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黃宏 郭鳳海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把黨的建設同當今世界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勢，同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結合起來，回答了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一思想不是哪個人主觀想像的結果，它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和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准確把握國內外形勢、科學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深刻分析和回應我們黨執政面臨的嚴峻挑戰的基礎上，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的創造性繼承和發展。這一思想的形成集中體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集體智慧，生動再現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徹底的唯物主義態度觀察世界的科學態度，以及在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精神。
一、透視時代：准確把握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和我國社會發生的一系列深刻變化的戰略智慧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之一，是當今世界和我國社會發生的一系列深刻變化。江澤民曾經指出，怎樣使我們黨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始終充滿活力，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偉事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我想的最多的一個問題。2000年6月20日，他在西北五省區黨建工作和西部開發工作座談會上進一步指出：“時代在發展，形勢在變化，我們黨要不斷地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必須緊跟世界發展進步的潮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決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堅持‘三個代表’的要求，其出發點和著眼點就在這裡。”[1]
當今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科技革命化，以及各種文化的相互激蕩和滲透，對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重大影響。江澤民在許多場合對此作了深入分析。認為：第一，世界形勢風雲變幻，我們面臨著復雜的國際政治環境。10余年來，他多次指出，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世界主流，多極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但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因素、特別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國內外敵對勢力不願看到社會主義中國發展壯大，“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不會改變，我們與西方敵對勢力在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方面的斗爭將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會是十分尖銳的。”[2]第二，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他多次強調，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對我國既是難得的機遇又是很大的挑戰。在全球化進程中，隻有建立既與國際規則相適應又符合本國實際的經貿管理體制，才能更好地通過與各國合作來發展本國經濟，更好地應對各種挑戰。第三，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給我國的發展帶來了深刻影響。江澤民認為，世界科技革命給各國帶來了發展機遇。一個國家或民族，如果不跟上科技進步潮流，不結合本國發展實際努力提高科技水平，就會落后，陷入極為被動境地。他指出，高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越來越快，知識經濟預示著人類社會生活將發生新的巨變。世界各國都在抓緊制定面向新世紀的發展戰略，搶佔科技、產業和經濟制高點。面對這個態勢，我們必須順應潮流，乘勢而上。
世界政治、經濟、科技的發展變化，對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第一，促使我國社會生活日益多樣化。江澤民曾說，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我國生產力水平、對外經濟聯系、體制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促使我國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方式日趨多樣化。而這種多樣化“還將進一步發展。這必然會給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帶來深刻影響，給我們黨執政和領導各項事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P，8）第二，黨的建設亟待進一步加強。這些年，黨的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還存在著許多突出問題，與形勢任務的要求不相適應。江澤民明確指出：在看到黨的建設取得的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還有大量工作要做”。[2]（P，30）
江澤民主持中央工作以來，始終密切關注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做出新判斷，對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提出新要求，並進行相應的戰略調整和部署。第一，堅持以形勢的嚴峻性和使命的艱巨性警示、教育全黨。江澤民要求領導干部要有“世界眼光”，善於觀察世界大勢，正確把握時代要求。他曾就當今世界發生深刻變化的諸多問題，邀請著名專家學者到中南海辦講座，並將150多年來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發展變化的有關材料批轉高級干部參閱。他多次強調：“全黨同志必須認清當前國內外形勢的新情況新特點，認清我們黨在新的世紀裡所要完成的繁重任務，認清我們黨的建設的實際狀況”。[2]（P，27∼28）第二，准確把握國內外發展大勢，推動實施適應形勢任務要求的國家發展戰略。一是堅持獨立自主，開展全方位外交。創造性地運用鄧小平國際戰略理論，在反對霸權主義、推動世界進步、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斗爭中爭取主動。二是採取有力措施保持國內穩定，抓住機遇，深化改革，創新體制，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江澤民認為，形勢雖然復雜嚴峻，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並沒有變，“現代化建設可以爭取到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2]（P，122）他先后領導實施了科教興國、西部大開發、產業結構調整等戰略，全力推動國家建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不斷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第三，把黨的事業與世界和中國的巨變相聯系，深入探索黨的建設面臨的重大時代課題。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形勢的發展使江澤民越來越認識到，黨的建設已成為事關改革和建設戰略全局的關鍵問題。10余年來，他全力貫徹鄧小平關於“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的囑托，全面推進黨的建設。中共十五大以后，他圍繞“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大量調研，與廣大干部群眾共同探討黨的建設與國家發展的內在聯系，探索和解決與此有關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他要求：“思考這個問題，要緊密結合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緊密結合我國生產力的最新發展和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的實際，緊密結合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發展要求，緊密結合我們黨員干部隊伍發生的重大變化。”[2]（P，2）通過調研和思考，他深刻感到，當代世界和中國的巨變，歸根到底是生產力、文化以及人民的利益實現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機遇與挑戰並存，能否化挑戰為機遇，關鍵看黨能否把握時代制高點，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正是在深刻把握時代發展要求的基礎上，江澤民的思想發生了飛躍，對關系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做出了系統、科學地回答，於2000年初在廣東考察黨建工作時，首次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劃時代體系的真正內容，都是由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構成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首先是時代的產物，是時代發展的結果和要求，而不是任何人主觀的臆想和構造。
二、跨越歷史：科學總結我們黨80年奮斗、特別是20多年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的必然結論
江澤民始終堅持聯系今天的現實，科學地總結建黨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經驗，從中挖掘出帶規律性的認識，用以指導新形勢下黨的各項建設，指導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2000年2月，他在廣東考察時指出：“總結我們黨七十多年的歷史，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這就是：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如何更好地做到這‘三個代表’，是一個需要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課題。”[2]（P，2）這是對建黨8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20多年歷史經驗的高度概括，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黨的全部理論與實踐活動的科學總結。
江澤民認為，我們黨成立以來的奮斗，集中體現為一部不斷解放和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繁榮和發展中國先進文化、維護和實現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歷史。第一，我們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2000年2月，江澤民在廣東考察時談到，“100年前，當20世紀來臨之際，世界科技進步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對當時和以后世界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而當時處在政治黑暗、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悲慘境地的中國，根本沒有可能去追趕世界科技發展的先進潮流。”[3]黨領導人民經過長期斗爭建立了新中國，結束了舊中國戰亂頻仍、滿目瘡痍的歷史，為生產力發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經過長期探索和實踐，找到了適合本國國情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道路，即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推動生產力發展奠定了牢固而又充滿活力的制度基礎。第二，我們黨一貫重視文化建設，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江澤民高度重視文化建設。他科學總結了“五四”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提出和發展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歷史﹔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后，黨在文化建設方面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文化建設思想，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成就﹔總結了中共十五大以來黨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最新實踐。在此基礎上，他把黨的建設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聯系起來，深刻闡發了黨始終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內涵和意義。他明確指出：“八十年來，我們黨高舉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旗幟，努力建設和弘揚反映革命、建設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蕩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和國外滲透進來的腐朽沒落的舊文化，從思想上精神上極大地解放和激勵了廣大干部群眾，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統一意志的正確指導思想和共同理想。”[2]（P，158）第三，我們黨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始終忠實地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澤民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制定的一切路線方針政策，黨領導的一切奮斗，從根本上說都是為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戰爭年代，無數共產黨人和人民子弟兵前赴后繼、流血犧牲，是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平時期，黨領導廣大人民艱苦奮斗，發展經濟，繁榮文化，也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廣大人民群眾從親身經歷中深切體會到，中國共產黨是始終牢記宗旨、保持自身先進本色的黨，是始終代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黨。
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個繼往開來的歷史范疇，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時代內涵和要求。這一點，不僅體現在黨80多年不懈奮斗的歷史中，而且更集中、更突出地體現在20多年來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1998年12月18日，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全面回顧了黨領導人民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系統總結了黨領導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巨大成就和新鮮經驗。他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項成就的取得，蘊含著豐富的經驗。他把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概括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必須全面、正確、積極地貫徹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必須把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擺在首位﹔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必須建立和完善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必須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行依法治國﹔必須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共同進步﹔必須維護和保持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必須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必須把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改革和建設的根本出發點﹔必須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可以看出，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僅包括在上述經驗的具體概括點中，而且是貫穿上述整個經驗總結的基本著眼點和落腳點。
江澤民非常重視和尊重群眾的創造、群眾的實踐，經常深入群眾、深入實踐，親自總結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為了揭示“三個代表”的豐富內涵，江澤民總結了建黨80年的歷史經驗，研究了大量理論文獻，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2000年初，他把黨建問題作為外出調研重點，先后到13個省市自治區考察，召開了30多種形式的黨建座談會，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溫州是較早探索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建立黨組織的地區。早在1991年，江澤民到溫州視察，就已經開始關注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工作。中共十五大以后，溫州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2000年5月，江澤民又一次來到溫州，連續考察了那裡四個建立了黨組織的非公有制企業。按計劃聽完匯報后江澤民要動身返回杭州，但他一再延長聽匯報的時間，工作人員幾次催促，他才戀戀不舍地說：“太可惜了，還有許多問題想和你們探討。”2000年12月，江澤民要求有關部門就黨建問題開展調研，有關部門隨即組織80多位同志，分成10個課題組到12個省市區調研，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比較成熟的意見都反映到了“三個代表”的內涵中。在此基礎上，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深刻闡發了“三個代表”的科學內涵，系統回答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特別是黨怎樣把自身建設好、始終保持先進性和戰斗力的重大時代課題，為黨適應新形勢，戰勝各種風險考驗，率領人民進一步開拓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提供了根本的戰略指導。
總之，我們黨80多年不懈奮斗、特別是20多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實踐基礎。正是有了對建黨8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20多年實踐經驗的不斷總結，才孕育生發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而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則是充分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和最新實踐，集中了全黨的創造和智慧，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
三、固本強基：深刻思考世界上一些政黨興衰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嚴峻挑戰的思想結晶
中國共產黨走過了80多年的奮斗歷程，具有50多年的執政歷史。江澤民在紀念建黨8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黨執政的時間越長，越要抓緊自身建設，越要從嚴要求黨員和干部。”[2]（P，174）這是一個催人警醒的歷史課題，也是新世紀黨的建設在理論和實踐上面臨的一個嚴肅而重大的現實課題。
現代國家政黨制度中，既有一黨制，也有兩黨或多黨制。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不乏一黨長期執政，或雖實行多黨制，但由於一黨獨強呈現出一個政黨長期執政的客觀現實。這些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大多比較穩固。但這種情況在最近10多年來發生了新的變化，一些長期執政的老黨、大黨紛紛下台，失掉政權﹔一些長期在野、卻十分興盛的政黨，也紛紛衰落下去。法國和日本共產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台灣國民黨等，都是具體例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執政失敗，特別是前蘇聯共產黨的失敗更令人深思。這種政黨興衰現象，引起了江澤民的深刻思考。他曾提到，有四件大事引起他特別的思考，就是1989年政治風波、蘇東劇變、“法輪功”問題、國民黨下台。他在總結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政黨興衰、特別是一些執政黨喪失政權的教訓時指出，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於自身建設，取決於能不能與時俱進，始終站在解放和發展先進生產力、繁榮和發展先進文化，取決於人心向背，能不能始終贏得最廣大人民的支持。否則，就必然垮台。今天，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對我們黨是信任和擁護的。但是，如果黨內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繼續蔓延，就會嚴重影響黨的先鋒隊作用的發揮，就會造成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與領導者離心離德。發展下去，亡黨亡國的危險也同樣存在。
江澤民視野廣闊，他經常聯系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和大國興衰的歷史經驗教育黨員干部。他指出，奧斯曼帝國曾經橫掃歐亞，不可一世，但在經過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快速發展起來的西歐國家面前，最后不堪一擊，分崩離析。同樣，當年中國的康雍乾盛世，其實也早已潛伏著落后於世界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發展的危機。從在古代人類文明史上做出過杰出貢獻的古羅馬帝國，到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全國的秦始皇，乃至修馳道、開運河、興武略的隋煬帝，成就了“貞觀之治”和萬邦來朝盛世的唐王朝，最后之所以一朝覆亡，其原因都在於內部，在於人心向背。“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江澤民振聾發聵地警示全黨：“對這些歷史和現實的實例，我們應該明鑒啊！”[2]（P，112）
歷史上一些大國、政黨興衰、特別是前蘇聯的悲劇告訴我們，困難不可怕，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執政黨先進性的喪失，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江澤民指出：“我們黨是在日益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履行執政職能，制定各項政策和開展各項工作的。我們在前進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會遇到來自國內外的各種困難和風險。”[2]（P，33）他一再強調，為了經受住改革開放條件下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及拒腐防變的考驗，我們要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和黨的執政規律的問題。
為此，10余年來，江澤民對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實踐和探索。第一，提出了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和理論觀點。1989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大力加強黨的建設、堅決懲治腐敗的要求。1990年，中共中央專門做出《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1991年，江澤民在建黨70周年紀念大會上對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作了深刻論述。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任務，系統論述了加強黨的建設和改善黨的領導問題。1994年，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了新形勢下的黨建問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全面分析了黨的建設面臨的形勢，指出：“黨必須善於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認識自己、加強自己、提高自己，認真研究和解決在自身建設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4]明確提出要繼續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1997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上提出“面向新世紀的中國共產黨”這一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深刻內涵的命題，進一步明確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總目標：“把黨建設成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5]這不僅對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結合時代特征和我國現代化建設面臨的新情況，給黨的建設賦予了新的內容。第二，對黨的建設面臨的新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地調研和探索。江澤民指出：“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們黨如何始終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更好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在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物質利益和就業方式多樣化的趨勢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如何始終保持全黨同志按照黨的奮斗目標、按照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來行動，維護和加強黨的堅強團結與高度統一，這是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也是重大現實問題。隻有正確回答了這些問題，黨的建設才能更好地向前推進。”[2]（P，1∼2）中共十五大以后，他聯系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圍繞“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根本問題，深入探討了在社會生活“四個多樣化”情況下怎樣鞏固黨的根本信仰和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加強和改進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樣多渠道多形式地加強基層黨建，增強黨在民間組織中的影響力﹔怎樣在生活方式多樣化的情況下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黨建工作的現實針對性﹔怎樣改進黨的組織工作，使黨的領導更有效地覆蓋社會的廣泛領域﹔黨的方針政策如何更好地使群眾實現自己的合理利益要求，以及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如何加強黨的建設等問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我們黨的先進性的高度概括，從根本上回答了黨的執政基礎和如何執政的問題。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黨80年的歷程包括兩大時期：前28年是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新中國成立標志著人民的選擇、歷史的必然﹔后52年是黨掌握全國政權、履行執政職能的時期，黨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經過長期探索，開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這兩個不同的時期，黨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黨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一個在受到外部封鎖的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在全面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2]（P，164）這就把進一步增強執政意識、提高領導和執政水平的課題，從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到全黨面前。“三個代表”深刻揭示：我們黨執政的時間越長，越要抓緊自身建設，從嚴治黨。要不斷探索在新形勢下黨的執政規律，增強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的理性和自覺性，把我們黨真正建設成為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更加堅強、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領導人民不斷開拓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總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黨的執政規律，科學闡發了黨鞏固自身執政地位、履行執政使命的客觀基礎，明確提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三個代表”為統領，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新要求。這是國際共運史和我們黨歷史上的一次重大的理論創新，表明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為我們正確把握黨的執政規律，不斷提高我們的執政和領導水平，鞏固我們的執政基礎指明了方向。
四、理論創新：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的最新成果
偉大時代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指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深化過程，就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實踐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的生動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一重要思想。是江澤民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圍繞“一個中心、三個著眼於”進行理論創新，回答和解決我們黨和國家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必然產物。
2000年5月，江澤民在江蘇、浙江、上海考察時指出：“我們現在遇到的矛盾和問題很多，而且錯綜復雜、相互交織，但歸根到底，是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與調整完善生產關系，根據經濟基礎的發展自覺改革和完善上層建筑中不相適應部分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沒有本本可以找，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分析和總結新的情況和新的實踐中求得解答”。[2]（P，20）同年6月，他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世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中國正在進行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變革。他要求全黨同志圍繞“四個如何認識”，對思想理論創新問題取得進一步的科學認識。6月20日，他在西北五省區考察時進一步號召全黨：“面對國際國內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必須繼續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持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緊跟時代發展的潮流，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形成新認識，開辟新境界。”[2]（P，46∼47）
為了推動全黨的理論創新，江澤民把帶頭解放思想、勇於進行理論探索作為自己第一位的歷史責任。過去已讀過多遍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著作，這次他又重新鑽研，特別是重點研究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解決實際問題，並在實踐中把馬克思主義推向前進的。為了准確理解《共產黨宣言》中一些重要精神的原意，江澤民還把中文版與德文版對照閱讀。他親自將《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批給黨的高級干部閱讀，親自組織重大理論問題調研，要求全黨必須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做到堅持馬克思主義不含糊，發展馬克思主義不含糊。
歷史表明，一種政治力量的衰落，往往首先從思想理論上的衰落開始。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則是一個政黨保持自身先進性，引導社會前進的強大力量。理論創新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品格，是唯物辯証法的根本要求，要使黨和國家的發展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否則一切新的發展都談不上。150多年的國際共運史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我們黨80多年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問題的奮斗史，都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
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既蘊含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科學體系中，又體現在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的歷史進程中。2001年8月，江澤民在山西考察時指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而這種一脈相承就是既不斷繼承又不斷創新的發展過程，是共產黨人不斷繼承、不斷發展著的科學真理的統一體。繼承是創新的前提，創新是最好的繼承。隻有堅持這樣做，理論才能真正順應時代和實踐的呼喚，體現與時俱進的要求。[6]2000年5月，他在江蘇、浙江、上海考察時強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都善於根據實際情況的發展變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論。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一文中，針對資本主義發展到出現了股份公司經營和托拉斯的情況，提出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經不再是私人生產，而看支配和壟斷著整個工業經濟部門的托拉斯，那裡也沒有了無計劃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但是，列寧突破了這個論斷，提出由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不平衡的規律，社會主義可以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在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首先獲得勝利，並領導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蘇聯經過7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卻發生了劇變的悲劇，最后解體了、垮台了，這是為什麼？其中的原因和教訓需要全面深刻地加以總結。總結好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會有新的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不可能是靜止不變的，靜止不變，就會變成沒有生命力的教條。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發展，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新政策的產生，就不可能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開辟。”[2]（P，19∼20）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同各種教條主義的長期斗爭中，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原則，找到了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嶄新思想，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抓住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找到了一條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面對充滿挑戰和希望的21世紀，深入思考我們黨執政和領導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面臨的新考驗，一切從實際出發，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不拘泥於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具體情況做出的某些個別論斷甚至具體綱領，不用一些已經過時的東西束縛我們的思想和行動，而是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觀察世界，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繼承和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最新成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依據時代特征和我國國情，總攬歷史，透視現實，放眼未來，深刻闡發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把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具有的先進性更加完整地概括出來，從根本上回答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把黨的建設與國家發展有機統一起來，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學說﹔把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與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機統一起來，深刻揭示了在新世紀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繼續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根本要求。這樣，就使我們黨從根本上獲得了新的思想武器，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
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品質，決定了它與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實踐、與具體的歷史和時代條件的緊密聯系，決定了它不竭的創造活力和蓬勃生機，決定了它能夠與時俱進、長存常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的創造性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邏輯必然。江澤民強調指出：“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過程。要說改革開放20多年的成功經驗，這是很基本的一條。在新的世紀裡，我們要繼續前進，不斷有新的作為，仍然要堅持這一條。”[7]
綜上所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長時期的醞釀過程。江澤民說：“我提出這個問題，是經過了長時期思考的。在實行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和十五大提出的黨的建設的新的偉大工程，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2]（P，32）“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對上述問題的科學回答，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深刻思考世界上一些政黨興衰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嚴峻挑戰的理論結晶，是對黨的執政規律認識的新飛躍。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本質定位、執政資格、執政功能和為誰執政等問題，為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加強和改進自身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強化黨的執政功能，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凝聚人心，深化改革，促進發展，保持穩定，完成新世紀的歷史任務，全面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領導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偉大的理論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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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黨建工作和西部開發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01年第10期，第3頁。
[2]江澤民：《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頁。
[3]2000年2月26日《人民日報》，第1版。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7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頁。
[6]2001年8月23日《人民日報》，第1版。
[7]2001年9月1日《人民日報》，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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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黃宏，1946年生，教授，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100091﹔郭鳳海，1966年生，研究員，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100091。]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