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重返國際舞台——1975年鄧小平主管外事
程中原
1975年1月17日，鄧小平被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大會閉幕以后，2月1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12位副總理的分工。會議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問，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鄧小平“主管外事”，在1975年一年中做了許多工作。據《鄧小平年譜》記載，這一年鄧小平接待、會見、迎送來自世界32個國家或地區以及國際組織的各種代表團或外賓64批(次)，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12次，批閱外事文件27件，為發展我國同世界各國的關系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闡述和宣傳毛澤東外交思想
鄧小平於1973年底復出以后，即協助周恩來分管外事工作。1974年4月，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六屆特別聯大，在會上發言，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和中國的外交政策，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影響。1975年鄧小平主管外事之后，在對外交往中的重要貢獻之一，是根據不同對象，繼續闡述和宣傳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和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美蘇爭霸、蘇聯的戰略重點、和平與戰爭等問題的分析及中國的外交政策。
1975年3月1日，鄧小平同剛果人民共和國總理洛佩斯會談時指出：“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再存在，兩大陣營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實際。……毛澤東主席經過多年對國際形勢的觀察，提出了三個世界的劃分。去年四月第六屆特別聯合國大會上，由我之口把毛主席這個思想作了闡述。這是我們制定世界戰略的出發點。美蘇兩家爭奪世界霸權，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美國和蘇聯的爭奪遍及全球。兩家天天講緩和、裁軍，實際上天天搞緊張、擴軍。”【《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頁。下文中的引文，未另外注明出處者，皆引自該書。】4月20日同金日成率領的朝鮮黨政代表團會談時又說：“去年(1974年)年初，毛主席同卡翁達談話時第一次向外賓闡明了三個世界的劃分問題。這是他考慮了好幾年才提出來的。現在，兩個陣營已不復存在，過去所謂兩個陣營是兩個世界的概念，已不能反映現實了。陣營的劃分是一個戰略概念、戰略估計，國際形勢變了，就要用新的戰略概念來代替過時的、不符合現實的概念。”10月8日，鄧小平在同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主席比耶迪奇會談中，概述了近20年來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不結盟運動的基礎就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主要指亞、非、拉國家，還有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發展中國家這個概念。……我們一直支持不結盟運動。”
關於美蘇爭霸和蘇聯的戰略重點，鄧小平在1975年初會見荷蘭外交大臣馬·范德斯圖爾時指出：“從世界戰略形勢來看，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是處於防御地位，而蘇聯則處於進攻地位。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這是它自己決定的，誰也沒有辦法把它引到哪個方向去。我們希望西歐團結起來。”在會見聯邦德國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時鄧小平又進一步作了闡述：“歐洲如果是一個強大的歐洲，更加團結的歐洲，這對世界戰略很重要。蘇聯是聲東擊西。從它的整個戰略部署來說，重點恐怕還是在西方，在歐洲。歐洲無論從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來說，都是重要的地區。不取得歐洲，要稱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國，不取得歐洲，稱霸世界也不可能。”6月9日，9P4，平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會談時，簡要評述了蘇聯霸權主義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及蘇聯的戰略重點：“蘇聯對外擴張，搞霸權主義政策，開始於赫魯曉夫時代。但是，拼命搞霸權主義，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我們進行了形勢分析，認為蘇聯的戰略重點並沒有東移。盡管它有一百萬軍隊在我們的邊界，但重點還是在歐洲，包括中東、地中海、波斯灣”。7月25日，鄧小平會見馬爾加什政府經濟代表團時指出：“我們支持建立一個強大的團結的歐洲，這樣一個歐洲對美蘇兩霸特別對蘇聯是一種制約力量。”10月31日，鄧小平在同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會談中又指出：“我們總希望歐洲強大、統一，不只是經濟上統一，將來在其他方面也能統一。”12月15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前總理阿明托雷·范范尼和夫人時更坦率地指出：“中國支持西歐聯合是完全出於全球戰略的考慮。”
關於核武器、核戰爭和常規戰爭的問題，也是xF4，平同外賓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鄧小平多次闡述中國的核戰略和核武器時代的戰爭觀。他指出：“我們多次聲明，我們發展一點核武器，是為了達到消滅核武器這個目標。”“核武器毀滅人類這種看法靠不住，最終人類要消滅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毀滅人類。如果超級大國動用核武器，就與全世界人民處於對立地位。它們發動戰爭，無非要控制世界。如果人類都被毀滅了，還如何去控制?以后的戰爭很可能還是常規武器的戰爭”。“我個人看，現在反對核武器應把重點放在反對美蘇兩霸繼續拼命搞核軍備競賽方面”。鄧小平還指出戰爭的一個普遍規律：“堅持正義斗爭的小國可以打敗侵略和欺負他們的超級大國”。【《人民日報》1975年5月14日。】“最后勝利的是防御者，而不是進攻者”。
二、對法國進行正式訪問
鄧小平1975年令人矚目的重大外交活動是出訪法國。這次訪問是鄧小平復出以后的首次正式出訪，也是對1973年9月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中國的回訪。
1975年5月12 日，鄧小平乘專機到達巴黎，對法國進行正式訪問。
法國總理希拉克在機場貴賓室致歡迎詞，他說：“你的訪問是中國和法國互相表示關心的証明，這次訪問是我們友好關系的証明，為加強我們在各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機會。”希拉克表示，今后幾天內同鄧小平的會談“可以就最重要的國際問題和同我們兩國有關的事情交換意見”，他深信，“這些會談將是有用的和有成果的”。鄧小平致答詞，說：“法國是我年青時代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法國人民的熱情好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在重游舊地，感到非常愉快。我特別高興的是，自從1964年建立外交關系以來，我們兩國的關系不斷得到發展。這次，我是帶著進一步發展兩國關系的真誠願望來貴國訪問的。我相信，通過我們雙方的會談，我們之問的相互了解必將進一步加強，兩國之間的良好關系將得到新的發展。”【《人民日報》1975年5月13日。】
鄧小平在訪法期間通過兩國領導人之問的會談和公開場合的對話，就世界形勢、反對霸權、維護獨立和歐洲統一以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等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就中法雙邊問題，交換了意見，加深了兩國人民的友誼，發展了兩國的良好關系。
5月18日，鄧小平結束對法國的訪問回到北京。21日，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寫信報告訪法情況，說：“我們根據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戰略部署，利用時機，多做工作，擴大了影響，增加了中法相互了解，推進了我們聯合第二世界反對兩霸、側重打擊蘇聯的國際統一戰線。”這是鄧小平對此次訪問法國的扼要總結。
三、為中美關系正常化努力
在大國關系方面，鄧小平面臨的最重大的問題是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而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關鍵是台灣問題。鄧小平堅持處理中美關系和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以我為主，促使美方接受我方的條件，使中美關系朝著逐步實現正常化的目標前進。
鄧小平在1974年11月26日至28 13與基辛格會談時，就明確指出，解決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隻能採取日本方式，即：斷交、廢約、撤軍。基辛格提出的方案，從本質上說，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問題上無非是一個“倒聯絡處”的方案，中國不能接受。在美國同台灣斷交、廢約、撤軍后，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去解決，那是中國的內政，用什麼方式解決也是中國人自己的事。29日發表的《公報》宣布，兩國政府商定，美國總統福特將於1975年訪華。
福特總統於1974年8月9日就職后曾表示“保証繼續信守上海公報的原則”，繼續執行尼克鬆的對華政策，並打算在自己任期內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10月28日，福特簽署一項法案，決定廢止《台灣決議案》【《台灣決議案》於1955年經美國國會通過。】。鄧小平對福特訪華十分重視，積極進行准備，通過各種途徑與美國方面溝通，表明中方對解決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特別是台灣問題的態度和立場。
1975年4月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眾議院議長卡爾·艾伯特和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約翰·羅茲時指出：“我們的願望就是，雙方沿著上海公報的原則精神堅持走下去，雙方都不要后退。”在談到台灣問題時，鄧小平強調：“我們兩國之間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台灣問題。這個問題隻能按日本方式解決，即撤軍、廢約、斷交，不能有別的方式。如果美國認為不成熟，我們可以等待。”
6月2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報紙主編協會代表團團長尤金·帕特森和美聯社董事長保爾·米勒時，著重談了福特訪華和中美關系問題。鄧小平說：“福特總統要來，我們歡迎，來談問題也可以，不談問題也可以，談得攏也可以，談不攏也可以。至於福特總統的訪問是否帶來中美關系的某種前景，這是要由福特總統去考慮、去決定的問題”。“中美兩國之間的關鍵問題是台灣問題。我們的立場很清楚，要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台灣問題隻能採取日本方式解決”。“其他方式，我們不能考慮。該決議案授權美國總統可以使用美國武裝部隊保護台灣及澎湖列島。如果美國政府考慮還不成熟，我們也可以等一等。總之，‘兩個中國’、‘一個半中國’和‘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立場，我們都是不能接受的，變相形式的這種立場，我們也不能接受”。“台灣問題是中國統一的問題，這是一個主權問題。不能設想中國人民會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灣從中國國土上分割出去，這不可能。中美之間的關系，一定要遵循上海公報的原則，中國隻有一個，不能採取別的立場，不能從上海公報的立場后退。至於用怎樣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這是一個內政問題。我們盡力採取和平方式解決”。
在解決中美關系和台灣問題上，鄧小平既堅持原則立場，又坦然相對，耐心等待，無求於人，這種姿態，使得中國方面始終保持主動的、攻守自如的狀態。這一點，在9月20日回答英國前首相希思關於基辛格10月訪華是否會給中美關系帶來新進展的問題時，再一次充分地體現出來。鄧小平說：“這要看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有什麼方案。中國的態度無非是三個條件，即日本方式：一、廢約，廢除美國和台灣之間的條約﹔二、撤軍，人數不多，現在是四千多人﹔三、斷交，不能考慮別的什麼‘兩個中國’或者‘一個半中國’。如果美國覺得時問還不成熟，我們可以等待。”
10月19日至22日，基辛格到北京，為福特總統訪華做准備。鄧小平負責接待，同他舉行了四次會談。
在20日的會談中，鄧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強調，中美之問當然有雙邊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國際問題。對待國際問題，要從政治角度考慮，才能把問題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達到協調。”鄧小平委婉地批評了美國方面強調的所謂“靈活態度”，認為“靈活是要符合於戰略要求的靈活，如果靈活得過分，就會使人們想到究竟這個戰略是什麼”。鄧小平強調，“蘇聯的戰略重點在西方，在歐洲和連接歐洲的中東、地中海，甚至波斯灣”。“世界上有一種輿論說，似乎中國很怕蘇聯進攻。我可以坦率地告訴博士，這種估計是錯誤的”。
22日的會談中談到福特訪華公報時，鄧小平指出：“重點在政治方面，這次訪問從政治上可以體現出來。我們可以按照上海公報的原則在貿易和人員、文化交往等方面繼續前進。我們雙邊關系中的重要問題是台灣問題，恐怕你們也沒有准備拿出新的方案，如能重申上海公報的原則還是比較適當的。”
1975年12月1日，美國總統福特到達北京，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鄧小平負責接待。當晚，鄧小平受周恩來總理委托主持歡迎宴會並致祝酒詞。在祝酒詞中，鄧小平高度評價1972年尼克鬆訪華和上海公報，並表示了對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期望：“我們相信隻要認真遵守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這一願望終將實現。”【《人民日報》1975年12月2日。】福特在祝酒詞中表示，“保証致力於那些最初步驟中所確定的目標和原則，特別是兩國關系的正常化”﹔“我們將繼續堅定地致力於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建立我們兩國正常關系的過程，並且擴大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進行合作的領域”。【《人民日報》1975年12月2日。】
12月2日下午，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福特和夫人。福特在會談中說，我們要努力更好地協調行動，以便在國際上採取強硬的態度來對付諸如蘇聯這樣的國家所提出的擴張主義的挑戰。他們在國際上總的欲望是在領土、經濟和其他方面進行擴張。但是，我們將要對付他們的挑戰。我們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美國與中國的雙邊關系。我們認為那時將是我們能在雙邊關系方面取得真正進展的時機。在此期問，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將分別從東方和西方來共同對付蘇聯。這將有利於在美國國內使人們更多地支持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繼續取得進步和發展正常化。我們應當在此期間用我們美國所做的事情和你們人民共和國所做的事情來使蘇聯信服我們說的話有行動作后盾。我們將保持對他們的壓力。我們希望東方對蘇聯的壓力將同我們在另一端通過實際行動對他們施加的壓力同樣強大。
毛澤東表示懷疑福特所言不過是放空炮、罵娘而已。福特說：我們做的會比那要多，過去我們做的就比那要多，我們今后仍將如此。對毛澤東提出“你們有實炮啊”的問題，福特回答：是的。除非他們挑戰，否則我們的火藥將保持干燥。但如他們挑戰，我們的火藥就將不再是干燥的了。事實上，我們對付過他們的挑戰，今后我們也將繼續這樣做。在得到福特的回答后，毛澤東說：那好!達成協議!福特進一步明確地說：我們達成這樣的協議：為了共同的目標，我們將進行共同的努力，你們從東方施加壓力，我們從西方施加壓力。毛澤東加以肯定，說：就是。君子協議。【以上會談情況據胡喬木、鄧力群編《“文革”十年間毛澤東言論》1975年本，第121—126頁。】
3日和4日，鄧小平同福特繼續會談。在福特表示美方打算在明年按日本方式實現關系正常化的前提下，鄧小平說明了按照日本方式實現關系正常化后台灣問題的處理原則：按照日本方式，意味著跟日本現在和台灣的關系一樣，非官方的、民間的貿易關系還可以繼續保持。有關台灣的其他問題，則要作為中國內部問題解決。
這次接待福特訪華，在毛澤東直接指導和鄧小平具體負責下，取得了積極的重要的成果。美方接受了中國的條件：按日本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並提出了中美明年之后建交的時間表【中美兩國建交在福特總統任期內未能實現。卡特就任總統后，經過談判，於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上午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公布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宣布中美兩國決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系。】，還就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達成君子協議。
福特返回美國以后，12月7日，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學發表講話，提出被稱為“新太平洋主義”的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六點政策綱領，強調在上海公報基礎上完成同中國關系正常化，並重申在亞太地區及世界任何其他地區反霸權主義的立場，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關於美國對蘇聯搞“綏靖主義”的批評。但是，1976年中國國內開始“批鄧”，周恩來、毛澤東又相繼逝世，福特也在同年11月謀求連任的總統選舉中落敗，致使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處於原地踏步的狀態。直到1979年元旦，中美兩國才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四、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寫上“反霸權主義”條款
中日關系的焦點聚集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寫上“反霸權主義”條款的問題上。
1974年11月，中日兩國政府就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開始談判。日本方面在條約是否寫上“反霸權主義”條款問題上猶豫不決。鄧小平採用以民問推動官方的策略，耐心細致地做日本各界工作。
鄧小平在1975年1月20日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眾議員、前國務大臣保利茂時提出了這個問題。鄧小平首先指出，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簽署的《聯合聲明》不可否定或者減弱，應該在《聯合聲明》的基礎上貫徹和發展中日友好的方針。採取這個態度，政治上解決和平友好條約是不困難的。鄧小平闡述了中國“永遠不稱霸”的路線，指出中日兩國《聯合聲明》裡就寫了任何一方都不謀求霸權。在亞洲也好，在整個太平洋地區也好，都不謀求霸權。這是一個重要原則。“我們兩國盡管社會制度不同，但有了這一條，我們友好的基礎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相互信任關系”。
4月16日，在會見以池田大作為團長的日本創價學會第三次訪華團時，鄧小平對這一問題很有針對性地發表了意見：“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寫進反對霸權主義的內容，含義有兩點。一是中國和日本都不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都不搞霸權主義。我們中國願意用這點來限制我們自己，中國承擔了義務，不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日本承擔在亞太地區不謀求霸權的責任，這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和近百年的歷史總結出來的經驗。由於長期的歷史淵源，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形象是受了影：向的。寫上這一條，對日本改善同亞太地區國家的關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對任何國家、任何國家集團在這個地區謀求霸權的努力。現在確實有超級大國在這個地區謀求霸權。寫上這一條不是干涉誰的內政，而是干涉它們的行動。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負人家，這是應該干涉的。所以，這兩點不應該成為我們簽訂和平友好條約的障礙。問題恐怕是究竟中日友好要建立在什麼基礎上。中日兩國之問只是貿易和人員來往還不夠，還要有政治基礎，反霸條款是政治基礎，所以我們很重視這個問題。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氣，做出決斷。”
在7月21日會見日中記者會友好訪華團時，鄧小平對這一問題又一次作了透徹的分斫，表明了我們在原則上不能讓步的立場。10習3日，鄧小平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眾議員、前外相小坂善太郎和夫人。談及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問題，批評日本政府不能堅持中日《聯合聲明》的立場，不是從政治上考慮問題，而是搞外交手法。客人提出能否設想在霸權主義這個詞的含義上解釋，鄧小平斬釘截鐵地回答：“不能從聯合聲明后退，任何解釋實際上都是后退。”
由於中方的堅持，在外交談判之外，又通過多種渠道對日本朝野做工作，以民問推動官方，寫上“反霸權主義”條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最終於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簽訂。鄧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在東京舉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中日關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五、支持第三世界，發展與東南亞各國的睦鄰友好關系
在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交往中，鄧小平支持他們維護獨立主權的斗爭和發展經濟的努力，協調相互關系，向他們介紹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原則立場和自身發展的經驗。
鄧小平對中東問題進行了精辟的分析，支持阿拉伯國家團結起來，合理解決中東問題。在2月1日同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威廉斯博士會談中，鄧小平指出：“中東問題是國際問題的一個焦點，根源是美蘇兩霸爭奪引起的。美蘇都不會對中東採取放手政策。美蘇在中東的政策，在多數時間裡是不戰不和，但也不放棄隔一段時問打一仗。不打仗，就沒有文章好做，賣軍火也沒有市場。美蘇各自最大的軍火市場都在中東。我們總的看法是中東問題一下解決不了。”在3日上午會談中，又表示：“我們對第三世界用石油和其他原料做武器來對付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特別是兩霸的掠奪和剝削，改變過去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行動，給予高度的評價和支持。”10月28日，鄧小平會見也門總統委員會主席的特使法拉賈時指出：“從根本利益來說，阿拉伯世界歸根到底要團結起來。國際局勢可以千變萬化，但是我們相信，不管經過多少曲折，最后勝利一定是屬於阿拉伯人民的。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一百年。”
鄧小平重視發展與東南亞各國的睦鄰友好關系，支持建立東南亞和平、中立地區的主張。在6月8日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會談中表示：“中國支持東盟國家要求東南亞成為和平、中立地區的主張，支持波斯灣和平中立、拉美無核區、印度洋和平區等主張。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逐步脫離超級大國的影響、各國自己處理自己事務的傾向表示贊賞。”6月16日，會見泰國國會議員訪華團。在客人提出希望中國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時，鄧小平回答道：“我們不敢當。中國隻能是第三世界的一個平等的成員。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原則。不能當領袖，當了領袖就要隨便指手畫腳，那不行!那就要把自己擺到世界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對立面。現在中國落后，沒有資格稱霸，以后中國發展起來了，也不稱霸。所以，我們把永遠不稱霸作為我們國家的指導原則。”8月30日，鄧小平會見泰國總理，繼續談會見泰國議員訪華團的話題。鄧小平強調：我們有共同的遭遇，同屬第三世界，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我們需要團結在一起。“我們國家的根本政策、根本路線是支持第三世界的斗爭，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霸權主義，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系。這是由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決定的”。11月12日，與緬甸總統吳奈溫會談，又一次表示支持東南亞中立化，支持擴大東南亞國家聯盟：“我們真心希望東南亞各國在和平、中立、自由、不結盟的基礎上聯合起來。”
鄧小平重視向第三世界國家介紹中國革命斗爭的經驗。7月16 13，鄧小平會見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時指出：“要堅持民族獨立的旗幟，堅持團結的旗幟，堅持進步的旗幟。誰堅持這三條，人民最終就選擇誰。人心的向背決定誰最后勝利，一時的勝利決定不了命運，起決定作用的是正確的綱領、路線和政策。”
在鄧小平的一生中，直接主管外事就是1975年這一年。研究這一年鄧小平主管外事的經歷，對認識和總結鄧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實踐，繼承這一份寶貴遺產，顯得特別重要。本文只是扼要地敘述了主要史實，深入系統的研究寄望於來者。
[作者程中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009]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