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研究述評
對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研究述評
金春明 陳述
這是一個頗為重要、復雜而敏感的問題，黨史界和其他學術界議論不少。但在很多問題上，甚至基本范圍等前提上，目前仍缺乏共識。我們理解這一專題的范圍是：一、專指對毛澤東個人晚年所犯錯誤的研究，並非指毛澤東晚年全部思想的研究，與所謂毛澤東晚期思想或毛澤東晚年思想研究，范圍與性質均不相同。二、何謂毛澤東晚年，以何時為標准？目前學術界認識並不一致，有多種說法。我們主張以“文化大革命”時期為主，兼及必要的歷史發展脈絡的探討。並以此作為述評的時間定界。三、專論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著述並不多，相當多的觀點見諸於其他有關著作之中，對此我們亦盡可能予以收納。
一、歷史發展概況
十幾年來，學術界對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研究大體可分為3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關於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到中共中央通過《歷史決議》。這個階段，學術界解放思想，沖破禁區，把毛澤東從神恢復到人。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后。很多學者對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有關的思想理論問題，進行了較為廣泛深入的探討和研究。這些成果為黨糾正錯誤、撥亂反正做出了貢獻。《歷史決議》是這一時期黨在思想理論方面撥亂反正成果的集中體現，也是對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研究探討的最高成果和科學結論。但這段時間裡也確有一些人出於各種動機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出現了以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為名而走到否定毛澤東的一生，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暗流。例如個別人在中共中央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和北京“西單牆”上的某些文字。
第二階段，從《歷史決議》的發表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風波。這段時間裡出現了幾個小高潮。第一，《歷史決議》發表后，學術界有大量論著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區別。第二，1984年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中，深化了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研究，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出版了《“文化大革命”論析》等專著及大批文章。第三，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十周年時，舉行了一些小范圍的學術研討會，並出版了一些有關著述。如，《十年后的評說》、《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論文集及《歷史在這裡沉思》等書籍。第四，中共十三大后，這個專題的研究開拓了新視野，研究水平也有提高，出版了《大動亂的年代》等論著以及《晚年毛澤東》等論文集。這段是研究成果較多的時期。但是由於理論認識的分歧和政治傾向的不同，對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看法的分歧也延續下來，而且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在一些文章、講演和文藝作品中，出現了嚴重丑化和歪曲毛澤東形象的不良現象。它雖不是學術界的主流，也多不是黨史研究工作者，但其影響不能低估。
第三階段，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風波以后，通過反思和蘇聯東歐劇變后國際風雲的巨大變幻的震動，黨史和其他學術研究工作者發表了一批以“重溫”、“回顧”、“評價”毛澤東晚年思想為內容的文章。對毛澤東晚年所強調的一些重要問題和理論觀點，特別是對“階級斗爭問題”、防止“和平演變”、“反修防修”以及“中蘇論戰”等問題出現了重新探討、進一步認識和估價的趨向，成為正在逐漸興起的毛澤東熱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研究論及的主要問題
我們認為最主要的是以下六個問題。
1.社會主義觀問題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是什麼性質，是空想社會主義還是科學社會主義？學術界有不同認識。
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后期在理論和實踐上走了彎路。這個錯誤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探索中的錯誤。這種探索從反右派斗爭以后在認識上走上了歧途，並形成了某些超越階段的空想論。主要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形成的。它的特點是：（1）急於將多種形式的所有制改變為單一的全民所有制﹔（2）急於改變勞動分配政策，實行名曰具有共產主義因素實為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3）急於擴大產品分配，縮小商品交換﹔（4）急於破除所謂“資產階級權利”，不切實際地片面強調發揚共產主義風格，否定物質利益原則﹔（5）無視中國落后的實際，企圖實現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窮過渡﹔（6）大躍進失敗后，毛澤東並沒有完全放棄某些空想主張，后來發動“文化大革命”，實際上還是包含有追求他所憧憬的帶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理想因素。有的同志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是一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限制和批判“資產階級權利”的、“一大二公三純”的、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限制商品經濟發展的、在分配上大體平均的、封閉式的社會主義。
第二種觀點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是烏托邦。公開表述這種觀點的人不多，如蘇曉康等，但頗有影響。這種觀點認為：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是追求烏托邦理想的一種實踐。還有人認為毛澤東的思想是在“理論上通向民粹主義”，“他結結實實地搞了一場民粹主義大實驗”。還有人講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從空想社會主義那裡弄來的”“虛構模式”，“大多數是封建主義的，不過涂上了一層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油彩”等等。
第三種觀點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模式，基本框架依然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傳統模式。他的社會主義觀的主旨精神是受到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和制約的。盡管其中夾雜著許多空想因素，但這些因素一般表現為脫離中國生產力水平和商品經濟的實際情況，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論觀點教條化的理解，是把戰爭年代的一些成功經驗絕對化造成的。因此，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模式並不同於空想社會主義，二者是有本質區別的。有人說，“1958年是我黨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實驗，是艱難的探索。”有的學者指出：“大躍進是嚴重錯誤，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成果。”
對毛澤東社會主義觀的研究涉及到的具體內容，除前邊已經提到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外，提到較多的還有“五·七指示”、“三面紅旗”、“理論問題指示”以及毛澤東要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是什麼樣的等。
關於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實踐出現失誤的原因，也是探討的一個特點，大體有如下幾種認識。
有的人認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理論認識走上歧途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思想理論根源。主要是（1）希望迅速改變“一窮二白”落后面貌的強烈願望﹔（2）社會主義空想論也是農民革命平均主義理想的歷史回應﹔（3）階級斗爭的慣性作用﹔（4）對馬列有關理論簡單化、教條化甚至誤解﹔是中國社會主義理論陷入歧途的理論認識根源﹔（5）國際環境的深刻影響，是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發生迷誤的客觀原因。
有的人說，毛澤東從科學社會主義向空想社會主義倒退的原因：“第一，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脫胎而來的。第二，其認識論根源是教條主義。第三，同斯大林和蘇聯模式的影響有很大關系。第四，農民平均主義思潮在我國有歷史傳統。
有的人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與他早期形成的工讀主義思想有聯系，如在“大躍進”時辦紅專大學，后來發出“五·七指示”等。
有的人認為是由於在探索中帶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經驗性、教條性和盲目性等。
2.階級斗爭的理論
普遍認為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從正確到過頭，從個別的局部的錯誤到系統化、理論化再到在黨內佔支配地位有一個發展過程。但具體的發展階段的劃分則不盡相同。
有的把這個過程分為四步。第一步，1957年反右斗爭擴大化。這一步在理論上的最大失誤是：認為中國存在“政治思想上的剝削階級”，因而要“進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二步，1959年廬山會議上錯誤地批判彭德懷和隨后的“反右傾”。在理論上的失誤是黨內也有“階級”和“階級斗爭”，這是“政治上思想上的剝削階級”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在理論上合乎邏輯的發展。第三步，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且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第四步，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
有的強調，八屆十中全會標志著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的錯誤不再是一些局部性、孤立的論斷，而上升到了理論和綱領的高度。隨后形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概念。到1966年以后，逐漸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一集階級斗爭“左”傾錯誤之大成的理論及其實踐。可用三個“全面”來加以概括，即經過“全面的階級斗爭”，向“走資派全面奪權”，在各個領域特別是上層建筑各個領域實行“全面專政”。“文化大革命”把階級斗爭上的錯誤推向極端並形成體系，造成了一場大動亂和大災難。
有人認為，1966年通過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標志著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錯誤思想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
應該怎樣對待階級斗爭理論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學術界大多數學者認為，可以具體分析階級斗爭理論，但應該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因為這個理論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這主要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過渡時期的理論，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根本任務的理論。另一方面，也完全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是對中國社會狀況和政治形勢作了主觀的歪曲的反映的結果。
有人進行了如下分析：1956－1957年毛澤東強調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這是應當肯定的﹔毛澤東在1959年提出要警惕形成“貴族階層”，是非常深刻的。但這些可貴的思想后來走向了反面。不過，毛澤東晚年在階級斗爭方面的理論、方法和策略等方面也留下了許多英明的遠見和寶貴的啟示，對今天我們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仍是有益的。
關於毛澤東在階級斗爭理論上犯錯誤的原因也有較多的論述。如認為：基本上是毛澤東自己和我們黨離開了毛澤東提出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和方針﹔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階段發展規律的認識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他在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中，對我國階級斗爭形勢作了錯誤判斷和對黨內不同意見作了錯誤分析﹔在實踐工作重點轉移、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上不堅定﹔中蘇論戰加劇了毛澤東對國內階級斗爭情況本已扭曲了的觀察，愈益使其陷入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霧而不能自拔等。雖然也有些不妥之論、過激之言，但從總體上看，基本上是與《歷史決議》相一致的。
3.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
十幾年來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大體上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總評價問題，一個是具體觀點和事件問題。
總評價問題的焦點是“文化大革命”應該不應該徹底否定，能不能徹底否定？大多數人都贊同《歷史決議》的論斷，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也有人出於各種考慮，對此持懷疑態度。
具體事件和觀點的研究則是很多的。如：“造反有理論”、“大亂大治論”、“全面奪權論”、“反修防修論”、“破除資產階級權利論”、“唯生產力論”、“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窮則革命富則修”、“斗爭哲學”、“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等各種觀點和體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工作組問題”、“紅衛兵運動”、“劉少奇的幾個問題”、“上海一月奪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斗、批、改”、“關於林彪反革命集團”、“關於江青反革命集團”、“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反擊右傾翻案風”、“四五運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等等十年內亂中發生的具體事件和問題。其中大多數是與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這一課題有關系的。
在能看到的數百篇大小文章中，大多是實事求是的，研究水平也不斷有所提高和深入。也有少數人借研究這一專題為名，攻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這是值得注意的。
4.關於反修防變問題
普遍認為，作為一個執政黨的領袖，經常注意揭露和克服黨和國家確實存在的陰暗面，保持黨的純潔性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於修正主義這個詞用的很廣泛、很不確定，加之其他各種因素，造成了反應過分和措施失當。以致在理論上混淆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把某些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看作修正主義。
也有人認為：毛澤東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的時候，他對當時黨內狀況的估計是錯誤的，他所說的修正主義其含義也是含糊不清的。但可以看出，他往往把修正主義同資本主義看作是一回事。盡管當時毛澤東所使用的資本主義道路和資產階級思想概念含混不清，但從根本原則上說，他把警惕黨內特別是領導層走資本主義道路，接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危險，作為一個戰略思想，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提出來，不能不說還是有某種遠見的。
對與“反修防變”有關系的中蘇論戰如何評價，也有一些文章中談到。在蘇聯劇變后的今天，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顯然是需要慎重研究的。
5.關於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以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默認和鼓勵了個人崇拜，這是眾所公認的事實。問題是，為什麼會產生這種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現象？不少人對此作了一些探索和分析。
一種意見認為，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同他認為政治原則高於組織原則有關，與他主張的“反潮流”有關。專斷常常表現在1958年以后，他和中央集體在重大問題上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也隻有這時才需要專斷。他當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的重要，但堅持組織原則和堅持他的意見不可兼得的時候，他放棄了組織原則，認為組織原則應該服從政治原則。
另一種意見認為，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傳統和制度問題。有人說，個人專斷在黨內有傳統，並說從陳獨秀開始，幾代領袖一直延續下來。還有人說，毛澤東的個人專斷是獨裁制、集權制的產物，與中國沒有民主傳統有關。有人強調，高度集權制是造成個人崇拜和專斷的原因。體制上的弊端是造成個人專斷的必需的條件。
有人偏重於個人主觀因素的分析。如認為，是由於毛澤東長期的正確使他過於自信，長期的領袖地位和長期受擁戴的狀況使他感到有責任指導黨。他又可能機械地搬用了他在歷史上獨排眾議而取得偉大成功的經驗。也有人認為，個人崇拜在晚年毛澤東那裡實質上有“自我崇拜”的成分。它表現為唯意志論與獨斷論的結合，這是造成個人專斷和高度集權的哲學根源。還有人說，個人崇拜同宗教相聯系，個人崇拜是一種思想異化等等。有人強調國際因素認為，毛澤東從反對到欣賞個人崇拜，蘇聯的變化是一個重要原因，赫魯曉夫強調全面反對個人崇拜，徹底否定斯大林，導致蘇聯的混亂，是毛澤東轉變的重要原因﹔急於求成的思想使毛澤東聽不得不同意見﹔陰謀家野心家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脫離集體、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使毛澤東逐漸變得主觀和專斷起來。
有的人認為，毛澤東欣賞和接受個人崇拜是由自己思想認識上的偏差造成的。但他並沒有完全陷入個人崇拜的深淵，對此我們必須一分為二，絕不可搞絕對化、片面化。
有人對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兩者聯系起來進行研究。認為，集權制同個人“最后決定權”相結合，造成了領袖專斷的可能條件，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集權制助長個人專斷，個人崇拜強化集權體制。
關於如何抵制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在有些著述中也提出了種種辦法，大都可供參考。
6.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
多數學者認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在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新道路過程中的錯誤。有人說，“大躍進”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兩次全國性的錯誤，是黨處在社會主義建設幼年時期發生的，因而有它的必然性。黨的不成熟是犯錯誤的原因。
一些著述還從政治、經濟、哲學等方面分別作了研究。其中值得注意的，如有人認為：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是導致失誤的開端﹔加快“三大改造”是產生失誤的經濟根源﹔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失誤是政治失誤的原因等。還有人認為，處理突然事變的失誤是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動因﹔也有人認為，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受挫是毛澤東晚年錯誤的一個動因。
有較多的文章從哲學方面作了研究和探討。
有人認為，毛澤東沒能正確地闡述和運用好物質與精神、客觀規律和主觀能動性、矛盾的斗爭性和統一性等矛盾關系，也沒有找到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階級斗爭與生產斗爭的矛盾等的正確途徑。這是他晚年在政治上嚴重失誤的哲學根源。
有人說，毛澤東長期是承認唯物辯証法的三個規律的，但是待到1965年12月21日《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卻說辯証法基本東西是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就是對立化的矛盾轉化，沒有什麼否定之否定。由於取消了否定之否定規律，其結果必然導致循環論。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想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而且過七八年再來一次，這種可怕的想法，遠遠地離開了辯証法，倒退到循環論，有人認為，到1964年，毛澤東用“一分為二”否定“合二而一”，形成了隻講對立不講統一，隻講斗爭不講聯合的高壓氣氛。到發動“文化大革命”時，被片面化了的一分為二成了斗爭哲學的代號和“繼續革命理論”的基石。
還有人認為，毛澤東晚年在認識論上與民主革命時期正相反，他注意的是認識回到實踐，從主體到客體、從精神到物質，注重認識過程的理性認識向革命實踐的飛躍，注重於主觀能動性的發揮。
也有的人對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進行所謂的“精神分析”。說毛澤東之所以搞“文化大革命”等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活動，與他在民主革命時期領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一樣，都是因為他在幼年形成的一種什麼“仇父情結”的結果，跡近荒謬。
總上可見，如何根據確鑿的事實，對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和全面科學的闡明，仍是一個有待認真解決的重要課題。
三、我們的看法和建議
毛澤東是一代偉人。他雖然在相當長時間是站在本時代思想理論界的高峰上，但同樣難以擺脫社會歷史加予他的烙印和局限性。特別是晚年，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和教條化，由於對赫魯曉夫以后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某些問題的不同認識，由於對黨內政治狀況和國內社會階級狀況的某些錯誤的估量等，而產生了較大的偏頗。客觀因素的錯綜復雜，決定了毛澤東主觀思想理論反映的復雜性，面對這樣一個復雜對象和艱巨的課題，決定了研究工作的艱巨性。要求每一個研究工作者必須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掌握科學的辯証方法，進行十分細致而認真的研究工作。特別是在當前的情況下，更要注意不能因為某種需要，而任意擇取史實的某一部分，或對某一觀點按主觀需要任意解釋。隻有力求准確、科學、全面，才能真正做到尊重歷史、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才能真正有利於堅持毛澤東思想。
研究領袖問題，決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人物研究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共產黨的政治形象，進而影響到黨的政治威望，以致影響革命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必須保持政治上的謹慎和警惕。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應該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回擊詆毀、污蔑、否定毛澤東的思潮。
研究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客觀上受到晚年的著述、講話以及有關文件目前尚未發表或暫時不便於公開的限制。使這項研究面臨確鑿的第一手資料嚴重不足的困難。另外，由於這個問題有很強的現實政治敏感性，使研究者不能不有相當的思想負擔和壓力。所以，為促進研究創造更好的政治氣氛和物質條件是必要的。如通過各種方式使毛澤東晚年的各種著述能夠更多面世，並逐步開放有關檔案資料等等。
（來源：《毛澤東研究述評》199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