的動亂指出，社會主義的中國誰也動搖不了，中國一定要發展，改革開放一定要繼續，生產力要以適當的速度持續增長，人民生活要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一步步改善，我們前進的步伐會更穩健，更扎實、更快，他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他斷言“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6]為新世紀進一步建設小康社會指明了方向。

鄧小平的上述預見，不僅被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所証明，而且也預見到下世紀建設小康社會仍然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的，仍然是在改革開放條件下進行的，他要求新的領導集體應當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7]應當從鞏固和提高目前達到小康水平繼續奮斗。

“開辟未來”。這是鄧小平有生之年的最后歲月最為關注的問題和托付。他認為，不論是總結經驗，還是結束過去，都是為了開辟未來。他對未來充滿憧憬和厚望，一貫為美好的信念付出畢生的心血，他要求用披荊斬棘、艱苦創業的精神去實現未來的理想。從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先后以江澤民和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都是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為開辟未來而艱苦奮斗的。從確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前進，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緊緊抓住新世紀頭20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為實現鄧小平提出的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打下基礎，充分發揮這一時期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大作用。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實現這些目標，離不開鄧小平理論結合我國國情所提出的要求，也隻有在貫徹這些要求的基礎上才能在思想上有新解放，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有新發展和新創造。不論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的十六年，還是又一次新老交替的十六大以來的三年，首先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上，根本的依據還是鄧小平關於“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8]的論斷，黨就是在這一理論指引下，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發展過程﹔是在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構想指引下，通過稅收調節、西部大開發、支持不發達地區、逐步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的歷史過程﹔也是抓住時機、發展自己、不搞爭論、踏實苦干、講求效益、穩步發展的過程﹔第二，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上，黨是在鄧小平關於堅持兩手抓、消滅丑惡、反對腐敗、搞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一系列思想指引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進程，也是積極而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改革與完善黨的領導方式中前進的﹔第三，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上，還是以鄧小平關於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發展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為目的。黨是在深刻認識文化建設戰略意義的基礎上努力奮斗的。既要以科學的態度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理論建設，又要以尊重歷史、尊重人類文明的精神，為中華文明和民族精神作出新貢獻﹔既要切實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又要大力發展教育、科學和文化事業﹔既要深化體制改革，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又要積極發展文化產業、增強它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

繼往開來，以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

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項史無前例、十分復雜而又十分艱巨的任務。它需要有極強的創造精神和探索精神、有善於集中人類智慧的能力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堅持以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新的實踐。正如十六大報告提出的：“為完成黨在新世紀新階段的這個奮斗目標，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我們回顧既往，瞻望未來，深感十六年來先后以江澤民和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確實以他們創造性的實踐作出了滿意的答卷，確實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新的貢獻。

——從總結人類歷史的基本經驗中，進一步揭示和突出了三大規律的理論。這一理論把漫長的社會發展史和現時代的要求相結合，把客觀規律的發展進程及其不同階段的發展特點相結合，既從總體上揭示了三大規律即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內在聯系，又從新的實踐上深化了對三大規律的認識，從而為人們站在歷史的高度，自覺運用規律，推動歷史前進武裝了思想，也為歷史創造者從人類總結的新經驗、新成果中吸取力量和智慧，為自身的發展和人類的解放開辟道路。三大規律的理論，深刻地把人們學習社會發展史、科學社會主義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共產黨執政史相結合，從中吸取不同的、各具特點的歷史經驗，從歷史的聯系和區別上分析不同的規律、不同的特點。人民作為創造歷史的主體，總是從歷史活動的實踐和比較中，不斷尋找、揭示和發展指導自己前進的真理，人民也總是在客觀規律這所偉大的學校中學習、進步、增長智慧和才干的。

——深刻把握發展思想的精髓，以科學發展觀統領一切。對發展的科學理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石，是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這一思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樣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9]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發展的思想從黑格爾時代起已經深入一般人的意識，未必會有人直接反對它。“但是，口頭上承認這個思想是一回事，實際上把這個思想分別運用於每一個研究領域，又是一回事。”[9]對待發展的思想，關鍵在於運用，在於理論和實踐的一致。

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發展的思想，一貫主張通過發展來解決各種問題。早在1937年，毛澤東為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而撰寫的哲學著作就鮮明地提出：“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於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形成了兩種對立的發展觀或兩種對立的世界觀。他要求用科學的世界觀去認識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發展過程，從中找出運動發展的內在聯系，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找出黨內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背離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錯誤所在，找到推動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正確道路。我們黨正是在這一世界觀的指導下，開創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局面，迎來了建立新中國的歷史性勝利。

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光輝成就，証明我們在堅持發展、堅持辯証法世界觀上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當然，我們的工作也有缺點，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裡對發展生產力有某種忽略，而且毛澤東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上也存在錯誤，例如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沒有按照社會經濟發展規律辦事。社會主義新中國所取得的這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是值得注意的。發展生產力，把經濟建設當作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這是我們正面的成功的歷史經驗，而背離發展、背離發展的客觀規律，偏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軌道，則是我們反面的失誤的歷史教訓。

當然，作為全黨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是發展的思想、開放的理論，它從來都是為認識真理開辟道路的，這是必須把它同毛澤東個人的錯誤論斷區別分開的。應當說，鄧小平是真正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精髓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善於從歷史經驗和時代要求中形成理論，善於以深刻的哲理提煉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樣擲地有聲的語言，把發展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提到了人類發展的新高度。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歷史的變化，鄧小平理論對發展的深刻理解又被形成於世紀之交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深化與發展。江澤民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把發展定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對發展在黨和國家生活中的至高無上地位做了明確的界定，進一步把發展制度化、固定化了。他們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理論品質的集中體現。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根據黨長期的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繼續堅持把發展作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把科學發展觀作為指導發展、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總結實踐經驗、系統研究發展理論的重大成果，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發展。科學發展觀既是針對我國長期以來依靠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提出的，也是以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注重資源的節約和環境的保護，切實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是全面的發展，是注重質量的發展，是協調、平衡、互助、互補、互促的發展，是把發展的成果為后人共享的、可持續的發展，歸根到底，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面進步，也就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這種發展觀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科學社會主義史上為發展注入了人類實踐的新經驗和科學內涵，既注重全面協調諸多矛盾和問題，又注重為發展主體解決現實存在的各種問題，為他們謀求安居樂業的社會環境，把尊重客觀規律與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統一起來，逐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和諧，進一步把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落到實處，是對馬克思主義執政理論和發展理論極大的豐富和創新，也是為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確立的統領全局的重大戰略思想。

——在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長期奮斗中，創造性地以構建和諧社會為重要保障。改革開放需要在穩定的環境下進行，同樣，人民的安居樂業也離不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離不開廣大人民的精神風貌與他們之間的和諧相處。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都為此而反復強調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鄧小平還特別敦囑黨的領導干部“要胸襟開闊”，“要從大局看問題，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要“能容忍各方面、團結各方面”1等等。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要求，加快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構想，不僅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與社會主義特有的精神文明充滿信心的表現，也是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潛力充滿信心的表現，是目前正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邁進的歷史條件所提供的可能性決定的，是在客觀條件許可范圍內的跨越與躍進。

隻要我們緊緊把握住自我發展的有利時機，特別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就業、社會保障、扶貧、教育、醫療、環保和安全等問題，扎扎實實地貫徹落實第十一五年規劃的各項要求，就一定能在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的征途上，貢獻出一個和諧有序的嶄新社會，為社會發展譜寫出新的篇章，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作出劃時代的理論創新，也必將對構建一個和諧的世界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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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7][8][1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115-116，382，291-292，368，296，373，300-301.

[4][5]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126-127，237-238.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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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