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領導地位是如何確立的
高新民 張樹軍
延安整風時期，中央機構的調整有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動，即劉少奇地位的變化。這個問題過去很少有人提及，對其論述較充分的是胡喬木。他說：這個變動是1941年“九月會議”討論黨的歷史問題的邏輯結果。在那次會議上，陳雲等領導同志認為少奇同志與毛主席一起是蘇維埃運動后期正確路線的代表，應當給予重要的領導責任。毛主席在那次會上雖然沒作什麼表示，但實際上肯定了這個意見。他在會后寫的九篇批判文章中，多處援引少奇同志的觀點，贊賞少奇同志領導白區工作的正確主張，批判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對少奇同志的責難。毛主席在“第八篇文章”中說，劉少奇同志是我黨在國民黨區域工作中“正確的領袖人物”，是唯物的辯証的革命觀的代表﹔“劉少奇同志的見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當時的直接事實為之証明，整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時期的全部結果也為之証明了”。毛主席在延安時期的講話和文章中，對中央領導同志作這樣高的評價是很少的。
在1941年“九月會議”后期，即10月3日，毛主席電告少奇同志，中央決定少奇同志返回延安，准備參加七大。10月11日，毛主席又去電詢問，望少奇同志在兩三個月后來延安，並在延安指揮華中工作。1942年2月，劉少奇准備動身啟程。毛主席又去電，要他路過山東時代表中央解決山東地區領導人之間的爭論問題。為保証少奇同志沿途安全，中央還專門派員調查了解由華中到華北的路上敵人封鎖線的情形。毛主席還多次去電囑咐少奇同志，必待路上有安全保障，方能啟程。當少奇同志在1942年5月到達山東后，毛主席又致電與他，委任以中央全權代表資格駐115師指揮整個山東及華中黨政軍全局，因通過封鎖線安全尚無保障，不必急於西進。在少奇同志處理完山東問題，於1942年10月到達晉北地區以后，毛主席又電告該根據地領導人，指示他們派人接護時須非常小心機密，不要張揚，但要謹慎敏捷。12月下旬，少奇同志安抵129師領導機關駐地山西境內太行山涉縣的赤岸村，毛主席去電表示慰問，望其休息短期后來延，並讓他對華北工作加以考察﹔同時指示劉(伯承)、鄧(小平)二位，對少奇同志路上的安全保障作周密布置。1942年12月30日，少奇同志平安抵達延安。1943年元旦，《解放日報》以大字標題刊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新年晚會，並歡迎少奇同志從華中歸來的消息。少奇同志在路上走了差不多十個月的時間，毛主席無時不在挂念。毛主席的關懷，說明對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1943年3月中央機構的調整表明，少奇同志在黨內實際上已上升為第二把手了。
胡喬木的回憶是耐人尋味的。劉少奇的地位上升，固然與他在反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的錯誤中的態度有關，與他抗戰后在華中的工作成績有關，這是得到了黨內許多同志公認的事實。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劉少奇從一個政治局候補委員直接上升到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地位，其醞釀、提名過程我們無從了解，但從上述現象分析，確實與毛澤東對他的倚重有關。毛澤東對黨的各方面決策的影響之大可見一斑。而劉少奇進入中央核心決策層，客觀上為最終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了極為重要的人事上的准備。
（摘自《延安整風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