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前夕周恩來秘密訪蘇
抗美援朝戰爭前夕周恩來秘密訪蘇
熊華源
近年來，一些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文章和著作，很多都涉及到1950年10月周恩來在抗美援朝戰爭前夕秘密訪問蘇聯時的情況，而且在對周恩來同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會談內容的介紹上出現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說法。例如，曾作為翻譯隨同周恩來訪蘇的師哲，在其回憶錄中說：周恩來是帶著“以不出兵為宜”①的意見同斯大林會談的。有的同志撰文亦認為：經過研究和考証，“師哲對這件事的回憶是對的”，“周恩來是帶著不出兵的意見去的。”②但是，作為機要秘書隨同周恩來訪蘇的康一民，則在其回憶中明確指出：“周恩來此行的目的是，告訴蘇聯領導人，中國決定出兵抗美援朝”﹔否則，“就不需要去蘇聯了嘛”。③更多的研究者也認為：周恩來訪蘇是帶著中共中央決定出兵援朝的意見去的。④
周恩來這次秘密訪蘇是中共中央關於出兵援朝的重大決策形成過程中的一件大事。有鑒於此，現在，我根據自己掌握到的材料及對一些書刊論著有關內容所進行的研究和考証，談談我的意見，就教於史學界同仁。
一、對周恩來訪蘇會談內容的不同說法的幾點看法
1.對周恩來秘密訪蘇的情況，特別是對周恩來同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會談內容的介紹，為什麼會出現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說法呢？
首先，我認為，對某些當事人來說，因為這是在三四十年后回憶這段歷史，又由於他們對當時處於高度機密中的中共中央關於出兵援朝決策過程的整個情況，不可能有通盤而深透的了解，所以對有些情況的回憶便有可能因記憶模糊而造成錯位，以致出現與事實相悖或似是而非的敘述﹔或因已經忘卻或未予與聞而造成遺漏，以致出現以偏概全的敘述。
例如，師哲在回憶錄中說：周恩來秘密訪蘇時，“因緊急而又機密的關系，總理隻帶了我和機要秘書康一民同志。那時林彪正在莫斯科養病”。我們“到達莫斯科后，總理立即同林彪取得了聯系。”⑤但據康一民回憶，隨同周恩來去蘇聯的“有林彪、葉群、作為翻譯的師哲同志和作為機要秘書的我”。⑥根據檔案材料記載，10月5日林彪在京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說明，他關於此時林彪在蘇養病的回憶是不准確的。又如，師哲在回憶中說：“清晨，我們在布爾加寧陪同下飛返莫斯科，午后3時許抵達莫斯科。”回到莫斯科后，康一民“剛剛收到毛主席的電報”。“電文第一句話是：你們走后，我們繼續開會，政治局同志多數主張出兵”。電文還“分析了形勢，制訂了兵力部署、調動以及進入戰斗的作戰計劃與具體的戰術計劃。”⑦師哲雖然沒有說明周恩來返回莫斯科是哪一天，但根據他和康一民的回憶以及有關檔案提供的線索推算，當在10月12日，根據對這段時間檔案材料的分析，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總共有3封。第一封電報擬成時間是13日22時，后兩封電報擬成時間是14日3時、21時半，從時間上看，周恩來回到莫斯科時毛澤東第一封去電尚未發出，不可能剛剛收到。從內容上看，師哲所回憶的電文的第一句話同毛澤東第一封去電的第一句話也有較大出入⑧，而且師哲所講的“分析了形勢”等項內容，亦非毛澤東13日電文所能囊括，而實際上是毛澤東14日兩封去電的內容。這說明，師哲的這一回憶有混淆、有差錯。
同樣，師哲因對會談的重要內容回憶不完整而出現誤斷，也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我認為，就研究者來說，他們隻能根據各自掌握的比較零碎的檔案材料和認為可信的有關回憶與研究材料，對周恩來訪蘇時會談的內容進行介紹，因此有的介紹比較准確，有的介紹就不大准確。
2.周恩來出訪時，中央政治局果真“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嗎？
師哲在回憶錄中說：討論是否出兵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還沒有結束，就派周恩來秘密訪問蘇聯”了。“周恩來離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員們的工作。他說：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見毛主席下了決心，自然也就沒有什麼意見了。”“因為總理正在旅途中，對這一切無從知曉。”⑨有的同志在文章中也說：“周恩來離京前，中央政治局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⑩
我認為，以上說法值得商榷。理由是：根據檔案記載，10月6日，毛澤東致信周恩來：“各國賀電[11]均應回電，請令外交部起草。”當外交部將回電擬好后，8日，周恩來在毛澤東來信上寫道：“送喬木同志，將各電閱正后送主席批發。”由此可以斷定：周恩來離京不會早於8日。根據其他檔案和當事人的回憶材料又可以斷定：周恩來離京正好是8日。8日上午，作為志願軍統帥的彭德懷和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高崗也奉命飛赴沈陽。[12]可以設想，這時如果“中央政治局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毛澤東能讓3位力主出兵援朝而又與其有直接關系的政治局委員匆忙地離開北京后，再繼續開統一政治局全體同志思想認識的會議嗎？顯然，這是不可能的。
何況，在周恩來、彭德懷、高崗飛離北京的這天，毛澤東接連發出了關於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並“迅速向朝鮮境內出動”的命令、關於派遣志願軍入朝作戰給金日成的電報。8日下午、9日上午，彭德懷、高崗在沈陽先后召集東北局、東北軍區主要負責人會議和志願軍軍以上干部會議，宣布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決定。[13]可以設想：(一)如果中央政治局此時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毛澤東能鄭重其事地給金日成拍發“根據目前形勢我們決定派遣志願軍到朝鮮境內幫助你們反對侵略者”[14]的電報嗎？!須知，在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中，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新中國政府歷來是說話算數的。(二)彭德懷、高崗在沈陽召集東北局、東北軍區和志願軍高級干部會議上能公開宣布中共中央已作出出兵援朝的決定嗎？(三)既然和周恩來同一天離開北京的彭德懷、高崗都知道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決定，哪有唯獨周恩來還“無從知曉”的道理呢？
3.周恩來究竟是帶何種意見去蘇聯的？
我們目前尚不掌握能完全反映周恩來秘密訪蘇、與斯大林等會談情況的材料，但根據有關檔案，我們可以確切地知道，10月11日周恩來同斯大林會談后兩人曾有一封聯名電給毛澤東，14日斯大林有一封給中國方面的復電。同時，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會見金日成首相時的談話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會談的基本情況。
為了論証、敘述的方便並便於讀者理解，現將毛澤東、周恩來20年后會見金日成首相時的一段對話擇要摘錄如下。
毛澤東：當時，“雖然擺了5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在那個時候，因為中國動動搖搖，斯大林也就泄氣了，說算了吧!后來不是總理去了嗎？是帶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吧？”
周恩來：帶去“兩種意見，要他選擇。我們出兵就是要他的空軍支持我們。”
毛澤東：“我們隻要他們空軍幫忙，但他們不干。”
周恩來：“開始的時候，莫洛托夫贊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給他打電話說，不能用空軍支援，空軍隻能到鴨綠江邊。”[15]
從毛澤東的問話談話和有關檔案中，可以肯定：從七月上旬中國決定陳兵鴨綠江邊后，到十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決定是否出兵問題前的這段時間裡，斯大林是積極主張中國出兵援朝的﹔但因中共中央在一段時間裡沒有正式表示意見，斯大林也就不再堅持主張中國出兵了。而從周恩來的回答和有關檔案中，則可以肯定：周恩來是帶著中國出兵或者不出兵的兩種方案去蘇聯同斯大林等會談的。會談中，周恩來明確提出隻要蘇聯出動空軍掩護中國就出兵援朝，否則中國有很大困難﹔而不是像師哲所說的，周恩來僅僅是帶著“以不出兵為宜”的意見去的。其實，師哲對周恩來此行使命的回憶前后也是不一致的。徐焰在《出兵入朝參戰決策最后確定的曲折過程》一文中指出：“就此事曾一再向當時伴隨周恩來去蘇的師哲詢問，並從其他渠道作過了解，確認周恩來去蘇是向斯大林說明我國的困難，以爭取蘇聯供給武器並出動空軍，而不是去解釋中國不出兵”。[16]
也許有人問，既然中共中央已經決定援朝，並派遣彭德懷、高崗飛赴沈陽宣布中共中央出兵決定和部署出兵事宜，督促部隊在10天內完成一切出國作戰的准備工作，[17]為什麼中共中央又要周恩來帶著“兩種意見”去蘇聯呢？我認為，這是中共中央根據斯大林前段時間積極主張中國出兵的態度作出的判斷，這就是：隻要中國政府明確表示出兵援朝，即使以蘇聯空軍提供空中掩護作為出兵的前提條件，斯大林也會堅定地支持中國出兵的。因為這是有前例可援的，抗日戰爭時期，蘇聯政府就曾派遣過志願空軍在武漢、重慶等地上空同日本空軍作戰。中共中央就是在這一估計的基礎上，指示周恩來帶著“兩種意見”去同斯大林會談的。這樣做的目的是，使蘇聯政府能夠更清楚地了解中國出兵援朝后所必然面臨的巨大的實際困難，以便爭取蘇聯政府提供更多的軍事援助和出動蘇聯空軍掩護志願軍入朝作戰。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清楚地看到：這時中美兩國軍隊裝備的差距是很大的。美國軍隊1個軍(2個步兵師、1個機械化師)，包括坦克炮、高炮在內，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徑的各種炮1500門﹔而志願軍1個軍(3個師)隻有這類口徑的炮36門。同時，對方擁有各種型號飛機1100多架，掌握著制空權﹔而中國剛剛開始訓練的空軍，估計要到1952年1月才能有300多架飛機可以用於作戰。[18]由於朝鮮山高林密、地形狹窄、東西臨海地理條件的限制，志願軍入朝后的作戰方式將同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所採取的大踏步前進和大踏步后退的運動戰方式有很大不同，需要採取陣地戰和運動戰的方式。在解放戰爭初期，中共中央軍委從戰略全局出發，指示東北民主聯軍進行過一次陣地戰——四平保衛戰。參戰部隊英勇地抗擊了國民黨軍隊在飛機、坦克、大炮掩護下的輪番進攻，殲敵1萬余人，對鞏固北滿根據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東北民主聯軍也付出了傷亡8000余人的沉重代價。在比國民黨軍隊擁有多得多的飛機、坦克、大炮的“聯合國軍”的進攻面前，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還是志願軍其他高級干部都知道志願軍入朝后所面臨的這種局勢將意味著什麼。因此，10月9日，在彭德懷、高崗召集的志願軍軍以上干部會議上，各軍負責人最擔心的便是出國作戰有無空軍掩護的問題。正因為如此，9日11時，彭德懷、高崗急電毛澤東：“我軍出國作戰，軍委能派多少戰斗機和轟炸機掩護？何時能出動並由何人負責指揮？”[20]顯然，這裡所指的“戰斗機和轟炸機”，隻能是來自蘇聯的，因為中國空軍剛剛組建。
二、周恩來秘密訪問蘇聯的情況
根據我所看到的檔案材料和對有關問題的研究與考証，現對周恩來秘密訪問蘇聯的情況作如下表述。
10月8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蘇聯同斯大林等蘇聯黨政領導人商談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的有關事宜。10日，周恩來抵達莫斯科。
11日午后，周恩來飛抵蘇聯高加索黑海邊的克裡米亞，同在此休養的斯大林等會談。周恩來在會談中介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是否出兵援朝問題的情況，說明中國出兵后將面臨的巨大的實際困難，強調隻要蘇聯提供空中掩護中國就出兵援朝[21]，同時要求蘇聯援助中國抗美援朝所需的軍事裝備[22]，並向中國提供各種類型的武器與彈藥首先是陸軍輕武器的制造藍圖[23]。莫洛托夫表示：蘇聯可以出動空軍支援[24]。斯大林則指出：可以完全滿足中國抗美援朝所需要的飛機、坦克、大炮等軍事裝備[25]，但是，蘇聯空軍尚未准備好，須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能出動[26]。會談后，斯大林、周恩來聯名致電毛澤東，說明了會談情況。斯大林表示的暫不出動空軍到朝鮮掩護志願軍的態度，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始料未及的。
毛澤東收到聯名電后，立即召回彭德懷、高崗。13日下午，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最新情況進行討論。會議決定：即使暫時沒有蘇聯空軍的掩護，在“聯合國軍”大舉北進的嚴峻形勢下，中國也要克服千難萬險，盡快出兵援朝。會后，毛澤東起草了致周恩來電。
當晚，周恩來收到毛澤東22時[27]的來電，要他將電文內容轉告蘇聯領導人。電文指出：在蘇聯空軍暫時不能出動的情況下，“與高崗、彭德懷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對中國，對朝鮮，對世界都極為有利”。反之，“不參戰損害極大”。毛澤東對蘇聯援助中國軍事裝備能否採用租借辦法和兩個半月內蘇聯能否出動志願空軍沒有把握，但這兩件事又至關緊要。因此，他在電文中指示周恩來“留在莫斯科幾天”，同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商議並確定：(一)蘇聯援助中國軍事裝備究竟“是用租借辦法，還是用錢買，隻要能用租借辦法”，使中國政府明年能夠“保持20萬萬美元預算用於經濟文化等項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則我軍可以放心進入朝鮮進行長期戰爭，並能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二)“隻要蘇聯能於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願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又能出動掩護空軍到京、津、沈、滬、寧、青等地，則我們也不怕整個空襲，只是在兩個或兩個半月內如遇美軍空襲則要忍受一些損失。”深夜，周恩來緊急約見莫洛托夫，轉告毛澤東的來電內容，要他立即轉告斯大林。
14日，在得到蘇聯政府對援助中國的軍事裝備將給以信用貸款和將出動16個團的噴氣式飛機掩護中國志願軍的答復后，周恩來致電斯大林，進一步提出8個問題請求答復。其中有：“蘇聯空軍在出動16個團的噴氣式飛機之后，可否繼續出動轟炸機至朝鮮配合中國軍隊作戰？”“蘇聯政府除派志願空軍參加朝鮮作戰外，可否加派掩護空軍駐扎中國近海各大城市？”“蘇聯政府的援助，除飛機、坦克、炮類及海軍器材外，中國政府請求在汽車、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給予信用訂貨的條件。”並隨電附去中國政府第一批關於各種炮類及附屬器材的訂貨單，請斯大林批准。隨后，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報告了致斯大林電的內容。
這一天，周恩來先后收到毛澤東本日3時和21時半的兩封來電。前電介紹了朝鮮前線敵友的最新情況和我志願軍出動后的初步計劃，指出：志願軍擬在平壤至元山之北山岳地區組織防御，“使美偽軍有所顧慮，而停止前進”﹔“如此，則我軍可以不打仗而爭取時間裝備訓練，並等候蘇聯空軍的到來，然后再打”。后電通報了志願軍的出動時間和整個部署情況，指出“我軍決於10月19日開動”，告以彭德懷將於“15日返安東，在安東布置兩三天后即去德川與金日成會面。”[28]周恩來迅速將兩電內容通知了斯大林。
鑒於“聯合國軍”北進甚速，平壤危在旦夕，15日5時，毛澤東當機立斷，改變了本日1時作出的“志願軍決於10月18日至遲19日渡江”的命令，致電彭德懷、高崗：“我軍先頭軍最好能於17日出動”，“第二個軍可於18日出動，其余可在爾后陸續出動”。[29]但是，就在這極為嚴峻的形勢面前，斯大林卻從維護蘇聯自身戰略利益(避免同美國發生全面的武裝對抗)的立場出發，改變主意，指示莫洛托夫轉告周恩來：蘇聯將隻派遣空軍到鴨綠江北岸的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后也不准備進入朝鮮境內掩護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30]16日，周恩來飛離莫斯科。
得到斯大林改變原有主意的消息[31]后，17日17時，毛澤東再次急電原擬18日赴朝的彭德懷和高崗，告以志願軍先頭兩個軍的出動由17日、18日推遲“於19日出動”，彭、高請於18日返京。[32]
1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再次研究出兵援朝問題。會上，剛回北京的周恩來介紹了幾天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會談的情況﹔彭德懷介紹了志願軍出動前的准備情況。鑒於斯大林最后雖不同意出動蘇聯空軍掩護志願軍入朝作戰，但畢竟答應給中國提供軍事援助，會議正式決定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9日入朝作戰。
19日，在彭德懷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率領下，中國人民志願軍雄糾糾、氣昂昂地渡過鴨綠江入朝作戰，揭開了威武雄壯、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
注釋
①⑤⑦⑨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496、495、499-500、501頁。
②⑩ 《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第85、87頁。
③⑥ 1987年2月12日，作者訪問康一民同志記錄。
④ 參見《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23頁﹔張希：《彭德懷受命率師援朝的前前后后》，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2期第147頁﹔徐焰：《出兵入朝參戰決定最后確定的曲折過程》，載《中共黨史研究資料》1991年第4期第11頁。
⑧ 毛澤東電文原文為：“與高崗、彭德懷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
[11]指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的來電。
[12][14][18][29][3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545、540、563-564、567頁。
[13]《中共黨史資料》第32期第142-144頁。
[15][21][24][30]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會見金日成時的談話。
[16]《中共黨史研究資料》1991年第4期第11頁。
[17][19][20]《彭德懷傳》第404、406、404頁。
[22][25][26]1950年10月13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
[23]轉引自1951年4月28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
[27]因為時差，莫斯科比北京晚5個小時。
[28]兩電引文均引自毛澤東手稿。
[31]在中朝兩國軍隊把“聯合國軍”趕回“三八”線以南，扭轉了朝鮮戰局的勝利形勢下，3月3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同意派遣兩個蘇聯驅逐機師”，“在別洛夫將軍指揮下進入朝鮮境內作戰，以掩護中朝軍隊的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