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思想與活動研究述評
金春明 崔久恆
對這一課題進行真正學術意義上的研究，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始的。1980年8月，鄧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問時曾說：“‘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一年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用判斷性的語言把鄧小平同志的這一意思寫了進去：“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決議》的發表，一方面使人們沖破了認識禁區﹔另一方面也為進行這一具有高度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課題的科學研究開辟了航道。十幾年來，通過全國理論界、史學界的共同努力，這一課題的研究獲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
研究概況
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思想與活動研究大致經歷了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80年代的研究。
這個階段有幾件大事。一是1984—1985年間，接連出版了《周恩來選集》（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周恩來教育文選》，1988年，又出版了《周恩來書信選集》等一系列文獻資料，為研究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思想活動提供了較為豐富的資料。隨著研究的深化，這一課題的研究在廣度上涉及了周恩來在“文革”中思想以及活動中的政治、經濟、外交、統戰、教育、科技、文化、國防、黨建等各個方面，深度上也由緬懷追憶而升華到理性的探索。二是一系列周恩來研究學術會議的召開。
這個階段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大多數研究者並沒有就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思想與活動獨立地進行研究，而是將這種研究融合在生平介紹性著作和各類專題性的研究當中。除高文謙《艱難而光輝的最后歲月——記“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周恩來》一文比較深入地探索了周恩來在“文革”動亂年代裡沉重而堅強的內心世界，他在此期間的歷史作用和特有的斗爭方式之外，其他著作，如《周恩來傳略》、《周恩來一生》等對他在“文革”時期的思想與活動，均未作為研究重點。有50多篇論文是研究周恩來在建國后各個領域裡的思想與活動，如薛暮橋《周恩來的經濟指導思想》、廖蓋隆《周恩來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貢獻》、趙德強《周恩來教育思想淺論》、李青《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的卓越領導者》等，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思想與活動。
第二階段：90年代的研究。
到1995年底，已發表這方面的論文和史料大約有40多篇。最顯著的是山西《黨史文匯》雜志於1993年底—1994年初在全國同類期刊中首次開辟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專欄，不僅為理論工作者提供了交流科研成果的陣地，而且對於推動這一課題的研究做出了貢獻。此后不久，鐵驥在《人物》雜志1994年第1—3期上發表《周恩來與鄧小平在1973》、《周恩來與“長沙決策”》、《周恩來與“全面整頓”》。其他主要論文有：余秋裡《回憶周總理在“文革”中為穩定經濟所做的巨大貢獻》、力平《“文革”中的周恩來》、王年一《周恩來1966年8—12月的一些言論》、安建設《“九·一三”后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等。主要著述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世紀偉人周恩來》、《周恩來的卓越貢獻》、《開國總理周恩來》、《周恩來的最后歲月》等。其中，《周恩來的最后歲月：1966—1976》收錄了有關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思想與活動的論文23篇，並附有1966—1976周恩來著作及生平大事年表，是迄今為止國內第一本比較全面反映周恩來在“文革”中思想和活動的論文集。
這個階段研究的特點是，“文革”中同周恩來有過長期接觸的老同志、各部門的負責人和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發表回憶和紀念文章，為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史實和富有見地的分析。因為有些事情在檔案和其他歷史資料中並沒有記載，而當事人根據親身經歷對一些問題作出自己的評論，也常常比后人單憑文字材料提出的看法要更為真切而深刻。另一個特點是，研究的角度主要集中在史實史料的展現上，探討的層次也多在“是什麼”或“怎麼樣”的水平上，當然，這並不排除一些研究者進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上升到了“為什麼”的層次。
研究中涉及的九個主要問題
一、周恩來對“紅衛兵”造反的態度
1966年8—12月，在毛澤東公開表態支持下，紅衛兵運動來勢凶猛，如火如荼。周恩來為穩定全國局勢，隻能耐心說服青少年正確理解黨的政策，採取多種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雍文濤的文章《在“紅衛兵運動”中》，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介紹了一些重要史實，如：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新市委根據周總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26日召開了聯絡總站成立大會。周總理出席了成立大會，並作了重要講話。周總理說，設立聯絡總站的主要任務是宣傳解釋黨的政策，解決紅衛兵提出的問題。為此，從8月下旬總站成立到年底，周總理為教育引導青少年按照黨的政策辦事，親自參加紅衛兵組織召集的大型匯報會、座談會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個別的約見談話就更多了。周總理向青少年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有些會議長達四五個小時，有些會見談話是通宵達旦進行的。
8月底，面對破“四舊”浪潮造成的大量抄家、驅趕市民、打死人的惡性事件，林彪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鍛煉”，實際上鼓勵打人﹔中央文革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實際上也是在煽動、慫恿紅衛兵拋棄黨的政策，把整個社會秩序搞亂。在這個關鍵時刻，周總理反復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力求把紅衛兵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周總理反對武斗打人，他說，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在我們手裡，有政權，有武裝，人有錯誤，可以批評，犯了法可以關起來，可以送去勞改。所以我們提倡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動手打人。就是斗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斗爭那些地富反壞分子也應該是這樣。
1966年秋冬，青少年沖向社會，大串聯，到處造反，導致生產混亂，社會動蕩。對這些青少年是因勢利導、批評教育呢，還是推波助瀾地蒙騙、利用?在這個問題上，周總理與林彪、江青一伙針鋒相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9月10日，周總理對紅衛兵說，你們要學習解放軍的組織性、紀律性。他特別強調隻有學習好才能宣傳好，學習是為了今天，也是為了明天。9月13日，周總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萬人大會上著重講了紅衛兵既是戰斗隊，又是學習隊，宣傳隊。講到戰斗隊時，周總理又特別講了兩點：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周恩來反對濫用“黑幫”、“黑線”字眼。9月10日周總理對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三個紅衛兵組織說：“黑幫”、“黑線”，現在中央不這樣講了，這個說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幫”，到底這個“幫”有多大，越搞“幫”越大﹔“黑線”，這個“線”有多長，越摸“線”越長。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馬列主義的科學語言。10月15日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員挑舋地說：“上海以傳達總理的講話說上海市委是正確的為盾牌，壓制革命。”周總理當即嚴詞回答說：“我給上海市委打電話，說過他們不是黑幫，是革命的，但並未說過他們一切都是正確的。革命不革命是敵我矛盾，正確不正確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兩個問題，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一定要區分開來，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經講過多次了。”
王年一在《周恩來1966年8月—12月的一些言論》一文中指出“文革”來勢凶猛，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中央常委中第一個在公眾場合否定錯誤做法的，作這樣的否定最多的，是周恩來。這裡所指的“公眾場合”大多數是指接見紅衛兵。該文提出了六點看法。
1.一再說明中央的問題已經解決，不要死揪工作組，實際上不同意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2.反對否定一切。
3.保護干部和黨組織，並公開反對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上。
4.反對抓人、戴高帽、靜坐、臥軌等行為。
5.要求正確對待群眾。中央文革一味支持造反派，周恩來要求正確對待兩大派。
6.保護政協，保護宗教。
二、周恩來與“二月抗爭”
研究者著重討論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關於周恩來與“抗爭三原則”。
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該把老干部都打倒和要不要穩定軍隊，這是“二月抗爭”中的三個重大原則問題，也是同中央文革斗爭中的核心問題。論者普遍認為，周恩來的態度始終是明確的，只是在表達的方法和策略上有一個變化過程。1967年1月上旬，面對一月奪權周恩來努力從正面去理解和解釋，在一些場合說服那些思想不通、行動抵觸的老同志、老部下。同時指名保護了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領導干部。1月下旬，周恩來的認識、態度發生變化。告訴造反派：不能認為帶“長”字的一概不要，那麼多部長、副部長都統統不要了嗎?不能，局長也不能。2月中旬前后，周恩來的看法更加具體、明確，從不同角度直接突出、闡明了“三原則”。關於黨的領導問題，他提出：任何黨的處分隻能由黨組織決定，你們（指造反派——引者注）不能叫黨委靠邊站﹔（財政部）黨組織能由群眾組織去解決嗎?財政部黨組的工作要恢復，各部黨組黨委職權要恢復，要行使職權，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復起來。關於對待干部問題，他重申：老干部是黨的財富﹔對干部不能搞無休止的斗爭，揪住不放，乃至戴高帽、噴氣式、照像、登報，這是對嚴肅的政治斗爭的丑化，這不是毛主席的作風，是“左”傾路線的惡劣作風，是毛主席批評過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一套做法。關於穩定軍隊問題他指出：現在北京和各地到處都在發生沖擊軍事機關、揪斗軍隊領導干部的事件，全國形成了一股沖擊解放軍的風，這不是從國家整體利益著想，是對解放軍的不信任、不愛惜，是給解放軍臉上抹黑。周恩來的上述言論表明他在“三原則”上是毫不含糊、觀點鮮明，與老同志們的認識是一致的。
第二，關於周恩來的斗爭方式。
在這一問題上，周恩來和參加抗爭的老同志們有明顯的區別。如，老同志們所採取的斗爭方式是在黨內軍內的高層會議上同中央文革一伙進行面對面的斗爭，即所謂“大鬧京西賓館”、“大鬧懷仁堂”。周恩來並沒有採取同樣的方式，即使在老戰友、老部下拍案而起之際，周恩來仍不動聲色，穩如泰山。其原因有兩個：一是，從歷史上看，經過長期殘酷的對敵斗爭，復雜、尖銳的黨內斗爭的考驗，周恩來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都能表現出極度的克制、沉著、冷靜，從容自若，處變不驚﹔與之相適應的，則是他所習慣運用的迂回、漸進、韌性的斗爭方式。越是情況復雜、矛盾加劇、沖突尖銳，就越能顯示出他這種特有的性格和斗爭藝術﹔二是，周恩來之所以選擇了不同於其他老同志的斗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深知自己地位和作用極端重要、形勢極端復雜。這集中表現在他同中央文革之間既對峙、又共事的十分復雜、微妙的關系，這就迫使他不能不極其慎重地處置每一件事情，權衡每一言行所帶來的種種后果。如果周恩來拍案而起，無非兩種可能：一是被打倒的人更多，黨和人民的利益損失更大﹔二是極而言之，也有引起黨的分裂、國家的分裂的可能。因此，正是為著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才迫使他不得不選擇了一條比直言不諱、犧牲自己更為艱難和痛苦的道路，這也正是一種“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高度自覺的犧牲精神。也有人認為，周恩來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樣作公開抗爭，似乎是某種軟弱的表現，甚至認為是為個人保身的需要。但多數人並不贊成這種觀點。
第三，關於周恩來與參加二月抗爭老同志們的關系。
幾乎所有參加二月抗爭的老同志在他們的回憶錄、傳記、紀念文章中都認為，周恩來是同他們站在一起的，不僅認識基礎是一致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對於各自所採取的不同的斗爭方式，也是最終能理解的。
三、周恩來與保護黨內外干部
研究者都用“大樹參天護英華”或“殫精竭慮護英華”來表現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為保護黨內外干部所做的貢獻和所付出的心血。其中，“文革”初期對陳毅、賀龍、彭德懷和宋慶齡等人的保護﹔“文革”后期對鄧小平的支持和“解放”175位將軍，是論述較多的。周恩來的保護措施常常是靈活多變。如：住進中南海避難﹔把外地受沖擊的干部接到北京安置在可靠的地方並派專人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親自到現場“陪斗”，以便隨時保護老干部“過關”﹔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說服造反派要正確對待老干部等。還有更為重要且有效的措施，就是取得毛澤東的支持。
四、周恩來與“伍豪事件”
所謂“伍豪事件”，是30年代國民黨反動派用周恩來的一個別名“伍豪”偽造脫黨反共啟事，達到誣蔑周恩來和瓦解我黨在白區的革命力量的反革命目的。這是歷史上早已澄清了的問題。但是在“文革”中，江青等人卻一再妄圖用這一偽造啟事來誣陷、攻擊周恩來。不少文章對這一事件的真相加以澄清和分析，並肯定了周恩來的嚴正態度和正確的斗爭策略，肯定了毛澤東的態度，揭露了“四人幫”的罪惡圖謀。毛澤東於1968年1月16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上海市革委會的《抓叛徒》簡報中列入“伍豪啟事”一條。1968年5月，上海檔案館的造反派將誣蔑周恩來的材料密封起來交給吳法憲。1967年10月和11月，周恩來將載有偽造啟事的報紙和他給毛澤東的信拍照存檔。1968年1月10日他給江青寫信，通知她將有關材料拍照存檔的事。1972年批林整風匯報會議開始，根據毛澤東的指示6月23日周恩來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再次說明這是敵人的造謠誣蔑。參加這次會議的陳雲同志在6月13日作了口頭發言，還寫了書面發言，說：“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病重，在入手術室前他要來了1972年6月23日報告的記錄，親筆在上面簽了名，而后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這是一個忠誠的馬克思主義戰士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對邪惡勢力的痛斥，對自己政治生命和人格尊嚴的捍衛，對黨的聲譽的捍衛。
五、周恩來在處理“九·一三”事件中的歷史作用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覆滅，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斗爭中，周恩來發揮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這方面的觀點主要有：
1.周恩來追查和封鎖林彪私調的飛機，使其南下廣州另立中央的陰謀難以實現，不得不倉皇出逃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已識破了林彪妄圖攫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在1971年南巡途中又進一步揭露林彪一伙的陰謀。林彪反革命集團企圖採取武裝政變的方式達到其目的，這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其他人所始料不及的。1971年9月12日晚10點多，林立衡向8341部隊在北戴河的負責人報告說：葉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要往廣州、香港跑，飛機已停在山海關機場，他們還要謀害毛主席。周恩來接到電話報告后，一方面命令北戴河的8341部隊密切注視，有情況隨時報告，另一方面查問飛機去山海關機場的情況。當得知一架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后，周恩來便指示此飛機馬上飛回北京，不准帶任何人回來。周恩來及時追查飛機的情況傳到了北戴河，葉群為了試探和証實此事，便在晚11點22分打電話給周恩來說：林彪要動一動，乘飛機動。周恩來機智地追問是否調了飛機，葉群欺騙周恩來說：還沒調。此時，周恩來已查清256專機就在山海關，而葉群卻謊稱沒調。周恩來后來對身邊人員說：這時他才斷定北戴河那裡確實有問題，林彪可能要跑。周恩來進一步下達命令：這架飛機必須有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這一措施實際上是把這架飛機封鎖了起來。
2.協助毛澤東成功地粉碎了反革命武裝政變
林彪不顧勸阻於9月13日凌晨起飛后，周恩來立即部署：汪東興即刻去毛澤東住處﹔李德生馬上到空軍司令部﹔囑中央警衛團負責人楊德中以中央政治局秘書名義帶人去西郊機場協助吳法憲指揮，實際上是監視吳法憲。他命令打開華北地區所有雷達監視林彪的飛機，並與機上通話，告訴飛機可以在任何一個機場降落。隨后周恩來趕到毛澤東住處，當飛機飛越國境時，在毛澤東住處，周恩來代表中央向全國下達禁空令，並要各地空軍一律聽從大軍區司令員的指揮。這樣就可以避免再有飛機出逃，或有人調動飛機來北京危害中央。林彪出逃后，很可能勾結國外敵對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周恩來又向各大軍區司令員通報情況，使全軍處於必要的緊急戰備狀態。周恩來的上述措施實際上直接控制了全國局勢。
3.妥善處理涉外關系，順利解決林彪余黨
林彪的飛機進入蒙古境內后，周恩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電報道，並研究和提出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的交涉或應對方案。14日，外交部報告一架中國噴氣式軍用飛機在溫都爾汗墜毀后，周指示：第一，將今天收到的我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打印出來送交人民大會堂﹔第二，從現在起，指定專人譯辦我駐蒙使館來的電報﹔第三，今天的報告，凡經辦和知道的人要絕對保密。21日夜，周恩來聽取了我駐蒙使館孫一先秘書從墜毀現場帶回的現場照片、目測示意圖和有關材料的匯報，爾后，指示有關人員研究墜毀原因。在確認林彪機毀人亡后，又對同林彪有密切關系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和余黨的問題，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進行了及時而穩妥的處理。隨后中共中央下發了《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之一、之二、之三等文件，向全國人民徹底揭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由於考慮周全，措施縝密，平靜而順利地解決了這一涉及到副統帥和接班人的特大政治事件。
六、周恩來與批判極左思潮
1.“九·一三”后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
從1971年12月批林整風運動開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斷，持續近兩年之久。它是我們黨內出現的一次試圖糾正“文革”錯誤的嘗試，其實質是：在可能的條件下和范圍內，努力糾正“文革”中的錯誤，阻止和減少它的破壞，逐步恢復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使國民經濟擺脫困境，有所發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由於批左是1972年公開提出的，因此有的研究者稱之為“周恩來1972年整頓”。
2.批判極左思潮的過程
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1）1971年底到1972年上半年，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逐漸展開。這段的斗爭集中表現在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點是，周恩來自“文革”發動以來所致力於發展生產、保護干部的一貫努力，正逐步轉變為黨的具體政策，並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實施、生效。
（2）1972年下半年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斗爭深入發展，同江青集團的斗爭異常激烈。周恩來親自從“文革”的重災區教育、科技界入手，排除干擾，解決思想認識，盡快恢復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江青集團竭力反對，雙方的斗爭公開化、明朗化、白熱化。
（3）1973年后，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遭受挫折而被迫中斷。由於毛澤東在指導思想上仍然堅持“文革”錯誤，因此他不可能贊同周恩來的意見，反而強調當時應當批林彪的“極右”。毛澤東的結論成為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一個轉折點。盡管如此，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採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開使用“批極左”一詞）仍在繼續。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從教育界開刀，制造了張鐵生“白卷英雄”。小學生批“師道尊嚴”、馬振扶公社中學等事件，在全國掀起一股股所謂批修正主義“回潮”、“復辟”的惡浪。周恩來在政治局受到錯誤的批評，1974年初江青一伙又發起了全國性的批林批孔運動，對周恩來進行中傷、誣蔑，周恩來陷於更加困難的境地，終於使他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被迫中斷。
3.批判極左思潮的歷史貢獻
有關著述論及較多的主要有6個方面：一是啟發了全黨全國人民的覺悟，進一步認清林彪、江青一伙的本質﹔二是啟發人們對“文革”的否定起了引導作用﹔三是初步扭轉了國民經濟混亂的局面，為國家穩定創造了基本條件﹔四是解放了一大批干部，為我黨后來糾“左”創造了較好的組織條件﹔五是為我國后來執行對外開放政策，打開外交新局面減少了阻力，作了思想上的准備﹔六是這次批左是1975年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的基礎和先聲。
七、“文革”后期的周恩來
在“文革”后期的1973到1975年，有三件大事與周恩來密不可分，一是1973年鄧小平復出﹔二是1974年長沙決策﹔三是1975年的全面整頓。
關於鄧小平在1973年的復出，研究者認為毛澤東無疑是“解放”鄧小平的最終決策者，但將這一決策付諸實施並最終成為現實的則是周恩來。大體的歷史過程是：1969年秋，黨的九大開過不久，黨中央對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統一“戰備疏散”的安排，其中決定將鄧小平安置在江西。周恩來對鄧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別指示和交待。一年后的1970年秋，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他對身邊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鄧小平是“我的同行”!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在參加陳毅追悼會上同陳毅親屬講，鄧是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個信號。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子女將這一信號傳出去，為鄧小平早日“復出”廣造輿論。與此同時，周恩來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種場合將毛澤東的意思捅出去。同年1月下旬，周恩來在接見外地一個會議的代表時，當著江青等人的面，明確提到鄧小平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同年12月18日，周恩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1973年2月，中央通知鄧小平返京。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鄧小平問題，1973年3月10日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3月下旬，周恩來與李先念等會見鄧小平，4月12日，周恩來、鄧小平兩人同時在人民大會堂歡宴西哈努克親王，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在重大的場合公開露面，也是周恩來的精心安排。同年8月，鄧小平出席十大並當選為第十屆中央委員。12月22日，周恩來親自書寫了中央關於鄧小平任職通知的全文，至此便開始了鄧小平“第二次復出”。
1974年12月，周恩來為了挫敗江青等人妄圖利用召開四屆人大之機來“組閣”的陰謀，親赴長沙同毛澤東共同審定了四屆人大會議上的各項人事安排方案，並決定由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軍委總參謀長，這就是“長沙決策”。
所謂1975年的全面整頓，實際上是周恩來領導的1972年整頓的繼續，是鄧小平在周恩來的全力支持下對軍隊、鐵路運輸、教育等國民經濟的各部門工作的整頓，是對“文革”以來的“左”傾錯誤迅速、系統地糾正。
八、周恩來在“文革”中的作用
研究者都同意陳雲同志的評價，即“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有的人把它概括為兩點：一是起到了減少損失和中和錯誤的作用，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了這點。由於“文革”本身的錯誤，周恩來雖然試圖把黨和國家從這場動亂中拯救出來，但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個人並無回天之力。所以，當“文革”風暴席卷而來的時候，周恩來苦撐危局，在他還掌握的一部分權力的范圍內，盡可能地穩定局勢，消除動亂，維持國家各方面生活的正常運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擋並且減緩了這場歷史災難的打擊，保護了黨和人民。二是在“文革”中的重大關節點上，當歷史的發展出現某些新的轉機時，不失時機地促成了時局的轉變，影響並推進了歷史撥亂反正的過程。
九、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斗爭方式
有人指出了五點：一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盡量爭取毛澤東的支持，對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二是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巧妙地結合起來﹔三是堅持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決不退讓的前提下，同時作若干必要的妥協和讓步﹔四是在自己的正確主張被否定以后，採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繼續自己的努力﹔五是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爭，在忍辱負重的周旋中等待歷史的轉機。
有的研究者將周恩來在“文革”中特有的斗爭方式稱之為“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政治謀略”，並提煉為四個要點，一是敢入“練獄”為黨為民﹔二是調和允中練藏積精﹔三是退避三舍迂回反擊﹔四是見機而作扭轉政局。
兩點建議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黨的歷史上的極其特殊的時期，而正是在特殊的條件和環境下，每個人黨性的修養和特殊品格，才會有極其鮮明的表現。周恩來也是如此。“文革”十年無疑是他坎坷生涯中最為艱難、最為復雜，同時也是最能體現他畢生的信念、智慧和忠誠的歲月。“文革”是共和國歷史上災難性的一章，也是周恩來一生中悲劇性的一頁。但也正是在這場全民族的大悲劇中，周恩來在黨和人民中的威望達到了光輝的頂點。無數次實踐証明，歷史的或個人的悲劇往往能引起后人理性而持久的思考。所以，研究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思想與活動，不僅具有歷史意義，更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除力平、高文謙的較全面的分析論述文章外，大多數是屬於史料史實的展現或紀念性和回憶性的文章。因此，進一步加強這一專題的研究是十分需要的。
其次，研究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思想和活動的最大難點，在於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系。這一關系是十分復雜、敏感而又微妙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絕不只是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個人關系，而是關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戰略決策，從一定意義上說，搞不清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系，就難以全面地科學地評價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全部活動。建議有關部門（如文獻研究室）能夠重視此事，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努力去做。
（作者分別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研究生）
（來源：《周恩來研究述評》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