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樹青：論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
論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
——為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而作
吳樹青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奠定了基礎。
一
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是適應發展社會主義的需要提出來的。
在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設想以前，長期以來流行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主流觀念是排斥市場經濟的。這種主流觀念導源於馬克思恩格斯對自由競爭時代的無政府狀態進行的深刻的批判。
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以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這是任何一個社會都必須解決的問題。市場經濟就是通過市場、通過價格、競爭等機制將社會勞動分配到各個部門，滿足各方面的需要。在歷史上，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最初出現於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當時的市場經濟完全由市場自發支配，沒有也不主張任何宏觀調控，認為隻需要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就夠了，政府的責任是維護社會秩序，不應當干預經濟活動。這種單純依靠自發的市場調節經濟運行的方式，在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整個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嚴重惡果。1825年開始的周期爆發的經濟危機雖然根源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但同自發的市場經濟也是分不開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的時候，對這種自發的市場經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它使社會勞動和生產資料不能得到合理的安排和充分的利用，並帶來嚴重的經濟危機。馬克思指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但它的表現形式是可以改變的。既然自發的市場經濟這種分配社會勞動的方式已經被歷史証明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取代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應當尋找其他形式。馬克思主義認為，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這就形成了后來關於社會主義必須用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的理論。
十月革命勝利后，開始了從實踐上探索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表現形式問題。蘇聯曾經有一段時間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政策，試圖由國家直接控制生產和分配，消滅市場經濟。1921年，列寧在總結了軍事共產主義失敗的歷史教訓后，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並以全部精力從事這一政策及其相應的理論的制定。列寧認為，在新經濟政策以前，沒有提出我們的經濟同市場、同商業的關系問題﹔實行新經濟政策后，必須從市場存在出發來改革經濟工作，包括要求國有企業實行經濟核算的原則，必須適應市場條件和市場競爭方法。實行新經濟政策后，列寧說過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根本改變了。當然這裡講的根本改變，實際上只是對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看法上的改變，而不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原有觀念的改變。當時的承認市場經濟是以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為前提的。列寧形象化地說，這是因為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同時，當時把允許市場的存在主要同小農經濟的存在相聯系，同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相聯系，而沒有也不可能同社會主義經濟聯系在一起，就是說在理論上沒有改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應當取消市場經濟的觀點。因此列寧逝世后，隨著恢復時期的結束，大規模建設的展開，新經濟政策也就終止。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時，既沒有分析它同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在成熟程度上的巨大差距，而是把這種建立在還不充分具備自身物質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簡單地等同於馬克思分析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也沒有考慮馬克思對市場經濟的否定，是在肯定它的歷史作用前提下的揚棄，而是簡單化、絕對化地把市場經濟當作社會主義的異己物一筆否定。根據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蘇聯實行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並把它看作是社會主義區別於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特征，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個重要表現。
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誕生后，在一個時期內確實顯示了它的優越性。當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發生大危機並波及全世界的時候，蘇聯不僅是唯一避免了這場大危機的國家，而且迅速地發展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工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基礎，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不僅堅定了社會主義是以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的傳統觀念，而且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理論深入人心。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方國家一些工人代表團紛紛訪問蘇聯，到蘇聯取經﹔戰后不少取得獨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表示要搞計劃經濟和借鑒蘇聯的模式，都証明了這一點。盡管西方經濟學不承認計劃經濟優越於市場經濟這個結論，但他們同樣也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特征，而市場經濟則是資本主義的特征。這樣，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被看作是與不同的社會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屬於經濟制度屬性的概念，不僅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公認，而且也成為東西方經濟學界普遍認同的觀念。問題只是在於對它們的價值判斷有正面還是負面的不同。
但是，實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並沒有始終一貫在實踐中得到體現，它在一定時期表現出來的歷史作用並不意味著這種經濟體制在任何時候都能有效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隻能說是在當時歷史情況下的恰當選擇。現在看來，這種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的計劃經濟模式不是社會主義普遍適用的經濟運行方式，它只是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建設規模比較小，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比較簡單，實行以大量消耗能源、資源來增加數量為主要特征的粗放的生產方式時，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因為在這種條件下，生產、需要和人們的利益關系都比較簡單，發展的目標又比較集中、單一，計劃機關有可能根據發展的目標，自覺地運用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分配。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產和需要日益復雜化，以及國家粗放發展潛力的耗盡，這個體制的積極作用逐漸衰減，它的弊端日益明顯地暴露，成為一種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費的體制。從六十年代開始蘇聯的經濟增長率就不斷下降，其他實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各國也是一樣，從而比較普遍地提出了改革經濟體制的要求。與此同時，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出現大危機以后，從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資本主義國家加強了對經濟的調控，過去那種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逐步讓位於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出現了資本主義國家也有通過計劃等手段調控經濟的現象。因此，在社會主義改革進程中自然產生了關於利用有調控的市場機制改革計劃經濟模式的要求和探索。這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產生提供了實踐根據。
二
關於社會主義能否利用市場機制來組織經濟，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出現。當時在西方經濟學家中發生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能否有效組織經濟，合理配置資源的爭論。爭論的一方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市場、沒有交換，不存在貨幣價格，無法衡量產品的價值，不可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則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僅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可以比資本主義做得更好。波蘭經濟學家蘭格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表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就提出被稱為“蘭格模式”的“競爭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即社會主義經濟可以用“試錯法”模擬市場，取得資源的配置效率。但當時這場爭論沒有對現實的社會主義發生作用。這一方面因為它表現為西方經濟學內部一場純學術的辯論，雙方都沒有涉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另一方面也因為蘇聯正是依靠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創造了經濟奇跡。實踐似乎已經証明了社會主義可以通過實行計劃經濟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避免市場經濟固有的浪費和破壞社會勞動的弊病。
當社會主義改革問題提出的時候，現實的需要使蘭格設想的不同於傳統計劃經濟的新模式受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者的注意，產生了各種改革的思想和方案。著名的如布魯斯的“含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的分權模式、捷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的“競爭性市場經濟模式”、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如此等等。但是，后來都由於不能突破隻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場經濟的傳統觀念，最終都走向主張實行私有化、放棄社會主義的道路。
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進程中曾經多次探索過怎樣處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早在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就對蘇聯模式的國家高度集權提出了疑問，認為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不能隻顧一頭，必須兼顧三個方面。他指出，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提出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陳雲在黨的八大的發言中就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即在所有制結構、經濟運行機制和市場結構三個方面，允許保留一部分個體經營、一部分產品自由生產、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試圖以此來改善所有制過分單一的忽視市場機制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八大以后，毛澤東提出要搞“新經濟政策”，他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認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澤東還從我國商品生產落后的實際出發，明確指出我國很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他認為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針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他提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大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黨的這些創造性的思想觀點，為后來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是，由於當時沒有能夠突破傳統觀念，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是同社會制度緊密聯系的制度屬性，因此提出的改革措施至多只是加強一些市場調節的力度和作用，不可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總的框架。后來由於“左”的思想的發展，這種探索自然沒有也不可能繼續得到前進和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在中國改革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這一理論的形成，體現了鄧小平關於中國的改革是把毛澤東已經提出、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的，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並且有進一步的發展的思想。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已經開始思考傳統的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觀念是否符合實際的問題。他所以思考這個問題，是因為在總結歷史經驗的時候認識到過去我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沒有完全搞清楚，因此要對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而最重要的是要探索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使社會主義能夠發揮出它固有的優越性。過去我們一直搞計劃經濟，但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把經濟搞得太死，企業缺乏應有的活力，實踐証明隻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鄧小平在總結我國的歷史經驗時指出，我們有些經濟制度，特別是企業的管理、企業的組織這些方面，受蘇聯的影響比較大。這些方面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營方法、管理方法、發展科學的方法，我們應當繼承。他認為，學習資本主義的某些好東西，不等於實行資本主義。因此他提出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肯定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應當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才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他認為，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應當指出，鄧小平在這裡講的市場經濟同當時普遍公認的作為經濟學范疇的市場經濟不同，他一開始就把市場經濟僅僅作為一種組織經濟的方法和手段來考慮的。在鄧小平使用的概念中，市場經濟、市場調節、市場是同義語。雖然這樣，但要突破長期以來被各方面普遍認同的傳統觀念，畢竟是難度很大的。因此盡管鄧小平在1979年11月已經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問題，但在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以前，我們黨仍然在理論上對市場經濟問題持比較謹慎的態度，把市場經濟和市場調節作為兩個不同的概念加以區別。這一方面因為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傳統觀念深入人心，為全世界各派經濟學普遍接受，突破它不僅有很大的難度，需要有足夠的實際依據和理論論証﹔另一方面也因為國內外都有一些人竭力企圖改變我國改革開放的性質，他們利用關於市場經濟的傳統觀念，把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歪曲為走向資本主義。因此在沒有從理論上突破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同社會制度的關系，沒有科學地解決市場經濟是否姓“資”的問題以前，為了不致因為陷於空泛的爭論而影響市場取向改革的推進，在公開的文件中沒有使用市場經濟這個提法。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伴隨社會主義改革實踐的發展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開始是突破完全排除市場調節的大一統的計劃經濟觀念。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這個提法得到了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的肯定。雖然這一提法仍然堅持計劃經濟總體框架不變，但允許以市場調節名義出現的市場經濟存在和發揮作用，畢竟為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打開了缺口。接著是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了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的傳統觀念。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先提出“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新概念，明確肯定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雖然它同時還強調，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就總體說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但畢竟是理論上一個重大的突破。這種突破的基礎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鄧小平高度評價這一突破，認為它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說出了老祖宗沒有說過的新話，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初稿。在此基礎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取向改革實踐的發展，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后來，又提出過“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從這些提法的演變過程中可以看出，改革的實踐是在不斷提升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意義和作用，在實踐中越來越依靠市場來配置資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已經呼之欲出。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現了許多的矛盾和困難，國際格局也發生重大變化。如何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使之得到更快的發展，理論上需要有新的突破。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正式形成。鄧小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者。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總結實踐新經驗，借鑒當代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礎上，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這一精辟論述，第一次從理論上破除了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到西方經濟學一致公認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制度屬性的陳舊觀念，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和市場關系上的認識有了創造性的重大突破，為建立新的經濟體制指明了方向。鄧小平提出的“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等一系列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當作社會主義基本特征的思想束縛，實現了對社會主義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創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鄧小平所以能夠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人，原因在於他是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書本出發進行理論思考的。他緊密結合實際的發展，以實踐為基礎和動力，而不是拘泥於書本上的說法。把市場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的特征，理論上來自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批判。但馬克思主義對市場經濟的批判，以及關於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的結論，是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時代作出的。當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等出現后，恩格斯已經對原有的理論作了一些修正。他說：“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為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麼，那裡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頁）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國家，過去那種市場經濟已經普遍為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所取代。而我國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也充分証明哪個部門、哪個地區、哪種經營形式運用市場機制越早，市場作用發揮得越充分，它的經濟發展得就越快、越有活力，人民得到的實惠就越多﹔反之，經濟發展的生機和活力就受到壓抑，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較緩慢。這証明資本主義可以利用計劃為它服務，同樣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市場來為自己服務。實際表明不能認為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是不同社會制度的根本區別。正是在深刻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為了推進改革，促進社會生產力更快的發展，也為了回答中國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否意味著要背離社會主義的方向和道路的問題，鄧小平在1992年初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用在總結實踐基礎上形成的新的思想、新的觀點、新的論斷回答了搞市場經濟是否意味著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一長期困擾著我們的問題，把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推向新的階段，使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進一步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提出把全黨全國工作的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同時，特別強調地提出了改革的任務，並著重指出：“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這個極其重要的論斷指明了改革的總方向。這次會議以來，我國實際上一直實行的是市場取向的改革，即不斷在加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但由於長時期內在理論上始終沒有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同社會制度的關系搞清楚，因此始終回避市場經濟的提法。根據改革開放實踐發展的需要和鄧小平多次談話，特別是南方談話的精神，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黨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杆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映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同時，十四大報告也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這樣，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探索，到十四大不僅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並且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明確確立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突破了長期以來不符合實際的傳統觀念，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
黨的十四大不僅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而且還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作出了科學的規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這個定義說明了我們實行的市場經濟同西方國家實行的市場經濟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性質，它既可以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可以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出發點是不再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看作是制度性范疇，而是看作是體制性范疇，看作資源配置的不同方式。作為一種手段和方法，它既不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也不體現資本主義的本質，不論在何種社會制度下，其共同特點是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經濟活動要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實行優勝劣汰。從這方面看，我國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同西方國家沒有多少區別。早在1979年11月鄧小平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為什麼不能搞市場經濟時就指出，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因此雖然我們需要結合國情來探索實行市場經濟的具體方法，但同時也應當積極借鑒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一些成功經驗和合理做法。
但是，市場經濟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實行的，總是同當時當地的社會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地方，在於它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上，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在分配制度上，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社會生產力更快更好地發展，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為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創造物質基礎。
在歷史上，市場經濟都是同私有制結合在一起的。直到今天，不少人仍然認為隻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場經濟。而鄧小平設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私有制佔統治地位的基礎之上，而是同作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聯系在一起的。1979年11月鄧小平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時，就指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它同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但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6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
在歷史上，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強調的只是資源配置的效率，是實現公平競爭，而不管它的結果是否會造成社會不同成員之間的不斷拉大的貧富差別，以及因此造成的階級對立。實際上，市場經濟本身是產生兩極分化的重要經濟根源。市場經濟奉行的是優勝劣汰原則，優勝者處於有利地位，因此必然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市場經濟本身不具有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而歷史上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也從來沒有把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富裕作為自己的目標。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離開了共同富裕，不可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提出搞市場經濟，目的不僅是為了使生產力得到更快的發展，而且是為了創造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搞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九十年代初期，鄧小平就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但是要實現共同富裕要以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基礎。離開了市場經濟，不可能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不可能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物質基礎。因此，必須把實行市場經濟同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結合起來。
所以，我們不是一般地講市場經濟，而是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
由於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四大以來沿著這一方向積極推進體制創新，努力消除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在我國初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國經受住了國際經濟金融動蕩和國內嚴重自然災害、重大疫情等嚴峻考驗。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進一步得到豐富和發展。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偉大事業。馬克思主義老祖宗沒有講過，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干過，世界上沒有先例，是一個偉大的試驗和艱辛的創造，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必然要經歷一個長期探索、試驗的過程。鄧小平在1992年就說過，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時，就把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作為全面小康的重要內容。為此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專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了方向。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個新的歷史跨越、新的偉大實踐，也是一項更加艱巨、更加宏偉的系統工程。應當說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任重而道遠。
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面貫徹落實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和政策，我們一定能夠勝利實現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世界經濟史上沒有先例的偉大歷史創舉。具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應當對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表明處於和平崛起中的中國，有能力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對世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來源：《當代思潮》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