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雲的經濟思想
深入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雲的經濟思想
陳雪薇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始，陳雲重新回到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崗位之后，繼續主持中央經濟工作。面對經歷十年浩劫的我國經濟混亂和困難的現實，陳雲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堅持按經濟規律辦事，以對黨和人民的事業高度負責的創造精神，和富於改革作為的魄力，為扭轉經濟局面，實現經濟戰線的撥亂反正，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陳雲文選》第三卷，收入陳雲論著56篇。其中從1973年到1994年間，收入陳雲經濟工作論著有24篇，反映了陳雲的經濟思想在新的條件下的新發展，內容豐富。這包括重申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唯物辯証法﹔國情的科學論斷﹔陳雲對經濟工作撥亂反正的貢獻﹔關於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思想﹔關於經濟體制改革思想﹔關於對外開放思想﹔關於一要吃飯，二要建設思想﹔關於“無工不富”、“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的思想﹔關於要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問題的思想﹔關於對外貿易的新思路﹔關於“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的思想，等等。然而，近年來對陳雲同志的思想研究的狀況，建國以來到三中全會這個階段研究比較全面並取得不少成果，而三中全會以來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也較分散，很有進一步加強研究的必要。我認為深入學習和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陳雲的經濟思想對於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啟迪作用。下面著重談談幾個研究重點問題：
一、陳雲關於經濟工作指導思想撥亂反正的理論和實踐貢獻的研究
1977年，陳雲在尚未完全恢復領導工作的情況下，同鄧小平等同志旗幟鮮明地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大討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時他以敏銳的眼光，首先注意到當時以引進外資加速發展為主要內容的“新躍進”這一新出現的經濟過熱傾向，敢於力排眾議，及時向有關同志提出在1977年7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上應聽取反對意見。這對於頭腦發熱、急於求成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副“清醒劑”。他的正確意見，當時沒有被接受，致使國民經濟規劃指標一再加碼，特別表現在1978年引進項目過多過急，超過國內的配套能力和財政支付能力，造成“洋冒進”。這是1958年以來黨內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對此，陳雲圍繞著糾正經濟過熱的“洋冒進”，著力在兩個方面進行有效的工作。
第一，從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上進行撥亂反正。首先，重申他一貫堅持的“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實事求是原則，必須先要弄清“實事”。這個“實事”就是中國基本國情。他進一步准確地表述了我國基本國情就是一句話：“我們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國家，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國家中進行建設。”他尖銳指出：“現在真正清醒認識到這一點的人還不多。”這是我們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也是統一全黨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基礎。其次，深刻地揭示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1957年前比較好，1958年后就嚴重了。這是主體方面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在“左”的錯誤領導下，也不可能總結經驗。這就十分中肯地揭示了20多年來我國經濟建設屢次冒進的症結所在。犯“左”的錯誤最關鍵的一點在於脫離中國國情，超越國力，必然導致急於求成，其結果是經濟建設大起大落，欲速不達，損失重大。這是建國以來一條極其深刻的教訓。這個問題對於當今的改革發展仍然有著現實意義。任何經濟過熱的現象，形態各異，但就其主要根源來說就是脫離國情，超越國力。當然，我們還應當看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次出現的經濟過熱現象，其根源還帶有更新的復雜因素，最突出的一點是個人或地方或小團體的利益驅動，這一點是個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動向。要切實解決好，仍然需要從指導思想上進行教育，並採取同制度建設相並重的辦法，才能夠加以防范和解決。
第二，主持和維護20世紀80年代初期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使這次調整成為“清醒的、健康的調整”，使我們站穩腳跟，繼續穩步前進。80年代調整之所以是清醒的調整，因為是實事求是思想為指導，抓住了當前面臨經濟困難的主要方面，採取得力措施，處理好調整與改革的關系，使調整達到預期的效果。80年代的調整之所以是健康的調整，因為這次調整涉及面廣，包括農業、工業基建、交通、內外貿易、財政金融，情況復雜，積壓問題多而年深日久，盡管物質條件比60年代調整時好，但工作難度比60年代調整大得多。由於中央領導得力，工作細致，因而這五年調整進展正常、穩定，效果好。值得研究的是，在這次調整中，深刻地認識到要徹底糾正“左”的指導思想，必須總結建國以來經濟增長方式問題的歷史經驗教訓，徹底摒棄長期以來走的一條重基建、輕生產，高積累、低效率，靠勒緊人民的褲腰帶搞建設的舊路子，而要努力走出一條速度適當、效益良好，使人民生活得實惠的新路子。這是十四屆五中全會正式確定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轉變的先聲。聯系到今天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就會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
二、陳雲關於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研究
三中全會以來，陳雲經濟體制改革思想，同他1956年提出的建立有利於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要實行“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路相比，要豐富得多，深刻得多。當年他認為這個思路“在我國出現的絕不會是資本主義市場，而是適合於我國情況和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市場”。【《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頁。】
經過20年的曲折，從1979年3月陳雲寫《計劃與市場問題》一文反映了他新的構思﹔相繼在1982年12月提出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好像是鳥與籠子的關系﹔1984年10月評價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意義﹔1985年9月說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和目的，“現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其目的是“為了發展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他還特別提出“計劃是宏觀控制的主要依據。搞好宏觀控制，才有利於搞活微觀，做到活而不亂”。1988年10月對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提出八條意見，首次提出承包責任制的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問題，再次強調在改革中，不能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否則整個國民經濟就會亂套。以上這些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並為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總目的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在這裡，我們且不必去評論陳雲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肯定馬克思有計劃按比例理論是正確的，提出蘇聯、中國在革命勝利以后的落后國家經濟建設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的理論也是應當的。而應當高度關注陳雲針對當時國民經濟出現的問題而提出新的思想觀點，著重研究他以下兩個方面的理論觀點：一是當時我國沒有重視抓有計劃按比例的同時抓好市場調節部分﹔沒有根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起來之后，從本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出發，發展這個理論，並不斷處理好計劃與市場兩者的關系。二是由於計劃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造成不良的后果﹔抓得太死，太單調，生產發展不活，也發展不快﹔大少爺辦企業，沒有時間觀念，沒有利潤觀念，不是企業家辦企業，等等。這些思想觀點，是切中時弊，也是與時俱進，富於創造性的。同時，這對我們黨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是有積極意義的。
現在人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計劃為主，市場為輔”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關系。我建議把這個問題放在我們黨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進程中來深入研究，從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統一過程來深入研究，從正確處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實現經濟市場化和完善宏觀調控的認識與實踐積累過程來深入研究，就有可能得出實事求是的研究成果的，就不會得出消極的結論。但目前，對這個問題，理論界的認識尚不一致。有的認為后者與前者，兩不相干，相互對立﹔有的認為前者是守舊的主張，后者才是改革的主張﹔有的認為兩者不完全一致，但有某些共同點，即兩者都主張市場調節的必要性，不同之處只是市場調節的比重不同﹔有的認為后者是前者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們黨從主張“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到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強調加強宏觀調控，兩者有著必然的內在聯系，只是前者的主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性。總之，希望明年陳雲誕辰一百周年的理論研討會上能有人提供有說服力的研究論文。
三、陳雲關於發展對外貿易思想和實踐的研究
陳雲在1972年4月從江西回到北京。從1973年起，他在沒有恢復領導職務的條件下，全心竭力地參與領導對外貿易工作。短短幾年裡，提出了許多閃爍著光輝的外貿經濟思想，而且，他直接參與和指導了全國對外貿易工作的許多決策和實踐，使經受“文革”嚴重沖擊的外貿工作逐步恢復生機和活力。他作了不少新的嘗試，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創對外貿易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准備和有益的經驗，是新時期對外開放的先聲。值得重視深入研究的有以下七個方面。
1.提出並親自認真研究當代資本主義
陳雲根據中美關系的變化和當時國際形勢發展趨勢，預示中國對外貿易即將從佔75%的比重面向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佔25%面向資本主義國家轉到相反比重的變化。因而他提出必須加強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研究的重點是兩個方面：
一方面要認真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幾次回升、停滯的次數和周期變化及其對策。建議外經貿系統領導干部學習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上的第十六次、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報告中對資本主義經濟總危機的分析。陳雲身體力行，認真學習研究，在1974年7月先后寫出《對目前世界經濟危機的看法》發言提綱、《這次經濟危機與一九二九年危機的比較》發言提綱。他對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政治作出的科學深刻的分析，是頗有見地的。
另一方面提出重新建立外經貿有關的研究機構，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金融、貨幣、貿易、外交、駐軍、旅游諸方面的現狀﹔研究像尼克鬆國情咨文、康納利（時任美國總統國內外事務顧問）、舒爾茨（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德斯坦（時任法國財政部長）等人的報告、講話，了解資本主義各國政府的動態和基本政策，以利於我國對外經濟貿易工作的部署。
這兩方面，實際上是向我們提出隻有研究戰后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才能夠為中國經濟發展開拓新的局面。
2.深入調研外經貿部領導和各進出口公司的工作並明確職責進行工作指導
陳雲接手分管對外貿易經濟工作后，首先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對外經貿部以及所屬各進出口公司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僅在1973年6月間，他先后聽取了中國土特產品進出口總公司負責人、中國人民銀行正副行長、中國輕工業進出口公司負責人、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負責人、中國機械進出口總公司負責人、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負責人、中國外資運輸總公司負責人的匯報。他還先后三次同外貿部負責人及該部價格小組成員座談。在調研基礎上，明確提出：外貿部的任務是管好商品價格的波動，當好國家對外貿易的業務經理﹔人民銀行的任務是管好貨幣的波動，當好國家的外匯財務經理和金融經理。他特別指出，我們的進出口市場不要集中在一兩個地方，要分散，以免被人控制。開辟新的市場，在初期，出口可以稍低，進口價可以稍高。他鼓勵負責同志討論工作方案時，要敢於“抬杠”，提出不同意見，從“抬杠”中可以出馬克思主義，說錯話不要緊。
3.親臨廣交會了解情況，並現場指導工作
1973年秋季廣交會期間，陳雲先視察廣州交易會的展廳，然后，聽取情況匯報，分析研究交易中出現的新情況。陳雲對這屆交易會外商搶貨現象比春季交易會減少的原因，作了正確分析。他指出：今年上半年資本主義市場商品價格上漲原因有四個，即貨幣危機、商人投機、糧食歉收、經濟回升。其中前兩個原因是主要的。下半年后兩個原因即供求關系上升到主要地位了，情況便有所變化。此外，陳雲還深入了解到在廣交會工作的外經貿干部進行外貿業務談判非常緊張，工作任務重，壓力大，死了兩人，一人腦溢血的情況。據此，他立即向外經貿部提議，要吸收青年同志參加談判，讓他們挑擔子，幫他們提高，以適應工作需要。
4.利用香港商品交易所作好進口貿易
1973年10月，陳雲提出，因為在資本主義國際市場上，貨幣危機和供求關系的變化，商品價格反應非常敏感。外國商人認為我國購買貨物時隻求完成任務，有時價越漲越要買，常常乘機抬價。國際市場上的交易所是投機商活動場所，也是大宗商品成交場所。所以，它具有兩重性。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極回避。今年，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布置香港華潤公司所屬五豐行，盡快購買年內到貨的原糖47萬噸。不但如期完成任務，中間商得到利潤60萬英鎊，而華潤的五豐行還賺240萬英磅。這樣做，是一種迂回的保護性措施，使我們不吃虧或少吃虧。利用交易所要繼續研究，總結經驗，必須嚴守黨紀，不能浪費分文。陳雲曾指出：恩格斯講過，交易所是剩余價值分配的場所。我們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讓資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額利潤，並沒有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這是發展進出口貿易的一種新嘗試。
5.利用我國勞動力，購置外國原材料，加工生產成品出口
1973年10月，陳雲提出，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堅持自力更生，絕不是依靠外國。美國是產棉大國。美國、英國、日本的紡織工人工資高。我國有豐富的勞動力，工資水平比它們低得多。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既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又加快工業化建設，“不這樣做就是傻瓜”。這個決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沿海省份開始出現“三來一補”做法的先聲。
6.積極拓寬外貿領域，重視發展工藝品、服裝和副食品出口
陳雲強調工藝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理由有三：一是絕大部分品種貨源充足，只是擴大銷售市場的問題。二是有關人民生活。在這些商品中，有相當多是農民副業生產和居民生產的產品。三是可以積少成多，不要輕視小商品。為此要組織好貨源，千方百計打開西歐、北美、大洋洲和其他市場，保持和擴大港澳、日本、新馬市場。工藝品要創造新題材，也可以利用舊題材。要爭取好價，保証和提高質量。陳雲支持外貿部和紡織工業部出口服裝的打算，並明確提出，服裝出口換匯率高，是紡織業發展的方向。陳雲還同外貿部負責人談副食品出口的問題。他指出：歐洲是一個生活水平很高的市場，向他們出口吃的東西靠得住，我們應把出口重點放在這方面，如兔肉、牛肉、蔬菜都可以搞，搞這些成本總比他們便宜。要充分利用香港，把華潤公司擴大，使它變成“第二外貿部”。讓它到外國去設公司、搞倉庫。這不僅是國內經濟建設的需要，也是支持西歐共同市場的國家反對超級大國的政治需要。
7.正確認識港澳在外貿工作中的地位和條件
陳雲針對港澳貿易中斗爭的新動向，及時向有關同志明確指出港澳在對外貿易的地位，“港澳是我們目前現匯收入佔第一位的地區，也就是進口成套設備和器材所需外匯的重要來源”。要看到“對港澳的出口貿易，有有利條件，也有不利條件。有利條件是食品和其他傳統出口品，我們可以佔領主要市場，但也有可能被擠掉。不利條件是自由港，競爭激烈”。對此種不利條件，許多同志還未認識到。陳雲強調：“對港澳貿易是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要時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難。要加強對港澳貿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們有兩點自覺性：一是責任重大，二是能經受特殊環境的考驗。”
綜上所述，陳雲在特殊條件下，協助周恩來抓外貿工作，不僅提出一系列遠見卓識的思想，而且，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回擊“四人幫”的詆毀，恢復發展了對外貿易，使我國外貿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他留給我們的這一份寶貴財富，值得系統深入加以研究。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陳雲主持一段時間的中央財經工作，他繼續重視對外貿易工作，曾經針對當時的現實狀況，提出過不少很有價值的決策建議，並為中央採用，解決了不少重大問題。例如面對十年“文革”破壞帶來的困難，他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在三五年內，每年進口糧食可以達到兩千萬噸”【《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36頁。】的大計，使農民休養生息，有利於經濟恢復發展。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在國際市場上中國某些國貨降價現象，他及時提出“我們必須研究出一個既能出口又不賤賣的方案。總之一句話：‘肥水不落外人田’”。【《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80頁。】等等。陳雲對新時期對外貿易工作的思想是相當豐富的，有待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四、陳雲關於對外開放思想的研究
陳雲對外開放思想有獨特的視角，他堅持用辯証法觀察問題，提出問題。一方面強調要對外開放，不能閉關自守，另一方面要謹慎從事，善於總結。
他主張沖破封鎖，利用矛盾，打開思路，盡管與外國做生意，要注意“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
他主張“資金不夠，可以借外債”。這是打破閉關自守以后的新形勢。要借些不吃虧的外債，還要充分考慮到我們還本付息的能力。外資還要不要，外國技術還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隻不過把期限延長一點就是了。
他主張要引進必要的有利的技術。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能窩工。引進技術，填平補齊，成龍配套，以擴大我們的生產力。引進技術，必須有專家參加，擇優選用，集體商量，不要一個人說了算。
他贊成廣東、福建兩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市在部分地區試辦經濟特區，他認為，既要看到特區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計特區帶來的副作用。現在第一位的任務是認真總結經驗。
五、陳雲關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思想和實踐的研究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在建國以來所形成豐碩成果的基礎上有了重大的發展。不少基本理論觀點更為深化，同時，又根據新的情況，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相當豐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1.中國四個現代化如何實現？陳雲首先強調：決不要再作不切實際的預言，超英、趕美，等等，這包括1977年提出的2004年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120個大項目建成。陳雲正確指出，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基礎，一是現有的工業是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和引進新技術﹔二是現有技術人員是我們知識力量的基礎，出國留學取得先進技術是必要的，但留學生畢竟數量有限﹔三是依靠我們黨的領導，干部隊伍要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制度化，這是我們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針﹔四是現代化建設除了要上若干個大項目以外，著重點應該放在國內現有企業的挖潛、革新、改造上。我們國內現有企業基礎是不少的，要在這個基礎上引進新技術（軟件），或則填平補齊，或則成龍配套，用這些辦法來擴大我們的生產能力。
2.四個現代化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建設要與國力相適應，要腳踏實地。陳雲重申他1957年提出的經濟建設規模要同國家財力、物力和人力相適應。直到1994年陳雲還強調全國當前經濟工作要特別注意一個問題，就是建設規模一定要與國力相適應，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時要把注意力放到提高經濟效益上來。從1973年起，陳雲多次提出要高度注意各地水資源情況，這是關系經濟建設必備的重要資源。農業要用水，工業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今后工廠的設立必須注意到用水量。
3.我們經濟工作的另一個大方針：一要使十億人民有飯吃﹔二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陳雲重申1961年提出的“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思想，並進一步闡明“隻顧吃飯，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必須保証有飯吃后，國家還有余力進行建設”。總之，“必須做到一能吃飯，二能建設”。
4.農村經濟發展必須高度重視糧食生產。既要注意“無工不富”，也要密切注意到“無農不穩”和“無糧則亂”。因為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這件事不能小看。
5.陳雲鄭重地提出：“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鞏固的。”“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就辦不成大事，社會也無法穩定。”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原則，具有長遠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陳雲在新時期，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思想，內容豐富，涉及領域廣闊。他還對財政金融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他還提出大力發展旅游業，要優先安排，這實際是“風景出口”。他還強調要十分注意治理污染和環境保護，等等。總之，他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