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陳雲的求實人生
解讀陳雲的求實人生
嚴燕子 邵維正
初冬的上海，陰雨綿綿。在河南中路商務印書館厚重的大門旁，佇立著一個衣裳單薄的少年。他似乎完全不在意這冬日的寒意以及即將開始的辛苦生活，明亮的眼睛裡閃爍著期待和喜悅的神情。他就是剛從青浦老家來到上海當學徒工的陳雲。
學徒工做的是臟活重活，拿的是最少的薪酬，起早摸黑姑且不論，一不留神往往就會被訓斥，而且還不能辯解，隻能忍氣吞聲，埋頭苦干。陳雲憑著從小就養成的不怕吃苦，勇於克服困難的精神，很快就熟悉了業務。他待人和氣，態度謙虛，能吃苦又好學，來店不久，就贏得了同事們的信任和稱贊。
1925年，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剛剛20歲的陳雲積極組織商務印書館的工人舉行罷工斗爭。
在醞釀發動罷工的過程中，陳雲初次展露出了務實、求實的品格。他考慮到“五卅”運動后，盤踞在上海的奉系軍閥大肆鎮壓工人運動、取締工會組織的嚴峻現實，認為目前一味地強調罷工斗爭的政治目的，不僅無法實現，也不利於發動工人群眾﹔而迫使資本家接受部分經濟要求，不僅可以改善工人的工作狀況和生活待遇，也是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唯一切實可行的斗爭目標。
經過這場震驚中外的大罷工戰斗的洗禮，陳雲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
此時，距離陳雲隻身一人離開家鄉來到上海，不過是6年的時間。然而這6年，正是一個人從少年成長為青年，人生觀、思維方式逐漸趨於穩定的關鍵時期。自青少年時期形成的務實和求實的品格，就像一條紅線，貫穿於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
“求實”是偉大的品格和高風亮節的集中體現，似一條紅線貫穿於他的青年、中年直至晚年，數十載如一日，堅持不懈，矢志不渝
抗戰開始后，陳雲來到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了解人，氣量大，用得好，愛護人”是他極力倡導的干部政策。當時，我黨隻有3萬黨員，與迅速發展的抗戰形勢不相適應。陳雲就從革命的實際需要出發，提出要廣招天下士，特別是要努力地爭取知識分子。對待知識分子，要有大的氣量，看人要看主流，在政治問題上更要實事求是，慎之又慎。
當時，大批人才涌向延安，有不少人還是從敵佔區來的，難免魚龍混雜，這就需要進行組織審查。而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要深入調查，分清敵我，了解清楚一個人並非易事。
作為中央組織部長，陳雲親自領導審查干部這項重要工作，並提出先安排學習和工作，再從實際表現中慢慢去了解人，絕不能憑主觀印象和推斷而草率地下結論。
有一次，中組部的小四合院裡，突然來了一對青年男女。原來他們想進黨校，進訓練班，來找陳雲想辦法。可就是這兩個積極要求進步的青年，不久前被人告發為“托派”，說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員，女的是托派分子。陳雲沉默片刻，就如實告訴他們：有人說你們是托派。他們一聽，馬上驚異地哭了起來。
陳雲囑咐他們不要著急，說問題一定會查清楚的。
經過兩個月細致的調查和分析，得出了結論，他們不是托派，托派之說純屬捕風捉影。陳雲說：“兩個月絕對培養不出一個干部來，花兩個月挽回一個干部再值得沒有了。”
事隔幾十年后，當這一對男女回憶此事時，還感慨萬分地說：“當初，要不是陳雲同志親自審查，問題不會那麼快就澄清。要是落在康生手裡，這一輩子就完了。”
1948年9月，東北野戰軍大舉南下，前鋒直指東北的門戶錦州，在遼闊的黑土地上，拉開了遼沈戰役的序幕。這場大決戰打響后，陳雲負責沈陽的接管工作。
在中國，接收大城市，對於共產黨來說，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盡管陳雲非常熟悉列寧“要打破一切舊的國家機器”的論述，可他認為不能簡單地照搬套用。
由哈爾濱開出的列車上，陳雲對參加接管工作的人員說，一定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政策，切不可主觀主義地發號施令。他宣布的接管方針是：“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分”，與革命導師的理論可是大相徑庭。然而，陳雲堅持這十六個字是在分析了沈陽的具體問題之后得出來的，隻有這樣才能做到接收完整，並迅速地恢復城市秩序。
陳雲接管沈陽的務實做法，毛澤東倍加欣賞，並由此形成了“原封原樣接收”的思想。“沈陽經驗”成為中國共產黨接受和治理城市的“樣板”。從此，人民解放軍每解放一座城市，都按照“原封原樣接收”，成功地解決各個城市從國民黨反動政權向新生的人民政權的“轉軌”問題。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我黨面臨著更為嚴峻的考驗。面對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幾近崩潰的嚴重局勢，主持中央財經工作的陳雲連出良策，僅用半年多時間就解決了舊中國多少年都無法解決的金融物價問題。
穩健務實的陳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採取不同的策略。平息上海的“銀元風波”，他採用的是強硬的政治措施﹔而在隨后的“米棉之戰”中，他卻嫻熟地運用起了經濟手段，不同的策略體現了符合不同事物規律的發展過程。
建國以后，陳雲長期擔任經濟戰線的領導重任。無論是在新中國經濟建設的開創和奠基過程中，還是在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歲月裡，他都一如既往地堅持要把實情弄清楚，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在主持編制和實施“一五”計劃的過程中，陳雲強調建設規模一定要和國力相適應，量力而行，穩中求勝。
陳雲把我國的國情概括為“大國小生產力”。我國雖然面積大、人口多，但是生產力水平低，工業基礎薄弱，以農業為主的小生產佔優勢。人口眾多，吃飯穿衣住房子，做計劃不考慮這一條不行﹔面積雖大，但可耕地隻有16億畝，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隻有200多斤﹔工業基礎非常薄弱，礦產地質工作做得很少，探明的儲量很少，技術干部嚴重不足等等。這些都是我們考慮問題必須面對和依據的國情。要改變這些情況，需要大量的資金和較長時間的努力，隻能是逐步、有重點地進行，不能操之過急。對此，毛澤東曾經說過：“陳雲同志所管的財經工作不是教條主義的，是按照中國情況辦事的，有創造性的。”
陳雲到了晚年，求實的作風一如既往。復查潘漢年案件，就是感人的例証之一。
潘漢年曾經擔任中央特科的負責人，領導地下黨多次取得重要戰略情報，在險惡的環境下保衛中共中央，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上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傳奇人物。然而，在1955年，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卻一夜之間從功臣變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潘漢年長期沉冤未雪，背著“反革命”、“內奸”的沉重歷史包袱，於1977年4月在長沙淒然病逝。
1979年10月17日，陳雲做直腸鏡檢查，被確診患結腸癌。面對病魔，陳雲擔憂的卻不是自己的身體健康，他牽挂的是潘漢年的冤案！他堅持要恢復被扭曲歷史的真實面目。當醫生和秘書匯報病情和治療方案時，陳雲當即表示：需要做手術就做，你們要想辦法保証我再活3年時間。
24日，陳雲做結腸癌手術。手術前，中央副秘書長姚依林問他有什麼事需要交代時，陳雲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隻談了一件事：潘漢年案件需要重新審查。他認為，潘漢年案件關系到的不僅僅是潘漢年個人，還關系到整個隱蔽戰線的冤假錯案平反問題。
陳雲在術后要求過去對潘漢年比較了解的老同志，如廖承志、夏衍、劉曉等，寫出系統的、具體的材料。在收集了大量調查材料后，1981年3月1日，陳雲致信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提議中央對潘漢年一案正式予以復查。如中央同意，可交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辦理。
3月3日，胡耀邦批示中紀委對潘漢年案進行復查。中紀委復查結果表明，原來認定潘漢年是“內奸”的結論不能成立，應予否定。1982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肯定潘漢年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的重要貢獻。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起冤案的糾正，對弘揚實事求是精神，平反冤假錯案，又是一次促進。
即使在逆境中，他也不計較升遷榮辱個人得失，始終堅持以實踐來驗証真理，既不盲從，也不保守，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著“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的理念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那麼，陳雲政治生涯中的坎坷經歷是不是與他務實、求實、唯實的性格緊密相關呢？
早在1931年，陳雲就進入中共臨時中央工作。此后的60余年，他都擔任著黨和國家的領導重任，是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
然而，在陳雲的政治生活中，也曾有過3次大的起落，他還曾被迫離開中央一線的工作長達16年之久，在黨內隻保留了中央委員的名義。可是，不論政治上的跌宕起伏，哪怕是在逆境中，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陳雲都一如既往地堅持原則、堅持工作，始終做到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
在延安整風后期的“搶救運動”中，陳雲反對搞“左”的一套，真心關愛知識分子的做法，卻冒犯了康生之類的“權威”。1944年3月，被認為右傾的陳雲從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崗位調離，改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這實際上是一次“貶黜”。但是，陳雲心靜如水，並不在意職務上的進退，在管理財經工作中又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也為他日后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陳雲任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主任等職，統帥全國的財經工作，“八大”后還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穩定經濟局勢，統一全國財經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是，在1958年南寧會議后，他隻擔任建委主任，不再主持全國的經濟工作。這是陳雲政治生活上的第二次“跌落”。
事情還要從陳雲的反冒進說起。
在“一五”計劃的鼓舞下，廣大人民投身於經濟建設的熱情很高，全國城鄉迅速形成參加和支援國家工業化建設的熱烈氣氛。陳雲看到，經濟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不思進取，而是貪多求快，急躁冒進。
1956年初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基建會議上，就將建設項目由原來的694個追加到745個。幾個月后，又將建設項目追加到800個。
面對這種形勢，陳雲非常著急。他多年主管經濟，深知隻有腳踏實地，才能穩步前進。盡管“一五”計劃的頭幾年經濟形勢較好，但中國的國力還是很弱，按照這樣的規模和速度是承受不了的。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基本建設規模的迅速擴大，經濟工作中的各個方面都開始出現了緊張的情況。
陳雲強調，一定要根據財力的多少安排建設項目，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能一味地追求大規模、高速度，否則是欲速而不達。他經常說一句看似不通卻很深刻的話：“快了就是慢了，慢了就是快了。”量力而行，看起來新上的項目少，沒有轟轟烈烈的場面，但卻能按期建成投產，實際上是高速度﹔不從實際情況出發，盲目冒進，有許多大型項目一起上馬，看起來轟轟烈烈，大干快上，但財力物力有限，結果哪個項目都不能按期建成投產，實際上是低速度。
陳雲的觀點，得到了周恩來等人的贊成和支持。
在周恩來、陳雲等人的堅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了當年的預算問題。這次會議決定，我國經濟發展要實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
然而，在南寧會議上，陳雲卻被批評為犯了右傾保守的錯誤，並因此不再主持全國的財經工作。但他還是盡自己的力量，不斷提醒大家基本建設要注意配套，要注意質量。
在大躍進運動的狂飆中，許多人害怕戴上反對“大躍進”的帽子，不敢提意見。陳雲依然對1959年鋼鐵3000萬噸指標能否完成提出了懷疑。經過大量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陳雲確定：1959年鋼材的可靠指標應定在900萬噸，鋼的生產指標為1300萬噸。
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給大家算了與冶煉鋼鐵有關的礦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煉和運輸五筆帳，大家心悅誠服。
會后，陳雲將發言記錄送給毛澤東閱看，並附了一封短信，信中說：“參加會議的冶金部的同志認為，鋼材數量定為900萬噸太少了，會使下面泄氣。對此，我看不見得。正如少奇同志所講，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會泄氣。”
信中還指出：“小高爐煉出的900萬噸鐵，含硫量超過了千分之二標准。既不能用於鑄造，也不能在煉鋼后軋成有用的鋼材，這是勞民傷財。”
毛澤東同意陳雲的意見。1959年6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1959年鋼的生產指標為1300萬噸。毛澤東在會議上指出：明年的指標切記不可高，今后7個月，主要搞好綜合平衡。並表揚了陳雲，還深有感觸地說：“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
陳雲政治生活上的第三次跌宕發生在1962年。
1962年3月，陳雲看到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認為與他在農村所見相符，與他設想的恢復農業生產的辦法是一個路子。陳雲還興致勃勃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叫‘分田到戶’也好，叫‘包產到戶’也好。總之，國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災人禍，必須發動全體農民按照《國際歌》詞中‘全靠我們自己’的話辦，盡快恢復生產。”
包產到戶，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一些地方為了克服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弊端，實行的一種聯系產量、責任分解到農戶的生產責任制形式。
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具體了解包產到戶對糧食生產的作用，陳雲讓糧食部派一位副部長去當時搞“包產到戶”最紅火的安徽作調查。調查的結果認為，安徽“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做法不是什麼“單干”，而是有“五個統一”，即統一安排糧食生產計劃，統一大農活，統一管水用水，統一打場，統一分配（定產數字以內的）。
然而，在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包產到戶是“右傾”的做法，堅持這一辦法的干部也被打成“右傾機會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陳雲卻不計較這些政治風險，他決定盡快同中央常委商量“包產到戶”事宜，並向毛澤東直接陳述。
有人出於好意，勸他要慎重考慮，不要急於提出“包產到戶”的建議。陳雲卻斷然拒絕，他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辦法，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系到黨的聲譽，關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誤時機！
提出“包產到戶”的建議以后，陳雲的政治處境日益困難，“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幾乎成為定論。他也逐漸遠離中共核心領導層。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以后。
從1962年離開中央一線的工作，到1978年重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陳雲整整坐了16年的“冷板凳”。然而，當陳雲重新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積極地發揮作用時，似乎從來就沒有這段空白，因為他一直關注著黨和國家的命運，即使處“江湖之遠”，也常作“廟堂之思”。
1977年3月，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頂著“兩個凡是”的巨大壓力，打破政治上的沉寂，呼吁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鄭重提出要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反。陳雲從不願多談自己，即使是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但是一旦涉及原則問題，他卻不避風險，即使是“禁區”也敢闖敢沖。
1978年11月10日，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准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又一次挺身而出，要求為在“文革”期間受到錯誤迫害的同志平反。
陳雲的發言扭轉了會議原先的議題，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和響應，為全黨順利展開撥亂反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陳雲不僅全力支持改革開放的實踐，還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
在當時的條件下，陳雲主張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進行，市場調節和計劃指導就象鳥和籠子的關系一樣。鳥不能捏在手裡，捏在手裡會死，要讓它飛，但隻能讓它在籠子裡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本意是搞活經濟、市場調節，不能離開宏觀調控，不能離開發揮政府的社會經濟職能。
陳雲的這番話，主要是講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的關系。但是有人卻把陳雲的話曲解為經濟是“鳥”，社會主義制度是“籠子”，把“鳥籠經濟”視為“保守派經濟理論”，並給陳雲貼上了“左”的標簽。
陳雲與他的秘書朱佳木曾有過一次饒有興趣的對話。陳雲問朱佳木：“有人說我右了，又有人說我‘左’了，到底我是‘左’還是右？”朱佳木的回答是：“您既不‘左’，也沒有‘右’，您是實事求是。”
陳雲求實人生源於理想，信念與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十五字訣”顯現傳奇人生的哲理升華。堅持和傳播真理，后世楷模，精神永存
從腳踏實地的學徒到共和國元勛，從唯實不唯上的中央組織部部長到黨的核心領導層。陳雲之所以能夠為黨和人民、為國家和民族卓立功勛，而且歷經無數次艱苦嚴峻的斗爭考驗，沒有出現過大的失誤，主要原因就在於他自始至終堅持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無產階級立場和信念，堅持唯實、務實的科學態度和正確的求實方法，
陳雲說：“革命的和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不是一句空話。黨不僅要求每個黨員懂得這一條，特別是要求每個黨員能在實際行動和日常生活的每個具體問題上，堅決地毫不疑惑動搖地執行這一條。”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就是陳雲“唯實、務實、求實”的價值判斷。正是這種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價值判斷、信念和追求，陳雲才具有堅持實事求是的勇氣和無私無畏的精神。
陳雲一生非常謙虛，歷來不願意宣傳自己，哪怕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也從不提及自己的功績﹔但對黨和人民的利益則看得重似千鈞，即使是禁區，他也敢碰敢闖，即使是有身敗名裂的風險，他也堅持原則，始終言行一致。
三年困難時期，眼見人民挨餓，陳雲心裡異常難過。他向中央提出，進口一些糧食，來解決嚴重的缺糧問題。
進口糧食，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在“大躍進”中，搞人民公社，放高產衛星，我們早已宣布解決了糧食問題，還每年出口糧食。現在突然要進口糧食，會造成嚴重的國際影響。
但是，在最困難的時期，不進口糧食，就無法渡過難關。一向謹慎、穩重的陳雲冒著很大的政治危險，堅持進口糧食，就是為了人民不再挨俄，能夠度過困難時期。
事關人民的利益，陳雲總是那麼縝密細致，但是涉及到一己得失，他總是心態坦然，從不把個人的恩怨夾帶到黨和人民的事業中。
曾長期遭受“四人幫”排斥打擊的陳雲，后來卻力主不對“四人幫”宣判死刑，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為了維護黨的根本利益，他對在“文革”期間受到的沖擊和磨難看得很“淡”。因為他關注的是黨和國家的命運，隻有黨和人民的利益在他的心目中才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陳雲結合自己的領導實踐，對於什麼是“唯實、務實”以及怎樣“求實”作了哲學的總結。那就是著名的“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15字訣。
陳雲不僅自己始終保持高尚的求實的風范，更注重在全黨大力倡導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
1962年，陳雲在七千人大會陝西省委全體會議上，講到黨內民主的時候，針對當時存在的“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現象，尖銳地指出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看到缺點、錯誤也不提，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肯定要失敗。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所以一定要發揚民主，不唯上，不唯書，多聽不同的意見。
在這次會議上，他還著重談了怎樣弄清楚實際情況、制定正確政策方法，即“交換、比較、反復”。
陳雲曾經說過，如果我們的同志都把心擺得非常正，非常實事求是，可以抵得十萬軍隊、一百萬軍隊，這是無窮的力量。
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的地位、作用和肩負的歷史使命與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堅持實事求是永遠是我們事業取得成功的法寶﹔“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新的實踐相結合，永遠是引導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陳雲留給全黨的寶貴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