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與調查研究

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是我們黨進行正確決策和做好各項領導工作的重要前提，也是我們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取得的基本經驗，是貫徹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所應有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朱德對調查研究工作，不僅十分重視，而且有著自己獨到的調研特點，從中產生了許多真知灼見。認真總結朱德在調查研究方面的思想和特點，對我們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從良好習慣到思想和工作方法的形成

遇事先弄清情況，再作決定，是朱德年輕時就養成的好習慣。他在軍閥部隊帶兵打仗時，戰前“總是堅持從各方面弄清敵人陣地的情況”。他曾說：“每次作戰，無論大小，我總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計劃每項細節。”這種良好習慣，使他經常能打勝仗，“主要戰術一般都很成功”【《朱德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成為著名的滇軍將領。后來，他到德國尋求革命真理，為了解那裡的情況，“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國，到處去過了”。通過對德國情況的深入了解，他“認清中國革命問題是與國際問題相連的，而且了解到革命決不是某一塊地方的事情”【《朱德自述》，第95頁。】，從而更堅定了自己的追求和選擇。從德國到蘇聯后，朱德繼續保持了這一好習慣。他在莫斯科學習時，常常深入農村和基層，跑了不少地方，眼界更開闊了。用朱德自己的話說：“比在柏林時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時更把中國的事看通了。”【《朱德自述》，第95頁。】在蘇聯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感受，進一步加深了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並將其確定為自己終身奮斗的目標。

朱德的這一良好習慣，在同時代的毛澤東等人身上也同樣具備。這種好習慣后來在黨內被概括為四個字——“調查研究”。1930年，毛澤東在總結革命經驗時精辟地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頁。】從此，調查研究成為我黨幾十年來一貫倡導和堅持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朱德入黨后，特別是深入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后，對“調查研究”的意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並將這一好習慣逐漸上升為探索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必須遵循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革命戰爭年代，他指揮部隊打仗時，要求“各級指揮員都應在自身任務范圍內進行偵察”，“偵察的主要任務，是弄清敵情、地形，供指揮員定下適當的決心”。朱德指出：“我們的作戰決心必須根據任務、敵情和地形來定下。”【《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5頁。】他認為，“一切的事實証明，隻有從實際出發才能正確地解決問題”。因此，調查研究“必須從實際出發，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朱德選集》，第95、99頁。】他經常告誡各級指揮員：“一切問題注意調查研究，加以綜合，綜合群眾的意見后再發言，再說話。”【《朱德自述》，第270頁。】他不僅這樣要求別人，而且處處起帶頭作用。無論在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時期，每當大戰來臨，他都會出現在戰斗第一線，親自摸情況，為中央決策提供意見。比如，解放戰爭時期，為打下石家庄，中共中央做了一年的准備，朱德親赴晉察冀解放區，“對敵情做了詳細的調查”。他親自主持召開座談會，討論仗怎樣打﹔他還找俘虜談話，了解石家庄城內敵軍部署。由於對“情況了解得比較清楚”【《朱德選集》，第221頁。】，才有了第一次打城市攻堅戰的勝利並總結出成功的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朱德不顧年事已高，堅持用大量的時間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他曾經教育兒子說：“深入群眾中去，就真正會了解社會主義如何建設，如何完成，就會想出很多辦法，同群眾一起創造出許多新的辦法，把工作推向前進。”【朱德致兒子朱琦信，1965年4月9日。】朱德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去世的26年間，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在黨內領導人調查研究工作方面創造了兩個之“最”：一是走的地方最多。朱德每年都要拿出兩到三個月或者更多的時間，到全國各地視察。從北方草原到南疆膠林，從茫茫戈壁到東海艦艇，到處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和身影，除台灣、寧夏、西藏外，其他省市他都走到了。按照朱德視察行程（一般一個行程視察多個地方）的時間段統計，約有一百七八十次。二是給中央寫的調查報告最多。朱德每次外出視察工作回來，總是不顧旅途勞頓，認真地寫出調查報告，及時反映情況，提出建議，積極參與黨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決策。據不完全統計，現在保存的朱德調查報告有一百多篇。這些報告蘊涵了豐富的治黨、治國的經驗，是朱德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二、從調查報告看朱德調查研究的特點

朱德調查研究的特點，集中反映在他寫的調查報告中，主要有以下幾點：

1、調查研究的范圍廣、行業多、內容豐富。從朱德調查報告看，涉及的有工業、農業、林業、牧業、手工業、軍工生產、山區建設、礦產開發、興修水利等，內容全面而豐富，大都包含三個部分：一是反映所到地區或部門的基本情況﹔二是反映所到地區或部門的要求及存在的問題﹔三是針對所到地區或部門存在的問題提出的具體解決辦法。

2、調查研究的目的是為中央決策作參考。朱德的調查報告大多是寫給中央的，為的是使中央能夠及時並直接地了解下面的情況。用朱德的話說，了解情況是為了發現問題，發現問題就要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些辦法是“供中央決策作參考”【朱德致劉少奇轉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信，1954年1月13日。】。他常說，“建設社會主義不容易”，“每個共產黨員都要當國家的家”。【朱德視察江西的報告，1962年3月30日。】

朱德的許多調查報告，是直接寫給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人的，或由他們轉給中共中央。如果發現是哪個系統的問題，他也會直接寫給分管領導。像財政或外貿方面的調查情況，就寫給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農業方面的調查情況寫給鄧子恢、譚震林等。比如，1957年，朱德視察西南和東北后，給毛澤東寫了報告，說明這是“供制定二五計劃作參考”【朱德給中共中央並毛澤東的報告，1957年5月22日。】。又如，1958年4月，他到浙江、上海、江蘇和安徽四省市視察，了解工業、農業和外貿方面的問題，收集了一些材料，由秘書綜合整理后，於6月直接送給薄一波並轉中央經濟五人小組。內稱：“這些材料希望你們看一看，並轉發有關的部門研究處理或作參考。”【朱德致薄一波並轉中央經濟五人小組的報告，1958年6月20日。】

對朱德調查報告中所提意見和建議，毛澤東、劉少奇等閱后常常批上意見，並送給有關同志參閱。比如，1954年3月，朱德針對在視察中發現的“糧食收購后，農村留下的僅勉強夠人吃，飼料皆缺，農民不敢大膽養豬”的情況，在給中央的調查報告中建議，全國各地區凡能產紅苕（紅薯）的地方，多栽紅苕，紅苕葉子供應豬吃，藤子可供冬季豬的飼料，紅根、細根可養肥豬。【朱德致劉少奇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1954年3月4日。】劉少奇接到報告后答復說：“所提意見甚好，已抄送書記處各同志。關於肉食和養豬問題，中央已將商業部報告發給各地，其中也說到各地注意增加豬的飼料。”【劉少奇致朱德的信，1954年3月16日。】1955年朱德等出訪路過東北，給毛澤東寫回報告，其中談到，過去的一些政策是片面的，“生產稍多，即請過剩，即減少生產，要求平衡，怕積壓等等”。“有工人至干部和領導者，對此均不滿意，對群眾生產發動起來后的積極性，是大受打擊。他們望今后多生產，薄利多銷，以求平衡和有計劃的積壓十分之一二，也是需要的。或出口或有計劃的推銷，是可以解決的。以滿足群眾的超額生產的積極性。”毛澤東閱后針對這段話批了“值得注意”【朱德、聶榮臻、劉瀾濤致周恩來轉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信，1955年12月12日。】四個字，並批給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閱。又如，1961年廬山會議前，朱德曾派秘書下去了解手工業三十五條貫徹執行情況，形成了關於手工業三十五條貫徹執行情況的調查材料，請鄧小平“轉中央並主席供參考”。鄧小平閱后立即批道：“此件可印發常委各同志。”【朱德給鄧小平轉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1961年11月21日。】1962年底至1963年初，朱德視察江蘇、浙江、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后，就發展熱帶經濟作物和農村集市貿易問題給中央寫了報告。周恩來將這份報告批給譚震林、李先念說：“朱總報告中所提意見有關發展熱帶經濟作物和外貿兩個問題，請你們分別予以注意。”【周恩來在朱德關於農村集市貿易等幾個問題的報告上的批語，1963年3月17日。】這些事例都說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朱德調查報告中提出的意見或建議是十分重視的，這些意見和建議為當時中央制定有關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3、調查研究的主題大多圍繞經濟建設問題，以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為著眼點。從朱德調查報告中看，他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深入廠礦、農村，遠至東北林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偏遠山區。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難的日子裡，他也要找機會到北京附近的工廠農村看一看。他說：“我看還是要抓生產，哪有搞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呢”【《朱德年譜》新編本（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8頁。】﹔“我外出活動，只是為了關心生產”【《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964頁。】﹔“我隻要看到工人在生產，庄稼長得好，我心裡就踏實。”【《朱德自述》，第309頁。】他的每一篇報告幾乎都涉及當地的經濟形勢，包括工業、農業、外貿、水利等情況﹔幾乎每一條建議都是為了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朱德認為，“我們得到政權后，就是要搞生產”【《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491頁。】﹔“無論工業、農業，都要想方設法發展生產，這是最重要的”【朱德同中共旅大市委負責人的談話記錄，1959年6月10日。】﹔“隻有生產的東西多了，一切矛盾才能解決。”【《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572頁。】這一點在他的外貿調查報告中反映尤為突出，他說：“我這個人就是想多搞點國際市場，發展對外貿易，因為這樣才能促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更快地發展。”

朱德在調查研究中這樣關心經濟建設，是有思想基礎的。1950年，他為新中國迎來的第一個元旦題詞：“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不久，他先后在一些會議上更具體地提出，要積極工作，“有計劃、有步驟地努力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朱德在全國紡織工會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1月10日。】建設事業“除了墾荒，開展農業、手工業生產外，還要修鐵路、公路、隧道、河堤，辦工廠、開礦山，修營房以及其他建設。這些事做好了，對新中國就是偉大的貢獻，比打倒一個蔣介石的勝利還要大”。【《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363頁。】朱德指出：“建設工作是多方面的，建設的中心是經濟建設，其他一切工作都應當為這個中心服務。”【朱德在北京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52年8月12日。】在朱德看來，發展生產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不靠發展經濟建設來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於取消了社會主義”。【《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576頁。】因此，“要時刻想到人民的需要，為人民服務”。【朱德同葉季壯的談話記錄，1955年5月11日。】他曾說：“國家要為人民服務，過去總是想搞大的，發大財，而不是想這些人要吃飯，為了吃飯，哪怕國家投點資都是必要的，搞起來之后再去賺錢。”【《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501頁。】“如果不給群眾增加福利，群眾是不會關心生產的。要使群眾的生活逐年有些改善，才能使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鞏固下來，並得到發揮。”【《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572頁。】朱德還再三強調：“要鼓動農民建立自己的家務，蓋房子、搞家具，這樣人心就穩定下來了。家庭鞏固了，有飯吃、有衣穿，就可以更好的前進。”這些認識說明，朱德把經濟建設看作是新中國最重要的任務，這也是他把調查研究的主題始終放在經濟建設工作方面的重要原因。

4、調查研究的方法呈多樣性。從朱德調查報告中反映出來的方法歸納起來有五種：（1）看材料。朱德外出視察前，常常找來所去地區的有關材料閱看，以便做到心中有數。（2）聽匯報。朱德每到一個地方，都要認真而詳細地聽取當地負責人或部門負責人匯報。以1954年3月4日至31日朱德在廣東視察為例，在近一個月的時間裡，他先后聽取了中共華南分局工業部部長楊一辰、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賀希明、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趙紫陽、華南分局交通運輸部部長方方、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馮白駒等十幾人匯報相關情況。其中最緊張的一天中，朱德白天在中山縣調查區鄉情況，晚上聽取華南分局等黨委負責人的匯報。（3）召開座談會。為更深入地了解情況，朱德每到一地，常常親自召集座談會。他曾說：“開會也是調查研究。”座談會包括各級領導干部座談會、群眾座談會、民主人士座談會等等。朱德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直接聆聽干部和群眾的意見。聽匯報時，朱德總是鼓勵大家講真話，常說：“你們在生產第一線工作，了解情況多，要向上邊反映真實情況，要講老實話，不要報喜不報憂。”【《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727頁。】朱德的真誠態度使許多干部和群眾敢於在他面前反映問題，這是他能夠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的重要原因。（4）親臨現場。朱德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到工廠、生產隊、田頭、水庫邊，或直接到百姓家中看一看。比如，他視察白雲鄂博時，曾到蒙古包中同一個牧業社社長和生產隊長談話。在新疆，他也曾到氈包中看望牧民。（5）派身邊工作人員下去調研。工作人員下去前，朱德總是叮囑他們：“看到的問題就要報告中央，不報告就是不忠實﹔要不就是觀潮派，看到壞事也不講。”【《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721頁。】朱德對他們在調研中形成的報告十分重視，總是親自審閱改定后上報中央。這幾種調研方法的結合，使朱德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並得以提出許多切合實際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5、調查研究中比較注重了解各方面的數字。朱德調查報告中引用數字比較多，無論是反映一個地區的生產情況、人民的生活情況，還是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設性意見，朱德都喜歡用數字表達。朱德認為：“根據數目字來判斷政治是容易的，沒有數目字是空洞的。”他說：“有些同志就怕，記數目字就頭痛。我偏偏要記，愈是復雜的數目字，愈要記得清楚。”【《朱德自述》，第95頁。】以朱德談到為什麼中國可以發展桑蠶、柞蠶的原因為例，他在報告中寫到：“現在全國有柞林八千六百六十六萬畝，目前僅利用了一千一百萬畝。如果在五年內利用率達到百分之六十，就是五千萬畝，最少可產繭五百億粒，相當於六百五十萬擔。”在短短的兩句話中，他用了七個數字。這七個數字反映出朱德調查研究之細致、之有說服力。像這樣的例子，幾乎貫穿朱德的每一篇報告中。

6、調查研究中始終貫穿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朱德的調查報告中，有一些內容是他結合各地的生產建設問題談到的意見，其中許多涉及思想方法。朱德指出：“搞建設要從實際出發，不能要求過高、過快。我們隻能從現有的水平出發，穩步前進。”【朱德視察內蒙古時的講話，1955年6月17日。】搞建設要注意學習外國的經驗，但“學習外國經驗也不能照抄照搬”【朱德視察內蒙古聽取六一七廠負責人匯報時的講話，1955年6月13日。】，“隻能根據主客觀條件，根據需要和可能來決定我們的工作方針”【《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505頁。】。在發展生產上，朱德認為一定要從當地實際出發。1957年1月23日，朱德視察海口時指出：“你們這裡沒有春夏秋冬之分，一年四季都是生長期，應該根據這個自然條件，能種什麼就種什麼，各縣也不要千篇一律。”【《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581頁。】1960年4月2日，朱德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反映貴州、四川、河南情況時說：“我國各地方的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很不相同，農作物的品種又非常繁多，農業生產一定要因地制宜。農業技術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強求一律。”【《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771頁。】1963年夏天，華北發生嚴重水災，朱德從北京出發沿京廣、隴海、津浦路走了一圈，並從徐州到了合肥，同沿途所在省委、地委同志都談了話，詢問災情和救災情況。他針對華北平原“水土流失、風沙走動，使地形變化很大”的自然特點指出：“我們治理洪水，戰勝自然災害和實現農業生產的‘四化’，都必須始終考慮到這種自然變化，我們的決策，都必須適應這種自然變化的規律，才能成功。”【朱德視察華北地區給毛澤東等的報告，1963年12月29日。】在處理同農民的關系上，朱德強調，要重視農民的利益和生活。“隻顧國家、集體，不顧個人，就不可能有國家、集體的發展。隻有把三者的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群眾才有生產積極性，不要怕農民富，農民沒有吃、穿，家都顧不了，哪能建成社會主義？”【《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862頁。】關於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朱德多次講過，各省的情況不同，應放手讓人家做工作，“搞建設要適應當地的條件”。【《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504頁。】朱德在調查研究中提出和始終堅持的這些思想，充滿辯証法，對各地的工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朱德在調查研究中產生的真知灼見

朱德在調查研究過程中，提出過許多重要觀點，這些觀點都是來自他對中國國情的清醒認識，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同時也反映了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朱德的觀點大體可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有些觀點被作為歷史經驗寫入黨的歷史決議中。朱德提出：“要注意發展手工業，農業要多種經營。”他曾反復強調，“手工業生產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不僅過去和現在，而且在今后很長時期中，都將是國營工業不可缺少的助手”，“國家要大力扶植手工業”。【《朱德選集》，第320、363、335頁。】他還指出：“要注意發展多種經營。隻有多種經營發展了，才能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830頁。】“在發展多種經營的農業經濟方面，我國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優良的地理條件”，要“充分地加以利用”。【《朱德選集》，第339頁。】這些觀點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提出的許多觀點一起，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都已被作為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寫入黨的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決議》中寫道：“所有這些，在當時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義。”【《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頁。】

第二，有些觀點作為重要的指導思想收入《朱德選集》中。在外出視察中，朱德在對外貿易、開發礦藏、山區建設等方面也提出過許多重要觀點。在對外貿易上，朱德指出：“我國是一個大國，氣候溫暖，物產豐富，人口眾多，勞動力便宜，手工業產品的價廉物美聞名於全世界，加之我國在國際事務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大，無論是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或是為了加強國際交往，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必須大大地加強和發展。”【《朱德選集》，第351頁。】他還提出，外貿工作的具體方針是：“以進養出”和“以出帶進”。【朱德在對港澳出口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3月13日。】對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礦產資源問題，朱德提出：“對於藏量大、宜於利用現代化設備進行開採的礦山和特種稀有金屬等，由國家統一計劃開採是必要的和正確的，是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但是對於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國家又無力開採的礦產資源，我認為應當允許地方有領導有計劃地開採，但必須保証國家礦山資源不被破壞和浪費。”【《朱德選集》，第353頁。】對約佔我國面積三分之二的山區的建設問題，朱德更是關注和重視，1957年他到廣東、廣西以及西南各省和東北三省視察后，體會格外深切。他說：“從同各省負責同志談話中，從實際的觀察中，深深地感到山區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很大的潛在力量。我是在四川巴山下長大的，親身體會到山區有山區的好處。我們打游擊十幾二十年都在山區。千萬不要低估了山區的價值。”他還說：“如果不把山區的富源開發出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困難的。”【《朱德選集》，第359頁。】此外，朱德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黨糾正“左”的錯誤過程中，也提出過許多重要意見。在農村辦公共食堂問題上，朱德通過調查后較早指出：“吃大鍋飯，我一向就擔心。”【朱德同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談話記錄，1959年7月9日。】“農村辦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菜，像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社員的生活如果這樣長期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系到幾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朱德同中共廣東江門地委負責同志談話記錄，1959年2月17日。】他還將在四川、陝西、河南等地了解到的省委領導和群眾對食堂問題的意見反映給中央，為中央正確決策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朱德的這些觀點，帶有全局性的指導意義。這些觀點和他所提出的一些涉及軍事、黨建等方面的重要觀點，都被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朱德選集》中，是朱德著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關於《朱德選集》的出版說明，1983年5月。】。了解這些觀點，對學習和研究毛澤東思想、學習和研究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學習和研究朱德的生平和思想有重要幫助。

第三，有些觀點具有前瞻性，散見在朱德的調查報告中。這些觀點，主要是朱德在各地視察中針對各地的情況和特點提出的，內容十分豐富，其主要觀點摘取如下：

1、較早認識到廣東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1954年3月，朱德視察廣東后指出：“廣東是亞熱帶，經濟特別發達，財源、貨源最易擴大，找到一切稀罕之物，供全國及全世界之缺乏。海產、陸產均極豐富，實在是我國財富之區，應特別重視此世界罕有之地區。”【朱德視察廣東期間給劉少奇的報告，1954年3月24日。】

2、較早提出建設廣西應注意的問題。1957年1月，朱德視察廣西時了解到，地處亞熱帶的廣西物產極為豐富，特別是土特產和經濟作物，種類繁多，生長容易，此外，還有不少礦產。根據這些特點朱德提出：“我以為根據廣西的特點，在建設方針上，除了增產糧食發展制糖造紙等工業外，如何來大力發展土特產和開採礦產，是一個認真值得注意的問題。這對於改善群眾生活和換取外匯，都是有重大意義的。”他還就發展土特產中存在的收價低、售價高，有的東西統得太死，稅目繁多等問題指出：“歸結起來仍然是體制問題，條條各行其是，塊塊無權干涉，地方上既無權又無錢，說話無力，辦事困難。為了發展廣西的土特產，必須給地方以應有的權力，使他們能夠制止上述不合理的事。在稅收方面應作適當的減免，使農民有利可圖，同時對收購價格也應該根據不同情況，採取有賺有賠的扶植方針，否則就會自己整死自己。”【朱德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1957年1月15日。】

3、最早提出開發海南島的意見。朱德是第一個到海南島視察的中央領導人，他在聽取區黨委書記張雲匯報海南島的資源情況，並深入通什、榆林等地考察后指出：“所談所見，說明了海南島的地上和地下資源十分豐富，許多物資都便於出口，極有發展價值和發展前途，只是勞動力比較缺乏。這樣好的地方，我以為隻要財力所及，即應積極組織力量從速進行開發。”【朱德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1957年1月20日。】

4、較早注意到四川發展農業要重視水的問題。四川素被稱為“天府之國”，被看作是旱澇保收的地方。其實不然，除成都平原可以自流灌溉外，絕大部分地區是靠天吃飯。朱德的家鄉地處川北丘陵地區，就是十年九旱。20世紀60年代初，朱德多次視察四川，深入縣鄉。通過實際接觸，他提出，“四川農業水字當頭”，“要想解決丘陵地區水的問題，從長遠看，提水灌溉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因此除灌冬水田和筑堰筑塘蓄水外，應該增加電灌和機灌設備，盡量提水灌溉，使丘陵梯田地區，能夠及時插秧，並保証稻谷的正常生長。這是丘陵地區增加糧食產量的一個最關鍵性的問題”。【朱德給楊尚昆並轉譚震林的報告，1963年5月。】

此外，朱德還根據雲南氣候溫暖，雨量較多，作物生長季長，一般地區一年可以兩熟，南部地區還可以達到三熟的特點提出，“雲南的農業生產主要是加大復種指數，興修小型水利、開墾荒地和增施肥料”【朱德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1957年2月26日。】﹔根據東北林業工作中木材供需之間的矛盾和採伐同育林之間的矛盾，提出，“把森工和林業兩部門合並起來，並把工作下放，由中央規定任務，地方負責經營完成”【朱德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1957年5月4日。】﹔根據新疆地域遼闊、交通不便的特點，提出要發展具有新疆特色的多種多樣的工業和農業，除了繼續提高全區糧食產量外，要種植棉花、瓜果和發展桑蠶事業，並要使新疆成為全國最大的羊毛和肉食產地之一【朱德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1958年10月6日。】﹔根據內蒙白雲鄂博鐵礦區含有價值異常巨大的各種稀土元素和其他有色金屬的豐富蘊藏的情況，提出，“中國完全可以以白雲鄂博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優質鋼的體系”【朱德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1958年7月23日。】﹔根據江西山區面積很大，資源十分豐富，且絕大多數是老革命根據地的特點，積極支持當地大規模地開發和建設山區，在開發山區時強調以農業為基礎，以糧為綱的建設方針，指出這“對加快老根據地的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有重大的政治經濟意義”【朱德給鄧小平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1961年3月6日。】﹔根據四川缺煤，天然氣儲量豐富的特點，提出要綜合利用和發展天然氣，指出：“迅速發展天然氣化學工業，是支援農業、解決人民吃穿用的一個重要方面。”並建議四川應當有一個部門，專門負責統一和協調對天然氣的研究和設計工作，加強這方面的領導【朱德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林彪、鄧小平的報告，1963年5月19日。】﹔根據雲南南部邊界還有大片可墾荒地，氣候條件好，地廣人稀的情況，提出：“要採取新疆的經驗，即組織建設兵團開到那些地方去，一方面發展生產建設，並做好少數民族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擔負了守衛邊疆的任務。”【朱德給鄧小平並轉中共中央的報告，1965年5月5日。】朱德的這些觀點，過去宣傳不多，但同樣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有關這些意見或建議的調查報告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閱看后，許多都被送給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以及李富春、鄧子恢等有關領導和中辦、財貿、農村等負責同志，供制定政策和決策問題時參考。

現在回過頭來看，朱德較早關注的廣東、廣西、海南島等地，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已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解決四川水的問題和山區開發等問題，已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至今依然是國家發改委重點關注和著力解決的重要問題。這說明，朱德的這些認識具有前瞻性，反映了他的遠見卓識。

如今，我國的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出現了許多新問題，需要用新的辦法去解決。但是，新的問題是什麼，解決問題的辦法又是什麼，依然要靠調查研究才能知曉。而在調查研究方面，朱德為全黨樹立了榜樣，創造了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特別是他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思考，對我們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