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別具特色的重要文獻集：《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1—3冊）編輯舉要

一部別具特色的重要文獻集：《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1—3冊）編輯舉要

廖心文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聯合編輯的多卷本文獻集。在周恩來誕辰110周年時，出版了這套文獻集的1至3冊，收入的是周恩來1949年6月至1950年12月期間的文稿。其具體涵蓋的時間，第1冊從1949年6月至1949年12月，第2冊從1950年1月至1950年6月，第3冊從1950年7月至1950年12月。這3冊文稿的出版，不僅對進一步深入研究周恩來生平思想有重要意義，並且對研究新中國成立前后這一年半的歷史有重要幫助。

一、這部《文稿》是周恩來著作系列的重要組成部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國內越來越重視對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老一輩革命家的生平和思想研究。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1980年12月，出版了《周恩來選集》上卷，這是繼《毛澤東選集》出版后的第一本中共領導人的著作。此后，中央文獻研究室又先后編輯出版了《周恩來選集》下卷（1984年），及《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1984年）、《周恩來外交文選》（1990年）、《周恩來經濟文選》（1993年）、《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1996年）、《周恩來軍事文選》（4卷本）（1997年）、《周恩來文化文選》（1998年）等專題文集。還有《周恩來書信選集》（1988年）、《周恩來南開校中作文》（1997年）、《周恩來旅日日記》（1997年）、《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集》（1998年）。這些書籍中，除周恩來選集是綜合性的著作外，其他專題文集分別從統戰、外交、經濟、軍事、文化等不同方面反映了周恩來的思想理論建樹，形成了周恩來著作系列。通過這些著作，許多專家學者給予周恩來的思想理論建樹很高的評價，稱其為“毛澤東思想博大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統戰、外交、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是一部綜合性的文獻集，也是周恩來著作系列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周恩來在各個方面的重要思想，同樣是“毛澤東思想博大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所有選人這部文獻集的文獻，都經過周恩來本人認定，或由他本人起草，或由他本人修改，或由他本人審定。

二、這部《文稿》編輯工作的幾個特點

同周恩來其他一些著作相比較，這部文稿在編輯工作上有著不同的特點：

（一）關於選稿的基本原則。入選文稿都經過周恩來本人認定，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周恩來的手稿，包括他本人起草的文章、指示、批示、書信、電報稿、題詞、修改件中加寫的話﹔二是經他本人修改審定過的講話、報告、談話記錄稿﹔三是經他本人審定並用本人名義發表或根據本人談話內容整理並經本人審定而以其他名義發表的。這3冊文稿共收入周恩來文稿1200余件，集納成954篇。這些文稿，少量曾公開發表，有些曾在黨內或大或小范圍內印發過，但絕大部分未曾發表過。在目錄中，題目用黑體字刊印的，是重點篇目。這些重點篇目，或反映周恩來的重要思想，或反映周恩來在工作中所涉及的重大問題。

（二）關於開卷篇的時間。中央文獻研究室先后編輯出版了3部文稿，即《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這3部文稿的開卷篇分別是：毛澤東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起草過程中的批語》﹔劉少奇1949年7月4日《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周恩來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開幕詞》。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這3部文稿所選開卷篇的時間雖然不同，但原則是一致的，都是以他們在籌建新中國期間所發表的有標志性意義的文獻作為開卷篇。把籌建新中國的內容編入文稿中，不僅可以幫助研究者對老一代領導人如何籌備和建設新中國有個完整的認識，而且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新中國的開國史。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為例，1949年6月至10月1日新中國建國前的文獻，佔了全書總量的58％。其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新政協的籌備和召開、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的制定，還包括這個時期如何處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對外關系，包括中蘇關系、中印關系、中緬關系、中英關系、中美關系等﹔如何爭取國民黨軍官起義問題﹔如何對待舊政府留下的工廠、企業、技術人員問題等。這些文稿，可以幫助研究者進一步研究周恩來為籌建新中國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並且從這個側面了解新中國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三）關於書中的注釋。每篇文獻根據正文的需要作了注釋，這些注釋是書稿的重要組成部分。這3冊書稿，共有注釋3100多條，其中近450條是根據正文需要連帶公布的檔案文獻。與周恩來其他著作相比較，這幾冊書的注釋難度較大，因為當時整個國家正處在新舊變革之中，國家機構在調整組建，人員職務伴隨機構的調整而變化，再加上年代已久，一些了解情況的當事人早已去世，要准確做出注釋很不容易。書中注釋的根據，一部分依據有關檔案材料，這些材料大部分內容為首次披露﹔一部分依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宣傳部編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史資料》以及當時的《人民日報》等。此外，還參考了《辭海》及當事人的回憶錄等。僅有個別人物因查証不清而沒有作注釋。

三、這部《文稿》內容的幾個特點

這三冊文稿的內容相當豐富，其主要特點是：

（一）涉及面寬，涵蓋政治、經濟、統戰、外交、軍事、文化、教育、衛生等各個領域。3冊書共954篇文稿，從內容上大體可分為6類（有些內容是交叉的）：外交類有300余篇，是分量最重的一類，佔總量的37％多﹔經濟類和軍事類各有130余篇，均佔總量的14％﹔政治類有160余篇，佔總量的18％﹔統戰類有70余篇，佔總量的8％﹔綜合類有90余篇，佔總量的9％。另外，還有一些關於文化、教育、衛生、民族及法律方面的文稿。從各類篇目的比例，可以看出這個時期周恩來工作的側重點在哪裡，也反映出他日理萬機的工作狀態。

（二）涉及多方面重大問題。這3冊文稿中，涉及的重大問題很多。政治類，主要涉及三方面問題：（1）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包括共同綱領的制定、新政協籌備會的組建、新政協代表及特邀代表的協商和確定。（2）新政府各地政權機構的建立、干部的配備等問題。（3）國民黨在港機構起義，包括“兩航”起義，香港招商局起義，國民黨資源委員會、交通部等所屬機構起義，及所有起義人員的撤退、在港資產的保護等等。外交類，主要涉及六方面問題：（1）同美國的關系，包括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欲來北平及返美事、處理美原駐沈陽總領事瓦爾德打傷中國工人案、處理美國間諜案等。（2）同蘇聯的關系，包括與蘇方談判和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以及貿易、民航等各項合作協定，中蘇建交及駐蘇使館的建立和使館人員的配備等。（3）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包括將原國民黨代表排除出聯合國各項組織的斗爭等。（4）同東歐、印度、緬甸、英國、瑞士等國建交問題。（5）處理“紫石英號”事件。（6）對外商在中國開辦報紙、銀行等問題的處理。軍事類，主要涉及六個問題：（1）抗美援朝問題，包括東北邊防軍的建立問題、志願軍入朝作戰問題、中朝軍隊指揮權問題、后勤供給問題、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的談判問題，以及圍繞美國侵台侵朝問題在聯合國的斗爭問題等等。（2）籌建軍事院校問題。（3）在青海等地剿匪問題。（4）解放長山島等沿海島嶼作戰問題。（5）解放軍復員安置問題。（6）新中國成立后軍事情報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經濟類，主要涉及九個問題：（1）生產和救災問題，包括春耕生產救災、皖北救災、救濟失業工人等。（2）建設計劃問題，包括制定恢復國民經濟三年計劃、編制1951年度財政收支預算計劃、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東北與全國結合制定經濟建設計劃等問題。（3）水利和林業問題，包括治理淮河、1950年水利春修工程、全國林業的發展、內蒙古林業經營等問題。（4）調整公私關系問題，包括公私合營、扶助民族資本等問題。（5）外匯管理問題。（6）處理老解放區市郊農業土地問題、新解放區土改及征收公糧問題。（7）接收中國銀行等問題。（8）農業稅收問題。（9）處理中外經濟關系問題，包括與蘇聯、東歐、美國等的經濟關系問題。統戰類，主要涉及四個問題：（1）邀請和妥善安排各方面愛國人士參加新政協，包括宋慶齡、陳銘樞、張學思、李國欽、侯德榜等人。（2）爭取國民黨軍官起義，包括爭取劉文輝、盧漢、程潛等以及海軍將領周應驄起義。（3）爭取和保護薩鎮冰。（4）保護黃炎培、陳叔通、馬寅初等民主人士的安全。民族宗教類，主要涉及四個問題：（1）和平解放新疆問題，包括新疆省政府名單的確定、施政方針的制定、邀請新疆代表參加新政協問題等。（2）關於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劃問題。（3）關於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問題。（4）關於基督教人士宣言簽名活動問題。文化教育類，主要涉及四個問題：（1）關於召開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第一屆文代會問題。（2）武漢大學改造方針問題。（3）建設電影工廠、改進中國電影技術問題。（4）救濟失業教師和處理學生失學問題。綜合類文稿，涉及面很寬，包括與鄧穎超的通信、為紀念任弼時等人的題詞、給程硯秋的留言、關心北大教授馬大猷等人的住房的報告，以及關於任弼時、羅榮桓、李克農等人的病情和醫治問題等等。

（三）涉及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這3冊文稿中，涉及的細節也很多。比如，在政治類文稿中，過去已披露，新中國建國之初曾經起到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是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但一直不清楚起草的過程。《文稿》第1冊不僅公布了周恩來起草的《共同綱領》提綱以及他所修改的幾件過程稿，並且在注釋中寫清楚了《共同綱領》形成的完整過程。比如，在外交類文稿中記載，1950年初，周恩來到莫斯科協助毛澤東同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及中蘇關於創辦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等幾個合作協定。《文稿》第2冊不僅公布了周恩來起草的條約草案、對各種合作協定的意見，而且公布了周恩來給劉少奇並中共中央的信，其中涉及中蘇談判過程中的許多細節。比如，在軍事類文稿中記載，抗美援朝期間，周恩來不僅參與了重大決策的制定，而且對志願軍司令部在前線的防空等具體問題也十分關心，他根據前線陣地的具體情況規定：“志司駐地應經常變動，電台應分散安置，防空洞應按標准挖好，並布置地下辦公室。凡遇敵機來襲，負責同志必須進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應違背。”當時，中國政府派出伍修權、喬冠華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討論控訴美國侵略朝鮮、侵略台灣案，在會上，談判斗爭十分激烈。圍繞這場斗爭，周恩來親筆起草數篇電文，不僅具體提出談判所要遵循的方針、原則、方式、內容，而且設想出許多困難，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又如，在統戰類文稿中記載，為邀請宋慶齡到北平參加新政協，周恩來與專程前往上海迎接的鄧穎超往來電報數封，對宋慶齡的出行作出周到安排。電報中說：“長途旅行，可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臥車直開南京，然后再換臥車，由浦口直開北平，並附餐車。”“房子已准備好，我方去看過，較重慶、上海我常去的兩個地方都大，樓房，有上下兩層，在北平為稀有者。一切內部陳設責成阿曾、羅淑章負責指導。最好上海能帶一可靠廚子來。”【《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7、50頁。】在3冊《文稿》中，還有許多令人感動的細節：比如，新中國建國前夕，為尋找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新世，周恩來特致電中共香港工委的同志，具體部署在香港報上登一尋人啟示，並具體交待：“如找到，請龔澎找她談下，問她知否蘭姊是誰，如她答得出蘭姊是孫維世，是她的姊姊，任銳是她的媽媽，孫炳文是她的父親，則她就是維世的妹妹”，“幫助她經大連採平”。【《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153頁。】又如，1949年11月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時，周恩來特別致電囑咐劉、鄧：“為營救楊虎城不致在貴陽解放前被害，請用一切可能策反。”【《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551頁。】並請曾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建設廳廳長和民政廳廳長的李書城致信國民黨貴州省政府主席谷正倫從中斡旋。那時，周恩來還不知道，楊虎城已於9月17日重慶解放前夕，在國民黨集中營被殺害。再如，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外孫女李湄結束在華北大學的學習生活后，致信周恩來，要求參加南下工作團。周恩來在回信時說：“我不反對你工作，但工作地區不宜離開你媽媽太遠。”【《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160頁。】李湄的父親李少石在重慶談判時不幸遇難，周恩來希望李湄要好好照顧母親。這些細節，使讀者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周恩來的人格魅力。

（四）涉及許多重要的思想。在這3冊《文稿》中，周恩來對如何建設好自己的國家，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帶有全局性指導意義的。周恩來認為，無論是搞革命還是建設，都要重視理論。他指出：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相結合才能使中國革命成功”，“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特點”。【《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頁。】同時，要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他指出：“理論是從實踐中提高，不是教條。實踐是要有理論指導的，不要盲目亂撞。理論有淺有深，實踐有多有少。”【《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471頁。】“理論不是空論，實踐不是降低，反對輕視理論，也反對輕視實踐。”“科學理論也要中國化，大眾化，首先就是與實踐結合，否則寸步難行，這就是新民主社會的科學態度。”【《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120頁。】周恩來還強調，要處理好理想與空談的關系。他指出：“我們想到前途的發展，但又從現在出發，這就不是空談，而是理想。我們要反對空談，但不反對理想。我們要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無目的的無理想的盲目去干，一種是沒有科學根據的空想。”【《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244頁。】

另一方面，對各方面工作有指導作用的。在政治上，周恩來指出：“我們團結的基礎在於偉大的共同綱領，我們的美滿前途是社會主義。隻要將共同綱領一條一條不折不扣地加以實施，中國必然會由新民主主義穩步地走向社會主義。但這必須經過相當長期的努力才能達到，決不可能躐等而進。一個無遠見、無前途的盲目的革命者，固然不能領導人民前進﹔一個脫離實際的空想家，或者是一個不合實際的冒險家，也同樣不能領導人民前進。”【《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497頁。】要“擴大民主與加強專政”【《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頁。】。在經濟建設上，周恩來指出：要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為訓練大批知識分子而斗爭”【《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351頁。】。他強調“科學家是社會財富”，中國科學家的奮斗目標是：“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要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191頁。】他鼓勵科學家要接觸實際。1949年7月，第一屆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全體會議結束后，周恩來安排一些科學工作者到東北解放區參觀，他在致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李富春的電報中說：“此批人多為有用之材，現正願接受我黨及新民主政權領導，進行學習和考察，請你加以指導和幫助，至為重要。”【《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144頁。】周恩來還特別強調，要重視水利建設。他指出：“水利工作是為人民除害造福的工作，是恢復與發展農工業生產的主要關鍵之一。”【《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565頁。】為保証治淮工作的進行，周恩來曾親自致信華東局：“各地治淮工作現已按計劃開始，望督促實行，免誤時機。”【《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318—319頁。】在外交上，周恩來指出：“要爭取世界和平”，因為“國際上打不起來，才能有和平建設”。“我們的國際任務，就是爭取和平。”【《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250—251頁。】但是，“一切團結，必須先靠自己，然后再求援助”。“一面倒不是依賴，國際援助不是舍己救人。‘忘我’是在個人犧牲上，‘不自私’是不私在一方面，而是互利。討便宜，打開人家倉庫隨便取的精神是錯誤的。有借有還，再借不難，花錢學本事，精神援助不取代價，物質援助須將物價償，這是既有革命友誼而又平等合作的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289頁。】對外關系的戰略是“擴大陣容，孤立敵人，爭取主動，后發制人”﹔“團結國際友人與平等互助﹔獨立自主與一面倒﹔自力更生與取得外援”。外交人員應守的原則是：“守立場、守政策、守機密”。“堅持民族獨立的立場，嚴守外交政策，嚴守國家機密。”【《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666、668頁。】外交部選派大使、公使、領事人員的條件是：“（一）政治上忠實可靠﹔（二）相當豐富知識，能懂外國語更好﹔（三）謹慎周詳，能堅決執行政策，服從領導。”【《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710頁。】處理外交事務時：“必須仔細考慮，不要冒昧決定。決定做的事，非情況有變，決不更改，而且凡非例行公事，必須事先請示勿違。”【《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66頁。】在統一戰線方面，周恩來指出：“中國共產黨員應認清自己是人民先鋒隊，在領導方面要站穩立場，堅持黨派性、階級性，反對遷就主義﹔在其他方面則要一視同仁，不分厚薄，反對宗派主義。”【《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496頁。】要虛心聽取各方面意見：“如確有好的或不完全好的建議及批評，我們應予考慮，使他們敢於言，盡其言，並能得到應有的結果。”【《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268頁。】他說：“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國土廣大而情況又如此復雜的條件下，要想把新中國建設好，必須大家共同負起責任來，很好地依靠各黨派聯系各民主階層，將共同綱領和各種政策貫徹到各方面去，同時又將各方面的意見和要求，再反映上來，便於修正補充。”對統一戰線工作，“我們不僅今天要繼續堅持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各民主黨派為新民主主義的建設而共同努力，還要在將來盡一切可能帶領各民主黨派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501、500頁。】在文藝工作方面，周恩來指出，文藝工作者“是精神勞動者，廣義地說來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員。精神勞動者應該向體力勞動者學習。一般精神勞動者的特點之一是個人勞動（當然歌詠隊、劇社、電影廠等的許多活動是集體的），這就容易產生一種非集體主義的傾向。在這一個方面，文藝工作者應當特別努力向工人階級的集體主義的精神學習”【《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77頁。】。在民族工作方面，周恩來認為，《共同綱領》中對民族政策雖然已作了明確、完善的規定，“但事實上民族問題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這一點，必須經常提起注意”。他指出：“根據已有的民族工作經驗，在政治上，必須徹底實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民族區域自治，不論城市鄉村，都應實行。在經濟上，必須盡一切可能幫助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在文教上，首先要十分注意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特別要愛護和幫助已有的少數民族干部。”“在宗教關系上，我們主張尊重任何人的信仰自由及其風俗習慣。教堂寺院，凡為教徒所需要者，應一律予以保護，禁止佔用和毀壞。”【《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501、502、503頁。】對民族工作，“必須先與民族事務委員會及各民族自治區主要負責人商量，並得到你們同意后，始能作出決定”【《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155頁。】。在教育工作方面，周恩來指出，必須“提倡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這就是大眾的方向，要為人民服務，要有群眾觀點﹔科學的內容，要認識普遍真理，要有勞動觀點﹔民族的形式，要熱愛祖國，提倡建設”【《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471頁。】。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周恩來指出：“地方上的工作同志，一定要自覺地從全局看問題，照顧到中央的統一計劃和統一政策﹔中央的工作同志一定要隨時考慮到地方上的不同情況，給地方上以因地制宜的便利。許多事與地方有關的，中央的工作同志應事先征求地方負責同志意見，然后再作決定，有事即可根據地方負責同志意見作為中央決定。許多地方事與全國有關者地方上工作同志應事先向中央報告請示，與地方無關或與全國無關的重要事件，也應彼此通報，以利經驗交流。這樣分工負責，上下相連，既民主又集中，一切事情定可以順利推進。”【《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504頁。】

此外，這些文稿中收入的周恩來對工作中的一些具體批示，也反映了他的一些重要思想。比如，周恩來在新中國建國后的第一個元旦前夕，根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發布政務院公告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在元旦和春節，除放假外，一律不許宴客、收送禮物，並不相互拜年。”【《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739頁。】又如，他對外交部提出修建大樓問題專門作出批示：“外交部修建太費，必須節儉。東樓應停止裝飾，西樓不得加修，隻修補繕其破漏者，一切家具，不許購買，至要。”【《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435頁。】當時，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家經濟十分困難，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對自己所主管的機構提出這樣的要求，體現了他廉潔奉公的思想主張，對全黨樹立優良作風起了榜樣的作用。這些要求，也折射出周恩來的崇高精神風范。

從這3冊文稿的上述特點可以看出，在新中國成立前后這一年半的時間內，周恩來承擔著多方面的工作重擔，日理萬機、嘔心瀝血。作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他不僅是新中國各項事業重大決策的參與者，也是將這些決策付諸實施的重要組織者和督促者，他所提出的許多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見和他在處理各項工作中反映出的智慧和方法，不僅在當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我們今天的工作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