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曲折歷程
曾憲新
所謂為知識分子“脫帽”即脫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所謂“加冕”即承認他們是勞動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建國后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存在著分歧，經歷了曲折。在這場分歧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來同志始終站在正確意見一邊，是持正確意見者的代表。今年是紀念敬愛的周總理誕辰110周年。我寫這篇短文，也是為了表達自己對周總理的敬仰和思念。
石破天驚 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
1956年1月，黨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會議，周恩來總理作報告，他根據中國知識界的實際情況，明確確認“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這個確認在1956年的確是石破天驚，因為在這之前從沒有任何一個中央領導人、黨的會議、黨的文件確認過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相反知識分子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后來又認為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同一個范疇，所以棄用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統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估計是否合乎實際呢？我們大略分析一下建國初期知識分子的狀況就明白了。
建國初期知識分子的一大部分是舊中國留下來的。這部分人思想上不可避免地染有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但是他們在政治立場上，絕大多數熱愛新中國，願為新中國服務，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中有些人譬如政府職員、學校裡的老師等，還加入了有關的工會組織，按理說他們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應該不成問題。但是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因為他們思想上存在著一些個人主義、自由散漫、有些清高、看不起文化程度低的工農分子，等等，而仍然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建國初期的知識分子隊伍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黨內知識分子。這部分人中相當多的是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斗爭和入黨的。他們在國民黨統治區配合解放區的斗爭，配合人民解放軍的斗爭，掀起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學生運動，被毛澤東同志譽為開辟了第二條戰線。他們是黨員，是團員，所以沒有人，也沒有哪個文件公開稱呼他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黨員，時時可以遭遇到不被信任、不被重視的情況，黨的日常生活中，他們作檢討受批評最多，政治運動一來，他們又多半是運動批判的重點。總之，他們是被改造的對象。有一個實例可以印証這種情況。一個教學單位的研究室，成員多是這裡說的解放戰爭期間入黨的學生運動骨干、領袖。這些人在教學、研究中是主力，可是卻給他們配備了一位抗日戰爭中期參加工作的、有小學文化程度的黨小組長。這位黨組長業務上有困難，就專門琢磨他這個黨小組裡知識分子黨員的思想作風方面的問題，為開黨小組會開展批評作准備。1957年反右派斗爭后，這位黨組長率領研究室成員下放農村勞動鍛煉，而他卻一天勞動也不參加，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改造的任務。所以，他除了召開會議，就去縣裡匯報，成為一個專職的改造別人的“專業戶”。這種“改造者專業戶”現象的出現，正好反映廠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竟延伸到黨內來了，不管這種延伸是有意或是無意的，都映了黨對知識分子包括黨內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存在著不正確的估計。
不言自喻，知識分子一方面是團結的對象，不是打擊的對象，可是它又是教育和改造的對象，在實際生活中不可避免地遭到種種或輕或重的打擊。50年代初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批胡適、批胡風等運動，知識分子遭到的厄運，就是這種情況的注腳。這種情況明顯表明知識分子不是新中國的主人翁，可是又沒有人宣布他們是敵人，結果成了既不是敵人又不是可靠朋友的尷尬角色，這當然談不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隨著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經濟、文化建設任務突出出來，而要完成這方面的任務，離開知識分子的積極參預，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黨中央決定召開知識分子會議，著重解決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的問題。周恩來總理在知識分子會議上宣布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抓住了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的關鍵一環。和工人、農民一樣，知識分子成為國家的主人，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理所當然，人們歡呼知識分子的春天來了！
曲折接踵而來 知識分子又從勞動人民的范圍內被推了出去
可是，人們高興得太早了，事情的曲折接踵而來。
知識分子會議后，黨中央專門發了一個《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在這個指示中，可能由於有不同的看法，沒有採用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提法，而是用了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的提法。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不是一個概念，之間雖沒有根本的差別，但確有明顯的不同。不過還好，說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把知識分子從剝削階級的范圍中劃了出來，這也算是一個進步。
1956年9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劉少奇同志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報告沒有採用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提法，而是說：“我們運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並且要向他們學習。”這樣，對知識分子正確的階級界定又回到了錯誤的老路上去了。
1957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雖然肯定了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建國后的七年中有顯著的進步，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者，但是他認為多數知識分子還沒有拋棄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沒有完成從資產階級世界觀到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的轉變。他認為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沒有這個根本轉變，當然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同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丁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以更加肯定和鮮明的語言宣示了這一論點，他說：“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這年6月，開展了反右派斗爭。這場斗爭主要是在知識分子中間開展的，結果把大約佔總數十分之一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和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樣，成為革命的敵人。其余的知識分子則分別被看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中間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左派”。
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正式宣布我國有兩個勞動階級和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級一個是工人階級，一個是農民階級。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及其他反動派和資產階級右派，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
這樣，知識分子又從勞動人民的范圍內被推了出去，成為了剝削階級！
從這樣一個總的估計出發，不管在具體政策下作什麼調整，能不挫傷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嗎？當然很難。
好事多磨 回到勞動人民的隊伍中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1962年3月，周恩來總理在廣州會議上宣布：我國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再此之前，有兩件事，與此有關，必須提到。
一是上世紀60年代初，為了糾正1958年以來“左”的錯誤，黨中央在各條戰線上制定了調整政策的條例，可惜的是與知識分子問題關系密切的科學十四條、高教六十條、文藝八條等都沒有正面回答知識分子階級屬性這個根本問題，反倒是與知識分子問題關系不是十分密切的工業七十條明確規定了一條：國營工業企業中技術人員和職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在當時“左”的政治大環境中，定出這一條是很不容易的，主持工業七十條制定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功不可沒。
二是1961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同志，在中南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講話時慷慨陳詞，他說：“我們不能老是講人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看要到此為止了。現在他們是國家的知識分子，民族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這番話猶如一聲驚雷，引出了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佳話。
1962年春，中央科學小組聶榮臻元帥決定在廣州召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會上，中國科學院的聲學家馬大猷“一馬當先”，首先表達了對頭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的不滿。龔育之同志對當時的情況作了生動的回憶：“（馬大猷）在小組會上激昂慷慨地提出，昨天聶總報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們頭上就有一頂大帽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果憑為誰服務來判斷，那就不能說還在為資產階級服務……當先的一馬，引起奔騰的眾馬，一時之間議論紛紛。‘建國這麼多年了，知識分子為國家服務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還稱我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哪一天能夠摘掉這頂帽子？’‘地主勞動多少年，還規定可以改變成分嘛，我們為什麼不能改？’”
這個情況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重視，1962年3月1日，他約科學界和文藝界黨內負責人座談，指出：“知識分子從總體上不能說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陶鑄同志在會上說：“我是贊成不要再把知識分子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我在中南地區的會上已經宣布了這一點，但我發的是‘地方糧票’，隻在地方通行，不是‘全國糧票’，不能全國通行。”
3月2日，周恩來在科技會議上作報告。這個題為《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可能出於謹慎的考慮，沒有直接宣布知識分子已經是勞動人民知識分子這個命題，可是他說了一些重要的話，使這個命題呼之欲出。他說：“十二年來，我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一九五六我曾作過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對知識分子的狀況作了初步估計。”1956年的那個估計，經過自七年的曲折，特別是經過1957年反右派的大沖擊，是否還有效，是否還算數呢？周總理在1961年6月19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已明確回答了這個疑問，他說：“有一個時期好像覺得一九五六年關於知識分子的那些問題可以不講了，不是的，那些原則仍然存在。”事隔一年，周總理所肯定的原則，其中包括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這一原則性的結論，當然還是有效。
周總理在廣州會議講話后的第二天，陳毅元帥把准備在會上講的大體意思向他講了一下，周總理贊成陳總的意見，說：“我們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
於是陳毅元帥於3月5日、6日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發表了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講話，他說：“他們（指自然科學家）是人民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的科學家，是人民的勞動者，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腦力勞動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的三個組成部分，他們是主人翁。不能夠經過十二年的改造、考驗，還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頭上，因為那樣做不符合實際情況。”陳老總的講話贏得了與會者60多次掌聲和他們的熱淚，証明了這個講話是多麼的得人心啊！
3月28日，周總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在這個面向全國人民的鄭重文件中，周總理說：“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經過十二年的鍛煉，一般地說，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願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如果還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
這樣，廣大的知識分子歷經磨難后，又回到勞動人民的隊伍中，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
柳暗花明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成為工人階級一部分
周總理在廣州會議和人大代表會作了報告后，不同意見很快就出來了。先是柯慶施不讓陳老總的講話在上海傳達，而當周總理要求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表態時，毛澤東沒有講話。
當年8月9日，當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提出“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適”時，毛澤東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這表明毛對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
同年9月11日當陳老總談到他在廣州會議著重批評了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左”的傾向時，雖然鄧小平總書記明確表示“陳總講的是對的”，而毛澤東同志又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人家請你講話總是有目的的，總要沾點光，沒有利益他不干。我對總司令講過，你到處講話要注意。”
在當年10月至11月中央召開的宣傳文教會議上，關於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認識的分歧仍然很大，鑒於此，周總理明確表示：“對知識分子，說我們提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沒有階級分析，我是代表黨作報告的，是黨批准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什麼錯誤。”小平同志支持總理的意見，他說：“恩來在廣州的報告沒有毛病，對知識分子問題應照總理講的解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下次會議還要討論，統一解釋口徑，還是按總理在人代會講的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們黨的正式語言，今天正式決定。”
但是，小平同志宣布的這個正式決定，並沒有擋住“左”的濁流的沖擊，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以后，知識分子又一輪的厄運開始了。知識分子這輪厄運是從毛澤東的對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開始的。
第一個批示是1963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編印的《文藝情況匯報》第116號上作出的，毛澤東批示道：“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第一個批示傳達后，文化部黨組織立即檢查近幾年的工作，並於1964年3月下旬決定在全國文聯和各協會全體干部中進行整風。5月8日，中宣部寫出《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6月27日，毛澤東作了批示，這就是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的第二個批示，批示寫道：“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這兩個嚴厲的批示一出來，文藝界立即掀起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文藝界的代表人物和領導人如夏衍、田漢、陽翰笙、邵荃麟、齊燕銘等同志都不得不受到嚴厲的批斗。
文藝界的大批判，很快擴展到其它領域。從1964年起，哲學界批判了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馮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和《共產主義人生觀》，經濟學界批判了孫冶方同志的生產價格論和企業利潤觀，史學界批判了翦伯贊同志的“歷史主義”和農民戰爭史研究中的“讓步政策”論，等等。這些批判使知識界頓時陷入恐慌之中，人人自危，惟恐以言獲罪。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批判吳晗同志的論海瑞罷官的文章，揭開十年浩劫的序幕，這場浩劫就是以打擊知識分子、“揭露”“反動學術權威”來“祭旗”的。頓時，知識分子落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並列，排在第九位，被稱為“臭老九”，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知識分子落到如此悲慘的地步，人們不能不問這到底是為什麼！
薄一波同志對這個問題作了十分深刻、准確的分析，他說：“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黨內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左’的看法，認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識分子不僅是一種仍然需要繼續改造的‘異己力量’，而且是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一種主要力量。1957年5月25日，毛主席在同伏羅希洛夫的談話中就說過，現在‘資本主義臭了，在社會上資本家臭了。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有影響’。后來不僅把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看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連新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也被說成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被斥之為‘臭老九’。知識的貶值，知識分子地位的低下，可謂到了極點。”“對知識分子的性質和作用的錯誤認識，可以說是毛主席晚年思想中的一個重大偏見和失誤，也是我們黨長期沒有處理好同知識分子關系的最深刻的根源。”
根源找到了，教訓也就明確了，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搞極“左”的那一套了。可幸的是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撥亂反正中已經吸取了教訓，知識分子政策納入了正確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軌道之中。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重申：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來源：《傳承》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