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和平解決香港問題的歷史貢獻
周恩來對和平解決香港問題的歷史貢獻
廖心文
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是中華民族洗雪百年恥辱的一件大事，也是20世紀影響世界的一件大事。香港能夠和平穩定地回到祖國懷抱，是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集體前赴后繼、努力奮斗的結果。作為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成員的周恩來，在擔任國家總理的26年中，為和平解決香港問題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所提出的許多重要思想和實踐活動，為香港和平回歸祖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一、“暫不收回，維持現狀”方針的確立
1949年9月29日，新中國開國大典前夕，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向全世界公布：對於舊中國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的各種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在綱領中，雖然沒有明確指出有關香港問題的三個條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屬於哪一類，但是，它們都是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自然應該屬於被廢除之列。
然而，對香港問題本身，中國共產黨人卻另有考慮，方針是：暫不收回，維持現狀。
毛澤東在西柏坡時曾告訴來華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採取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最后的決定。”①[①《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80頁。]
中共中央作出這一決定有著深遠的戰略意義。
從國際戰略的角度看，主要是為了分化帝國主義陣營，爭取更多的朋友。新中國建立之初，在解放戰爭中一直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美國政府對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實行包圍和封鎖。英國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承認了新中國，但是，卻追隨美國，想拉美國一起來防衛香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認為，與其讓英國拉美國來防衛香港，不如把香港暫時放在英國人手中。周恩來曾這樣解釋說：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斗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來做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以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斗爭。
從國內發展的角度看，主要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一個多世紀以來，香港一直是中國貨物進口的轉口港，是中國和外國之間經濟、文化、市場信息等方面聯系的橋梁。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后，這種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周恩來指出：“那個地方大有可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
50年代中期，周恩來通過一種特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准備如何解決香港問題的信息傳給英國方面。1955年10月8日，香港總督葛量洪到北京訪問。當時，葡萄牙正在准備慶祝澳門“開埠”400周年。周恩來在會見葛量洪時對他說：“葡萄牙准備慶祝澳門‘開埠’400周年，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挑舋，中國人民必須有所答復，否則，葡萄牙會對印度說，中國人都能容忍，為何印度人不能容忍？葡萄牙准備大規模的慶祝，為時一月，這不僅會刺激在澳門的中國人的感情，也會刺激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感情。因此，中國會有所答復。”葛量洪問：“如果葡萄牙把慶祝由一個月改為一天，而且是靜悄悄地慶祝，則如何？”周恩來回簽說：“我們考慮到的是，葡萄牙准備做大規模的慶祝，還沒有考慮到其他的可能性。不過，在這個時期，葡萄牙這種做法不僅會刺激中國人民的感情，而且會刺激亞洲人民的感情。在果阿問題之后，中國並沒有採取行動，不知葡萄牙為何要對中國人民進行這種挑舋？我們願意在南方能夠安靜，而且，我們既然主張和平共處，就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問題。因此，我們迄今並沒有提出澳門問題，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已經忘記這個問題。”①[①周恩來會見香港總督葛量洪談話記錄，1955年10月8日。]在這裡，周恩來沒有直接對香港問題發表意見，但澳門問題和香港問題的性質是一樣的，這段話實際上也反應了中國對香港問題的態度。周恩來是在提醒英國人，中國對港澳問題採取和平方式解決，英國人不要再做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
周恩來對和平解決香港問題進行比較全面的考慮，是在1957年。
4月28日，周恩來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發表了關於香港問題的重要講話，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政策。
周恩來指出：“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與內地不是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因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連英國業可能這樣想。”他說：“香港是自由港，原料來的容易，聯系的范圍很廣，購置設備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所以，香港發展生產具備很多有利條件。我們在香港的企業，應該適應那裡的環境，才能使香港為我所用。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
當時，國內的資本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私營企業已經全部公私合營。那麼，對其在香港的企業要不要去變動它呢？周恩來態度堅定地回答：“不要去變動它！”他說：“沒有合營的不要合營，否則，在原料、市場、銷路上反而吃虧，保持和擴展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至於將來怎模辦，我們不會來個七反、八反，不會像‘三反’、‘五反’那樣的搞法。我們這樣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幾十年的工業化，經濟力量會更加強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來，在那裡發展這個陣地有好處。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搞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
講話中，周恩來還檢討了某些部門在執行政策上出現的一些偏差，希望得到朋友們的諒解。他說：“我們過去對有些事情處理方法上有些問題，但不能說大的方面錯了。有偏差可以糾正，如對外貿易，應該管制，但不能管得太嚴。”“我們要打開局面，就得對香港的民族資產階級講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圖。過去我們搞得比較死，但總的說，是對的，否則上不了軌道。現在既上了軌道，有些政策就要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變。”
在這篇講話中，周恩來突出了三個思想：一、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二、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三、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這是周恩來對和平解決香港問題的完整構想，也是后來鄧小平明確提出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礎。現在第一條已經實現，香港已經和平穩定地回到祖國懷抱。第二條和第三條的內容對我們今天的工作仍舊有現實的指導意義，用鄧小平的話說，至少50年不變。
二、積極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
對香港實行“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方針是不是就不管香港的事情了呢？不是！周恩來在會見來自香港的學者和青年朋友們說：“維持現狀，不是永遠不管，否則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子孫。”①[①周恩來會見中華醫學會議港澳師生代表團時的講話紀錄，1956年7月26日]
1958年底，周恩來在武漢出席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用專機將港澳工委秘書長祁峰接到武漢，在那裡進一步明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澳工作的方針。為實現這個方針，周恩來在實際工作中提出一整套正確的政策。
在政治上，周恩來要求：對香港問題要作長期打算。他指出：“香港的干部如果有等待解放的心理，那是有害的，不要等待解放，而要按英國繼續統治香港的情況來布置工作。”他說：“英國是不會輕易放棄香港的，對於香港，英是必爭，我是可用。在這一點上我與英是一致的，大家不想香港落在美手上。”①[①周恩來對港澳工作若干問題的指示紀要，1958年12月。]
在經濟上，周恩來再一次強調：“香港是自由港，應該讓香港起自由港的作用。”周恩來要求有關部門加強對香港經濟工作的研究。比如，在出口商品中，那些與香港工商業家或新界農民有矛盾？那些與民族主義國家有矛盾？我們出口的商品與香港的織布業、罐頭業、文教用品業、玩具業等等究竟有多大矛盾，要調查清楚。我們每一種商品出口多少？人家出口多少？矛盾多大？也要調查清楚。周恩來說：隻有調查清楚，才好解決這些矛盾。②[②周恩來對港澳工作若干問題的指示紀要，1958年12月。]
對於在港機構的工作，周恩來指出一定要適應在香港的特點，“不能脫離實際，不能脫離群眾”。比如，在港辦報，“要站穩愛國立場，堅持黨的方針，但要靈活，否則辦不好。”他還要求：“香港中國銀行應該成為海外銀行的標兵，不能把海外銀行辦得和國內一樣。③[③周恩來對港澳工作若干問題的指示紀要，1958年12月。]
在另外的幾次講話中，周恩來還強調，港澳工委領導下的企業單位從所有制來說，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從經營管理方式來說，是以資本主義為指導的，從勞動關系和人事關系來說，則是統戰性質的。有些單位雖然是社會主義性質，但形式上是公私合營或私營。他說在港澳如果不適應資本主義的市場規律，我們能弄到這麼多外匯嗎？港澳是資本主義佔很大優勢的地方，經營管理的方式方法不適應這個特點不行。對機構內部的職工教育，周恩來認為基本是愛國主義的要求，愛社會主義祖國，不提“團結教育改造”，而提“團結教育提高”。對干部在思想作風上要嚴格要求，但在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上也要照顧當地習慣，講究策略。①[①周恩來會見港澳工委梁威林、祁峰等談話記錄，1965年11月28日。]周恩來提出的這一系列政策，對指導港澳工委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其中的許多思想至今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為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方針，周恩來還強調，要幫助香港解決各種困難，不允許影響香港的社會安定。他說：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對他們遇到的困難，我們一定要盡力幫助解決。香港前任總督麥裡浩曾說：“在我作為總督的年月中，我發覺中國人民政府和廣東的官員一貫地和日益增加地提供幫助。”②[②香港《文匯報》，1984年12月11日。]他的話毫不夸張。周恩來任總理期間，主要作了以下幾項工作：
（一）解決淡水供應
香港同胞很難忘記，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那段旱情嚴重的日子。在那幾個月中，從大陸深圳到香港，幾乎沒有下一場雨，土地干裂，淡水缺乏，深圳水庫和鐵崗水庫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連有限的死庫容水量也被抽上來使用。到處可以看到，水龍頭前排著長長的隊伍，干旱擾亂了人們正常的生活。
面對無水之苦，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聯名致信廣東省省長陳郁，請求協助解決香港用水的困難。廣東省人民政府立即採取積極措施提供幫助。當時，廣東省政府一方面允許香港巨輪駛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開始醞釀討論由東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馬河工程。情況匯報到北京后，周恩來十分重視。他積極支持廣東省人民政府採取的措施。1963年12月，周恩來出訪亞非十四國前繞道廣東，親自了解和過問向香港供水問題。他在聽取匯報后，做出六點指示：
1.向港供水問題與政治談判要分開。供水談判可以單獨進行。
2.供水方案，採取石馬河分級提水方案較好，時間較快，工程費用較少，並且可以結合農田灌溉，群眾有積極性。
3.供水工程，由我們國家舉辦，應當列入國家計劃。
4.工程建好后，採取收水費的辦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設投資費用，水費應該實行經濟核算，每一噸收一角錢（人民幣），可定下來，不要討價還價。
5.工程由於廣東省負責設計和施工，工程費用由廣東省按基建程序上報國家計委，由國家計委審查批准。
6.供水談判由廣東省負責，請港英當局派人進來談。談判如何進行，由廣東省請示外交部決定。
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1964年2月，石馬河工程全線開工。1965年即竣工。這項工程不僅解決了深圳地區的用水，而且按協議年年完成對港供水計劃，改變了香港長期缺少飲用水的局面。
（二）關心香港人民的“菜籃子”
新中國成立后，香港地區絕大多數的日用品和副食品都是由內地供應。因此，搞好對港澳地區的供應工作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周恩來多次指示：“香港是個自由港，可以多出口。”“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后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項重要任務。”他說：“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是我們供應。你一退出，日本就佔領了市場，台灣也會搞人進去，就更不利。這樣就把大本營讓給敵人了，對長期斗爭不利。”
為了做好對香港地區供應副食品的工作，1962年，在周恩來的關懷下，開行了專門供應港澳鮮活冷凍商品快運貨物列車。當時，國內剛剛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食品極度饋乏，但是為了保障香港人民的“菜籃子”，周恩來要求各地都要負擔一些。在周恩來的感召下，全國各地將最優質的食品一點一點收集起來，運送到香港。最初的一列快車是由湖北江岸直達深圳北的751次列車。在這趟車開行一百列時，鐵道、外貿兩部聯合召開經驗總結會。隨后，鐵道部起草了“關於鞏固和推廣快運貨物列車的經驗”。周恩來在這份經驗報告上親筆指示：“由上海、南京去深圳也應組織同樣的快車。”①[①供應洪澳三趟快車開行35周年圖片展覽，1997年3月15日。]同年九月，國家經委批准了鐵道部的上述文件，使供應港澳快運貨物列車運輸方式得以正式推廣。三趟快車的開通，適應了港澳市場敏感多變和競爭激烈的特點，也起到了安定港澳同胞的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
（三）加強港澳和內地的文化交流
除了物質上的關心外，周恩來還十分重視兩地的文化交流，豐富了香港地區的文化生活。他多次派各種文化和文藝團體到港澳演出，如潮劇、京劇、越劇、昆曲等。他還多次會見赴港澳演出團，親自審查劇目。他指出：“通過演出應該使香港觀眾看到京劇的新氣象，使他們對黨的推陳出新的方針有所了解，改變他們對京劇的舊的觀念。”②[②周恩來會見赴港演出京劇團的談話記錄，1963年4月8日。]實際上，周恩來更深一層的思想是要通過文化交流促進香港廣大同胞對新中國的了解。
對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周恩來都是急時制止，予以糾正。
1956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45周年紀念日。就在這一天，國民黨特務分子在香港九龍制造了大規模的騷亂和暴行，對許多學校、商店和居民進行襲擊、搶劫、縱火，使香港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危害。周恩來為此兩次會見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抗議香港當局沒有及時制止這一暴行，要求他們保証在港中國居民的安全。
1967年5月6日，九龍新浦崗“香港人造塑料花廠”發生勞資糾紛。香港警方進行鎮壓打傷許多工人。香港地下黨領導的工會受國內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組織工人、市民罷工罷市，形成“反英抗暴”運動。國內遙相呼應，火燒英代辦處。這些行動完全違反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在得到毛澤東的批准后，周恩來糾正了這一錯誤。
以上這些政策措施，促進了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使香港與內地越來越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為今天我們順利解決香港問題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事實証明，中共中央當時的決策是正確和有遠見的。
三、外交新格局下，對香港問題的思考
和平解決香港問題與中英兩國關系的發展是緊密相關的。英國承認新中國較早，但是，由於受到美國的影響，一直不願接受中國提出的合情合理的要求，因此，中英建交經歷了長期復雜的過程，香港問題也由此長期不能提到兩國的議事日程上來。
1960年，英國通過蒙哥馬利元帥訪華向中國試探兩國互換大使問題。周恩來在回顧中英關系的歷史情況時批評了英國。周恩來指出：“我同艾登商定的第一步是互派代辦，因為當時英國政府一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能代表中國的政府﹔但另一方面又在聯合國投票反對我們，支持蔣介石，而蔣介石說隻有他能代表中國。由於這樣的原因，我們隻能同英國建立半外交關系。當時艾登曾要求我們給他時間，讓他推動美國承認中國，他說這需要幾年時間，我說我們可以等待，隻要你們在聯合國反對蔣介石，投我們的票，贊成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我們就同英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我還說，不一定要等到美國承認了新中國，這兩個問題可以分開。英國可以採取印度在聯合國的態度，即不承認蔣介石，主張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甚至聯合國不通過也沒關系。隻要英國採取同緬甸和印度相同的立場，問題就解決了。但是不幸的是，我們等了六年，情況更不好了。”①[①周恩來會見蒙哥馬利談話記錄，1960年5月26日。]以后，英國懾於美國的壓力，始終沒有能夠邁出這一步。
1971年11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當時，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將香港、澳門列在殖民地名單中。在周恩來的過問下，我常駐聯合國代表奉命致函該委員會，重申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指出香港、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佔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中國主權范圍的事，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殖民地范疇”。因為，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列舉的殖民地，是要使其“獲得獨立”的問題，而香港、澳門，則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國要對被佔領的領土恢復行使主權的問題。經過斗爭，非殖民化委員會不得不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上刪除。這為以后中國通過外交途徑同英國談判解決香港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
1972年，中美關系實現正常化，推動了中英關系的發展。這年3月，中英正式建交。隨后，英國政界人士相繼來華訪問。香港問題成為他們同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談話的重要內容。
1972年10月13日，周恩來會見英國保守黨上議院議員湯姆森報業聯合公司董事長湯姆森和《泰晤士報》主編丹尼斯漢密爾頓。對方問：“關於香港問題，總理無疑會知道，我們英國對於香港新界的租借期限快要到期了，到期以后，中國的政策將如何？”周恩來明確地回簽兩條：第一、作為一個國家來說，條約到期的時候，總是要談判的。一定要談判！現在我們和英國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系，上了軌道了，那麼我們將來總要談判，這是肯定的。第二、香港是中國的領土，割去的領土總是要收回的嘛。在近代，並不是中國開這一個先例。但是中國有個政策，就是不要積極忙忙搞這些事，這是毛主席的政策。我們要根據時代的發展，總是要在適當的時候，談判這個問題。周恩來特別強調：“香港問題是要經過談判、但不是現在，現在還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到1997年，剛好是租借99年。世界上在變化，到時候考慮這個問題。”①[①周恩來會見英國保守黨上議院議員湯姆森等的談話記錄，1972年10月13日。]
半個多月后，11月1日，周恩來會見來華訪問的英國聯幫和外交事務大臣霍姆時，對解決香港問題作出更明確的回答：“香港問題要通過談判、協商解決。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解決香港問題，要認真談判，不會採取突然行動。現在也不會談判。隻要亞洲不打大戰，香港現狀就可以維持。這對我對英都有好處。”②[②周恩來會見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大臣霍姆談話記錄，1972年11月1日。]
從周恩來上述這些談話我們可以看出，在新的外交格局下，中共中央已經在考慮如何解決香港問題。確定收回香港的時間是1997年﹔方法是和平解決、談判協商解決。
這時距1997年還有20多年，而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是7、80歲的老人，他們當著英國前首相希思的面，將這份歷史的責任交代給鄧小平等人。毛澤東說：“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他們的事情了。”①[①毛澤東、周恩來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談話記錄，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實際是告訴英國人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原則、決心和政策是不會變的。
后來的歷史是按照毛澤東和周恩來所期待的那樣發展的。
1979年1月，周恩來逝世3周年時，港督麥裡浩訪華。他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根據‘拓展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99年期滿，英國希望中國在1997年以后，繼續租讓。”
鄧小平明確而堅定的回答：“中國屆時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權。”
1982年，9月毛澤東和周恩來逝世6年后，鄧小平在北京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進一步闡明中國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中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②[②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撤切爾夫人談話記錄，1982年9月24日。]二年后，鄧小平又適時提出以“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來解決香港問題。具體內容是：“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同其他國家保持和發展經濟關系。”此外，“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干部，這也是不會變的。”③[③《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10月版，第58頁。]鄧小平這一構想同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和周恩來對香港問題的思考基本原則是一致的，可以說，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后來，中英兩國在談判香港問題上走過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在江澤民的領導下，中共中央及時提出“以我為主，兩手准備”的方針，江澤民指出：我們不能把香港實現平穩過渡寄托在英方的合作上，而應立足於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和港人的共同參與來實現香港的平穩過渡。根據這一精神，中國方面加緊了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和籌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工作。1997年7月1日，香港終於如期回到祖國懷抱。三代領導集體共同完成了這一偉業。
（來源：《中外學者再論周恩來——第二屆周恩來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