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八大”前后的人口思想和實踐
熊華源
周恩來是我國計劃生育事業的奠基人和杰出領導人之一。建國后，他比較早的就高度重視控制我國人口增長這個大問題，滿腔熱情和盡心竭力地宣傳節制生育和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研究、宣傳周恩來在人口問題上的思想和實踐，將有利於切實總結40年來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教訓，進一步推動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深入開展。本文將對周恩來在計劃生育工作的起始階段中，即八大前后的人口思想和實踐作一歷史回顧。
一
建國后，由於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變革、人民生活穩步提高、醫療保健條件逐漸改善、國家實際上實行的是鼓勵人口發展的政策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從1953年到1957年，我國人口平均每年以1400萬的速度遞增，短短的五年淨增了近7200萬，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生育高峰期。
我國人口這樣迅猛地增長究竟是不是好事？要不要制定人口政策來控制人口迅速增長？這一重大的現實問題，無可避免地擺到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面前，需要他們給予明確的回答。
周恩來認為，衡量一種社會現象“是好是壞，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象出發”。因此，科學地認識我國國情，是正確估價與回答我國人口發展態勢利弊得失的先決條件，也是制定符合實際的人口政策的根本保証。有鑒於此，對辯証法有高度素養、勤於思考又善於思考的周恩來，根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面臨的新問題，採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科學方法，對我國國情進行了一番比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在考察和分析中，周恩來警覺地意識到：如果說，在建國的最初幾年，改變舊中國因連年天災人禍而造成的人口高死亡、低增長的悲慘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恢復的性質，還有某些合理的因素﹔那麼，在渡過恢復時期以后，聽任人口的高速增長就成為一個大問題了。我國人口增長確實是過多過快了。他指出：青年人剛“結婚幾年就是五六個孩子”，在城鎮、鄉村“可以看見到處都是孩子”。①[①1956年8月17日，周恩來接見印度農業合作化代表團、農業計劃與技術代表團時的談話。]我國“一年增長的人相當於一個不很小的國家的人口”。②[②1957年3月24日，周恩來在杭州市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見《周恩來教育文選》，第148頁。]這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造成了人口與經濟發展較為明顯的矛盾，直接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經濟建設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多消費就多，消費多加上人均耕地遞減，必然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周恩來指出：“人口眾多，這有它的好處﹔但是人口眾多也有一個困難，人多消費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國人口現在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萬人，這是一個可觀的數目，而我們的糧食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三左右，增長量並不大。”①[①1956年11月10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0、231頁。]很顯然，每年糧食的增長大多被新增的人口消耗掉了。為什麼糧食增長量不大呢？他解釋說：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我國900多萬平方公裡的國土中可耕地不多，隻有16億畝左右，由於人口高速增長，人均耕地已由建國初的3畝減少到2.8畝。現在內地可供開發的“可耕地已經不太多了”，“可開發的土地遠在邊疆”，而全國人口仍在大量增加中。②[②1956年11月9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1957年3月24日，周恩來在杭州市群眾大會上的講話。]單同我國南面的幾個國家比較，除東巴基斯坦外，其他國家“都比我們的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幾倍”。“至於歐洲國家的人均耕地那就更多了！”③[③1957年3月19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考慮到我國人均可耕地面積很少這一重要國情，周恩來認為：我國可耕地承受人口的能力終究是有限的，人均耕地不多並還在繼續下降的狀況，應該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了！針對一些人對增加糧食產量看得太容易這種不切實際的情緒，他鄭重地指出：雖然“農業合作化可以使我們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增加復種面積”，但是“也要看到，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總是增加得慢”，④[④1956年11月10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0、231頁。]而且“總有一定的限度”，到這個限度后，“再提高就困難”，“像運動員到最高紀錄再難提高一樣”⑤[⑤1956年11月9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這“就使得我們要經常想一想：六萬萬人口，十六萬萬畝左右的土地，……可開發的土地遠在邊疆”，“邊遠地區的開荒，需要長時間的用移民工作來進行，也不是短時間能夠實現的”。⑥[⑥1957年3月24日，周恩來在杭州市群眾大會上的講話。]總之，“不能把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麼容易”。⑦[⑦1956年11月10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0、231頁。]
第二，人口多給國家安排勞動就業帶來相當的困難。
建國初期，周恩來曾為解決當時面對的嚴重失業問題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時，他指出：“我國舊社會遺留的失業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但是，妥善處理新增加的青年勞動人口的就業問題，仍然是一個嚴重的任務。”“第三、四個五年計劃期間，需要安排就業的人比現在還要多。”“對於我國人口的這一發展趨勢，必須有充分認識，才不致於缺乏預見。”①[①1957年9月26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關於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他說：可見，人口多“給安排勞動就業和改善人民生活帶來若干困難和限制”，②[②1957年9月26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關於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從而“給國家建設帶來了難以解決的困難”③。[③1956年11月9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
第三，人口多影響到人口素質的提高。
國民的素質如何，這是關系到國家民族命運的根本性問題。周恩來想得很遠。他說：生育過多，這既對“母親身體有影響”，“兒童營養也受影響”，而且孩子也“難以教育好”。④[④1956年8月17日，周恩來接見印度農業合作化代表團、農業計劃與技術代表團時的談話。]“從長遠看，這對加強人民的體質，提高人民的智慧，都是不利的”，直接影響到關系中華民族未來的人口素質的提高。中華民族“應該一代比一代更好”。⑤[⑤1957年3月24日，周恩來在杭州市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見《周恩來教育文選》，第149頁。]
綜上所述，周恩來這種既從宏觀方面又從微觀方面進行不同視角的考察和分析﹔既注意到認識的全面性，又突出認識的重點﹔既看到人口多的利與得，同時更敢於正視人口過多的弊與失﹔既把著眼點放在認識中國國情上，同時又注意放眼世界，有機地聯系世界各國的有關情況進行對比考察和分析，加深了他對我國國情的全面了解、對我國國情的基本特征的准確把握。據此，他把我國在經濟和人口方面的國情十分精煉而准確地概括為：“中國很落后，不僅農業落后，工業更落后。”“中國人口多，土地少，底子窮。”①[①1957年9月28日，周恩來會見匈牙利政府總理卡達爾時的談話。]這一科學認識，為他提出正確的中國人口政策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
在對我國國情進行科學考察和對我國人口問題的本質有著正確認識的基礎上，周恩來認為，既然我國人口增長過多過快了，那麼，我們就應該面對人口壓力的嚴峻現實，“在人口問題上注意起來”②[②1957年6月6日，周恩來接見日本醫學代表團時的談話，見《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58頁。]，避免人口增長繼續像快速滾動、越滾越大的雪球那樣，在若干年后給國家經濟建設帶來愈來愈嚴重的壓力。對此，周恩來提出了自己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具有決策意義的見解，並且立刻抓緊開展計劃生育工作。
第一，鮮明地提出實行計劃生育的主張，並從理論上說明和論証它的可行性。
周恩來指出：“從人類發展方面看，經濟、文化、生產可以計劃，為什麼人類發展不可以計劃？人類可以主宰一切物質生活，如對自己生育不能主宰，這也是個無政府。”③[③1956年8月17日，周恩來接見印度農業合作化代表團、農業計劃與技術代表團時的談話。]所以，“我們覺得應該有節育的辦法”④[④1956年8月17日，周恩來接見印度農業合作化代表團、農業計劃與技術代表團時的談話。]，“我們應該做到有計劃生育”⑤[⑤1956年6月20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他解釋說：“提倡節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這既“不是說可以放任生育”也不意味著要減少中國的現有人口，“人口還是會增加，只是一個家庭不要太多的孩子”。①[①1956年8月17日，周恩來接見印度農業合作化代表團、農業計劃與技術代表團時的談話。]他說：“一方面人口不斷地增長，另一方面要照顧到人民的健康和生活的改善，同時還需要建設我們的國家，建設工業，發展教育，培養后代。”“有計劃地生育，人口有計劃地發展，不但可以使人民體質更加健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對國家的經濟建設也是有作用的。”②[②1957年6月6日，周恩來接見日本醫學代表團時的談話，見《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58、355頁。]
顯而易見，周恩來提出並給予理論說明的“應該做到有計劃生育”的思想，是從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和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這個全局性的戰略高度出發的，表現了一位氣宇軒昂的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遠見卓識。
第二，闡釋計劃生育工作的必要性，並將它作為基本國策提出來。
為了引起黨和政府的高級干部對我國人口問題的重視，發動大家同心協力抓節育，周恩來以對國家和對民族的現在與未來高度負責的政治責任感，在黨和政府的議政、決策會議上大力強調計劃生育的必要性，提出黨和政府的工作都要注意計劃生育問題。
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上說：“生育要有計劃”。“我出去訪問了幾個工人家庭，現在養兩個孩子以上生活就困難，有孩子與沒有孩子的家庭（的生活水平）相差很大。”③[③1956年4月20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我有個弟弟在重工業部工作，有六個孩子，我一方面幫助他，一方面勸其節育。”④[④1956年6月20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避孕今后要大力提倡”，⑤[⑤1956年6月20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衛生部要“研究些科學的好的避孕方法”。⑥[⑥1956年4月20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會議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把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正式向全黨提了出來。他指出：“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衛生部門應該協同有關方面對節育問題進行適當的宣傳，並採取有效的措施。”他正式提出的這項國策，成為八大路線的一個重要內容，反映了我國人口政策已由實際上鼓勵生育正式轉變到節制生育上，為逐步在我國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這年11月，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強調：“我覺得值得在全會上提出來，提起我們注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要做到“人口的增長能夠有計劃”，我們要“提倡節育”、“提倡晚婚”。
應該指出：周恩來是從1955年2月開始提出應在我國提倡節育問題，並從1956年4月起開始抓這項工作的。在這之前黨內領導層中已經有人提出過節育問題。1954年5月27日，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致信主持政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①[①周恩來這時正在瑞士出席日內瓦會議。]，反映我國大城市的婦女同志在取得自身的解放后，存在著節育的願望和要求。鄧小平明確表示支持她的意見，在收信后的第二天就作出批示：“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衛生部“應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②[②轉引自《中國人口控制：實踐與對策》，第314、315頁。]兩年后，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關於節育，“這一個問題的發明權本來是鄧小平同志的。后來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講了”③[③《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1頁。]。1954年11月27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節育問題座談會上指出：“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要適當提倡，不要反對。”④[④《劉少奇選集》下卷，第171頁。]
周恩來在八大一次會議上把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提出來后，又最先地把“提倡晚婚”和“提倡節育”並提，作為在新的生育高峰期還未到來前應盡早採取的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兩項根本措施。1963年7月8日，他在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〇一次會議上更加明確地提出“計劃生育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提倡晚婚，一方面提倡節育。”在他看來，結婚和生育是緊密相關的，早婚必然早育，晚婚不僅對於青年的全面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而且是控制人口數量增長的兩大法寶之一。
很顯然，周恩來提出的“提倡晚婚”、“提倡節育”，是他對控制我國人口問題的基本國策的巨大貢獻，為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指明了方向。這兩句話，直到今天仍然光彩熠熠，家喻戶曉。
第三，在各種場合，向群眾大力宣傳節育。
周恩來清楚地看到：有計劃地生育在我國不僅有其客觀的必要性，而且已經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有許多人是贊成節育的。他們中“有共產黨員，也有非黨人士，有工人，也有知識分子”。①[①1956年8月17日，周恩來接見印度農業合作化代表團、農業計劃與技術代表團時的談話。]更可喜的是，在農村“也逐漸地有了要求”。②[②1957年6月6日，周恩來接見日本醫學代表團時的談話。]他還說：“過去我們的醫生、衛生工作人員不贊成，好不容易說服他們，最近他們也贊成，因為方法合適，不會影響健康。”③[③1956年8月17日，周恩來接見印度農業合作化代表團、農業計劃與技術代表團時的談話。]但是，他也看到在目前畢竟有更大數量的人或多或少地受著“多子多福”的舊生育觀的影響﹔而有計劃地生育，隻有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成為普遍的自覺意識和行動后，控制人口過快增長才能成為社會現實。
周恩來認為，這就需要“大力宣傳節育”。④[④1957年6月6日，周恩來接見日本醫學代表團時的談話。]他相信，隻要加以持久的正確的領導，為了自身的和民族的長遠利益，將會有愈來愈多的人民群眾接受計劃生育的新觀念，自覺地節育和晚婚。因此，他一面呼吁黨團組織、政府部門“要用一定的力量”①[①1956年11月10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1頁。]進行宣傳，另一方面又身體力行，利用可能的機會在同人民群眾的廣泛接觸中，滿腔熱情地宣傳計劃生育的意義，陳言多子多女之弊、述說少生晚育之利，大力提倡節育和晚婚。例如，1957年3月24日，他在杭州市群眾大會上向廣大聽眾深情地說道：“我們應該控制我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在生育方面沒有計劃是不行的。”“今天在座的都是城市青年，大多數是學校的青年”，你們“不僅要看到眼前，還要看到長遠，要把二者結合起來”。“應該趁年輕的時候，利用大好時光增加知識，學點本事，努力勞動”。“為了我們人民生活的幸福，為了長遠的利益，也為了后一代，我向你們建議：最好是晚婚，並且節制生育。”②[②1957年3月24日，周恩來在杭州市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見《周恩來教育文選》，第147頁。]
第四，向外國學習，借鑒其長處，為我所用，並著手籌建計劃生育領導機構。
為了有利於我國計劃生育工作順利而較快地開展，周恩來認為：還應眼睛向外，積極學習和借鑒外國開展節育工作的成功經驗，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為我所用﹔並且還應在政府機構中成立強有力的計劃生育機構，盡快開展全國性的計劃生育工作。
1956年8月17日，他會見印度客人，當了解到印度有不少人正在研究避孕方法時說：日本也有人在研究。中國“有句話叫‘求仙方’”。“我們將來派個代表團，專門去考察如何節育”，“我們要去日本、印度求避孕的‘仙方’。”1957年6月6日，他圍繞避孕問題同日本醫學代表團的專家進行長時間交談，詳細了解日本所使用的避孕器具和所採取的避孕措施，真誠地尋求日本有效控制人口增長的“避孕‘仙方’”，並指示衛生部組織我國醫學專家繼續就一些技術性問題同日本醫學代表團座談。8月20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議，由力主在全國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一向以求實著稱的我國經濟建設的杰出領導人陳雲擔任即將成立的國務院節育委員會主任。
應該指出：八大前后，在黨和政府領導人中對計劃生育工作抓得最勤、宣傳最多的，也是周恩來。
三
五十年代中期，雖然黨和政府開始注意到人口增長同經濟建設不相適應問題，但從全國范圍來看，這個問題並沒有引起廣泛的重視，有人還對民主人士馬寅初、邵力子呼吁採取有效措施、控制人口過快增長一事給以非議，輕率地判定他們所提見解是馬爾薩斯人口論那一套，認為即使說法有所不同，但其思想體系仍舊落到了馬爾薩斯的窠臼裡。
周恩來感到這實際上涉及到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就是要不要和如何正確對待人類歷史文化遺產、包括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發展成果的問題。他認為，正確的態度是：應該批判地吸取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和那怕是隻有一定價值的東西，並加以創造性地運用。這是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賦予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重要任務。而馬爾薩斯人口論就屬於有一定價值的東西這一類。馬克思主義難道不就是在批判地繼承人類歷史文化遺產的基礎上誕生、發展和壯大起來的嗎？！
從這種認識出發，針對有關非議，周恩來明確表示他支持馬寅初、邵力子提出的建設性意見，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多次強調他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並置那種全盤否定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輿論而不顧，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給予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分析和評價。他說：“人口多在中國確實是個問題。馬寅初、邵力子提出這個問題不能駁掉，說他是馬爾薩斯思想。馬爾薩斯在分析人口規律上有它一定的客觀性，而到他主觀主義作出結論而為帝國主義所利用，則成為反動的理論。到法西斯時代，人口多就成為對外擴張的根據。”①[①1956年11月9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
周恩來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總體批判與部分肯定，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正確的，足見當時他對我國人口問題認識的深刻和對資產階級人口理論了解的深入。這在黨內也是很少見的。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當年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絕非全盤否定。馬克思、恩格斯既嚴厲地批判它“維持或加強現有制度並且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②[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第125頁。]的一方面，同時又公正地指出批判家可以証明“馬爾薩斯的原理是不正確的，但他未能駁倒馬爾薩斯據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實”。③[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頁。]本來，我們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完全應該而且也可能通過辯証唯物主義的揚棄，去其糟粕，取其合理成分，以推動對中國人口問題的深入研究和計劃生育工作在全國的深入開展的。但是，后來由於“左”的思想的影響，未能做到這一點。
1957年反右斗爭擴大化也波及到人口研究領域。當年，康生硬把馬寅初的人口論觀點同馬爾薩斯人口論等同看待，大張撻伐，並企圖以此為罪名，把他劃成“右派”。周恩來就此對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明確指出：“馬寅初這個人有骨氣、有正義感，是愛國的。他是我國有名的經濟學家，國內外都有影響，不能劃為右派。”①[①轉引自《紹興師專學報》社科版1987年第4期，另見《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88年第1期。]由於周恩來的直接干預，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保護了馬寅初，馬寅初才未被劃為“右派”，避免了他在反右斗爭和以后的政治運動中受到更大、更多的身心摧殘。1958年3月25日，周恩來也不得不在成都會議上檢查了自己在人口問題上的“錯誤”。
反右斗爭以后，我國人口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了禁區，計劃生育工作一度無形停頓。“大躍進”興起后，不講科學、不顧經濟效益的大兵團作戰式的大煉鋼鐵和大搞農田深耕密植的運動，造成了“勞動力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口不是過多而是不足”的假象。在“人多是好事”和“人多，生產多，積累也多，越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等錯誤思潮影響下，我國人口又處於無計劃的盲目增長中，加上“文化大革命”對於六十年代剛剛開始的計劃生育工作的嚴重干擾，以致造成影響至今的當代中國極為嚴重的人口問題。歷史為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經驗教訓。
（來源：《業績·方略·情懷——周恩來研究文集》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