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毛澤東思想
劉少奇與毛澤東思想
金春明
熟悉黨的歷史的人都知道，劉少奇是與毛澤東思想的確立關系十分密切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之一。但很長時間裡，這個問題是不能研究的。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強加給劉少奇種種莫須有的大罪名之后，這個問題的研究更成為一大禁區。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歷史上最深刻的轉變，從此結束了曾在長達２０年的時間裡籠罩全黨的隻有一個人代表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只是一個人的智慧結晶，隻能學習一個人的著作，隻能宣傳一個人的思想的不正常局面，使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重新走上了健全的科學的軌道。
這一黨的歷史上最深刻的轉變也創造了一種可能：徹底清洗掉潑在劉少奇身上的一切污泥濁水，把一切誣蔑、誣陷、偽造的罪名全部推倒，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正如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中所明確指出的：“根本不存在一條以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不存在一批以劉少奇同志為總頭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不存在一個以劉少奇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劉少奇同志為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決議肯定：“劉少奇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幾十年來，他作為黨和國家卓越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我黨的建設，對我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是忠誠的。他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我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事業。”這就為我們客觀地公正地研究劉少奇與毛澤東思想這一重要課題，提供了可能性，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毫無疑問，劉少奇是屬於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黨的卓越領導人之行列的，而且在這個行列中又是位居前列的。一位美國學者在一本研究劉少奇的專著中對他作過這樣的評價：“在比四分之一世紀還要長的一段時間裡，他一直是作為黨內和政權機構內的一個建設和穩定的力量在起作用。與其他許多中共領導人不同，他們只是在某些特定的范圍內起著顯赫的作用，而劉的經驗則體現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許多方面，諸如工人運動、群眾運動、地下組織以及游擊根據地等等方面。”【注: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頁。】這個評價應該說是比較客觀的。
劉少奇不僅有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工人運動、紅區和白區等等多方面實際工作經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以巨大的精力從事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理論創造工作，作出了獨特的重要貢獻。他的一些重要理論著作，如《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斗爭》、《論黨》、《關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和講話》、《試辦托拉斯》等，至今仍放射著耀眼的智慧光芒，產生著巨大的影響。正是這些重要的理論貢獻，使劉少奇在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上處於一種不容忽視的顯著地位，吸引著人們去學習、研究。本文並未企圖對劉少奇的理論貢獻作全面的完整的論述，而只是從劉少奇與毛澤東思想這一論題的角度，對幾個問題談一點研究心得（關於他對黨的建設方面的獨特貢獻將另文論述），以就教於同行專家和讀者。
一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科學闡明毛澤東思想的定義並系統論述其主要內容的理論著作，首推劉少奇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這個報告在１９５０年由人民出版社作為單行本發行時，由作者改名為《論黨》，以下均稱為《論黨》）。
這本科學著作的產生，客觀地說，也是集體智慧的產物。從寫作過程本身看，在劉少奇主持下，有若干助手協助他﹔而在正式向黨的七大報告前，又經過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黨中央集體的認真討論和通過。從更廣闊的視角觀之，它又是在延安整風中興起的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熱潮的科學總結和最高理論成果。作為這部著作政治基礎的，則是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眾所周知，延安整風是一次全黨范圍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也是打破長期在黨內佔統治地位的“左”傾教條主義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通過學習馬列著作和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使越來越多的干部和黨員從切身經歷中深刻體會到毛澤東領導的英明和正確，從而自覺地興起了學習毛澤東，研究毛澤東，宣傳毛澤東的熱潮。在這個宏大的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交響樂隊中，劉少奇處於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他先后發表的《答宋亮同志》、《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等文章，十分引人注目。在后一篇為紀念建黨２２周年而寫的文章中，劉少奇鮮明地論述了毛澤東及其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說：“特別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長期艱苦復雜的革命斗爭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二十二年來在各種復雜的革命斗爭中久經考驗的、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９１頁。】，是中國“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和傳統”的代表。他號召全黨，“應該用心研究和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００頁。】。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王稼祥、陳雲、陳毅、羅榮桓、李維漢、葉劍英等黨的負責人和理論工作者張如心等，也紛紛發表文章或講話，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理論貢獻。《論黨》正是這場不斷深入的學習高潮在理論上的集中概括和總結。
劉少奇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組織報告共分９個部分，其中第２部分科學地全面地概括地論述了毛澤東思想。
首先，《論黨》從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和中國革命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的全局高度，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產生的歷史必然性。“百余年來，災難深重的中國民族和中國人民，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爭，積有無數豐富的經驗。這些實際斗爭及其經驗，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偉大的理論”【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３２——３３３頁。】。不過這個歷史任務，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不可能完成，“這種理論隻能由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創造出來”【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３３頁。】。創造新的革命理論，是一種“特殊的、困難的事業”。“由於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極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國的科學還不發達等條件，要使馬克思主義系統地中國化，要使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成中國形式”，就必須解決許多在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面前從來沒有提出和解決過的問題。“正是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出色地成功地進行了這件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這在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中，是最偉大的功績之一。”
其次，《論黨》給毛澤東思想作出了科學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准確定義。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毛澤東思想，從他的宇宙觀以至他的工作作風，乃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３６頁。】這三個定義的論述方向和基本內涵是完全一致的。第一個定義，著重從總體上論述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致性和繼承關系。第二個定義，側重在毛澤東思想產生的時代、地區和民族特點。第三個定義，側重在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的作用和意義。可以說，第一個定義是主定義，第二、三是輔定義，一主二輔，互為補充，構成一個完整的科學的毛澤東思想定義。
再次，《論黨》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當時概括為九個方面的理論和政策，即：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
這種對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的概括，具有當時的時代特點和局限性。三十六年后形成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六個方面和活的靈魂三點的主要內容概括，應該說是更全面、更科學、更完整的。但從歷史發展前進的客觀規律去考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后來的概括必然要高於先行者，而先行者從無到有的第一次概括，其創造性的功績是絕不能抹殺的。
最后，《論黨》闡明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意義，號召在全黨發動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劉少奇說：“我們黨的許多黨員，曾經因為理論上的准備不夠，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頭，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彎路。但現在已經由於毛澤東同志的艱巨工作和天才創造，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在理論上作了充分准備，這就要極大地增強我們黨和中國人民的信心和戰斗力量，極大地加速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３３、３３５頁。】這一科學預言已被抗日戰爭及其后三年解放戰爭勝利的歷史實踐所充分証實。
二
從延安時期一直到進北京前，是劉少奇同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和理論思維高度一致的時期。這一時期，劉少奇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著述最多，被毛澤東採納吸收的也最多。毛澤東在自己的著作講話中很少引用黨的其他領導人的話，但卻幾次引述了劉少奇的話，這是比較罕見的。這一事實是很難用同鄉、同學、老戰友之類關系去解釋的。基本的理由隻能是兩個人對中國社會特點和中國民主革命規律的認識是相同的。共同的觀點和歷史上遭受“左”傾路線打擊迫害的相似經歷，很容易使黨的兩位領導人心氣相通，產生政治上和理論上的高度一致。
但是，客觀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人們的主觀認識也會隨著物移境遷而發展演化，特別是在歷史大轉變的關鍵時刻，產生不同見解是正常而普遍的現象。１９４９年是中國社會歷史大變動的具有轉折意義的關鍵一年。在黨和人民面前擺著三個重要的大轉變：一是革命道路的大轉變，從長期的農村包圍城市逐步轉變為城市領導農村﹔二是工作重心的大轉變，從武裝斗爭為中心逐步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三是革命性質的大轉變，從民主革命逐步轉向社會主義革命。面臨這樣的空前大轉變，黨中央主要負責人之間，在共同堅持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基礎上，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上出現分歧，提出一些不同的解決問題的主張和方法，應該說是自然的難以避免的事情。
劉少奇在基本的方針路線上，同黨中央、毛澤東是一致的。他是忠誠而努力地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但是，劉少奇是一位有相當馬列主義水平的，有豐富實踐經驗，而又善於獨立思考作出自己判斷的領導者。他很自然地要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其中有些是同其他領導人不一樣的。從建國前后到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確定的這段時間裡，劉少奇在下述六個問題上強調和闡述了自己的見解。
第一，強調在轉變關頭要加強馬列主義學習，善於獨立思考，既不搞教條主義，也不要搞經驗主義。劉少奇說：“我們打倒蔣介石，打倒舊政權后，要領導全國人民組織國家，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能推翻我們的。”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因此，他特別強調：“不是說勝利了，馬克思的書就不要讀了，恰恰相反，特別是革命勝利了，更要多讀理論書籍，熟悉理論，否則由於環境的復雜，危險更大。”【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３３７頁。】他舉例說：“搞資本主義那是右，馬上搞社會主義那是左”【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４１３頁。】。要克服這個困難，就要學習馬列主義，獨立思考。
第二，明確提出恢復和發展經濟是建國后的中心任務。劉少奇在１９４９年６月寫的《關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中，明確認定：“今后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恢復和發展中國的經濟。”【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４１４頁。】稍后，在對團干部講話時，他說：“大的運動今后不可能再有了，主要的是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這反映了他當時的認識與主觀願望。為什麼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呢？劉少奇認為中國貧困落后的根源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長期統治﹔一個是經濟落后，現代化工業很少，生產力很低。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問題已解決，因此，要集中一切力量，“使中國逐步地走向工業化和電氣化”。隻有做好這件事，才能使中國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和國防力量，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認為發展經濟這件事如果做不好，“那我們的革命就沒有什麼大的意義了，我們的革命就不能說是已經勝利了，相反，我們還要遭受可恥的失敗。”【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４２６頁。】
第三，對新中國經濟發展步驟，提出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再發展重工業的設想。劉少奇在１９５０年寫的一份手稿中，設想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大體上要經歷四個步驟：首先是恢復經濟﹔其次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一些必要的國防工業﹔再次，以更大的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重工業的基礎﹔最后，在重工業的基礎上大大發展輕工業，並使農業機器化”【注:《劉少奇選集》下卷，第４頁。】。這是同當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佔統治地位的蘇聯模式，即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斯大林公式不同的，很可能是更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一種獨立見解。可惜，這份手稿當時並未發表，劉少奇本人以后似也未再堅持這個主張，因而鮮為人知。現在收入了《劉少奇選集》，為研究中國工業化道路這一歷史課題，留下了一份寶貴的資料。
第四，反對很快向社會主義轉變，認為過渡時期長些有好處。不主張建國后馬上搞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也是當時黨中央領導人的共識。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還明確講：“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注:《劉少奇選集》下卷，第４頁。】。但對這個問題講得最多，強調得最突出的，則是劉少奇。早在１９４８年，他在《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方向及性質的問題》一文中說：“過渡時期是十年到二十年，這個長了有好處，因為中國落后，長了才能建設好。”１９４９年４月，在天津市的職工代表大會上講話時，他說：“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下，在勞資兩利的條件下，還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這樣做對工人階級的好處多，壞處少。”１９５１年５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報告時，他說：“經三年准備，十年建設后，才能考慮何時進入社會主義，但也許還不能作答案，要看工業的成就。”隔了一周，劉少奇在政協的民主人士學習座談會上作報告，更加強調工業化后才搞社會主義。他說，“將來我們是要搞社會主義的，但是現在不搞，而且最近十多年內是不搞的。因為現在工業隻佔百分之十，要發展到百分之四十、五十，哪怕你跑得怎麼快，總還要十年、二十年。”類似的話還講過多次。當然，在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設想，並經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公布后，劉少奇就不好再講什麼了。
第五，主張先工業化然后搞農業集體化，認為用合作化防止農村兩極分化是空想。劉少奇一貫認為實行農業集體化是一種生產方式上的革命，隻有具備了可以在農村中大量採用機械耕種的條件，才能搞農業集體化，轉變早了是不對的，沒有機器的集體農庄是鞏固不了的。在１９５１年５月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他批評了主張在農村通過組織合作社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觀點。他說：“有些同志認為，農村可以依靠互助組、合作社、代耕隊，實行農業集體化，實行農業社會主義化，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錯誤的。”“不實現工業化，農業根本不可能實現集體化”。同年７月，他批評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以動搖私有制基礎，防止農村兩極分化的報告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以致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風波。由於后來毛澤東親自出面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當面批評了劉少奇，並把指導全國農業合作化的工作直接掌握在自己手裡，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就離開全國工業化的水平而超前地迅速發展了。對於這個問題劉少奇在黨的會議上是作過檢討的，農業合作化在全國的迅速完成，似乎也証明劉少奇的觀點是不對的。但是，人類認識的發展往往是曲線的。一個觀點的正確與否，常常需要一個相當長時間的社會歷史實踐，才能最后作出公正的結論。今日回頭看４０年前的這場爭論，應該說，劉少奇的觀點是更符合歷史唯物主義，也更符合中國實際的。
第六，明確提出“民主化”的口號。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統一的新中國，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為之奮斗的基本綱領和目標，也是對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如果說，在民主革命時期，爭取民主主要還是一種奮斗目標，那麼在共產黨執政之后，實現民主就成為一種現實的任務。建國后不久，劉少奇就在北京市人民代表會議上，強調地提出了實現國家民主化的任務。他說：“我們國家的民主化，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人民經濟事業的發展，我們國家的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沒有我們國家的民主化，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權的發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注: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和工業化”【注:《劉少奇選集》下卷，第６０頁。】。這是一個十分鮮明而大膽的口號，可惜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沒有能夠堅定不移地貫徹下去。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總結了歷史經驗，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他說：“我們過去對民主宣傳得不夠，實行得不夠，制度上有許多不完善，因此，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后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注:《劉少奇選集》下卷，第６０頁。】這可以說是對劉少奇觀點的肯定，也是一種繼承和發展。
上述劉少奇的見解和主張，有的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採納，溶入黨的路線政策和毛澤東思想之中，有的沒有被採納，有的甚至受到過毛澤東的批評，有的問題他本人也作過檢討。不過，毛澤東的批評也好，劉少奇的檢查也好，並不能成為判斷正確與否的最后標准。“黨的政策是否正確要在群眾實踐中考驗”【注:《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年——一九八二年）》，第１６２頁。】。經過４０多年的歷史檢驗，回頭看劉少奇的這些主張，不難發現其中確有不少富有啟發性的真知灼見。這些，為毛澤東思想在新階段的光輝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三
在社會主義制度已在中國大陸上基本確立之后，正確分析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積極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盡快把中國建設好，劉少奇的願望同毛澤東是基本上一致的。１９５８年，在那個全黨頭腦普遍發熱的“大躍進”年代裡，劉少奇也沒能例外，也講過一些不切實際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之類的錯話。這說明既使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難以擺脫時代潮流的巨大沖擊，也難以超越歷史的局限性。不過，一個領導者的英明不在於不犯任何錯誤，這是不可能的，而在於能夠盡早地發現錯誤，及時總結經驗，改正錯誤，並勇敢地開始新的探索。劉少奇正是這樣做的。
１９５９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毛澤東本人提出的退居二線的請求，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新的工作崗位給予劉少奇更廣泛地接觸各條戰線的實際的可能。在這樣新的條件下，劉少奇本著“我們應該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４０３頁。】的精神，在更廣闊的范圍內進行了探索和鑽研，給我們留下了更多的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
劉少奇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方面的新貢獻，初步概括為以下九個方面：
第一，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並有創見。
眾所周知，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科學概念的首創者，不是劉少奇，而是毛澤東。但是，劉少奇在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名著發表后，積極地投入了對這一新課題的研究探索，並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他分析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表現，認為一個是政治上的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與人民群眾的矛盾，一個是經濟上的，主要表現為分配問題。他又稱前者為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后者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這些都是有相當道理，而毛澤東又沒有講過的。對於如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他贊成毛澤東提出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但提出自己的理解，認為應當“強調同一性，而不是強調斗爭性”。“不需要採取你死我活的辦法，可以採取妥協的辦法解決”。如果處理入民內部矛盾強調斗爭性，就會造成不必要的激化，那就是錯誤的。后來的實踐從反面証明，劉少奇的這個意見是對的。遺憾的是在整個大氣候變化的情況下，劉少奇的這種積極探索沒有能夠繼續下去。
第二，認為中央政策正確與否要在實踐中多次總結，“三面紅旗”也要允許懷疑。
所謂“三面紅旗”，即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當時是作為黨的方針路線提出的，被認為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具體標志，得到了廣泛的宣傳和貫徹。特別是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等中央負責人因為對“三面紅旗”提出某些意見而被打成反黨集團，進而在全黨開展反右傾運動后，廣大黨員干部對“三面紅旗”更是噤若寒蟬，不敢稍加議論。劉少奇對於“三面紅旗”開始階段也是積極倡導貫徹的，但很快就開始覺察到問題。經過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他在一些問題的認識上超出了當時毛澤東的判斷和結論。例如，他認為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不能套用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是一個指頭的公式。他指出犯錯誤有經驗不夠的問題，但更主要的是“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削弱了民主集中制【注:《劉少奇選集》下卷，第４２３頁。】。他還說有人懷疑“三面紅旗”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后，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注:《劉少奇選集》下卷，第３５４頁。】這些說明劉少奇是採取了比較客觀的尊重實踐檢驗的正確態度的。
第三，強調“大躍進”不能隻靠群眾的積極性，還要靠科技。
最早明確提出“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的，是毛澤東在１９５８年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不過毛澤東強調的側重點，不是鑽研科學技術，而是政治挂帥，又紅又專。劉少奇對科學技術重要性的認識，似略高於毛澤東。早在１９３９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劉少奇就說：“技術工作是有前途的，將來把敵人消滅掉，不打仗了，就要以技術工作為中心。”“大躍進”受挫后，劉少奇總結了經驗，明確提出繼續躍進的唯一出路是靠技術革命。他在１９６０年５月召開的全國機械工業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現場會上說：“五八年和五九年是靠增加人和延長（勞動）時間實現躍進的”。“廬山會議一開，還要躍進，不躍進就是右傾。但勞動力沒有了，物資也不夠了，又要躍進，又沒有人，那有什麼辦法？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技術，搞技術革命。”這樣的認識在當年應說是出類拔萃的。
第四，提出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多樣性、靈活性超過資本主義。
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經濟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經濟，理應更多樣靈活，豐富多彩。但是，蘇聯計劃經濟的多年實踐留給人們的共同印象是，可以有較高的增長速度，也可以集中力量辦一些大事，但經濟整體卻顯得呆板單調，物資貧乏，缺少活力。因此，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就成為全世界共產黨人的共同課題。劉少奇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不少富有啟發性的見解。他在１９５７年５月對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員講話時強調：“如果我們的經濟還不如資本主義的靈活性、多樣性，而隻有呆板的計劃經濟，那還有什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為增加社會主義的靈活性、多樣性，他在多次講話中提出：全民、集體、個人三種所有制要互相配合好﹔必須充分發展商品交換，要有合理的價格政策，部分生產資料可以成為商品﹔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場，“一方面可以補我們當前經濟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指導我們搞多樣性和靈活性”﹔要允許開私人工廠，允許雇工﹔還明確提出不要怕資本主義泛濫等。這些言論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加以“為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罪名，但今日觀之，其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
第五，主張試辦托拉斯，取代政府的直接管理。
托拉斯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資本集中達到一定高度后產生的壟斷組織的高級形式。列寧曾稱之為資本家的壟斷同盟，因而長期被視為資本主義之特有物受到排斥。劉少奇則認為，托拉斯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它，使國民經濟更有組織、有計劃。他認為當時實行的政府各部門直接干預經濟的做法“是封建主義的辦法”，主張按經濟規律辦事，辦“聯合公司”，“走托拉斯的道路”。６０年代初，根據劉少奇的意見，全國搞了十幾個單位試點，但阻力甚大，不久以后又被“文化大革命”所打斷。但劉少奇的主張對今日仍是有教益的。
第六，堅持按勞分配，認為可以搞物質刺激。
五六十年代籠罩中國的“左”傾思潮有一個特點，就是誤認平均主義為共產主義。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名義下，否定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把物質鼓勵貶之為物質刺激。而劉少奇則大聲疾呼，堅持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他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會上總結經驗教訓時，明確宣稱：“社會主義不是平均主義，共產主義也不是平均主義……把平均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混淆起來，甚至認為平均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是極端錯誤的。”【注:《劉少奇選集》下卷，第４２６頁。】他公開主張：“物質刺激還是要一點啰！”“不要隨便說計件工資是落后的。”“你生產多少東西，可以掙多少工資。”提倡要有獎勵制度，“不要簡單提不計報酬”等等。在這些談話中，劉少奇貫徹始終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人類進行生產和各項活動的目的，是為了獲取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和文化生活資料這樣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
第七，提出一切有利於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辦法都可以用。
農業合作化后，用什麼辦法管理集體經濟，可不可以用包工包產，特別是包產到戶的辦法，一直是存在爭論的問題。幾起幾伏，三年困難時期又尖銳提出，並在少數地區付諸實踐。一直到１９６２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強烈批判“單干風”，才被強制剎住。在這場爭論中，劉少奇認為包產到戶是一種克服困難，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辦法，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他說：“過渡時期一切有利於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辦法都可以用。不要說哪一種辦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業上要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單干。”這種認識，較之我們今天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意義和作用的認識，是有很大差距的。但在當時的積極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第八、提倡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
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都是關系國家發展的根本性的制度，也是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劉少奇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注意，１９５８年就在中共中央的會議上正式提出建立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的主張，但由於各種原因，遲遲未能實施。１９６４年，劉少奇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並得到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黨政負責人的贊同，在全國一些地方陸續開辦了一批半工半讀學校。“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試辦工作被迫中斷。主張合同工、臨時工一事，還曾一度被江青等人誣為“推行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劉少奇提出的辦法今天看來不一定妥當、完善，但說明他當時已經覺察到我國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存在弊端，需要改革，而且試圖尋找出解決的辦法。那一度暫短的試辦，也為我們留下了可借鑒的寶貴經驗。
第九，在對外關系方面也提出一些正確的主張。特別是對修正主義要“反而不裂”的方針，引人深思。
６０年代，中國大陸周邊的外部環境日趨緊張。北有蘇聯大軍壓境，陳兵百萬﹔南有美國出兵越南，戰火日益逼近我國南疆﹔西南部邊疆也隨中印關系的變化而緊張起來。與此同時，台灣國民黨當局認為“反攻大陸”的良機已到，加緊活動，威脅東南沿海。如何處理這些關系成為緊迫而重大尖銳的問題。“左”傾思潮的膨脹，使一些人主張四面出擊，多方樹敵。中共九大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簡稱“打倒帝修反”）作為對外總方針，可以說是“左”到登峰造極了。而劉少奇在被打倒以前，在多種場合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盡了最大的努力。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分組會議上說：既然是修正主義，就必反馬列主義，既然是馬列主義，就必反修正主義。不過要注意方式，要慎重從事，作到反而不裂。分裂是對帝國主義有利的，因此應注意團結、避免分裂。他認為：蘇聯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一直到１９６５年，劉少奇還認為：蘇聯共產黨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黨，現在也很難下結論。這與當時在黨內佔統治地位的把修正主義看作頭號敵人，把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看成頭號壞蛋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在對待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上，劉少奇一直強調要和平共處，避免戰爭，維護世界的持久和平。而且他主張到資本主義國家學科學技術，主張向日本、英國、法國派留學生，甚至可以花錢買技術，目的是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爭取一個好的國際環境，加快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些考慮都是現實的，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正確主張。可借當時這些主張很少被採納。
劉少奇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位卓越領導者，作為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先行者之一，已經載入史冊。他那些探索性的實踐和可貴的思考，盡管當時受到種種局限和阻礙而沒有收到明顯的成效，甚至遭到誤解，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和沉重打擊，但絕不是毫無意義的。蒙塵的珠寶在拂去灰土后，依然會放出耀眼的光芒。劉少奇的探索性實踐和可貴思考，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一部分，作為寶貴的思想理論財富，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將永遠留給后來的事業繼承者作為借鑒，汲取教益，啟發思考。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