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鄧小平晚年對重大現實問題的關注

鄧小平晚年對重大現實問題的關注

梁柱

鄧小平晚年，主要指他1989年11月經中央同意退休后的這段時間。退休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表示的，將繼續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他在晚年仍然心系黨和國家的前途，思考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這不但系統地表現在1992年他視察南方時那個關系到全局性問題的重要講話中，而且也表現在這前后對許多重大現實問題的關注上。現僅就后者，作一些探析。

要理直氣壯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退休之后，極其重視對《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審閱工作。他說：“我的文選第三卷為什麼要嚴肅地多找點人看看，就是因為其中講到的事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動搖。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所以他說：“這本書有針對性，教育人民，現在正用得著。不管對現在還是對未來，我講的東西都不是從小角度講的，而是從大局講的。”①這是他對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政治交代。這也充分表明，他在退休之后思考的中心問題，仍然是如何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保証黨和國家的事業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發展。他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對我們對國家的未來走向是明確而堅定的，他說：“達到共產主義的目標，要經過社會主義階段，而這個階段是很長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偉大的，但要經過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才能達到。社會主義是可愛的。為社會主義奮斗是值得的。這同時也是為共產主義奮斗。”他強調在大方向上，必須分清姓“社”還是姓“資”，而且要通過實踐來証明這一點。他特別提出：“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到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要用實踐來回答。”“實踐這個標准最硬，它不會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②在大方向、大原則面前，鄧小平總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的。

在鄧小平看來，要保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關鍵在於要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在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定黨的領導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在1979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明確指出：“每個共產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③這時他進一步指出：“我那個講話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這個問題可以敞開來說”。這就是說，現在更要亮明自己的旗幟，這是因為：“現在經濟發展這麼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麼局面？”同時，“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麼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這就是說，我們既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善於結合新的情況更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以，鄧小平這時進一步提出“四個是堅持是‘成套設備’”④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說，它是關系到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領導力量、社會制度和國體，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動搖的整體，是我們的立國之本。

以根本原則問題為指導，鄧小平一如既往，密切關注和回答現實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指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就在四個堅持”，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了正確方向。有的人要求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中刪去社會主義這個關鍵詞，隻提市場經濟，把我國的市場經濟同西方的經濟市場經濟完全等同起來。鄧小平堅決拒絕了這種錯誤意見，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提了出來，這就從根本上區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市場經濟。我們並不否定作為市場經濟是有共同點的，這主要是資源的配置都是通過市場實現的，但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質的不同。具體地說，這種優越性應當表現在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自覺地運用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這兩手，對國家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恰當的調控。前者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既是國家順利建設與發展、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並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証，也是使非公制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從而保証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利於社會主義，而不是有利於資本主義﹔而后者，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也學會了運用計劃，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自覺運用和處理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的關系。這就是鄧小平一直強調的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都要加以運用，即使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情況下，也要自覺運用國家的宏觀調控。近些年來，我國自然災害頻仍，如果沒有國家宏觀調控，要戰勝這樣的自然災害是不可想象的。前些年南方一些省發生冰雪災害，有一個市近一個月停電，一些商人借機哄抬物價，市場上一包方便面賣到100元，一根蠟燭賣到10元，如果國家不加以調控調撥，受苦受難的隻能是老百姓。很顯然，如果沒有國家全力以赴地進行調控，就不可能戰勝自然災害，更不可能有汶川、玉樹等地地震后迅速恢復的奇跡發生。所以，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就在四個堅持”的論斷，對於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運行具有方向性的重大現實意義。

二是進一步指明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決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在新時期，鄧小平一貫強調，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又要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分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這樣才能“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⑤他在晚年又進一步重申了這個觀點，他說：“在宣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時，我就說過，不贊成美國式的民主。我當面對布什以及其他美國人多次講，我們不會學美國。我們不贊成西方民主，但是我們也確實要民主，要社會主義民主。”⑥這在當時和今天都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改革開放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實質上就是要求中國“西化”，集中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力圖把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到照搬美國模式的邪路上去。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所謂憲政民主的主張，其實際內容就是要求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制度，要求把我國憲法修改成為美國那樣的憲法。這種用調節資產階級內部權力濫用的“三權分立”原則，不但不能改變其民主資產階級的性質，而且會造成國家權力的互相牽制和抵消。這正如鄧小平所說：“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⑦這顯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不但民國初年搞的多黨制、國會制成為一出歷史鬧劇，即使是后來國民政府搞的五權分立，也沒能夠阻止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所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政體原則，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

直面現實關注分配問題

分配問題，是鄧小平晚年思考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他談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從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見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和《鄧小平年譜（1975—1997）》的，在不同場合發表的談話中，他談及和著重談及分配問題的就達六次之多。他直面現實而不諱言兩極分化的出現，尖銳指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並富有預見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將會成為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問題。他在晚年對分配問題情系群眾，縈縈於懷，見解深刻，期望殷切，是值得我們認真對待並加以切實解決的。

還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非常重視要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他曾經設想在這場社會變革中有可能導致的逆向發展的種種情況，諸如，他說：“社會主義與資產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又說：“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⑧等等。但是，當現實生活中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決不應回避問題，更不會文過飾非，而是敢於直面現實，揭露和解決矛盾。這是對我們的事業有信心的表現，鄧小平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堅持實事求是的榜樣。他在晚年關於分配問題的六次談話中，都尖銳地提出了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出現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特別是1993年9月他在關於分配問題見於記載的最后一次談話中，非常坦誠而語重心長地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他還說：“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⑨。這個憂慮，他在多個場合講過。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始終要求堅持社會主義的兩個根本原則，這就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他提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其目的也是為了讓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區能夠幫助后富的人和地區，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他曾設想到了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應該把共同富裕的問題提上日程。但后來的發展並非像原來設想的那樣，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了，反而是擴大了。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他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0}。他還說：“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於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隻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11}。

鄧小平在談到分配的問題時，總是同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的本質聯系在一起。他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就把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內容提了出來。他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12}。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間，看到《參考消息》的兩篇外電報道：《馬克思主義新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經濟國》，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實行自由市場的自由派所面臨的挑戰將不僅僅是顯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效率高，而且還要顯示資本主義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當時正是蘇東劇變發生不久，在西方一些學者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能解決在財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問題，總有一天主張公平合理分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還會重新高漲起來。這則報道，引發了充滿憂患意識的鄧小平的深深思考，如果說以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決定了它們不可能解決公平合理的問題，那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解決好社會成員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為此，他專門和身邊工作人員談到：“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13}。他特意要求工作人員把這段話記錄下來，並送給中央領導同志參閱，由此可見他對分配問題是何等重視。

由上可知，鄧小平在指出兩極分化這一現象出現的同時，就明確指出它的出現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必將會導致的嚴重后果。特別是他在1990年7月視察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場館時就尖銳指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億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國隻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兩極分化”{14}。這是他從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角度指明了兩極分化的嚴重后果，這個警示是十分深刻而具有現實意義的。

在鄧小平看來，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勢必首先沖擊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所必需的社會穩定局面。鄧小平根據國際和國內的歷史經驗，一再指出，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就沒有希望。隻有穩定，才能有發展。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所說的兩極分化會引發革命，是極而言之，也是根據歷史經驗指出的。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和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從社會根源上來說，都是由於出現了超過人民能夠忍受的貧富不均、社會不公這一經濟原因而引發的，所以歷史上歷次農民戰爭都有“均貧富”的主張。當然，近些年我們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是在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況下出現的，是屬於人民群眾還能忍受的范圍之內，但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和重視。

鄧小平還進而提出，我們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這個令人振聾發聵的深刻思想，實際上是同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的兩個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相一致的，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個命題。在他看來，在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証。而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是因為，所有制問題是涉及到判斷一個社會性質的標准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基礎是生產關系，而佔主體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社會的性質，人類歷史上正是按照這樣的標准，區分為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而社會主義社會也同樣是按照這樣的標准來確定和表明它的社會性質的。所以要堅持這樣的標准，是因為生產資料由誰佔有，決定著人們在生產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勞動產品中所佔不同份額，擴而大之，它決定人們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和階級勢力。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確立，意味著社會主體部分的生產資料不再成為剝削和壓迫人的工具，而成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擁有，這就為社會成員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証，也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這種佔有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這就不能不使社會性質發生反向的變化。而分配作為生產關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重要內涵，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兩極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話，這種兩極分化勢必危及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關系，因為這種現象的發生，它不但表明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動搖甚至不再存在，而且它還會通過種種非法手段佔有公有制下人們的勞動成果，使公有制名存實亡。所以，鄧小平提出“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警示意義，是值得我們充分重視並加以認真解決的。

鄧小平正是基於對兩極分化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的深刻認識，強調指出：“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15}。短短數語，其重視與急切的心情可以想見。他自己就提出要始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一定時候就要把共同富裕的問題提上日程，要調節分配、要做好調節稅的工作，等等。他在這時特別提出要善於“回頭總結經驗，勇於改正缺點”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於我們尋找解決這一難題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指明我國農業的最終出路在集體化

我們黨在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選的歷史任務中，堅持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取得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性勝利。但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也存在一些缺點和偏差。其中除了過分強調建立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對公有制佔絕對優勢下多種經濟形式長期並存的必要性認識不足外，還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在農業經營上片面強調集體出工、集體勞動，“大呼隆”的形式主義限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因而，新時期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農業體制上的弊端，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所要求的。

鄧小平既充分肯定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農村工作的創造，指明它適合於我國農業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同時他又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一家一戶的經營方式最終會不適應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要求。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可以肯定，隻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16}他具體提出要在提高機械化水平、提高管理水平、發展多種經營和增加集體收入在整個收入中的比重等方面，為將來的集體化創造條件。1984年他在談到農村問題時，重申1980年的談話精神，指出：“農村政策很見效，農村狀況確實很好。我們要繼續採取措施，使形勢更好。在農村，我們終歸還是要讓農民搞集體經濟。”{17}從這裡可以看到，鄧小平對農村工作和農業的發展問題，既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又著眼於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逐步引導我國農業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

鄧小平晚年繼續關注農村的發展問題。對於農村的改革，他在1990年3月同中央領導人的談話中，提出了具有深遠指導意義的“兩個飛躍”的思想，他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的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18}到了1992年7月審閱十四大報告稿時，鄧小平進一步闡發了這個思想，他說：“關於農業問題，現在還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願，也不要去阻礙。北京郊區搞適度規模經營，就是集體化集約化。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技術發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於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佔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集約化。有的地區農民已經提出集約化問題了。這個問題這次不提也可以，還是鞏固承包制，但是以后總會提出來的。現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新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主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19}。他特別指出，他最早提出兩個飛躍思想的時候，李先念說這是一個大思想，表示完全贊成﹔但這個思想一直沒有闡發。事隔兩年多之后，鄧小平不但堅持這個思想，而且作了進一步的闡發，這就更加清晰地規劃了我國農業發展的前景和工作要求。

在這裡，鄧小平緊密地從我國農業的實際出發，既旗幟鮮明地拒絕那種必然導致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農業發展方向，又要求隨著條件的逐步成熟並根據農民的意願逐步推進農業的集體化集約化，防止急躁冒進。事實上，鄧小平指明的農業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在現實中有像華西、劉庄、南街等的典型，他們積累了豐富的發展經濟、共同富裕的經驗，顯示了我國農業發展的方向。中國農民一定會像當年創造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樣，在實現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中再創輝煌。

注釋：

①《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1365、1362頁。

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1348、1340頁。

③《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頁。

④《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1363頁。

⑤《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頁。

⑥《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1332頁。

⑦《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頁。

⑧《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39頁。

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頁。

{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頁。

{1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頁。

{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頁。

{1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頁。

{1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1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41頁。

{1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67頁。

{1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0-1311頁。

{1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0頁。

（來源：《中華魂》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