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萬隆會議看周恩來和平外交思想的傳播與影響
從萬隆會議看周恩來和平外交思想的傳播與影響
熊華源
眾所周知，周恩來是新中國外交的主要開拓者，他以決策者、指揮者、實踐者的身份，成為舉世公認的杰出外交家。他參與了新中國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對重大問題的決策，並親自實踐或者直接指揮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動﹔他重視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風格，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貢獻。
1949年11月，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明確提出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把外交學中國化”的口號[1]。他在抗美援朝的戰略決策、與此有關的外交斗爭及其這以后的停戰談判中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1952年4月，他深入地總結了兩年多來外交工作的經驗，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對世界局勢給予了科學分析，認為當今世界應劃分為兩大陣營（帝國主義陣營、社會主義陣營）、三類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並明確指出：世界的格局並“不是簡單的兩大陣營對立，沒有什麼工作可做”。“對帝國主義陣營也要有分析。追隨美帝的國家畢竟是少數。”“資本主義世界並不是鐵板一塊，我們應該區別對待。”其中，“同我國已建交的東南亞國家，過去是殖民地，現在不僅形式已經改變，有自己的國會與政府，同時人民的覺醒也使得帝國主義不能不改變過去對殖民地的一套辦法，而由當地資產階級來統治。”“要分清敵我友”，“區別的主要關鍵是對戰爭與和平的態度”。“東南亞國家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同帝國主義有矛盾，我們要在戰爭時爭取它們中立，在和平時爭取它們同帝國主義保持距離。”[2]他特地提醒搞外交工作的同志：“我們要依靠進步，爭取中間，分化頑固。這樣可以使我們的外交工作更靈活一些”。“我們要這樣來打開我們外交工作的局面。”[2]（p.90）
基於上述認識，朝鮮停戰后，周恩來敏銳地抓住國際局勢相對和緩的時機，經中共中央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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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04-05
[作者簡介]熊華源，研究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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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大力推進並發展和平外交政策，打開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1953年12月，他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考慮以此原則處理中印兩個接壤大國的雙邊關系。在1954年4∼7月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客觀地分析了與會各國的力量對比，主張制定適中的方案，採取積極爭取和平解決的方針，成功地利用英法與美國之間以及美國主和派與主戰派之間的矛盾，採取集中打擊並孤立美國及法國好戰勢力的外交策略，克服重重困難，以適當讓步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使一度已經很渺茫的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變成了現實，會議終於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協議而勝利閉幕，從法律上排除了美國勢力進入印支、擴大戰爭的可能，為這一地區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創造了基本條件。日內瓦會議，是周恩來和平共處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通過這次會議的實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體現了作為指導整個國際關系和解決各種國際爭端的普遍原則的強大生命力。同樣是基於上述認識，周恩來再一次敏銳地抓住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已經獨立的亞非國家發起和召開的、沒有西方國家、沒有當時主要世界大國參加會議的時機①，在萬隆會議上，繼續大力推進並發展新中國和平外交政策，進一步打開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筆者想就萬隆會議的情況，談談周恩來和平外交思想的傳播與影響以及萬隆會議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一、萬隆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
1954年12月，緬甸、錫蘭（今斯裡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五國總理在茂物會議上正式確定召開萬隆會議，並決定邀請中國參加。1955年1月15日，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代表五個發起國發出邀請書。周恩來認識到出席這次會議是打開中國外交局面的好機會。2月10日，他復電印尼總理欣然接受了邀請，並指出：萬隆會議“是歷史上第一次為了促進亞非各國間的親善和合作”、“建立和增進友好和睦鄰關系而召開的會議”。中國對於能夠參加這次會議“感到榮幸”。[3]
萬隆會議召開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第一，亞非人民的反殖民主義斗爭有了新的發展，許多國家已經取得民族獨立，許多國家正在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進行著英勇斗爭。但是“殖民主義在這個地區的統治並沒有結束，而且新的殖民主義者正在謀取舊的殖民主義者的地位而代之。不少亞非人民還在過著殖民地的奴隸生活，不少亞非人民還在受著種族歧視，他們的人權遭受著摧殘”。[2]（p.147）亞非人民需要進一步團結起來，深入進行反殖民主義的斗爭。第二，亞非地區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近代以來，因“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義的掠奪和壓迫，以致被迫處於貧困和落后的停滯狀態”。[2]（p.146）為了“克服殖民主義統治所造成的落后狀態”，並使“各自的國家獲得獨立的發展”，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合作，成為“亞非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2]（pp.147、148）第三，整個國際形勢雖然趨於和緩，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還在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美國在台灣地區繼續制造緊張局勢。亞非以外國家在亞非地區建立的軍事基地越來越多。”這樣，使亞非人民“不能不關切日益增長的戰爭威脅”，並急切地盼望召開一個增強亞非國家團結合作的會議。[2]（p.148）五國政府的倡議，真實地反映了亞非人民的這個強烈願望，因而得到了亞非國家的普遍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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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會議的參加國除日本外，都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第一次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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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萬隆會議要達到預期目的並非易事。建國初期，同我國建交的多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參加會議的29個國家中，發起國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同中國有外交關系，錫蘭同我國隻有貿易關系﹔越南民主共和國和阿富汗同我國也有外交關系。其余22個國家，多數還同台灣國民黨當局有“外交”關系，而且有的國家在政治上受著美國的影響或控制，同社會主義國家有對立情緒。
與此同時，美國正在精心策劃、力圖破壞會議。茂物會議結束不久，1955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召集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負責太平洋事務的副國務卿幫辦羅伯特·墨菲以及曾經在日內瓦會議上同周恩來交過鋒的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伯遜等開會，商討美國對萬隆會議的立場。他們擔心：第一，如果中國共產黨人成功地在亞洲搞成，其要害是要排除美國的地區集團，那麼共產主義最后吞沒這些國家就會比較容易﹔第二，如果與會國家在以后對舉行沒有西方參加的會議產生了興趣，那麼印度和中國因其人口眾多很可能統治局面，這樣將在聯合國內形成一個強大的反西方的集團﹔第三，以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所表現的那種外交技巧，“萬隆會議將為他在反殖民主義的幌子下向那些幼稚的聽眾大大傳播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一個極好的講壇”。1月18日，杜勒斯再次召集會議討論美國對亞非會議的立場。會議決定：美國要准備兩手，最好會議開不成，如果會議真的召開，美國必須使友好國家派遣最能干的代表去萬隆，而這些代表又必須得到最充分的情報資料。為此，美國要進行充分准備，要列出一個共產黨人可能在會議上提出的問題的單子，要為所謂的“友好國家”准備資料，甚至也可以准備決議案，讓這些國家在會上提出。[4]
美國阻止萬隆會議召開的陰謀破產后，轉而企圖利用亞非各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所造成的一些隔閡，扭轉這次會議的方向，把它開成反共、反華的會議。1月25日，杜勒斯指示美國駐各國使節向有關國家表示美國政府的下列主張：第一，希望各友好國家能參加會議﹔第二，派出最得力的人赴會﹔第三，共產黨人將力求通過會議達到他們的目的，對此應有所准備﹔第四，隻要非共產黨國家代表團有效合作，即可以挫敗共產黨人，而取得建設性的結果。[4]（pp.16∼23）
二、“求同存異”，大力推進新中國的和平外交
為了使萬隆會議達到預期目的，從2月開始，周恩來即著手研究、制定參加會議的方針和策略，並於4月初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參加萬隆會議的方案。方案分析了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指出：我們在萬隆會議的總方針應該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並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若干亞非國家的事務和對外關系創造條件。圍繞總方針，方案就與會各國共同關心的和平共處和友好合作、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反對殖民主義、促進經濟合作與發展等11個問題，提出了我國政府的主張。同時，方案強調要注意會內會外的配合，視當時具體情況相機應變。
在這個總方針的指導下，周恩來率領我國政府代表團前往印尼參加萬隆會議。4月18日，會議隆重開幕。會議開始后就出現了兩種不同傾向，甚至還有人打著反共旗號向中國挑舋，會議氣氛極為緊張，局勢十分復雜。周恩來鎮定自若，堅定沉著。他堅信：隻要堅定不移地堅持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忠實地貫徹執行這一外交政策的新中國外交風格，並以“爭取團結，避免爭吵，尋求共同點而不強調分歧點”為基本原則，採取有效措施和辦法，就能排除各種干擾和破壞，就能使會議獲得圓滿成功。這些措施和辦法主要是：
第一，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結束爭論，達成共識，加強亞非國家間的團結。
4月19日，有人在大會發言中提出所謂“共產主義威脅”、“顛覆活動”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對中國進行攻擊。針對這一情況，周恩來當機立斷，決定將原來的發言改為書面發言散發，並利用休會的短暫時間起草了補充發言。周恩來走上講台首先就明確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這一鏗鏘有力的聲音、表明立場的堅定態度，使會場氣氛頓時好轉。接著，他提出並深刻地闡釋了求同存異的方針，“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應該將我們的“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2]（pp.153∼154）
為了使亞非國家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消除一些國家對我國的疑慮和恐懼，周恩來還以有力的論據令人信服地說明了所謂害怕中國“共產主義威脅”、中國進行“顛覆活動”等問題是不存在的。他說：“中國人民為反對殖民主義所進行的斗爭超過一百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總共“經歷了近三十年的艱難困苦的過程，才終於達到了成功”。所受苦難“是數也數不盡的”中國人民，“最后才選擇了這個國家制度和現在的政府”。他進一步強調：“中國革命是依靠中國人民的努力取得勝利的，決不是從外國輸入的，這一點連不喜歡中國革命勝利的人也不能否認。中國古話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反對外來干涉，為什麼我們會去干涉別人的內政呢？”我們承認，被中國人民唾棄的“蔣介石至今還在利用極少數的華僑進行對所在國的破壞活動”。但是，新中國絕不會利用華僑的雙重國籍來進行顛覆活動。相反的，“新中國的人民政府卻准備與有關各國政府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2]（pp.155∼156）講話結束時，周恩來真誠地說道，“我們是容許不知真相的人懷疑的。”但是，“中國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大家如果不信，可親自或派人到中國去看。”“你們什麼時候去都可以。我們沒有竹幕，倒是別人要在我們之間施放煙幕。”[2]（pp.156∼157）周恩來的這一席話，是對新中國關於“依靠進步，爭取中間，分化頑固”的外交戰略思想的最為妥帖的運用，獲得了與會代表的熱烈歡迎和贊揚，使其他亞非國家認識了新中國同它們友好合作的誠懇與善意態度和對和平的真誠願望，看清了新中國奉行的確實是和平外交政策。就連最初對中國持不友好態度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演說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現了民主精神。這樣，求同存異的方針開始為與會的絕大多數代表所接受。
這之后，各國代表相互間和善了，努力按照求同存異的方針去討論問題、解決問題。22日，在政治委員會上，有的代表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亞非國家相互關系的准則，有的則以種種理由不贊成採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概念和五項原則的數目。周恩來認為，討論和確立亞非國家之間建立友好合作關系的共同原則是亞非會議的一個主要內容，亞非各國在這個重要問題上應該達成一致的協議，至於協議的提法是可以變通的。23日，他在大會發言中以平等協商的口氣講述了自己的意見，說道：為了團結反帝，亞非各國“首先應該確定一些原則，讓我們大家來共同遵守，不進行擴張，也不去顛覆別的國家”。“五項原則的寫法可以加以修改，數目也可以增減，因為我們尋求的是把我們的共同願望肯定下來”。接著，他提出了中國代表團的變通提案。這個議案將連日來各國代表發言中能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點，歸納成七項原則：（1）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2）互不採取侵略行為和威脅﹔（3）互不干涉和干預內政﹔（4）承認種族的平等﹔（5）承認一切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國家的人民有自由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經濟制度的權利﹔（7）互不損害。[1]（pp.130∼132）同時，他採納日本代表團的建議，將議案定名為《和平宣言》。周恩來的發言吸引了會場內的每一個人，結束了在“和平共處”問題上的爭論，為會議達成一致通過的最終協議掃清了道路。各國代表經過反復磋商，終於達成共識，制定並通過了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部內容的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並且寫進《亞非會議聯合公報》中，成為《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內容，從而加強了亞非國家間的團結。
第二，闡明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嚴正立場，澄清被歪曲的事實真相。
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主權和內政，但是中國的內政卻受到了美國政府的干預，它極力歪曲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事實真相。因此，會議期間，許多國家很關心遠東特別是台灣地區的局勢。有的國家對於我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不甚了解，存在糊涂觀念。周恩來在全體會議上耐心地闡明了我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原則立場，但明確表示不要求會議討論。因為，進行討論，“就很容易使我們的會議陷入對這些問題的爭論而得不到解決”。[2]（p.154）在會外，周恩來同緬甸、錫蘭、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代表團團長又就台灣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指出：在台灣問題上存在著兩個不同性質而又互相關聯的方面：（1）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是行使自己的主權、爭取領土完整和中國的完全統一。因此，這是內政問題。（2）美國侵佔台灣，干涉中國人民解放沿海島嶼，造成了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因此，這是國際問題。他又說：現在的問題，首先是如何緩和和消除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解放台灣的方式有兩種，即戰爭方式或者和平方式。隻有在美國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一切武裝力量后，台灣的和平解放才有可能。中國人民和平解放北京、新疆、西藏就是范例。這時，巴基斯坦總理問道：和平解放台灣后，是否可以委任蔣介石為一將軍？周恩來回答：完全可以。隨即，他發表聲明表示了中國努力維持世界和平的真誠願望，強調：“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3]（p.253）。頃刻之間，周恩來關於台灣問題的講話和聲明震動了萬隆，並且很快波及世界，獲得了亞非各國以及世界輿論的理解、歡迎和支持，還導致了以后的中美大使級談判，為世界局勢的緩和做出了重大貢獻。
第三，進行廣泛接觸，增進了解與友誼，謀求親善與合作，建立友好與睦鄰關系。
在全體會議上，周恩來指出：“亞非兩洲有這麼多的國家在一起舉行會議，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我們的會晤是難得的”，應該珍惜它。[2]（pp.146∼153）為了增進中國與亞非各國的相互了解與友誼，謀求相互間的親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鄰關系，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與中國已建交還是沒建交的、友好的還是不友好的，周恩來都積極地在會內和會外與之接觸，探討相互間所關心的重大問題，消除隔閡。
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同27個國家的代表進行過接觸（因時間關系，未接觸的國家隻剩1個），並都收到了顯著效果。周恩來在同印尼政府領導人的接觸中，在友好合作的基礎上，經過充分的平等協商，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舊時代遺留給新中國的這個繁難問題的合理解決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不僅進一步增進了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人民的友誼，而且為新中國同東南亞其他國家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提供了榜樣，使他們看到中國政府和人民是誠心誠意地願意同鄰邦世代友好下去的。因此，亞非會議閉幕的第三天，緬甸總理吳努就對美國《新聞周刊》的記者感嘆道：我深信中國沒有領土野心，中國最大的願望就是求得和平。相反，中國卻受到了美國赤裸裸的公開進行顛覆之害。
同時，周恩來時時刻刻注意到尊重小國，平等相待。會議閉幕的當天，五個發起國宴請周恩來。宴會前半小時，他說，我還有一個活動。於是帶著禮賓司司長趕在這個宴會召開之前去參加了一個小國的酒會。這個國家的代表團雖然事先邀請了周恩來，但當知道五個發起國要在這時宴請中國代表團時，都以為周恩來不會出席他們的酒會了。周恩來的到來，使他們感到非常意外，感慨不已。
第四，提出開展經濟、文化合作，強調一個國家在政治上獨立后，還必須實現經濟獨立。
開展亞非國家間的經濟、文化合作是會議的主要議題，也是中國政府代表團此行爭取實現的一個基本目標。一個國家的經濟獨立是政治獨立的基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獨立之后，必須實現真正的經濟獨立，否則，就不可能做到國家的完全獨立。
為了引起亞非國家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周恩來在書面發言中明確指出：“我們大多數亞非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由於殖民主義的長期統治，經濟上還很落后。因此，我們不僅要求政治上的獨立，同時還要求經濟上的獨立”。“我們要求發展亞非各國獨立自主的經濟”。隻有這樣我們亞非國家才能取得真正的獨立。因此，“爭取完全獨立是我們大多數亞非國家和人民長期奮斗的目標。”[2]（p.149）
周恩來還高度重視國際經濟關系，主張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開展平等互利的國際合作。他說：為了消除亞非國家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狀態，“我們亞非國家需要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合作”，但是，這一“合作應該以平等互利為基礎，而不應該附有任何特權條件”。[2]（p.151）在亞非會議分組會議討論經濟合作問題時，中國代表團根據以上精神，再度闡明了中國政府關於亞非國家在努力建立獨立自主經濟的基礎上進行合作的主張，強調亞非國家相互間的經濟合作是有光明前途的。
上述切合客觀實際的措施，較好地消除了亞非國家間，特別是中國同其他亞非國家之間的疑慮和隔閡，並且使亞非國家達成了經濟合作和文化合作協議。
三、萬隆會議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1955年4月24日，萬隆會議在亞非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絕大多數國家代表團“求同存異”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克服了重重阻撓和破壞，取得了重要成就，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勝利閉幕。這是國際和平力量的一個重大勝利。在閉幕大會上，周恩來指出：“我們的會議是有成就的。”“會議的成就是開始了、或者增進了亞非各國之間的了解，並在某些主要問題上達成了協議，這對於我們在反對殖民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增進彼此之間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務上將有很大幫助。這個會議相當地滿足了亞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願望。”[5]會議主席、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在致閉幕詞時也說：“在這些日子裡，許多友誼已經建立，許多有益的接觸已經進行。現在我們自己當中都知道，我們需要容忍和彼此像友好的鄰居一樣和平相處，而這是人類賴以昌盛的唯一可靠的真實的基礎。願我們在我們已經共同採取的道路上繼續前進，並且願萬隆會議成為指引亞洲和非洲的進步前途的燈塔。”[3]（pp.66∼67）
萬隆會議盡管隻有1周，但局面一下子就打開了，新中國的地位上升了，形象更突出了。會議之所以能獲得成功，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同周恩來熟練地掌握新中國的外交方針、靈活地運用策略、善於做國際統一戰線工作的卓越外交才干分不開的。從周恩來身上體現出來的求同存異、愛憎分明、堅定沉著、臨危不懼、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外交風格，獲得了各國代表的高度贊揚。當時，一位參加會議的代表就感慨地向周恩來稱贊道：在每一場你要參加的或你允許自己參加的戰斗中你都獲了勝。雖然我們在好些問題上，有些是很重要的問題上有分歧，我們卻同你建立起了一種密切的關系。美國記者鮑大可在《周恩來在萬隆》一書中曾這樣寫道：在亞非會議上發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共產黨中國登上了國際政治舞台。的確，在這之前，中國雖然是亞洲的一個大國，但剛剛取得民主革命勝利的新中國在國際上還未受到重視，它的作用還遠遠未發揮出來，其他國家對它也還不甚了解。萬隆會議的召開，再次為中國提供了一個走上國際舞台、喊出自己的聲音、打出自己的旗幟的絕好機會。周恩來以心懷善意、通情達理而又真摯誠懇的形象，使許多國家的代表們相信，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的國際關系准則是公平合理的，也是大有發展前途的。由此，周恩來的和平外交思想也得到廣泛傳播，並產生了深遠影響。
萬隆會議所反映出來的亞非人民團結反帝、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增強各國人民間的友誼的精神，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精神，是不同文明求同存異的精神，被人們稱之為“萬隆精神”。與會29個已經取得民族獨立的亞非國家，在爭取解放的斗爭中採取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也建立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在這些國家中，既有中國、越南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也有印尼、印度這樣的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既有緬甸這樣的佛教影響很深的國家，也有伊斯蘭教影響很深的印尼等國。這些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國家坐在一起討論問題，當然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矛盾、也有過爭吵和斗爭，但最后都能本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精神，以尋找共同利益為主，以亞非國家的團結為重，顧全大局，達成一致的共識。這確實是一件相當了不起的事情。因此，當時的輿論就認為，這次會議“將作為一件世界大事載入史冊”，“帶來了等待已久的亞非兩洲復興的黎明”，“展開了世界史上的新階段”。
由於亞非國家對新中國有了新的真正的認識和了解，萬隆會議結束不久，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宗教事務部部長巴庫爾、錫蘭總理科特拉瓦拉、巴基斯坦總理阿裡很快訪問了中國，還有若干國家的代表人物也准備訪問中國﹔同時，很快就有尼泊爾、埃及、敘利亞、阿拉伯也門共和國、斯裡蘭卡、柬埔寨等11個亞非國家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在“萬隆精神”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的影響下，亞非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迅猛異常，特別是非洲，1956∼1965年10年裡，已有33個國家獲得獨立，僅1960年就有17個，被稱為“非洲年”。一向被稱為美國“后院”的拉美地區，在亞非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下，也掀起了反美風暴，爆發了古巴革命。1959年1月，卡斯特羅領導的“七·二六”運動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建立了革命政府。
總之，萬隆會議的意義，在於通過這次會議和這次會議的十項原則所反映出來的“萬隆精神”，增進了亞非各國的了解，推動了反對殖民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展，增強了亞非國家領導人和人民維護亞非地區和世界和平、開展友好的經濟合作的自覺意識。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實際上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延伸，幾十年來一直產生著巨大影響。萬隆會議后，亞非國家作為一支新興的政治力量，在國際事務中所處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有力地推動了國際政治力量向多元化方向發展。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曾經參加過萬隆會議的一些亞非國家，又成為奉行獨立自主政策和以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為宗旨的聲勢浩大的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的中堅力量，成為南南合作的忠實參加國。地域遍及亞非拉國家的不結盟運動的形成和77國集團的建立，標志著南南合作的開始。而南南合作，又對於發展中國家爭取經濟獨立、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政治獨立，促進發展中國家間的經濟合作，對於鞏固和加強發展中國家同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保持優勢的發達國家的談判地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都具有重大意義。
由此可見萬隆會議的意義之重大、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的影響之深遠。正如印尼總統蘇哈托在萬隆會議30周年紀念大會上所強調的：“30年前參加萬隆會議的國家盡管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不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以及不同的社會經濟願望，但是它們求同存異，團結起來了。為了肩負起未來的歷史任務，亞非國家有責任加強團結。亞非國家能夠肩並肩地為消滅落后和貧困而斗爭。”“團結不僅限於政治領域。萬隆會議也為各國之間在經濟和文化領域的團結奠定了基礎。”“萬隆會議產生的十項原則是指導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准則。這十項原則並未過時，它們對於我們正面臨的、充滿緊張、危險和不平等的世界的發展來說，仍然是適用的和需要的。”我相信，“隻要把亞非團結發揚光大，我們將變得強大，我們的聲音將引起注意，我們的合理要求將能達到”。[6]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取得民族獨立的亞非地區的國家，尤其是亞洲地區的一些國家，越來越意識到在取得政治上的獨立后發展本國經濟和開展地區經濟合作的重要意性。
例如，近些年來東亞區域合作進程加快，合作平台建成，合作形式日益機制化。東亞國家提出了建立“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以此，通過東亞國家間關系的整合與協調，創造一個安全穩定的和平環境﹔通過同東亞國家問的經濟融合，獲得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尋求更大的商機﹔通過金融領域的緊密合作，防止金融危機的再次爆發﹔通過東亞一體化的實現，使其在同區域外其他經濟體發展經貿關系時擁有更強的競爭力，更好地發展自己。近些年來，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已經突破國家和地區的界限，促進了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大范圍的合作，如東盟自由貿易區、南亞區域性經濟聯盟、亞太經合組織以及孟加拉國、印度、斯裡蘭卡和泰國四國經濟合作組織等。小范圍的合作，有湄公河流域開發區、東盟東部增長三角區、東盟北部增長三角區、東北亞圖們江流域增長三角區等。
再如，近10年來，盡管非洲經濟依然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總體保持著改善和好轉的發展態勢。2002年非洲聯盟開始實施的《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是自1970年《拉各斯行動計劃》后非洲國家在經濟改革進程中的又一份重要文件。《拉各斯行動計劃》拉開了非洲經濟改革的序幕，《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是在改革實行30余年后提出的一個全新的行動方案，更具現實性和可操作性。它所確立的新目標是：“根除貧困，使非洲國家各自或集體走上持續增長和發展的道路”，“最終把非洲從不發達的苦難和被排斥在經濟全球化邊緣狀態下解放出來”。隨著非洲聯盟的成立和非洲大陸整體意識的增強，非洲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中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的發展所帶來的巨大變化，非洲國家開始以全新的目光“向東看”，以積極的姿態順應亞非合作潮流。有50多個非洲國家派出高級別代表團出席200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舉行的亞非峰會①。4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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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席會議的有106個國家，其中包括52個亞洲國家。各國代表在會議最后一天轉移到150公裡外的位於西爪哇的萬隆，紀念和緬懷50年前轟動一時的萬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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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南非外交部副部長阿齊茲·帕哈德說，世界上最貧窮的非洲大陸正謀求與經濟迅速發展的亞洲建立亞非國家戰略伙伴關系，以交流發展經驗，共創穩定和繁榮的未來。
總之，近些年來，亞非國家特別是東亞和南亞地區的許多國家努力發展本國經濟，建立地區間的經濟合作組織，大力開展地區間、國家間的經濟合作，國家經濟實力有了較大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為明顯的提高。所有這些，都同萬隆會議和充分體現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部內容的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所反映出來的“萬隆精神”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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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
[2]《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90頁。
[3]《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第3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232頁。
[4]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21卷，第11∼17頁。
[5]《亞非會議文件選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第58頁。
[6]《人民日報》198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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