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新時期的外交戰略思想述論
鄧小平新時期的外交戰略思想述論
高屹
鄧小平是一位具有非凡洞察力和創造精神的戰略家和思想家。在新的歷史時期，他提出了一系列指導對外關系的方針原則，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的外交戰略思想體系。這一戰略思想體系，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期中國外交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方針。
(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領導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正確解決了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和制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同時，對當代世界形勢和時代特征也有了一個清醒的、符合實際的認識，從而為制定正確的外交戰略提供了思想基礎。
一、謀求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鄧小平外交戰略思想的出發點
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對外政策是對內政策的延續。鄧小平反復強調指出，要搞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這就確定了新時期對中國外交的內在的客觀要求。所以，“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①“我們把爭取和平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爭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們搞建設的需要。沒有和平，搞什麼建設!”②
和平是建設的前提。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我們黨也曾提出要大規模地進行現代化建設，但是我們卻未能將工作重點真正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這除了指導思想上判斷失誤和“左”的干擾外，我們所始終面臨的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特別是緊張的周邊環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歷史經驗說明，沒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就不可能安心地進行現代化建設。要實現中華民族求富求強的雄心壯志，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艱巨過程，需要長時間的和平環境。“一打仗，這個計劃就吹了，隻好拖延”。“我們提出維護世界和平不是在講空話，是基於我們自己的需要，當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③所以，中國的對外戰略也隻能是服從和服務於這個需要。
實行對外開放更是要求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在當今這樣一個科技飛速發展，經濟生活日趨國際化的社會裡，國際關系中的經濟因素比重大大增加，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過去，由於某些國家和集團先后對我國實行封鎖和壓抑政策，我們自己又沒有學會利用國際條件，使我們處於隔絕、孤立狀態，未能趕上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總結歷史經驗，鄧小平指出，要實現現代化，必須有一個正確的開放的對外政策，必須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學會利用有利的國際條件。
二、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新判斷是鄧小平外交戰略思想的重要依據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能不能爭取到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客觀、准確的判斷，是至關重要的。
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黨曾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這種思想認識，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特別是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和美國侵越戰爭之后，中國深感戰爭的威脅，思想上和工作上始終處於一種臨戰的狀態。基於這種狀況，我國制定了相應的內外政策。進入新時期后，鄧小平經過對國際形勢和我國的周邊環境的冷靜觀察和科學分析，作出了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新判斷。這一新判斷是逐步形成的，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認為戰爭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緩，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是可能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雖然認為戰爭不可避免，但他觀察到兩個超級大國全球性戰略部署尚未准備好，戰爭一時還打不了，隻要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努力，戰爭可以推遲和延緩爆發。進入80年代，鄧小平就明確提出爭取較長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1980年4月，他在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麥克拉馬拉時說：“採取有效措施，八十年代的危險可以渡過，不是不能渡過的。我們說爭取二十年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
第二個階段，從80年代中期起，認為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的力量超過了戰爭因素的增長，戰爭是可以避免的。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談對戰爭問題的看法時說：“講戰爭危險，從毛主席那個時候講起，講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幫’后我們又講了好久。現在我們應該冷靜地做出新的判斷。這個判斷，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個判斷，一天誠惶誠恐的，怎麼能夠安心地搞建設？”1985年6月4日，他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又精辟地論述了關於戰爭問題的新判斷的客觀依據，指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此后，他又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認識，明確提出了戰爭可以避免的觀點。
三、對時代主題的新論斷是鄧小平外交戰略思想的基礎
進入80年代后，鄧小平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從實際出發，指導我們黨對當今時代主題的把握，實現了一個由“戰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展”的重大轉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50年代出現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的格局，60年代又形成了美蘇爭霸和第三世界崛起的格局。與此同時，戰后興起的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發展，推動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調整，加深了生產、資本國際化的進程和國家間的經濟聯系，也造成了南北差距的擴大。到了80年代，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問題日趨突出。發達國家需要進一步發展經濟，發展中國家也普遍面臨著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政治獨立的重任。共同的發展願望對保持世界的穩定與和平提出了新的要求。鄧小平高瞻遠矚，透過世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等的差異，從錯綜復雜的國際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果斷地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科學論斷。
關於和平與發展問題，是許多年來世界政壇上的重要話題。但是，說它是“兩個最根本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進而概括為“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進行全面深刻論述的，是鄧小平。80年代初，他就將和平與發展問題聯系起來分析和思考國際問題。1982年1月1日，他在會見阿爾及利亞財政部長亞拉時就說，現在世界上“不僅有‘南北’、‘東西’問題，還有‘南南合作’”。1984年，他在會見外賓時多次強調指出，現在世界上問題很多，有兩個比較突出，一是和平問題，二是南北問題。其他許多問題，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系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1985年3月，他進一步明確地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科學論斷。
鄧小平關於“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論斷，反映了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本質特征，體現了現在國際關系的基本內容，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際問題學說在當今世界的最新發展。這一科學論斷，為我們黨和國家調整對內對外政策，集中精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
(二)
隨著對國際形勢判斷的轉變，中國外交也進行了重大調整，豐富和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雖然是新中國的一貫立場，但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又賦予了它嶄新的內容。
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新時期中國外交政策的綱領
鄧小平曾指出：“毛澤東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對霸權主義的斗爭分不開的。”④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反霸斗爭的思想，並根據變化了的新形勢，從全人類的戰略高度，將維護世界和平與反對霸權主義聯系在一起作為中國外交戰略的基本方針，並提出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策略、原則。
80年代一開始，鄧小平提出，80年代我們的三大任務之一，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他指出，霸權主義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要維護世界和平，尋求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就必須反對霸權主義。這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我們對外政策的綱領。
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作為中國對外政策的綱領，是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決定的。首先，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不畏強暴的民族，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是與維護全人類的根本利益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我們現在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最需要和平，最不希望戰爭。其次，中國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國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發展中國家，在當今這樣一個主要依靠經濟、科技競爭的世界裡，隨著在整個世界體系中經濟地位的不斷上升，中國對亞太地區的經濟繁榮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推動將更趨顯著，對國際局勢的穩定以及世界和平的保障作用會日益增強。第三，中國永遠不稱霸。無論是以前人們稱之為“中美蘇戰略大三角”時期，還是現在世界政治多極化發展時期，中國在國際事務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既不能把自己與霸權主義綁在一起，也不能自己搞霸權主義。“如果十億人的中國不堅持和平政策，不反對霸權主義，或者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自己搞霸權主義，那對世界也是一個災難，也是歷史的倒退。”⑤
二、改變“一條線”戰略，實現新時期對外戰略的重大調整
1985年6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過去一段時間，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我們搞了“一條線”戰略，現在我們改變了這個戰略，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一條線”戰略有其復雜的歷史原因和特殊的國際背景。這一戰略自70年代中期提出，經歷了70年代末期的特殊階段，一直延續到80年代初期。它在當時對緩和國家安全問題上所面臨的極度緊張形勢，使中國擺脫長期腹背受敵的狀態，遏制蘇聯的擴張霸權，起了重要作用。對此，鄧小平1985年9月14日在會見奧地利總統基希施萊格時說：“1969年發生了珍寶島事件。我們當時面臨的形勢是，從美蘇力量對比來看，蘇佔優勢，而且張牙舞爪，威脅中國。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的判斷是，蘇聯處於進攻性態勢，全球性進攻。毛主席當時從力量對比中作出了這樣的判斷。為了制止戰爭的危險，當時毛主席提出了建立從日本到歐洲到美國的‘一條線’戰略，以對付蘇聯的挑戰。這有個好處，促進了美國和歐洲的聯合。美國和歐洲在軍備上趕上來了。美國同中國的關系改善了，日本、歐洲同中國的關系也趕上來了”。
進入80年代后，國內外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新的情況下，繼續實行“一條線”戰略，不僅已無必要，而且對中國不利。這主要表現在：第一、世界戰略格局的變化。蘇聯陷入阿富汗戰爭后國力減弱，美國在醫治越戰創傷后國力增強。美國和歐洲的聯合進一步加強，卡特后期和裡根上台后對蘇聯採取了強硬政策，美蘇爭奪態勢轉入均衡、僵持階段。在國際事務中，美蘇既爭奪又對話，是霸權主義的最主要代表。中國作為世界戰略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如同某一方結盟或建立戰略關系都會影響世界戰略力量的平衡。正如鄧小平1984年11月在軍委座談會上指出的：“中國這個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會發生質的變化”。那將不利於國際形勢的穩定。第二、“一條線”戰略本身有其自身的缺陷。“一條線”戰略與我國50年代實行的向蘇聯“一邊倒”戰略一樣，以戰略關系劃線，不利於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使我們的外交活動失去了一些必要的靈活性和主動性。由於同一些國家的關系長期僵化，正常的、必要的經濟、科技、文化交往也受到了限制。特別是這一戰略容易被霸權主義所利用，使某一方通過打“中國牌”增加與另一方對抗的籌碼，從而損傷中國的對外形象和對外關系。第三、中美戰略關系遭到破壞。中美建交后，兩國關系有所發展，但是一直存在著陰影，突出地表現在美國違反兩國建交公報原則的“與台灣關系法”和向台灣出售武器問題上。特別是裡根在競選和出任美國總統后，改變了對中國戰略作用的估計，並多次聲稱要大力發展與台灣“老朋友”的關系，揚言中國無權過問美國的台灣政策，主張向台灣出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這種行為再次暴露了其霸權主義的本質，破壞了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關系。
基於以上原因，為了進一步拓展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外部空間，鄧小平及時指導我們黨改變了以往的外交戰略，代之以更為實際、更為靈活的戰略方針，即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針。這一政策方針，醞釀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於黨的十二大。以后，鄧小平對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豐富和完善了新時期的外交戰略思想。他反復向世界表明，中國堅決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一邊，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誰搞霸權主義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不稱霸，不當頭，不結盟，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上一切國家建立、發展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關系，其中包括同美國和蘇聯的關系。鄧小平認為，這個政策很重要，是一個維護和平的最好的政策。
調整與發展同美國和蘇聯的關系，是外交戰略調整的重要內容。從1981年起，中國逐步停止了與美國實際存在的戰略聯盟關系，並與美國政府就台灣問題和美國售台武器問題進行了艱巨的談判，最終於1982年簽訂了“8.17公報”，使中美正常的國家關系得以發展。1982、83年間，鄧小平多次就正確處理對美、對蘇關系問題作了重要指示，明確指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堅決貫徹執行獨立自主的方針，而不能把自己綁在別人的車子上去。對待任何國際問題，都應從我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確定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他強調，對於美蘇兩國的霸權主義，我們都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他們之間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是配合這一霸反對另一霸，也不是在兩霸中搞平衡，搞等距離。在國家關系上，要適當調整對美、對蘇政策，對美國不應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不要再講“戰略關系”。對蘇關系長期處於僵冷狀態，對我並不利，要適當加些溫。由於鄧小平戰略決策的推動，在中美關系曲折中發展的同時，中蘇關系也開始發生了變化。1982年8月，中美“8.17公報”簽訂后，鄧小平即派外交部蘇歐司司長於洪亮前去莫斯科，以中國大使“客人”的身份向蘇聯傳遞信息，表示中國領導人關心中蘇關系的改善，建議雙方開始就消除兩國關系的障礙問題進行磋商。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從這年10月開始，中蘇兩國派特使，就消除三大障礙問題進行了長達6年共12輪的磋商。與此同時，雙方高層接觸不斷增多，終於促成了1989年5月的最高級會晤，實現了兩國關系的正常化。
三、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倡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我國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國，40多年來一貫恪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鄧小平指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范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⑥
80年代后期，從復雜動蕩的國際形勢中，鄧小平敏銳地預見到戰后形成的兩極政治格局行將結束，世界將進入一個新舊交替的轉折時期。他指出，國際形勢由對抗轉為對話，由緊張轉向緩和，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各國都在考慮相應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國際秩序。”⑦萬千世界，不同的利益傾向代表著不同的選擇，世界向何處去，現實要求政治家們作出回答。1988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斯裡蘭卡總理普雷馬達薩時指出，現在需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要建立新秩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經得住考驗。此后，他又反復強調，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這兩件事要同時做，以相互適應。關於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鄧小平指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行不通了，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准則。關於國際經濟新秩序，鄧小平說，他早在1974年聯合國發言時就談了這個問題。現在這個問題仍很突出。他指出，應當把發展問題提高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這樣便會明白，發展問題既是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責任，也是發達國家的責任。
鄧小平提出的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有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現實的客觀依據。第一、舊的國際秩序是冷戰和殖民主義的產物，它不利於世界和平，阻礙了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發展。所以，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是時代的呼喚、歷史的必然。第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概括了最基本的國際關系准則，完全符合聯合國的憲章和原則，經受了長期的歷史考驗。以它為基礎建立的國際新秩序的核心，應該是各國不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是獨立平等的，都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和責任，都有根據本國國情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經濟模式和發展道路的自由和權利，任何國家都不能把自己的選擇強加於別國，並以此干涉別國內政，謀求霸權。第三、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的國際新秩序，擺脫了舊的國際秩序中那種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在政治上，它最符合現代國際關系的民主精神，最適應於多極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多樣化的世界國家形態。在經濟上，它最能體現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則，適應於國際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有利於縮小南北差距，促進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
(三)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治舞台風雲突變。社會主義國家相繼發生動亂，進而造成東歐的劇變和蘇聯的解體，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一時受到嚴重挫折。隨著戰后形成的兩極政治格局消失，世界進入了一個大動蕩、大轉折時期，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國家的主權和安全都面臨著嚴竣的挑戰。一方面，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借1989年北京的那場政治風波的“制裁”﹔一方面，是蘇聯、東歐變化所造成的巨大沖擊。社會主義的中國能否抓住和利用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良好機遇，能否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堅定地搞下去，是世界普遍關注的大問題。在這關鍵性的時刻，鄧小平綜觀全局，堅定而有力地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他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都是對的，要堅定不移地干下去。這其中也包括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我國的對外政策。1989年和1990年間，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幾次談話中，反復闡述了看待國際形勢、處理對外關系的重要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冷靜觀察。這是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一個基本方法論。在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中，不可測的因素很多，矛盾越來越突出，隻有冷靜觀察，才能透過現象看到國際局勢發展變化的本質。鄧小平指出，現在舊的格局在改變中，新的格局還沒有形成。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國際上有些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清楚，但是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認為形勢惡化到多麼嚴重的地步，不能把我們說成是處在多麼不利的地位。鄧小平提醒說，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我們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於把握。
穩住陣腳。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原則性和堅定性的體現。鄧小平認為，蘇聯、東歐的變化對我們來說並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這個變化首先出在內部。他強調指出，發達國家欺侮落后國家的政策沒有變。西方國家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自己要穩住陣腳，否則，人家就要打我們的主意。我們自己要提高警惕，放鬆不得。面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獨立自主對我們具有特殊的意義。要維護自己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首先中國自己不要亂，認真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中國住了，而且實現了發展目標，社會主義就會顯示出優越性。
沉著應付。這是對待新的國際形勢和復雜的國際關系的策略原則。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如何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如何發展國際間的交往，打破西方世界的封鎖壓抑政策，繼續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是至關重要的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的對外政策還是兩條，第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這兩條要反復講。我們反對制裁，也不怕制裁。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泰然處之，堅持同所有國家都來往，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他們從容地發展關系，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
韜光養晦。這是新形勢下我們必須堅持的一個戰略方針。鄧小平指出，現在我們在國際上採取的方針，就是穩住陣腳，把中國自己發展起來，不要張揚，韜光養晦，少說多干。發達國家對我們始終是有戒心的，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國際上有人會對我有敵視和恐懼心理，我們的態度是，朋友還要交，但心中要有數。不隨便批評別人，指責別人，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在外交活動中，要趨利避害，不為自己樹立對立面。要埋頭實干，發展自己，而且越發展越要謙虛。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去了。所以，中國永遠不當第三世界的“頭”，也不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心”的大旗。
有所作為。這是變化中的世界對中國的客觀要求。中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和平大國，在國際上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過去，“世界上都說蘇、美、中‘大三角’。我們不講這個話，我們對自己的力量的估計是清醒的，但是我們也相信中國在國際事務裡面是有足夠的份量的”。⑧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國“在不長時間內將會成為一個經濟大國，現在已經是一個政治大國了。”⑨鄧小平指出，世界政治格局在變化之中，不管怎麼變，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自己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中國會在今后的國際事務中起更大的作用。他強調，中國要在國際事務中有所作為，怎麼樣作為，提出些什麼問題，應該加以研究。中國這幾年採取的對外政策得人心，今后仍要以自己不稱霸、不當頭，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世界上樹立一個好的榜樣，積極推進國際新秩序的建立。
在堅持以上方針的基礎上，我們要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鄧小平指出，綜觀全局，不管怎麼變化，我們要扎扎實實地抓好建設工作，這是我們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
鄧小平這個指導對外關系的重要方針，是他的外交戰略思想的最新發展。這一方針的提出，使我們避免了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那種“左”的偏差。例如60年代初，中蘇交惡后，我們曾一度把自己作為共產主義運動“正確路線代表”，把中國作為“世界革命中心”，在意識形態領域裡舉起了“反帝、反修”兩面旗幟，進行了兩條戰線的斗爭，使中國陷入了極其被動的國際環境之中。然而現在我們有了以往的歷史經驗和這個指導方針，才使我們避開了國際斗爭的風口浪尖，避免了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和與西方世界的對抗，維護了我國良好的國家形象，頂住了蘇東劇變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堅持原則、務實靈活，很快就打開了新的外交局面，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得以順利進行。
(四)
鄧小平新時期的外交戰略思想及其指導下的中國外交實踐，是時代的產物，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體現，具有許多鮮明的特點。
(一)樹立社會主義的和平形象。鄧小平指出：“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⑩把和平與社會主義統一起來，是鄧小平在把握時代特征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對過去“世界革命”觀念的重大突破。早在1980年4月20日，鄧小平在接受盧森堡記者採訪時就明確地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制度的性質決定了我們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主要地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樣隨意輸出和輸入的”。鄧小平認為，在國與國、黨與黨之間的關系上，應尊重對方的選擇，他人不應指手劃腳。社會主義是與霸權主義相背離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損害別國主權，搞霸權主義，那就既損害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形象，又損害本國的社會主義事業。
(二)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准則，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來處理國際關系。鄧小平指出，中國觀察問題，不是看社會制度如何，不計較意識形態的差別，而是根據具體情況決定的。主要是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同時考慮別國的利益。在外交原則上，中國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在對外開放上，中國是向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全方位開放。在處理國家關系上，我們不以意識形態劃線，而是尋求普遍的對話與合作。
(三)完全的獨立自主、真正的不結盟。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我們要始終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允許任何國家和組織干涉中國內政、侵害中國的獨立和主權﹔不參加任何集團組織，同任何國家沒有結盟關系，同誰都來往，同誰都交朋友，不打別人的牌，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在國際事務中，一切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說公道話、辦公道事，按照是否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往來、促進世界經濟繁榮為標准，獨立自主地作出判斷和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態度。
(四)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新時期鄧小平的外交戰略思想與實踐，是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結合和統一。例如，反對霸權主義問題上，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不使正常的國家關系僵化。不會因為反對他們的霸權主義，就不同他們改善關系﹔不會因為要同他們改善關系，就放棄反對霸權主義的立場﹔在處理諸如南沙群島等問題，在堅持主權在我的前提下，靈活地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在反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傾向的同時，又特別強調發展正常、友好的中日關系﹔特別是在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后，一方面堅決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強權政治和干涉我國內政的行徑，另一方面又積極爭取打破封鎖和制裁，改善和發展同這些國家的關系。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使我國取得了外交上的主動、改善了國際環境，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
(五)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世界在變，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而變。從實際情況出發，鄧小平提出了許多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問題的新思路和新辦法。如：用“一國兩制”的辦法，不僅找到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可靠途徑，也有利於消除中美、中英關系中的障礙問題﹔用“共同開發”的辦法解決與一些鄰國的領土爭端問題﹔用“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辦法實現與東歐各國和前蘇聯的關系正常化問題﹔倡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以代替冷戰時期形成的舊的國際秩序的問題，等等。還有針對近些年來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運用自己庸俗的人權觀，假借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的情況，提出要維護人權概念的完整性，國權比人權更重要，人權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首先是實現獨立權、生存權和發展權。這些都是鄧小平求實創新思想特征在外交戰略上的具體反映。
(六)根本的問題是中國的自身發展問題。鄧小平反復指出，現代化是中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我們的總任務，是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基礎。包括外交工作在內的各項工作都要服從服務於這個總任務。“先把經濟搞上去，一切都好辦”。[11]隻要經濟搞上去了，實現了發展目標，我們就可以在世界上理直氣壯地說，從十二億的中國的角度看，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作用就會提高，對世界和平和人類的進步就會有較大的貢獻。
注釋
①③④⑧《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41、128、172、417頁。
②⑤⑥⑦⑨⑩[1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6—、158、96、282、358、328、1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